（一）帝国主义竞相对华资本输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相继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也逐渐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手段。而《马关条约》又为帝国主义对华进行资本输出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甲午战后列强竞相对华资本输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

1、兜揽政治奴役性贷款

1895-7，俄-法洋款，4亿法郎，折银9800万两，折扣94.125，年息4厘，分36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为担保。从此俄法得以插手中国海关管理。

1896-3，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万两，94折扣，年息5厘，分36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在此期间，中国现行海关管理制度不变。

1898-3，续借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折银11200万两，83折扣，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以部分地方的货厘和盐厘为担保。

三次大借款，利率高，折扣大，都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税收和内地部分盐税、厘金等，从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

2、争夺铁路投资权

投资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方式。因为“路之所至，即兵威权力之所至”。所以，甲午战后列强对在华投资修筑铁路展开了激烈争夺，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共夺取了近1万公里的铁路投资经营权，不仅由此取得了长期的高额利润，而且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命脉，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提供了方便条件，更严重的是列强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沿线的驻军、行政和司法权，使这一地区的中国主权名存实亡。

3、开矿、设厂

1896年，美商与华商“合办”门头沟煤矿，是为外资侵入中国矿业之始。随后，其它列强接踵而至，到1899年，英国先后夺取了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热和部分地方的矿山开采权；沙俄夺取了中东铁路及其支路沿线矿山和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夺取了胶济铁路两侧以及沂水、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法国也夺取了四川部分地方的煤矿、金矿开采权。中国的资源逐渐为帝国主义所控制。

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华开设的工厂设立的工厂约有100家，资本总额约2800万元，其中主要是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甲午战后数年间，外资工厂的数量猛增，到1900年，总数已达933家，其中仅新设立的美国鸿源纱厂、英国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和德国瑞记纱厂四家，资本总额就达473.3万元，将近同一时期华商新设纱厂资本总和的一倍。这些外资厂矿，以优越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严重排挤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与此同时，列强对华商品输出也在继续增长，中国的入超额逐年增加。1890-1894年，平均每年进口14200万海关两，出口10700万海关两，入超3500万海关两；而1895-1900年，平均每年进口21400万海关两，出口15100万海关两，入超额激增至6300万海关两。并且出口货物中原料作物大量增加，进口货物中日用工业品数量越来越多，说明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越来越深。

（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1、《中俄密约》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的刺激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甲午战后，它们在竞相对华资本输出，扩大侵华权益的同时，又纷纷强租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皇俄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早在1895年初，沙俄的《新闻报》就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34页）。中日战争一结束，沙俄就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同年底，沙俄就以所谓“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给予俄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

1896-6，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俄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与清政府的贺冕专使进行秘密谈判，索取更大的“报酬”。清政府也果然按照俄国的意愿，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彼得堡。5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谈判，经俄国代表多方要挟和利诱，6月3日，终于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主要内容：①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派海陆军互相支援；②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媾和；③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一条铁路（中东铁路）以直达海参崴；④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在该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

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协定，但实际上它是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侵略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为其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创造有利条件。

2、列强强占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沙俄的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扩张了其侵华利益，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1897-11-14，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和青岛港。1898-3-6，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了胶州湾，租期99年，并攫取了胶-济、胶-莱-济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两旁30里内的开矿权。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紧接着，沙俄又以“帮助”中国防止德国入侵东北为借口，出兵强占了旅顺、大连。1898-3-27和5-7，先后强迫清政府签定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的租借权，租期25年。此外，还获得了中东铁路支线即哈-大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利权，把整个东北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法国早在1895年就强占了我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河口、思茅为商埠，取得了在广东、广西、云南优先开矿的权益。1898-4，法国又逼迫清政府声明不得把两广、云南割让或租于他国，这样，两广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1899-11，法国正式与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99年。并攫取了修筑滇越铁路和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

英国在长江流域拥有传统的广泛利益，为了保持这一优势，遂于1898-2强迫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使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1898-6-9，为了南拒法国，又迫使清政府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各岛（新界）和深圳、大鹏两海湾，租期99年。7-1，为了北抗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连同沿岸十里宽地段和刘公岛的租借权，租期25年。

日本并不以割占中国台湾为满足，1898-4，又以福建省临近台湾为由，强迫清政府声明不把福建租借或割让他国，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1899-3，意大利提出租借福建三门湾，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3、美国的“门户开放”

正当列强在中国强占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则因忙于美西战争而无暇东顾。到1899年战争结束，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兼并了夏威夷，占据了菲律宾，建立了侵略中国、参与列强争夺远东的基地。但这时的中国已被瓜分殆尽，“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它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二卷，441页）。但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巨大的侵华利益，而且它有独占中国的更大野心。

1899年9-11月，美国政府由国务卿海约翰出面，分别照会英、俄、德、法、日、意六国，提出“门户开放”宣言，要求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①承认各国在华取得的一切既得利益；②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各口岸的货物，一律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③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货物的港口税和铁路运费。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在承认各国在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要求列强实行“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以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使中国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使美国得以分享其它列强已经取得的侵华特权，进而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排挤和压倒其它国家，最终独霸中国。它的实质是列强激烈争夺中国的一个妥协方案，由此结成了列强共管中国的政治同盟。

甲午战后数年间，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得支离破碎，中国的主权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1万多浬长的海岸线，竟无一处可作为自己的军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二、戊戌变法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①由于帝国主义竞相对华进行资本输出，扩大商品倾销，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同时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从而使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②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一些爱国人士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纷纷要求自办铁路，开矿、设厂，以抵制洋商洋厂侵略势力的扩张，把发展民族工商业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手段，因而增加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投资。③由于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已不能完全控制和垄断近代工业；而清政府既然允许外国人在华开矿设厂，也就不便对民间资本限制过严。1895-6-5，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各厂局出品，按照洋货办法，仅纳海关正税一道”(<光绪朝东华录>卷四,3949)，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比较自由的发展。

2、情况：甲午战后三、四年间，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1900年，新创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约2300万元（其中1895-1898年，新创商办企业约50多家，资本总额1200多万元），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但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发展是极不充分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非常微弱的，这又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出现及其主要思想、活动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更法”主张，很快得到传播，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反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同时，也逐步看清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因而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

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又从传统今文经学中吸收了变革-改制的“微言大义”，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借取了进化论等思想武器，提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迅速广泛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并把它推展成为一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

领导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接受了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直到1879年和1882年，他接触了西学，先后游历了香港和上海租界，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从此“大讲西学，尽释故见”。在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他逐渐产生了维新变法思想，并很快付诸行动。他与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最大不同、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思想变成了行动！所以他首先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其次才是一个思想家、宣传家。但他所走的政治路线，则是依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改良。

1888年，康有为利用赴京乡试之机，写了第一封上皇帝书，极言时局的紧迫和变法的必要：“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请求皇帝赶快“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上皇帝书洋洋万言，虽因无人敢代为呈递而未能上达，但却在一些爱国人士中广为流传，康有为因此声名远播。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学馆，讲授西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志士；著书立说，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根据，奠定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是康有为以考据经学真伪来论证其变法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他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泥古守旧思想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经典的《周礼》、《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统统宣布为“伪经”，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而制造的“新朝之学”，根本不值得信奉。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绝对权威、一统天下，“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沉寂局面，而且对两千年来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公开挑战。

《孔子改制考》作于1892年，刊行于1898年，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派“三世”进化论和所谓孔子“托古改制”来宣传变法维新的又一重要论著。他从维新变法的政治要求出发，把封建统治者的至圣先师孔子美化为变法维新的鼻祖，认为“六经”中尧、舜、禹等古圣先贤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出来的，历史上不见得确有其人其事，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言论来实行改制。以此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完全是师承了孔子“托古改制”的道统，希图借用孔子的权威招牌来为其推行变法维新扫除障碍。此外，他还运用进化论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指出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必定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因循守旧的反动思想。

康有为的这两部著作，如同火山喷火、大地震，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触动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政治利益和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在思想上、政治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而也遭到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说他“离经叛道，惑世诬民”，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但是康有为的思想也夹杂着许多消极因素，他反对因循守旧，力主变法维新，却又要借封建主义的祖师爷孔子的亡灵作为他变法的依托；他承认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却又认为社会只能渐进，不能飞跃。这种互相抵牾、互相调和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也是以后康有为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十七岁中举，之后却慕名到万木草堂就学于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他著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说群》等文章，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政治上的紧迫性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弊。……弊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如今变法更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保种、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全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明确指出中国若望由弱而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大力宣传“民权论”，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8页）。要求“设议院”、“伸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梁启超的文章通俗流畅，议论新颖而又犀利，具有很大感染力，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多次游历南北各省，目睹国家和人民的深重灾难，逐渐对封建统治产生不满。甲午战后，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开始钻研西学，走上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道路。1896年在北京结识梁启超，自称康门“私淑弟子”，更加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成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政治活动家。

1897年，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和三纲五常，猛烈抨击“君权神授”，提出“冲决”封建网罗。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起义表示同情，崇尚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与朋友“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认为“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表示了愿为事业而牺牲的决心，成为戊戌维新时期最激进的维新志士。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谭嗣同提出“惟变法可以救之”，认为“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把“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并去之”，则“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

和其他维新派人物一样，谭嗣同一方面愤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又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主张借重英、俄抵御日本，甚至提出“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抵偿对日赔款。同时“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吾得此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的的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也反映了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性。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本来是洋务派官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少年时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较早受到新式教育。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0）。严复在留学期间广泛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

面对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逐渐认识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弊端，开始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他的最大贡献是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论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等社会政治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号召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在当时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起了振聋发聩、警醒国人的巨大作用。

（三）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生、发展

1、维新运动的发端——公车上书

1895-4，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爱国人士莫不痛心疾首，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更是悲愤异常，便和梁启超四处活动，发动各省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上书由康有为亲自起草，故亦为其第二封上皇帝书。书中痛陈对日割地赔款，必将引起民心丧失，列强争相效尤，最后导致亡国的严重后果，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特别强调此四项中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希望光绪帝能推行“富国、养民、教士”之法，通过筑铁路、造轮船、开矿山、办邮政等，使国家无贫穷之患；通过采取新的农业技术、奖励发明创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使人民富裕起来；通过改革科举制度、广设新式学堂、普及教育以广开民智。此外还提出改革现行行政机构，从各省士民每十万户中选一“议郎”做皇帝顾问，他们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讨论国家内外大政以供皇帝决策咨询，以此逐步实现“君民共治”。

“公车上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政治纲领。“公车上书”使酝酿多年的变法思想发展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成为维新运动的发端。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仍未上达，但却被辗转传抄，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6月，又先后写了上清帝第三、第四书，反复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第四书中明确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光绪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改变国弱民穷的状况，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因而非常重视，命令分别抄送西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运动从此得到光绪帝和帝党官员的支持，逐渐发展起来。

2、维新派大办学会、报刊

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广泛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设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推动着维新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1895-8，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随《邸报》一起免费分送在京官员，造成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康-梁的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推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为书记员。康有为亲作《强学会叙》，极言中国的危机形势：“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丛刊《戊戌变法》四，384页》。大声呼吁变法维新以挽救民族危亡。

强学会每十天聚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在维新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帝党首领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赞助，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也入了会，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但因名声太坏而被拒绝。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打着赞助维新的旗号加入了强学会，极力对维新运动施加影响。

1895-11，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会分会，并于1896-1出版《强学报》。维新运动声势日大，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嫉视和反对。1896-1，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背叛“圣教”。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光绪帝被迫下令查封了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不久，张之洞也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并不能阻止维新运动在全国的发展。

1896-8，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论著，感人至深，数月之间销量增至1万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

在湖南，由于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积极倡导，并得到当地官员如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的大力支持，采取变法宣传和维新运动同时进行的方针，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中最有生气的一个省区。

1897-4，江标、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学报》，宣传维新思想；10月，陈宝箴、唐才常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任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1898-2，谭嗣同、唐才常组建南学会，在长沙设总会，各府、县设分会；3月，又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天津，1897年冬，严复、夏曾佑创办《国闻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成为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的重要阵地。

此外，在其它各地也涌现了许多学会、学堂、报馆，到1898年，全国共达300多所，其中绝大多数是维新派或倾向于维新的人士创办的，对于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3、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从思想上、政治上极大地冲击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以徐桐、刚毅为首的顽固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联合起来，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胡说什么“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1898-3，张之洞有抛出〈劝学篇〉，重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老调，以抵制维新变法，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奋起反击，就下列三个主要问题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论战。

①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出发，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甚至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维新派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批驳守旧派的谬论。梁启超“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康有为则进一步把变法与救亡直接联系起来：“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指出祖宗之法是用来维护和治理祖宗疆土的，如今祖宗疆土尚且不保，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为守祖宗疆土，必变祖宗之法！

②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这是论战的核心问题。守旧派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君权神授”，美化清朝封建统治，坚决反对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说什么“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甚至可能招致外国干涉而亡国。

维新派针锋相对，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论述了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人为君”；既然君由民“共举之，则亦必可共废之”，所以，“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全集〉下，339页）。有力地揭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动摇了封建皇权思想。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源”；只有兴民权、开议院，才是国家富强之本，只要实行了君主立宪，“则国家之治强，计日可待也”。

③要不要废八股、倡新学，改革教育制度

守旧派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顽固坚持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封建教育制度，把一切不合“圣人之道”的言论都斥为“异端邪说”。

维新派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废八股、倡新学、办学校、育人才。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尖锐揭露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培养一些空谈理性、玩弄词章、抱残守缺、无裨实际、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儒、学究”；指出八股取士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祸根”（〈戊戌变法〉三，131页）。

这场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维新派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的封建文化，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宣传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选〉合订本，359页）的道理，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历史潮流，使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解放，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上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走向高涨。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维新派本身的许多弱点：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但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他们提倡民权，但又认为“权生于智”，“宜先兴绅权”；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但又强调中国“民智未开”，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又不能完全肃清自己思想中的封建毒素；他们鼓吹救亡图强，却又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认识，甚至报有幻想。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维新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性、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四）维新运动的高涨及其失败

1、《应诏统筹全局折》和戊戌保国会

1897-11，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康有为闻讯立即由上海赶赴北京，12月写了上清帝第五书，痛切指出瓜分危机已迫在眉睫，如再不当机立断发奋变法，“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此书未能上达，但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督察院给事中高燮曾随即上奏光绪，请求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但被奕訢以“本朝成例”阻拦。于是光绪于1898-1-24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五大臣代为“问话”。康有为当场批驳了荣禄等人的诘难，阐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得到了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把“问话”情况向光绪做了汇报，光绪很受触动，于是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康有为随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呈送光绪帝。

1898-1-29，康有为遵旨呈递了他的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皇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并提出变法大纲：①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由皇帝召集群臣，当众宣誓变法维新；②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在午门外设“上书所”允许士民自由上书，从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③开“制度局”以定新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事，以筹划和实施新政。在这里，康有为对原先主张的“兴民权”、“开议院”避而不谈，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皇帝的身上，企图通过让维新派参与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逐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过了几天，康有为又进呈了第七封上皇帝书，建议光绪以彼得大帝为楷模，出国游历考察，以便回来推行新政。

1898-4，康有为又利用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机会，多方奔走倡议，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织了全国性的维新政治团体——保国会。康有为起草了《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相号召，并规定了一套组织办法，基本上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在保国会影响下，各省在京爱国人士又相继成立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团体，变法维新的浪潮在士大夫中激荡起来，维新运动迅速高涨。

2、百日维新

在不断高涨的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决心实行变法，明确表示：“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6月11日，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6-16，光绪召见康有为，详谈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之权。7-3，又召见梁启超，六品卿衔，命其专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9-5，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专门负责起草变法的上谕诏书，批阅官吏送上的奏折。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从6-11开始，直到9-21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在这103天的时间里，前后颁发新政诏书、谕令100多件，史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运动到此达到高潮。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①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撤冗员和闲散重迭机构；广开言路，澄清吏治；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靠国家供养的特权。②经济方面：保护并奖励农工商业；广办邮政，兴建铁路；改革财政，编制预算等。③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操练新军；地方力行保甲、团练。④文化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广泛设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准许自由组织学会、创立报馆等。

这些新政措施，虽然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有相当差距，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的要求，在政治上给了资产阶级一定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在文化上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得到了一定解放。符合当时历史趋势，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3、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既然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就必然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手中，所以光绪颁布的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外，其它地方督抚则或者阳奉阴违，或干脆置若罔闻。而西太后则在变法一开始，就积极布置力量，控制形势，准备政变。

6-15，西太后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①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勒令回籍。使帝党和维新派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②凡新任二品以上官员，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把持了高级官员的任用权，防止光绪帝破格任用维新派；③任命兵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荣禄是西太后的亲信，如今又成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实力人物，完全控制了京畿地区。随后，西太后又派她的亲信崇礼、怀塔布、刚毅控制了北京城和颐和园的禁卫军，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严密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光绪帝对守旧势力也进行了反击。7-8，御史文悌参劾康有为，当即被光绪免职；9-4，下令将抗拒新政诏旨、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全部革职；9-7，又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敬信从总理衙门赶走。

守旧派遭到如此打击，再也按捺不住，更加积极策划反扑。西太后不断派亲信去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还突然调兵移驻天津和北京外围，剑拔弩张，政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光绪帝预感大祸临头，与9-15让杨锐传出一道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筹商”。16日，在维新派的推荐下，光绪帝召见了曾经赞助维新、又掌握着7000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以示笼络。17日，又让林旭传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等人“迅速出外，不可迟延”。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杀荣禄、除旧党、救光绪。袁世凯当面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同时，维新派又求救于英、美、日驻华使馆，没有结果。20日，袁世凯赶回天津，即向荣禄告密。21日凌晨，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下令搜捕维新派，发动了政变。

政变前一天，康有为离京赴上海，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逃往日本。谭嗣同把自己的著作等托梁启超带走，拒绝了人们要他也出走日本的劝告，激昂地表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筹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慷慨赴义。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28，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被害于北京菜市口，是为“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面不改色，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他为改革事业勇于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其他维新派和与新政有牵连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只有严复因为没有实际参加百日维新而未被追究。所有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均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五）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失败原因、历史意义

1、性质：资产阶级维新改良；地主阶级改革；改良主义。

2、失败原因：客观上是由于阻挠变法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维新派本身的幼稚性、软弱性、妥协性。他们力图挽救民族危亡，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不敢正面触动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要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却要借助封建统治的祖师爷孔子的亡灵；他们要发展资本主义，却企图在不根本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情况下达到目的；他们自己既软弱无力，却又找不到支持他们的社会力量，不敢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反而害怕和敌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身上。所以当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疯狂反扑时，他们没有丝毫回击的能力，其结果不能不归于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要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使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走不通。

3、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救亡运动。面对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借以救亡图存。他们的实践斗争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次伟大体现，激励着一代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懈奋斗。

其次，它是一场进步的社会改革运动。维新派试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蓝图，对中国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一番改革，向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发起了直接挑战。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废八股、建学堂、讲西学，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三，它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维新派广泛提倡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和“君权神授”说，起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为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反洋教斗争的发展

商品、炮舰和宗教是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三大武器。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曾叫嚣要“以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他们更是抱着“遍地寻找黄金”的发财欲望，蜂拥来到中国，充当了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有关特权，利用传播宗教、兴办学校和其它所谓“慈善”事业，来毒化和麻醉中国人民，为本国侵华政策张目；他们四处活动，搜集情报，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以取得更大的侵略利益；他们在中国为所欲为，肆意破坏中国主权，欺压中国人民，霸占田产，包揽词讼，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他们无视中国人民的传统风俗，经常纵容不法教民，制造民教纠纷，然后肆行讹诈，牟取暴利。

外国传教士的罪恶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从1856年西林教案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全国各地共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其中以1870-天津教案最为典型），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洋教斗争的内容也逐渐从地方官绅的“排斥异端、保卫圣道”发展到广大民众的反侵略、反瓜分。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武装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会党和秘密结社越来越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最后终于汇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2、义和团起山东

原因：①山东人民苦难深重。甲午战争期间，山东半岛就惨遭日寇铁蹄蹂躏；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山东又首当其冲——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取得修筑胶-济、胶-莱-济铁路和开采沿线矿产的特权；（英国还强租了威海卫）。德国侵略者沿途破坏水利，强拆民房、掘毁祖坟，激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愤慨。而为了支付对日赔款，山东当局巧立各种名目进行筹款，导致物价腾贵，民怨沸腾；加之吏治腐败，河堤失修，以致黄河“近年来几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庚戌及壬子条）。1899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50多州县受灾，10多万人丧生，房屋田产损失不可胜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②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比较强大。19世纪末，山东共有教堂、会所1300余处，传教士300多人，教民达8万多人。教会势力“日渐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兵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屈迁就而后已”（《义和团档案史料》上，24页）。人们被逼无奈，只得铤而走险，走上灭洋仇教的道路。

③山东义和团率先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减少了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吸引了一部分具有反教要求但又不敢违抗清政府的势力（地方官绅）参加进来，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壮大。

④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等人都是顽固派官僚，本有灭洋仇教之心，因而对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使山东义和团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

情况：义和团的前身为义和拳，发源于鲁西北，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义和拳的斗争矛头也逐渐转向了外国教会侵略势力。而随着参加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力量日益增多，义和拳的组成成分也越来越杂，其中有的原属白莲教的八卦教，有的来自大刀会，有的则是从民间“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拳会组织（如红拳、梅花拳等）发展而来，所以后来所谓的义和团，实际上是以义和拳为主的、在反帝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各种群众性组织的总称。在白莲教和大刀会的影响下，义和拳逐渐形成了一套“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的斗争方式。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基本单位是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各个坛口都供奉着他们所敬仰的神灵或人物牌位，大门两侧竖立着一、两面大旗，绣着“扶清灭洋”或“义和神拳”字样。各坛口的人数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逾万人。早期加入义和拳者，都要经过老师传授，举行宗教仪式，到后来则大多是群众自行设坛，立个旗号就是义和团了，所以义和团始终处于一种互不统属的分散状态。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师兄，其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坛口的大小。义和团的成员，非常广泛，主要是农民群众，也有一些失业的水手、脚夫、筑路工人、盐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店员等，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到义和团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时期，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部分清军也参加了义和团。此外还有妇女组织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等等。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冠县展开。早在1886年，冠县梨园屯教民在法国教士梁宗明指使下，要拆毁村中玉皇庙，兴建教堂。以阎书勤为首的村民武力护庙，与教会势力进行了相持十年之久的斗争。1897年，教会又要拆庙，阎书勤遂邀请义和拳（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在梨园屯比武亮拳，向教会势力和地方官员示威，周围拳众前来参加者3000余人。但赵三多等离去后，官府又支持教民拆庙。颜书勤率众驱逐该村教民，并再次邀请赵三多来援。1898-10-24，赵三多、阎书勤率义和拳众在冠县蒋庄马场起义，树起“助清灭洋”大旗，攻打红桃园天主教堂。后在清军追剿下，转战直鲁交界地区，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冠县志》），拉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随后，义和团又很快在茌平（朱红灯）、平原、高唐、禹城（本明（心诚）和尚）等地发展起来。

义和团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1899-12，它们公然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取而代之。清政府随即照办，派袁世凯率7000新建陆军赴山东就任。袁世凯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到任不久，就发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严厉镇压义和团。山东义和团损失惨重，被迫转为秘密活动，有的则转移到直隶继续斗争。

（二）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1、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迅速蔓延到毗邻的直隶地区。1898年冬，枣强县义和团树起“助清灭洋”旗帜，捣毁城北教堂。其它各地的义和团随即也逐渐活跃起来。到1900年春，一部分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与当地义和团联合斗争，使直隶义和团声势大振，很快形成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他们不断冲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向北、向东迅速发展，直趋京津。直隶总督裕禄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88页）。义和团运动“日盛一日，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义和团》一，305）。即或青年女子，亦组织“红灯照”，她们“浑身穿红，手携红巾……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作为前队”（《义和团》二，163）。“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义和团》二，305），其“声势汹汹，闻者为之恐惧”（《义和团》二，163）。

1900年4-5月间，向东发展的义和团遍及雄县、霸县等地。在静海则出现了两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一支以曹福田为首，团众多达数千人；一支以张德成为首，在独流镇设立了“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入坛者千余人。之后，他又在杨柳青等地设坛十余处，吸收团众达2万余人。冀中地区的义和团首领王成德到处设坛授拳，“为远近所推举，群呼为大师兄”（《固安县志》四，16）。

向北发展的义和团首先控制了保定，5-27，占领了北京南面重镇涿州，在四门上下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接着继续北上，扒掉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并将车站、桥梁、电杆尽行焚毁。29日，占领丰台，逼近北京，又将丰台车站和洋务派操办的机器制造局等全部焚毁，西太后的“龙车”也被付之一炬。

2、义和团进入京、津

义和团势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焦虑和恐慌，而对于如何对待义和团，又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议抚议剿，皆不能决”（《西巡大事本末记》二，14）。历来仇视洋人、反对洋务的顽固派，如协办大学士刚毅、军机大臣赵舒翘等，极力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外国侵略者。5-30，赵舒翘上奏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愤而为公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0）。而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以及裕禄、袁世凯等实力派人物，则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以使列强失去干涉的借口。并且认为义和团“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族，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义和团档案史料》上，58）。

西太后则由于当政几十年来，受尽了洋人的欺压凌辱，尤其是洋人帮助康-梁维新派，抵制“己亥建储”，危及到了她的统治地位，因而对“欺负人太很了”的洋人产生了很大的愤恨情绪。但她又不敢公开利用义和团去对付洋人，而要镇压义和团，一时又无能为力，如果一旦激变，会直接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权衡利弊之后，西太后决定采取“招抚”策略，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伺机加以控制利用。6月5、6日，她先后派赵舒翘、刚毅到涿州去宣示招抚义和团，命令清军停止进剿。于是，聚集在京郊地区的义和团趁势大批涌入北京。

早在1900年春，北京城里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他们到处张帖，斥责清政府媚外卖国。揭帖写到：“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号召人们练习义和神拳，万众一心，“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5月以后，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的日渐增多。6月中旬，京郊团民不分昼夜成批涌入北京，“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或四、五十人一群（紫萼《庚子记事》底10页）”；北京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部分清军也积极参加。到6月底，全城共设坛口1000左右，义和团民众达10万人，“上至王公贵卿，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义和团》一，306）。他们焚毁了宣武门、八面槽等处教堂，成群结队在大街小巷、交通路口往来巡查，北京内外各城门、王公大臣各府第、六部九卿大小衙署，均有义和团驻守。外国传教士和各国使馆人员，只能躲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惶惶不可终日。

天津自1900-2开始出现义和团反教揭帖，4月中旬，更有幼童习练义和拳，幼女习练红灯照。6月中旬，天津附近的义和团在著名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王成德等率领下，大批进入城内。他们攻海关、砸监狱、焚教堂，声威显赫。在街上“若遇官弁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义和团》二，10），使中外反动势力威风扫地。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控制义和团，特派庄王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辅国公载澜和刚毅佐之，并颁布了《义和团团规》，要求义和团要和官兵“联成一家”，“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近代史资料》1957-10）许多义和团到庄王府报到，领取给养，听候调派，有的义和团还打出了“奉旨义民保清灭洋”的旗帜。

3、反帝风暴席卷全国

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的迅猛发展，推动全国的反洋教斗争进入新的全面高涨阶段，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有义和团的活动。在河南，义和团和大刀会联合斗争，焚毁了全省3/4的教堂；在山西，以省城太原为中心，有五十多个州县相继焚毁教堂90余处；在内蒙，反帝怒火燃遍整个草原；在东北，义和团从捣毁各地教堂发展到袭击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驻军，并在一个月内扒掉中东铁路线1000多公里。

1900年下半年，义和团斗争又扩展到长江下游、南方各省，甚至西南、西北边远地区，江西一省就焚毁教堂39所；福建厦门出现的揭帖中则提出了收复台湾的要求。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普遍高涨起来。

义和团在斗争过程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极端尖锐，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对下降的时代特点，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思想，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奋起抵抗外侮的要求；这个口号的提出，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策略作用，吸引了许多具有反帝要求但又不愿或不敢违抗清政府的势力参加到运动中来，并且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甚至争取了部分清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义和团运动的普遍高涨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扶清灭洋”口号不是一个科学的纲领，不是一个正确的斗争目标。它反映了义和团民对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更不懂得反帝必须同时反封建；它模糊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与封建顽固派仇洋排外的界限，以致使义和团被招抚利用，上当受骗；而且“灭洋”具有笼统排外性质，给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

1、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清政府的宣战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引起了列强的极度恐慌。1900-4-6，英、美、法、德四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义和团》三，169）。5月，各国公使见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便积极策划直接出兵干涉。28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5-31和6-2，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调集联军450人进驻北京东交民巷。6-10，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八国联军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发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是抵抗，还是求和？对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利用，还是镇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光绪帝、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军机大臣王文韶以及封疆大吏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认为中国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求和。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主要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人物，因为“废立”问题而更加愤恨洋人，所以主张利用义和团以达到其排外目的；此外也有一部分爱国官员出于民族大义，支持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虽然也因“废立”问题对洋人心怀愤懑，但她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地位，故而举棋不定，态度反复无常。

6-16，当西摩联军侵占廊坊时，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未有定论。会后，慈禧依照各国公使的要求，派荣禄统领所部武卫军严密保护使馆，希图以此换取联军停止进兵。但第二天，慈禧接到联军要大沽守军交出炮台的通牒，同时又接到载漪伪造的列强勒令她把政权交还光绪的所谓“归政照会”，大为光火，当即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行宣战。由于光绪和主和派坚决反对，慈禧仍为拿定主意。19日，又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立山前往使馆，要求列强停止进犯使馆，结果无效。同时又传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陷的恶讯，于是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强行决定对外宣战。6-21，清政府正式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慷慨激昂地表示：“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63）！命令各省督抚招民成团，命令清军与义和团联络一气，共同抵御外侮。宣战原因：①戊戌政变后，顽固派邪恶势力掌权，仇洋排外，采取“强硬”路线；②长期矛盾的积淀，尤其是外国人帮助康-梁；③“废立”问题，归政照会，义和团的神奇；④情势所逼，迫不得已，“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宣战之后，清廷发给义和团粳米2万石，白银10万两，命令团民与清军共同防御北京；同时命荣禄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的甘军参加义和团对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头三天就烧毁比、奥、荷、意四国使馆，并一度攻入法、德使馆。

然而，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善于利用权术阴谋的慈禧太后决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寄托在毫无胜利把握的对外战争上。她的“宣战谕旨”只是一份对内发布的命令文件，而不是向敌方发出的外交照会。随着八国联军大量增兵，所谓“归政”的传言又未得证实，她的态度迅速转变，指使荣禄对使馆、教堂明攻暗保。致使数万军民“攻打”两个来月竟未拿下。6-26，清政府在给各省督抚的电文中说：“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数十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6-29，又电令驻外使臣向各驻在国政府说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7月，给盛京将军增祺等上谕：“现在中外开衅，将来收束地步，亦不能不预为筹计。…各该省如有战争，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义和团档案史料》上，360）。说明清政府的宣战只不过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紧急策略，其目的是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以泄愤，另一方面又借列强之力剿灭义和团，从而继续维护其统治地位。

2、东南互保与京-津军民的抗战

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拒不执行，反而在英国的策动和大买办盛宣怀的串通下，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于6-26炮制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义和团》三，335）。同一天，刘、张联衔电奏清政府，吁请“朝廷亟思变计”，否则，“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如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张文襄公全集》第八十卷，25页）。随后，他们又致电东南各省，要求“共保大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相继响应，参加“互保”。西方列强与中国东南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结成了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保护帝国主义侵华利益的公开联盟。

从表面上看来，“东南互保”与清政府的“宣战”是相互抵触的，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它符合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只不过当时清政府是公开“宣战”，暗地出卖义和团，而东南督抚是公开与列强勾结，直接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当清政府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时，认为其与朝廷本意“正复相同”，赞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87）。

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保护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并使其得以集中兵力入侵京、津，血腥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孤立和迅速失败。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广大义和团众和部分清军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当西摩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时，京津各地义和团闻讯迅即赶往铁路沿线进行阻击，董福祥部武卫后军、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也参加了战斗，一度迫使西摩联军狼狈退回天津租界。

但与此同时，联军舰队却于6-17日攻陷了天津的门户大沽炮台，联军18000多人源源登陆，直趋天津，侵华战争的规模迅即扩大。

从6-18开始，为了保卫天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包括马玉崑部武卫左军）在老龙头火车站、东局子、紫竹林租界等地与八国联军进行了激烈搏斗，直到7-14天津陷落。7-30，联军成立都统衙门，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

8-4，八国联军2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再次向北京进犯，14日，攻入城内，15日晨，慈禧率帝后及少数亲信仓皇出逃。甘军和部分义和团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16日才完全撤出城外。

3、沙俄入侵东北和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

沙皇俄国早就企图侵占中国东北，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黄俄罗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立刻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维特伯爵回忆录》83页。布哈拉原是中亚汗国，1868年被沙俄吞并）。1900-6，沙俄一面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京津的战争，一面积极调兵谴将，准备单独出兵中国东北。7-6，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集17万大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兵分六路，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到10-30，占据了东北所有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俄军在进犯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血腥屠杀中国居民数以万计。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黑龙江北岸，1858年被沙俄割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但其中半数以上居民是中国人。沙俄入侵东北的行动开始后，即不断迫害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迫使他们大批逃到瑷珲。7-15，俄军突然封锁黑龙江面，扣押所有船只，不许居民过江。16日，出动大批军警，把数千中国居民赶到警察局，17日，又把他们押往黑龙江边，开枪射击，挥刀砍杀，驱马践踏，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亡，骸骨飘溢，蔽满江洋”。前后被杀5000余人，只有数十人游至对岸被救逃生。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瑷珲条约》明确规定其归中国政府管辖，中国居民有永久居住权。海兰泡大屠杀后，六十四屯居民料难幸免，遂纷纷逃离家园，号哭于江边。瑷珲副都统凤翔急派船只昼夜接渡，使屯民5000余人在俄军大队到来之前安全过江。7-20，沙俄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亲率哥萨克骑兵洗劫六十四屯，未及过江逃生的2000多中国屯民惨遭杀害。沙俄从此霸占了这一地区。

8-4，俄军侵占瑷珲，屠杀居民1500多人，然后“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息”（《黑龙江志稿》三十，57），使瑷珲成为一片废墟。

在其它地区，俄军也制造了一系列烧杀事件。在齐齐哈尔，俄军竟向逃难的人群开枪扫射，造成尸横遍野。在哈尔滨一带，俄军“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二，270）。在海城、盖平等地，俄军将“沿铁路居民，烧毁无遗类”（《义和团档案史料》下，709）。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沙俄侵略军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愤慨，俄军所到之处，都会遭到东北义和团和广大军民的强烈抵抗。1900年冬，东北各地又相继组织抗俄武装，到1901年初就发展到十多万人，其中以刘永和、王和达等领导的、由义和团民、猎户、路矿工人及部分清军组成的“忠义军”最为著名。他们在“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下，英勇战斗，众达2万余人。1901-1至1903-8，先后收复海龙、通化、安东等州县，给入侵俄军以沉重打击。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加之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激化，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的据理力争，沙俄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所谓《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于1902-4-8与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军队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中国东北。沙俄妄图独吞中国东北的狂妄计划破产。

（四）《辛丑条约》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1、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义和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把北京分为俄、英、日、美、法、德等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侵略者公然张贴布告：“遇有执持枪械华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俄国公示》。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1900-9，德国元帅瓦德西来华，受任八国联军总司令，联军人数也渐增至10万之众。他们以北京为基地，分兵四出，扩大侵略：东占山海关、秦皇岛，北犯宣化、张家口，南侵保定、正定等地，向西攻入娘子关、紫荆关，到处捕杀义和团。

侵略者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其灭绝人性的暴行令人发指。联军侵占塘沽后，纵火焚烧，大肆屠杀，竟使这片有5万多居民的繁华之地“已无华人足迹”（《义和团》三，18）。天津失陷后，侵略者把大炮架在城楼上对居民进行轰击，以致“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义和团》二，157）。联军攻占通州后，纵火焚城，使鼓楼前后左右四条大街全部化为灰烬，“合城之人，死者六成”。北京的屠杀更是骇人听闻。“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籍”（《义和团》二，470）；仅在庄王府一地，联军就杀害团民1700余人；还有一次，侵略者把大批群众赶到死胡同里，架起机枪连续扫射十几分钟，“直至不留一人为止”（《义和团》二，358）；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躺着的尸体”（《中国与列强》，125）；有些空屋里尸体腐烂，“蛆出户外”（《义和团》二，471）。

至于抢劫的财物，更是不可胜数。在天津，侵略者将铸币厂和长芦盐务署的几百万两白银抢掠一空。侵占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义和团》三，31）。各国军队从户部库、钱法堂、禄米仓、太常寺、光禄寺抢掠的白银达6000万两之多。至于文物珍宝，更是难逃劫运。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307册和其它珍本书籍共4.6万余册，尽被掠毁；钦天监里17世纪设制的铜质天球和四分仪分别被德、法军队劫走；皇室宫殿中凡是“能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同上，33）。经过这次洗劫，京城之中“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义和团》一，316）。对于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连瓦德西也无法掩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义和团》三，34）。

逃亡中的清政府为了早日求得帝国主义的饶恕，却加紧出卖义和团。早在7-8，清政府就将李鸿章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筹划议和。8-7，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27日，又在逃亡途中诏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议和。9-7，西太后接受李鸿章的建议，正式颁布谕旨：“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命令清军官兵要“严行查办，务净根除”（《义和团》四，56）。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当八国联军四出扩大侵略时，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清军按照清政府的命令，一面大肆屠杀义和团，一面步步后撤，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侵略者。署理直隶总督廷雍在沧州、河间、涿州等地布置大批军队镇压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时，廷雍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执白旗相迎”，但侵略者却认为他悔改太晚，将其枪决，并枭首示众。其他地方官和清朝军队则更加起劲地围剿义和团，充当外国侵略者深入国土、镇压人民的清道夫。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义和团》三，30）。

在血的教训面前，义和团和广大人民逐步看清了清朝统治者甘愿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高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进行了新的战斗。1901-8，直隶义和团在祁子刚等人率领下，提出“反清灭洋”的口号，转战于雄县、新城一带。1902年，四川资阳义和团在“灭清剿洋”的口号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4月，直隶广宗武举景廷宾、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等，举起“扫清灭洋”大旗，进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斗争，队伍一度发展到3-4万人，攻下广威县等地。但是，由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义和团运动终于失败了。

2、《辛丑条约》的签订

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他们的侵华利益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但设计到具体问题时，则由于其间利害关系不同，又都有各自的想法和打算：沙俄为了让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把中国东北据为己有，故意摆出一副对中国“友好”的姿态，主张立即撤退各国在北京的占领军，尽快开始议和；而英国为了对抗沙俄，保持其在华利益的优势地位，压迫清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则反对立即从北京撤军，不承认李鸿章、奕劻为议和代表，声称要等“中国立有‘合例’政府方可开议”，意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它操纵的亲英政府。其他列强也想法各异，总的来看，美、法倾向俄国，德、日则支持英国。双方相持不下，所以和谈迟迟未能举行。

10-11月，列强驻华外交使团举行多次会议，反复争论，最后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妥协，各国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承认“皇太后（慈禧）为合例”，接受李鸿章、奕劻为议和代表，但交换条件是清政府必须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12-24，参加联军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加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共11个国家，联合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12条，并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奕劻把它电告清廷，慈禧见条款中没有把她作为祸首惩办，照旧承认以她为首的清政府，如获大赦，立即“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义和团》一，34）。后来又发布上谕，感激涕零地表示：“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下，945）。

1901-9-7，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上述11国驻华公使正式签定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①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担保。②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清朝官员；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排外”组织，“违者皆斩”；地方官对其辖区的“排外事件”必须及时弹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③拆毁大沽炮台及大沽到北京的所有军事设施；准许各国在北京及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派驻军队。④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各国可在区内驻扎军队，中国人则不许在内居住。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由皇族亲贵担任主管大臣。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极端不平等条约。它在政治上继续维护了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使其完全成为维护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驯服工具。东交民巷“使馆区”从此成了“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公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各国在京畿要地派驻军队，就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的反帝斗争。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班列六部之前”，是要清政府把卖国邦交列于首位。而清政则保证严厉镇压“排外事件”，对帝国主义更加唯命是从。在经济上，45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本息合计再加上地方赔款，总数达10亿两之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2年的财政总收入，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最大限度的勒索，它极大地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凋敝；而且西方列强由此基本上控制了清政府的主要税收，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最后完成。

3、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义和团运动从1898-10冠县赵三多、阎书勤起义开始，到1902-7直隶广宗景廷宾、赵三多起义失败为止，历时近四年的时间，尤其在1900年上半年，形成了全国性的斗争高潮。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的正义运动。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统治者的联合镇压而最终失败，但它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就连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赫德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象野火一样烧遍中国，…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自发自愿的运动，…就其作为检验方式方法以供将来选择的一次实验来说，它并不是一次失败”（《“黄祸论”历史资料选编》146）。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急剧上升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的突出表现。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力量，很很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粉碎了它们企图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自1897-11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几年间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然而经过义和团英勇无畏斗争的沉重打击，它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义和团》四，245），人民“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义和团》三，86），“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属下策”（同上，244）。

义和团运动也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卖国本质，促使更多的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抛弃幻想，由改良转向革命。孙中山先生在回忆义和团运动前后人心变化的情景时谈到：他乙未（1895）革命失败，“举国舆论莫不谓予辈为乱臣贼子”，而庚子（1900）举义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孙中山选集》上，174）。义和团运动客观上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义和团运动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斗争纲领和口号，也无法克服本身的自发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因此，义和团在斗争中虽然敢于坚决反帝，但又表现为笼统排外；既要反对封建压迫，却又“扶清”受骗；既勇于战斗，不怕牺牲，却又不能克服愚昧落后。所以，义和团运动虽然造成了强大声势，却没有统一行动；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却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最后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是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单靠农民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