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提示
1、要着中分析太平天国起义前的社会背景及起义爆发的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战争赔偿和外国资本主义利用五口的经济掠夺，使中国国内，尤其是 南方地区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导致各地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汇聚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性反清起义高潮，。广西具有反清历史传统，并地处边陲，清朝统治相对薄弱，太平天国起义以在此孕育和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时期，洪秀全，冯云山起关键作用，
2、要注意分析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联系和区别。在落后，愚昧的历史状况下，农民战争往往利用宗教作为自己的武器。洪秀全从西方基督教中获得思想养料，创造了一个非同与中国传统宗教的拜上帝会，以使农民摆脱封建的精神枷锁，走上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但从拜上帝教的基本理论看，它决不同与基督教，是农民起义的一个 工具。同时也应该看到宗教对于农民起义的极大的消极作用，
3、要掌握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斗争的基本情况。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56年的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一时期中，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是战略进攻。要分析起义迅速发展的原因，要分析定都天京初期，其北伐，西怔，东征三头并举战略方针的利弊得失，充分认识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还要注意到曾国藩湘军崛起及其特点。
4、要注意到天朝田亩制度的创举，以及他本身存在的矛盾。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起义理想的蓝图，有是洪秀全早期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和制度化。农民渴望提地的要求在这一纲领中比以往任何农民起义纲领反映得更明显，更强烈。它无疑是单纯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这个纲领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能提供的有限财富与“人人饱暖”的矛盾，无法克服在个体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的矛盾。它以革命性与空想性的统一，恰好表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特点。
5、要注意分析天京事变悲剧的历史全貌，尚待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是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内部因生活腐化，争权夺利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领导层内部主要成员对此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两大内讧的发生，使太平天国力量严重削弱，从此，太平天国由前期的胜利发展转为后期的防御衰弱。
一 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
五口开放的外国对话侵略的扩大
根据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1843年7月27日 广州重新开放，接着厦门（11月1日），上海（11月9 日），宁波（1844年1月1 日），福州（1844年7月3日）也陆续对外开放了。随后西方的资本家，鸦片贩子，传教士们纷纷以征服者的姿态，抱者“寻找黄金”的发财欲望。踏入东南五口，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首先是鸦片走私的进一步发展，五口开放后，以英国为首的侵略者利用清政府不敢禁烟的特殊条件，以条约口岸为集散地，猖狂地运销和走私鸦片。在上海和广州，光天化日之下，整箱的鸦片竟在大街上搬来搬去，无人过问。根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里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 这时，英印政府的鸦片贸易税已从原来的占财富的1/10上升到1/6。由于鸦片贩子大量榨取中国白银。中国社会银钱比价继续浮动，1845年后，银价每两高达2，000文，天赋捐税加重，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显著恶化。
其次是租界的出现。184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校曲解《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关于允许外国人在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节外生枝，胁迫苏松太道宫慕久发布所谓的《上海地皮章程》，划黄甫江以南830亩土地为英国人的“永久”居留地，这是上海英租界的由来。到1848年，英国租借地扩展到2，800亩。接着，法，美等国也分别在上海划定租界，三过租界地到后来共发展到近十万亩荼毒。到1854年，上海租界成立工部局，设置巡捕，建立法庭，在租界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统治，即“国中之国”。以后，外国侵略者又把租界制度 推广到广州、厦门等口岸。
第三，是商品倾销的激增。由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英美等西方资本家欣喜若狂。代表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 鼎查回国后在国会上宣称，《条约》“已为我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的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中国）一省的衣料的”。 随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狂潮。统计资料表明，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1839年每年平均不组100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晚英镑，1845年竟达到239万英镑。其中棉纱占较大比重，约为70%左右。由于对华输出商品利润高，一些英国商人甚至不顾后果象中国输出中国人不需要的刀叉餐具，结果无人问津。还有伦敦的一家公司运来了椅披钢琴，也是无人购买，钢琴堆在仓库里受潮变质。因此自1846年以后，英国商品输出量出现停滞，甚至下降。
此外，外国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掠卖华工，进行类似贩卖奴隶的勾当。从1847年到1850年间，仅从厦门一口被运到海外的中国人就有1，300人。1850年在广州附近被掠买出国的华工达到3，118人。华工被外国人乘坐“猪仔”，出国前囚禁在船的底舱里，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饿死。渴死者往往过半，幸存者只是少数人。
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鸦片和棉毛织品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东南沿海一带最为显著。1845年闽海关衙门的奏折说：从厦门运销到各府的洋布洋纱。“其质即美，起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 五口开放前，台湾府消费的棉布，主要依赖与大陆沿海省区。五口通商后，洋布在台湾的 销路越来越广。闽浙的白布花布等个中土布只能在乡间行销。广州、厦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一些土布作坊开始停工。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东南地区的农民开始为农产品的输出而从事生产，如江浙地区的蚕丝，闽南的红茶大量出口。传统手工业的破产、产品的商品化，使得五口地区的经济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
伴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上海逐渐替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6年上海有外人108名，1855年达到243名，1859年来华外人总数2，148名，其中408名在上海。 50年代后，山还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港、澳和上海等五口是战后中国出现的第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这里逐渐产生了专门为外国经济侵略服务的买办商人，他们或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或自己开办行栈，为外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土产，是买办阶级的前身。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封建行商二受到外商控制。买办商人依靠外国，不仅从中获得厚利，而且在外国侵略者的培植下逐渐成为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牵线人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买办人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脱离对外国的依附，而经营民族资本成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力量，例如象后来经营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徐润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大批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在40年代后纷纷涌入城市，有的受雇于外国资本开办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虽人数很少，但却显示了中国近代阶级关系变化的新趋向。
中国社会思潮的变相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失败，不仅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使中国社会思潮逐渐转向。
思想界在鸦片战争后的转向，首先是开始“睁眼看世界”。也就是从传统的“天朝”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所不好的梦幻中惊醒过来，从战争失败的严酷事实中受到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衰败与西方学习的思想。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3月，他到广州组织禁烟斗争后，为了制订战胜敌人的策略，了解西方情况，他一面派人去澳门打听消息，“刺探西事”，一面在署中设翻译馆，聘请多人翻译《澳门日报》五辑和《四洲志》等有关西方资料汇编和古籍。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打开了一个窗口。
林则徐在获取了西方知识的同时，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以守为战” 以夷制夷思想。他了解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便设法购求西方的大炮，来装备清军，并组织人力来研究仿制。正因为熟悉西方情况，知己知彼，制订了正确的对敌策略，才使得清方在鸦片战争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
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及其抗御外侮的思想和实践为启示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起了开拓作用，带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使知识界在鸦片战后出现了介绍西方情况，研究西学的小小热潮，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魏源。
魏源（1794-1859），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道光间进士。早年即与林则徐密切往来，赞同林则徐禁烟主张。鸦片战争中，他在主张抗战的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亲身参加了反侵略斗争。鸦片战后，他受林则徐的“以夷制夷”思想，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认为。“外夷”的“长技”主要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针对这三点，魏源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中国兵工厂和造船厂，制造新式武器、整顿训练中国军队的方法。以达到赶上西方、最后战胜西方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提出的“师夷”，并不是“仰赖于外夷”，强调的是利用西方技术，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在提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基础上，魏源提出创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火轮机、自来水、千斤秤等民用工业。同时主张应允许民间自行创办工厂、自行开采矿山，起产品自由出售等，显然，魏源已经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纳入到“强国御悔”的范围内了。因而，《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关于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研究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的启蒙书。
凌夷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徐继猷（1795-1873）山西五台人，进士出身。他在鸦片战争中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战后任闽浙总督。医生在闽浙地区任官15年。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催动他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写成《瀛环考略》（约8万字），1848年修订成《瀛环志略》共十卷。全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科学技术、人文地理、历史沿革等。书上说：“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腿则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考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此制欧罗巴诸国喈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这里提供了关于西方社会制度的民主图画。
战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后，中国人民开始遭受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借端搜刮剥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尤其是鸦片输入的无限量增长，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使得劳动人民的负担更为沉重。
战争期间，清政府开销了大笔军费，几乎耗尽了国库储备。而《南京条约》的赔款，广州等地的“赎城费”和直接抢走的白银等，共约3，000万元，加上清政府的军费，总计达7，000万元之多。这笔亏空统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战争一结束，清政府下了一连串的搜刮金，加重对地丁和漕赋的浮收科派。仅地丁税一项，从1841年的2，943万两，到1849年增至3，338万两。漕赋的弊端更多，污吏劣绅、。上下其手，层层加码。例如江苏的苏、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正额1石，农民须纳米2石5、6斗；如折色纳银，市价米1石值2，000文，折银竟至8，000文。
战后，鸦片泛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更加严重。清政府在战后不敢再声言“禁烟”，因此鸦片走私愈加猖獗，香港成为鸦片贸易的中心。到50年代，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平均为68，000箱，上海在1859年输入鸦片达31，909箱，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港。鸦片大量输入，遂使白银大量外流，剧统计，1843-1846年的四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有4000-7000万元。这样，战前就出现的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到1850年，1两白银能兑现2，300文钱。银价愈贵，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愈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愈重，从而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的破产。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受到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祸和天灾并行，使广大劳动人民到了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程度。
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推动了起义形势的出现，战后十年间，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风起云涌。剧《清实录》的记载：1843年-1850年间，大小不同的暴动不下70余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两广和湖南是起义的主要地区，次数多、规模大。原因是亮光和湖南是直接遭受鸦片战争危害的地区，战争期间，清政府从三省抽调的兵力和粮晌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大批散兵游勇流落在这些地区，成为动荡不安的因素。由于五口通商，特别是中外贸易重心由广州移到上海后，广州原有的水陆运输线废弃，致使大批的水手和挑夫等运输工人失业，他们又聚集在两广湖南地区，使两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在此背景下，两广和湖南的天地会活动到处揭杆举义，这其中仅广西一省规模较大的就有：象州韦玉林起义（1842）、藤县邓立奇起义（1845）、浔州罗亚炳、陈亚贵“舰艇匪徒”起义；雷再浩湘桂起义（1847）、离沅发粤北起义（1849）等，面对农民起义的洪流，广西统治阶级哀叹：“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洪秀全早期的思想与活动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于公元1814年1月1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剧同与他“巷里相接”的族弟洪仁旰的忆述：洪秀全“七岁入读书，五、六年间他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五经，古文和孝经”。 15岁后，洪秀全热盅于科举考试、牟取功名，在1828年至1843年的16年间，他曾四次赴广州考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从而萌发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
当时的广州是中国唯一对西方开放的城市，西方基督教首先在此传播。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试时，一个传教的基督教送给他一本传播基督教义的书籍——《劝世良言》。作者梁发，雕版印刷工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华人牧师。他从基督教《圣经》中载引若干章节，然后针对中国人情风俗和某些现实问题加以阐释发挥，编为九卷，书中反复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只敬上帝，不拜别的偶像。它告诫人们，统治者的剥削权和统治权是上帝给予的，热门应”安于天命，不要反抗，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幸福”。这是一部非常浅薄的传道书，但却是洪秀全获得基督教神学知识，创立拜上帝教的最初来源。当时他仅翻阅一下就把它搁置起来，并不重视。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从广州科场失败归来，情绪懊丧，精神恍惚，害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40天。病中他口说呓语，见到许多幻象，自称是上帝召入天堂，剪刀了皇上帝，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副上。 封他为“太平天国大道君王全” ，明他下凡斩妖除魔。因此他在病中大呼“斩妖”，并口吟“手握乾坤杀伐权，斩妖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枕东南日月边” 的诗句。这个升天受命的梦境，是他阅读《劝世良言》所得印象而产生的幻觉，这种幻觉岁有一定的渲染和加工的成分，却也说明了洪秀全这时已产生了“斩邪留正”的最初革命思想。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赴广州考试失败。6月初，他认真阅读了《劝世良言》。他把自己6年前大病中的梦幻同书中的教义加以联系，进行对照比附，从而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派遣以拯救天下（中国） 的使者。这种人神共形，人神相通的创造，使洪秀全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他开始完全放弃了对科举制的幻想，走上了创立异教的道路。不久他便利用《劝世良言》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在家乡秘密地创立了一个以否被人们称之为“拜上帝会”的新宗教。
他首先说服冯云山、洪仁旰加入新教。冯云山（约1815-1852），原名冯乙山，家住花县禾落地，距洪秀全家五里，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家庭，但也和洪秀全一样，累试不第而成为私塾教师，他熟读经史、博览天文、历算，地理，兵法诸书。洪仁旰（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与洪秀全同乡，出身农民家庭，也是一个科场失意被迫担任塾师的知识分子。冯、洪加入拜上帝会后，依据“只拜上帝，不敬楔神”的心跳，分别除去了各自执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引起了当地社会的反响，招致村中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对，洪秀全等三人先后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1844年初，洪秀全、冯云山感到在家乡已难以立足，决定离开花县，外出传教，宣传真道沿途中，他们“贩卖纸钻，借获微利以充旅费” 。经长途跋涉，5月，洪秀全、冯云山抵达广西贵县赐谷村。半年以后，洪秀全、冯云山在这里共吸收了100多名群众参加拜上帝会。它是拜上帝会在广西的第一个活动据点。
1844年9月5日，冯云山离开贵县去形势险要，阶级斗争激烈的桂平县紫荆山区做深入群众的工作。而洪秀全则在当年11月返回家乡花县，他于教书为掩护，从事拜上帝理论的研究和攥写工作。
从1844年12月到1847年春的两年多时间里，洪秀全先后攥写了数篇阐发“宗教真理”的文章和诗歌。这些诗歌今天大都已散吱，所能见到的只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诗文。
《原道救世歌》是一篇诗歌形式的文献，它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义糅合在一起，宣传天父上帝是古今中外的唯一真神，人人应该敬拜上帝，不拜邪神。它把人们历来供奉的如来佛、观世音等各种偶像一律宣布为邪神妖魔，把历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皇帝、贵族、官僚也以“普天之下喈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的思想作了抨击和否定，劝导人们改邪归正。提出了“不正“的六大表现是：行淫、不孝、杀害、盗贼、巫术、赌博。这些伦理观念虽然没有超出传统观念的藩篱，但是它表现了农民阶级对腐朽、黑暗社会的不满，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政治平等的思想意向。
《原道醒世训》抨击当时世道人心由于“私”所产生的祸害，认为“世道乖戾，人心浅薄，所爱所恨，一出于私”。批判国家间，省府间“相陵相寺”，“相斗相杀”的现象，呼吁创造一个“天下一家 ，共享太平”的公平社会。洪秀全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他援引古代大同思想，要求实践建立“有无相恤、患难相助、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正直社会的理想。并且用“乱极则治，暗极则光”的道理，预言中国已到了“夜退而日升”的时候了。洪秀全在这里阐发了建立理想社会思想，表现出他已扬弃了《劝世良言》中的天堂在来世的说法，在《原道救世歌》的基础声纳感，又前进了一步。
《原道觉世训》是1847年春天洪秀全到广州寻访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罗孝全那首次阅读到圣经《旧约》和《新约》后写成的。在圣经中，洪秀全首次提出“阎罗妖”、“四方头红眼睛”等概念，指出只有“皇上帝”才能称帝，人间的君主不得僭越，腼然称帝。这里明显表现出对人间君主的大不敬，实际上把清朝皇帝比附成活着的“阎罗妖”。洪秀全认为，“阎罗妖”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凡间人灵魂“，号召”天下凡间我兄弟姊妹所当共击之”，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所以，《原世觉世训》的问世，标志着洪秀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人间天堂思想的最终确立。
洪秀全所攥写的《三原》，特别是《原世觉世训》和1848年发表的政治性神话——《太平天日》成了拜上帝会的根本教义，它为金田起义做好了理论准备。恩格斯在评述封建时代的社会运动常常采取神学的形式时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分析拜上帝会和它采取的同基督教相似的基督教义，是个重要启示。
冯紫荆山根据地云山创建
在洪秀全进行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同时，冯云山在桂平县紫荆山区为拜上帝会的起义创建了根据地并组织了基本队伍。紫荆山地处桂平县金田村，地势险要，与数县交界，里面多数是从广东迁徙而来的客家人，由于人多地少，不少山民以“种山烧炭”为业。冯云山先到了紫荆山的古林社，因为“举目无亲，典当无路”，最初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在此立足，冯云山放下塾师的架子，挑泥担土，割禾打谷，做苦工糊口，一年多劳动，使他结识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纯朴的贫苦农民。以后，他做了塾师，便白天教书，夜间深入各村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太平天国的官书《天情道理书》对冯云山这一时期的活动曾做了高度的概括和充分的评价，说他为“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姊妹” ，“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风尘仆仆，几经劳猝”》正是冯云山以这种不畏艰险、不惜牺牲的精神，在紫荆山区坚持不懈得开展活动，使一大批农民接受洗礼，加入拜上帝会，到1847年上半年，初步建立了一个以紫荆山区为中心的起义根据地。
1847年 8月，洪秀全带只新创新 的 救世理论来到紫荆山区。根据形势的发展，洪秀全与冯云山一同建立了拜上帝会的总机关，制订了《十款天条》和各种宗教仪式。例如会员集会礼拜有赞美上帝诗，入会受洗者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祷文，吃饭有感谢文，其他如灾害-喜庆、丧葬等都有祭告上帝奏章。《十款天条》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 。这些宗教形式和条规，平时是会员的生活准则，起义时就成为军事纪律，它对与拜上帝会由宗教组织转化为反封建的战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洪秀全、冯云山又派人到附近各县去发展组织，建立活动点。贵县、平南、藤县、武宣、象州、博白以及广东信宜等地的汉、壮等各族人民，纷纷参加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队伍迅速壮大。
为了鼓舞群众的斗争士气，1847年10月，洪、冯带领群众前往象州捣毁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象州人怕它作怪引祸，祭祀非常虔敬。洪秀全当众宣布甘王十大罪状，举起竹杖击毁神像。这个可憎又可恨的凶神被打倒，皇上帝在群众的心目中，自然成为有威有德的真神了。因此，反对封建神权的斗争，其实质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拜上帝会是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壮大的，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拜上帝会里来，更赋予拜上帝会以鲜明的生动的政治内容。于是，拜上帝会与当地地主团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1848年1月，紫荆山区团练头目、恶霸地主王作新以冯云山“不从清朝法律”为罪名，逮捕冯云山和卢云，转解桂平监狱。为了营救冯山等人出狱，拜上帝会群众“科炭”捐献买通官吏，洪秀全急回广东准备投书上告。在多方努力下，1848年10月，冯云山被判以递解原籍，释放出狱（此时卢云已病死狱中）。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后，得知洪秀全已赴广东，于是他赶往家乡寻找洪秀全。11月，两人在花县会面，共商起义计划。大约在这时，洪秀全公布了神话性著作——《太平天目》，正式赋予自己以神的地位——救世真主。1849年7月，他们一同重返紫荆山根据地，受到“会众兄弟热烈欢迎” ，预示着起义风暴的来临。
金田团练
1848年到1849年，广东发生灾荒，饥民遍地，饥民聚集起来开展吃大户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封建斗争，民族斗争也相当激烈，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武装起义在广西各地燃起烽火，当地官吏已无法维持其统治。加之1850年道光皇帝死去，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洪秀全感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挥笔写诗说：“近世烟象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
1850年7月，隐藏在平南县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的洪秀全向各地拜上帝会不命令，要求在11月4日前迅速来金田集合“团练”（编制队伍）。各地拜上帝会众街道命令后，立即行动，纷纷变卖家产田业，向拜上帝会总机关——金田村进发。11月，各路群众汇集总数有1万多人，“从者俱是农民之家，寒苦之家”。蚕家团练的主要有，紫荆山原有群众3，000人；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工人1，000人；由黄文金率领的博白会众2，000人；由蒙得恩率领的平南会众几千人，一时出现四方汇流，举家乐从的局面。
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和激烈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一批领导人物。除洪、冯外，还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杨秀清（1820-1856年）广西桂平新村人，出身贫苦，青年时期以“种山烧炭”为主。他随不识字，但“性机警，喜用权智”，有组织才能。1848年初，冯云山被捕、洪秀全离开紫荆山后，拜上帝会失去主持人，一时谣言四起，会众人心惶惶。杨秀清机智得利用“降童”巫术，于4月6日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发布命令。10月5日，萧朝贵也模仿天兄耶稣附体传言。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一方面对维系拜上帝会有一定作用，但杨萧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最高权威埋下了以后领导集团分裂的因素。
萧朝贵（约1820-1852年）广西桂平紫荆山人，也以种田烧炭为生，后由冯云山介绍入会，他为人忠实坦白，勇敢刚强。
韦昌辉（1823-1852年）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客家人，原名韦正，出身地主家庭。后因事被官府拘捕，从系激愤，产生反抗清朝统治的愿望。1848年，献出家产，参加拜上帝会。
石达开（1831—1836年）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因家境衰落，手土著地主排挤、欺压，激起对清朝统治不满，倾其家产投身起义。
金田团营产生了太平军，它是走向武装起义的第一步。洪秀全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军事制度：援引古代典籍《周礼》，太平军编制的军为单位，依次为师、旅、卒、两、伍；建立男营女营，组成女军；实行圣库制度，“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这种平均主义式的军事生活，对于保持刚刚组建的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提高太平军的作战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拜上帝会积极筹备起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小股清军几次向金田村进攻，均被拜上帝会击败。10月，清政府起用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11月，林则徐死于赴任途中。清政府又以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到1650年，先后调入广西的清军达万人以上，妄图把太平天国起义绞杀在摇篮里。
二、从金田起义到奠都天京
金田起义。金田“团营”后，广西桂平一带阶级斗争形势极度紧张。这时，洪秀全和冯云山、萧朝贵在平南县花渊村秘密部署武装起义。1850年12月，平南知县倪涛派兵封锁路口，包围花渊洲。清方预谋切断花洲与外界一切联系，坐等洪、冯粮绝乞降，或在其突围时一网打尽。这是拜上帝会起义前遇到的第二次严峻考验。在这危机关头，金田的杨秀清果断提出“花渊扶主”的战斗号召，派以蒙得恩为前锋的突击队于27日冒死进攻花洲。太平军内外夹攻，获得“扶主”之战饿全胜。为庆祝“花洲扶主”的胜利和纪念洪秀全38岁生日，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金田举义标志着拜上帝会团营的胜利，正式揭开了以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为宗旨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序幕。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军令《五大纪律诏》：“一，遵条命（天条和命令）；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傩（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全军废止清朝的剃发制度，蓄留长发，红布包头，标志着同清朝统治彻底决裂。
起义后第三天，主力撤出金田，向东进发。3月，太平军转战至武宣县境。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并建立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天王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右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些措施表明，太平军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作战指挥系统。
这时，新人广西巡抚周天爵、广西提督向荣率6，000清军赶到武宣。随后清政府又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前来堵截。太平军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防线，是清军接连失败，钦差大臣李星沅愁困交加，畏罪自杀。4月，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调集安徽、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军队分路进入广西镇压太平军。太平军发挥勇猛善战特点，利用黑夜进攻，同敌人周旋于武宣、象州一带。9月15日，太平军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出敌不意，从山间僻路急速运动到平南县官村一带。向荣部一万多人围追阻截太平军，被埋伏在此的太平军大得落荒而逃。太平军取得了官村大捷。
永安封王建制、官村胜利后，太平军分兵两路北上进攻永安粥（今广西蒙山县），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永安是太平军攻占第一座洲城，极大的鼓舞了太平军的斗志。
永安被攻占以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随即带兵而至。但由于永安地势险要兵吸取自己屡败的教训，赛尚阿一时不敢贸然进攻，只在城外包围封锁。城内的太平军利用这一间隙，不失实际地进行了休整和开展政权建设工作。
洪秀全针对队伍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及未来战斗任务的要求，发布诏令，告戒全体官兵，“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报务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并制定了功罪赏罚记录制度，凡“打仗升天”称为功臣，违犯天条的斩首示众。每个战役结束后，由两司马记录作战人员的工作表现，以资赏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太平军的军事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东王杨秀清实际上掌控了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大权。除上述诸王外，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后封燕王）、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后封豫王）。由此确立了太平天国前期的管制。
在永安，太平军还开展了清除内奸周锡能的斗争。周锡能原在太平军中担任军帅，太平军在象州遭敌围困时，他借口“团集会众”，逃离部队，投降敌人。同年12月，他诡称从清营“逃”回，混进永安，刺探军情，准备内应。杨秀清派员侦察，识破奸情，于12月21日以天父下凡名义审理了这起叛变投敌案，并于次日将周锡能及其同伙一同处决。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全体将士的革命警觉。
此外，在1852年2月3日，洪秀全亲自颁布了由冯云山创制的历法—“天历”。天历删除了封建历书中的迷信内容，一366日为一年，单月31日，双月30日。封建历法是封建政治、文化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太平天国对封建历法进行否定具有鼓舞群众、解放思想，为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而斗争的作用。
但是，到了1852年3月，太平军的“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 ，半年消耗，物资供应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鉴于此，整军建政后的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永安突围，北攻桂林。4月5日，太平军2万多人，遵照天王发布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量同杀妖” 的动员令，利用深夜大雨的天时，乘敌不备，抄崎岖山路，从城东18里的古苏冲大开缺口，利落地转移出城。乌兰泰、向荣得知太平军突围北上，慌忙带大队人马衔尾追。4月8日，洪秀全、杨秀清在龙寮岭的大洞布置伏击圈，清军中计，太平军一举斩杀敌军4个总兵及兵丁5，000人，乌兰泰掉进山洞受伤。身在前线督师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为掩饰败绩，把被俘的一个天地会头目焦亮，捏造成太平军的重要领袖洪大全，向北京报功。永安战役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中的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挺进武汉，建都天京 永安战役后，太平军于1852年4月18日进抵桂林。连续攻城一个月不下。5月19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全州。6月3日，占领全州这一交通孔道。在攻全州的战役中，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不久，在全州城北15里的蓑衣渡去世。被天国文献誉称为“永世威风，各传万古”的冯云山早逝，是太平天国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6月12日，太平军入湖南攻克道州。在这便于防守的群山之中的重镇，太平军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杨秀清针对有人眷恋故土而主张折回广西的保守思想，提出了“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 相继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国安民谕》等战斗文告，号召广大群众集合在“太平真主”的旗帜下，“奉天诛妖”。一时“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 结伙加入太平军。正因为太平军在道州得到了扩充，是兵力接近10万，声势大盛。8月17日，太平军占领湘南商镇郴州。这时，洪秀全、杨秀清得知长沙清军防务空虚，即以主力部队留郴州，派西王肖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翔统领2，000余人，拟作奇兵袭取。9月10日肖朝贵中炮负伤，旋即牺牲。这是继冯云山牺牲后，太平天国蒙受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天王闻讯后，亲率大军围长沙，战斗异常激烈，清政府以“日久无功”罪将赛尚阿革职，用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徐到衡州接印后，组织6万清军从三面包抄太平军。11月29日夜，太平军撤长沙之围，渡湘江，经宁乡、益阳，12月13日占领岳州（岳阳）。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量船只及枪炮器械，特别是许多船户，纤夫参军，太平军自此成立水营。水营对于运输和作战有车辆和马匹无法起到或替代的作用，从而大大增强了向长江中下游进军的能力。
从岳州向湖北进发，太平军分成两路纵队，水陆并行。“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 12月22日，太平军占领汉阳，29日攻克汉口。1853年1月12日攻克湖北省会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徐广缙被清廷革职拿问。太平军进入武昌后，当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有的街道“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 队伍猛增至五十万人。2月9日，太平军从武汉出发，沿长江水陆并进，直至南京。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翔带领；水路由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带领。新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无法指挥清军阻止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一路溃败。太平军几乎没有战斗就占领九江，2月24日攻占安庆。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钦差大臣陆建瀛。20日，破内城，斩江宁将军祥厚等人。29日，洪秀全入城，太平布告安民，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
太平军随后占领天京外围的重要据点。3月31日，指挥罗大纲奉命率领一支太平军沿江东行，占领镇江。接着林凤翔率军经浦口，仪征，4月1日进占扬州。在控制运河的镇江、扬州设立守土乡官，使天京、镇江、扬州联成一片。
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定都天京，历时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太平军就由1万多人发展到号称雄师数十万人，纵横驰骋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发展速度是迅猛、空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正义性和纪律性、太平军的严格组织性、天国领导集团在战略上发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是这一时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胜利进军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旧式农民战争所不能克服的矛盾。如太平军缺乏根据地思想，大了许多胜仗，但沿途弃地不守，得而复失。达到天京后，太平天国手中仅有一个天京，各地反动统治旋即重新恢复，严重威胁着起义政权。
三、太平军的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
曾国藩的湘军与厘金的出现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钦差大臣向荣带清兵14，000多人于3月31日赶到天京城东沙冈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两周之后，4月16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带直隶、陕西、黑龙江等地马、步兵18，000人，在扬州城外五台山等地建立江北大营，清政府企图依靠这两支力量防堵太平军向男或向北进攻，并钳制天京。但是，从当时情况看，这两个超大军营却无力阻止或延缓太平军的战略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咸丰皇帝 ①及清政府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地方地主自卫队——团练身上，于是在1853年，清政府任命湖南等十省在籍大官僚作督办团练大臣，负责扩充和指挥团练武装。地方团练武装实际是由地主领导的雇佣军，它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而凭借本乡本土封建的政治、经济、宗族势力而孳生和发展。它们中的一部分、如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发展成太平军的死敌。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1838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他和道光朝的当权贵族关系密切，官运亨通，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同年9月其母死，回籍守丧。1853年1月，奉咸丰皇帝任命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便立即到省城长沙“帮同”湖南巡抚组织本省团练。他以湘乡地主罗泽南的“湘勇”千余人为基础，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封建个人关系，采用募兵制，于1854年扩编成一支包括陆师6，500人，水师5，000人的军队—湘军。
湘军的组织和指挥原则是：由大帅及他本人亲自拣选统领，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自行募集士兵。这样使之全军自上而下各级层层相依，即所谓“指臂相连，弁勇视勇哨，勇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 。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全军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各省督抚、将帅，甚至皇帝也不能直接调遣。湘军的创建，是清代兵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始祖。湘军成军后，即由曾国藩率领出省对太平军作战。出师前夕，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讨粤匪檄》，集中表达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他恶毒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平等思想和反封建统治的斗争，特别咒骂太平天国平分土地的政治主张和焚烧孔孟经书的行动，号召“读书识字者”和“丈义仁人”等地主阶级及其知识份子“赫然奋怒以卫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这篇檄文对于以封建知识份子为纽带的整个湘军来说，具有很大的迷惑力和煽动力，从此湘军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
1851年前，清政府常年财政收入为白银5，800万两左右。太平天国起义后，它的财政收入因灾祸频仍，逐年递减。为了筹措军朝府便采取滥发钞票、广铸大钱、设立厘金等办法，搜刮民财。厘金是一种负担繁重的商业税，它的名义是“捐厘助饷”——按商货物价征收百分之一的税额。厘金出现于1853年7月。当时清江北大营帮办防务大臣雷以諴根据其幕僚钱江的建议，首先在扬州仙女庙一带开设厘局，向商贾征收厘金。它的实际内容包括两种；一种是行厘（又称活厘），对贩运货物的行商抽征；另一种坐厘（又称板厘），抽于坐商。前者属于过境税，后者属交易税。1854年，清政府见抽厘大可获利，便下令推广各地。到50年代，城乡要口、水陆码头、都遍设厘金和卡哨，货物沿途往往一抽再抽，名义上是值百抽一，但实际上当是值百抽五到十。厘金制度坐胎于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它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1853——1856年间，太平军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为了推翻清朝、占领全国，、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展开了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的战役。
1853年5月，北伐太平军从扬州出发。这支轻装队伍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翔、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指挥，共2万人。临行前，杨秀清命令他们“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靡时日”。明显地反映出太平天国领导人试图以速战速决方式拿下北京的战略思想。他们以为：“我天朝起义以来，由粤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汉阳，由汉阳而江西，由江西而江南，势如破竹，妖兵莫敢当矣”。 北京虽是“妖魔萃聚”之区，也将很快拿下。北伐太平军为尽快到达北京，一路流动作战，绕路皖北、河南、山西，同年10月入直隶抵天津郊外杨柳青一带。这时清军大集，实行坚壁清野方针，全力防守。同时，天津地区的地主团练又掘运河放水，使天津南部成为一片泽国。时值隆冬，太平军将士多为南方人，不耐北方严寒，并且因孤军深入，无后继援军，衣、粮无着，北伐军放弃流动作战打击敌人的战术，停在静海待援。1854年2月、5月，天国两次组织北伐援军救助林李部队，结果均未成功。1855年初，北伐军由林凤翔、李开芳各带一支退东光县连镇和山东荏平冯官屯。3月，连镇被僧格林沁部队攻陷，林凤翔战死。5月，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5月31日，屯破，李开芳俘后被押至北京杀害。至此，苦战两年之久的北伐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被太平天国称之为“扫北”的北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北伐军足经
苏、皖、豫、晋、冀、鲁六省，转战数千里，深入清军统治心脏地区，朝廷为之震动，清军闻风丧胆，直接推动了北方捻军的斗争，同时也间接支援了太平军饿西征战役。固此，其历史攻击是不可磨灭的。但“究系孤军深入”，单薄无援，又不能积极发动北方农民参军参战，它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853年5月，北伐进军的同时，太平军又开辟了西征战场。西征军共5万人，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乘战船千艘，自天京溯江西行。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重镇，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以切断清王朝与江南的联系，确保天京。太平军鉴于以往流寇主义错误，西征采取逐步展开、派并固守的方针，每到一地立乡官、建政权，巩固、扩大太平天国的统治范围。6月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接着围攻南昌。清军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顽抗，太平军封号“国宗”师祥祯和韦志俊带兵前往增援。攻城三月不下，9月从南昌撤围攻九江。9月29日，九江功课，留林启荣驻守。从此，西征军兵分两路：北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进军皖北，1854年1月攻下重镇庐州（今合肥），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北路太平军又相继收复庐州一带22县，使安徽由此成为太平天国的给养基地和战略重点。男路由石祥贞、韦志俊率领，挺进湖北，1853年10月20日攻克汉口、汉阳。旋因江北大营进攻苏北，进攻汉口的西征军退守黄州。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熔投水而死。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6月再克武昌。
南路西征军在湖北战场获得辉煌战国后，进入湖南，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拼死抵抗。4月下旬，太平军击溃湘军水师5营，相当于湘军全部水师的一般。战斗中，曾国藩亲执战刀、令旗以阻兵勇溃逃，竟不果，遂羞愧交加，投水自尽，被其随从捞起。但在湘潭之战中，因主将林绍璋指挥不力当，遭湘军主力偷袭而惨败，退守岳州。湘潭之战使太平军遭受严重损失，曾国藩因此保住了老巢湖南，湘军得意重振，开始向太平军反扑。
1854年7月湘军攻陷岳州。10月，湘军与湖北清军联合攻陷武昌，太平军水师遭受重创。1855年1月，曾国藩率湘军进逼江西九江。太
平军西征战场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曾国藩猖狂叫嚣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1为了挽救不利局面，太平天国派翼王石达开率军西援。石达开驻守湖口，指挥全局。他针对湘军兵骄气盛，求胜心切的特点，采用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灵活战术，与1月29日和2月11日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吓得再欲投水自尽，湖口九江大捷扭转了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的危机局面，自此，太平军转入全面大反攻阶段。2月23日，西征军第4次攻克汉阳。4月3日，第3次攻克武昌。年底，石达开又从湖北移军江西，至56年3月，江西8府50余州县又重新回到太平天国手中。曾国藩困守南昌，“ 呼救无人”，“魂梦屡掠”。2
太平军西征的胜利，为太平军拔除肘腋之患——江南，江北大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于是，太平军又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天京破围战役。
1856年4月2日，燕王秦日纲率冬关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渡江攻打江北大营，机警果敢的陈玉成先驾一轻舟，黑夜穿越封禁线，把作战计划带给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约定内外接应夹攻。次日，战斗打响后，太平军连破江北大营，解除瓜洲之围的预定目标。
6月19日，杨秀清又从天京派出太平军，会合由安徽前线回师的石达开大军2万人，共同进攻孝陵卫江南大营。向荣无力招架，带残敌狼狈的逃逃向丹阳，江南大营亦被击溃。向荣忧愤交集，吊死在丹阳。
太平天国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胜利，他使天国解除了天京的威胁，建立和巩固了安徽、江西两大根据地，千里长江变成了太平天国的一条运河，武昌、九江、安庆、天京、镇江连成了一线，太平天国革命进入全盛期。
四，太平天国的起义纲领和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冬天，洪秀全在天京颁布了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平均口号的发展，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理想蓝图。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一：永远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等原则，通过平均分配的办法，把田亩按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坏搭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减半。并采取“平荒相通”，以平赈荒的调剂办法。最终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目的。
第二：废除商品经济，实行一切产品归国库的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个“两（25家）”为一个基本单位，设一国库，一礼拜堂，由司马管理，每户农民除了耕种土地外，好像种桑、养蚕、纺织等其他家庭副业生产。农民的全年劳动收入，除留作食用外，其余全部交归国库，物资实行统一调配，群众生活所需皆由国库开支。“凡25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其余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领国库以养。”
第三，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的地方政治制度。太平天国县以下设立各级乡官——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他们既是生活的组织者，又是司法，宗教的权威。他们负责分配土地，负责钱谷的储存和收支，同时也按照这个系统。推荐人才，实行赏罚及处理争讼事宜。封建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明确规定把土地平分给劳苦农民耕种。具有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革命意义。因此，《天朝田亩制度》集中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的本质，《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以期实现“处处平均，人人温饱”的要求，这种平均主义是当时广大农民阶级摆脱苦难和剥削的社会呼声。
列宁在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和“平均制”的土地问题时，也强调了这种理论的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历史上现实的和历史上合理的内容。列宁还指出；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他们反映了受尽地主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的愿望。这种科学分析的态度，启发人们去正确认识平均主义的历史地位。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革命光彩，极大的鼓舞了农民群众的反清斗志，推动了广大农民参加斗争实践。
当然，“普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方案，是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出发描绘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全体劳动者不论惰勤巧拙，所得到的生活资料，都是一个绝对平均数目。这样做必然使一些人无偿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成果，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从分配上的不合理进而导致瓦解人们的生产意识。此外，小生产者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是非常有限的，无法实现“人人饱暖”的社会要求，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质。
《天朝田亩制度》虽因其空想性和当时的战争环境限制而未能实施，但它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精神却鼓舞了各地农民起来斗争。有些地区，农民没收地主官僚的浮财，焚烧田契，豪绅地主有的死了，有的流亡逃走。农民自发的占有这些土地，废除地租。1853年底，一个叫王世铎的地主知识分子在天京郊外的陈墟桥蔡村，听到农民说：“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1另据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自述，他在安徽芜湖有田产2126亩，“自咸丰三年后，粒粒无收”。虽然在一些地区允许地主收租，但租额已受很大限制，有的佃户只交半租。值得注意的是，1854年，杨秀清等联合各奏请天王洪秀全批准：安徽、江西“照旧交粮纳税”。这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的形式下有太平天国乡官，守士官直接收缴钱粮，由于剔除了清统治时期种种浮收勒索，田赋有所减轻，地租有所减弱。这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有利于源源不断地供应天京等地的粮食需要。
总的来说，上述复杂情况的都是在革命风暴打击或影响下出现的，从而使封建土地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土地，或减轻了租税负担，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相应的得到了改善。
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 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建立的国家，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逐步建立一套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
他的中央政权是以“主”为国家元首（天王），以“军师”为掌实权的政府首脑，天国临朝不理政，权力的执行集中在军师手中。前期杨秀清的东王府所属六官丞相——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置正、又正、副、又副四员丞相）， 实际上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务管理机关。东王权重事繁， 居于特殊的实权的地位。天王之下设王、候等爵位，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将帅、旅帅、卒长、 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爵位和职官不分文武，带有明显的军政兼理的特点。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省多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省、郡、县三级行政长官俱有中央直接任命，统称为“守土官”。
县以下的地方政权按太平军编制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个军帅管13156家。从两司马到军帅各级长官，均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乡官”。乡官的职责是：维持地方秩序，征收赋税和办理军需和负责“杀敌捆贼”。因此乡官既是行政官吏，又是军事指挥官。
为太平天国提供素材的是《周礼》，传统的封建官制对太平天国有深刻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爵位世袭制。因此，君主制度和他所带来的各种繁多的官阶等级，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太平军主要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太平军的建制以军为单位，美军置一军帅。辖五师；每师设师帅一人，辖五旅；每旅设旅帅一人，辖五卒；每卒设卒长一人，辖四两；每两设两司马一人，辖五伍；一伍有伍长一人，领兵四人。每军官兵共13156人。军帅之上设监军，总制。作战时再派高级官员统帅数军，指挥作战。太平军分男女营。作战部队有陆营，土营，水营。此外，还有诸匠营，百工衙，以保证军事需要，牌尾馆负责安排年老残疾人员，参加力所能及的战勤工作。
天国的工商业及其他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经把军中实行的一套办法移到天京城内中来，一度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用品由“圣库”供给。城内分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服役。年老残疾的编入牌尾馆，每日捡拾字纸，打扫街道，各行业的手工业工人都分配在“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从事生产劳动。从而取消了商业和私人手工业，全天京城几十万人过着清一色的供给制生活。这种违反社会生活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使太平天国经济停滞，人民不满。1854年，太平天国领导人开始对商业采取变通办法，最先在天京北门桥开设公营商店，由“老兄弟”出城采购物品进城交给圣库，由公营商店分售给城内各衙，各商店。但实行了几个月，因货物源缺乏，被迫停业了。至于私营商业，天京城内在1860年前一直是禁止的。1860年后，天京城内的商业逐渐恢复。
至于天京城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不仅仅没有被取缔，而且还受到各地政权的保护。仅在天京城外就有几个商业区，即所谓的“城外直如五都市，外小（指城外人）负贩时相从” 行人“往来如织”。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既满足和改善了人民生活，又为天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在妇女问题上，太平天国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从“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原则出发，初步实行了解放妇女的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太平天国妇女不仅在土地分配上同男子一样，还可以从事参军打仗，科举考试，政权管理等各项工作。妇女地位提高也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太平天国严禁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严禁纳妾。并禁止缠足，废除娼妓，太平天国法令规定凡“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尊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它有力冲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恩格斯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史度”。 太平天国时期妇女解放的深刻程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场农民战争的空前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洪秀全、杨秀清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嫔妃制，分别拥有许多嫔妃，并用“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等封建礼教约束妇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除了对内反封建之外，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显然，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是太平天国遇到的一个新课题。早在拜上帝会创立初期，洪秀全就指出：“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犯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太平天国就是依据这个基本原则来处理对外交往中反对外来侵略和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两者关系的。
1853年4月，在中立的幌子下，英使文翰访问天京，实际是刺探太平天国的内情，并进行讹诈。当他的座船擅入太平天国水城时，太平军镇江、瓜洲炮台立即开炮警告，英舰被迫停止前进。太平军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们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主权尊严的精神。文翰到天京后，派人送《南京条约》给太平天国，意图是要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文翰在随送的信中威胁说：“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指鸦片战争）……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太平天国对于《南京条约》根本不予理睬，拒绝了文翰的政治讹诈。
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随后，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访天京；6月，英国公使翻译麦华陀访天京。这些不速之客接二连三访问天京，一方面是搜集太平军情报，为本国处理与太平天国关系寻求对策；另一方面是想利用访问进一步向太平天国宣传基督教，使拜上帝会向基督教靠拢，进而实现由西方国家控制太平天国的图谋。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这些活动，太平天国领导人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因此，西方侵略者的阴谋也无法实现。
太平天国在抵制外国侵略者进入辖区活动的同时，对于一些真诚关心和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外国人却给予了热情的欢迎，便如对英国人哈利的欢迎和接待。哈利（1840-1873）其早年为英国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1859年夏天来到香港。他目睹了英国对香港的侵占，逐渐产生同情中华民族、憎恨西方侵略的正义思想。随后，他辞去了在英国海军中的职务，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考察。同年8月，进入太平军管区，受到欢迎。他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是引导中国走向进步的伟大事业，决心亲身参加太平天国革命。1861年，他来到天津，立即被吸引加入太平军。在以后的几年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他关怀备至，格外信任。他先后担任太平洋炮队教练和炮台指挥，并多次前往上海为太平军采购粮食和军火。他在太平军中的工作直到1864年因积劳成疾回国为止。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哈利以自己在太平军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从太平天国对待西方侵略和哈利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所执行的在争取独立自主的同时积极向西方学习、发展同各国人民友谊的外交方针，这同当时清政府的与世隔绝或屈辱对外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
五、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深受封建压迫的各地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风起云涌，掀起反抗斗争。各地分散的斗争，彼此推动，互相激荡，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起义高潮。
江南天地会起义，天地会出现于康熙年间，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反清秘密团体，盛行于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由于地域不同，其支派深多，其中主要有两广升平天国与大成国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福建红钱会起义等。升平天国起义，1852年9月爆发于广西南宁，以胡有禄、朱洪英为首领，1854年攻占灌阳，建立“升平天国”。他们应太平天国罗大纲的书信约定往天京会合，进入湖南后，被清军击败。胡有禄被俘死难，朱洪英率余部回广西，不久亦被杀害。大成国起义1854年爆发于广东佛山，陈开、李文茂为首领。“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 他们曾围攻广州城达半年之久.1855年,9月,攻下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李文茂称“平靖王”,陈开称“平浔王”。1861年浔州被清军攻陷，陈开欲往大圩与石达开部队会合，因联络失误不成。同年10月，陈开被捕牺牲。
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于1853年9月7日。.是日，首领刘丽川联合小刀会福建帮首领李咸池等发动举义，迅速夺取全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上海道台吴健彰。建立革命政权，号称“大明国”，刘丽川被推为“统理政教抬讨大元帅”。刘丽川上书洪秀全，表示归附太平天国，并希望“早命差命莅任” ，但是未果。1855年1月，清政府勾结法国侵略者利用租界围困和进攻上海县城，小刀会义军弹尽粮绝，刘丽川战死，起义失败。
在福建，1853年5月，永春县红钱会首领林俊率众起义，攻入德化县城。9月26日攻占仙游城，杀死知县，声威大震。林俊转战闽北山区达五年之久，曾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受封为烈王。1857年失败。
北方捻军起义，捻军原称捻子，出现于清朝初年，它是淮河两岸穷苦人自发抗清武装集团，活动时往往分散。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捻（皖北方言，捻者股也），“自号为捻，不相统一” 1853年，在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影响下，捻子迅速向捻军转化。亳州著名“捻头”张乐行等分起抗清，队伍扩大。1855年8月，各路捻军首领集合于安徽雉河集（今涡阳），推张乐行为盟主，建国号“大汉”，张乐行称“大汉永王” 。下设军师、司马、先锋军职，分五色旗统领各军。雉河集会盟标志着捻军由分散趋向统一，但仍不能克服原有分散性的特点。这时，捻军的主要部分还不能脱离农业生产，时而参加劳动，时而出征打仗，成为安徽、河南、山东一带抗清斗争的主力。捻军在江河之间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
西南少数民族农民起义。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又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少数民族在清朝官吏、汉族地主、苗族土司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1855年，台拱（今台江）苗民领袖张秀眉率众起义，被推为大元帅。起义军连续攻克丹江、施秉等10个州县，又汇合麻哈、恩南的以汉族人为主体的白莲教军，形成10万人队伍。1861年以后，贵州全省除贵阳外，几乎都被义军占领。1867年，湘军头目席宝田被任命为专办“平苗”军事，席宝田以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担任进攻主力，很快把白莲教军击败。1870年苗军根据地台拱被清军攻占。1871年4月，清军又攻占苗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凯里，张秀眉率众退守雷公山。1872年3月，张秀眉被俘，在长沙就义。历时18年，转战数千里的苗族起义军，至此失败了。
1856年，云南哀牢山彝族雇农李文学率领彝、汉各族群众5000人，在弥度县举行起义。李文学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义军控制了以密谪为中心的十几个州县。他们提出“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 的口号，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1874年，李文学作战失利，被清军杀害。李学东继续领导起义军战斗，1876年，李学东病死，起义失败。
1856年，杜文秀在云南昆明以西率回众起义。9月，回族义军攻占大理，建立政权。杜文秀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平南国”。杜文秀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 反对狭隘的民族意识，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参加大理政权工作。该义军曾多次围攻省城昆明。1869年，杜文秀军失利，退守大理。大理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引起英国侵略者的注意，在缅甸设立办事处，卖给大理政权武器，派间谍到大理勾结杜文秀。1871年，杜文秀派义子刘道衡前往伦敦出卖云南。英国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旗号，指使刘道衡到土耳其谈判具体出卖条件。只是因大理政权迅速垮台，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杜文秀开始判国活动之后，便不再是起义军的领袖，而是祖国的判卖者。1872年，回民军作战失利，杜文秀投降清军，被杀。
太平天国时期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虽因各自割据作战，先后都失败了，但他们彼此影响，互相推动，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斗争高潮。
六、天京变乱和分裂
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取得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把革命推向全盛时期。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稳定和政权上的巩固，相反，革命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逐渐发展暴露起来。
几年以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不少地主、土绅、胥吏等剥削阶级分子被卷入到太平军之中，还有许多城市游民和清军的散兵游勇也归附了太平军。他们有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看风使舵的投机者，因此加入太平军后，不仅以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腐蚀太平军，而且伺机破坏捣乱、挑拨离间，甚至煽动逃亡、叛变，不断兴风作浪。农民阶级由于小生产的特点，眼光狭隘、短浅，无力抵制封建思想的侵蚀，不可能长久地保持革命队伍内部的纯洁和团结，太平天国政权不可避免地日趋封建化。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进入天京后，由于环境相对安定，骄傲自满和享乐思想日益增长，革命进取心和与群众同甘共苦精神不断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建都天京前，太平军官兵大体过着平均供给生活，广大太平军将士“囚首垢面，鹑衣百结”，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人也常“敝衣草履，徒步相从”。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立即动用大批军民拆毁民房，修建天王府。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十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 在追求建筑豪华的府第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的服饰、饮食也开始奢侈起来，大小官员“争奇斗富，盛饰鞍鞯”。首义诸王妻妾成群，洪秀全一人就有88个后妃。杨秀清出门动用轿夫56人，仪仗队多达1000人，排成二三里长队，活象一条火龙，甚是壮观。领导集团的奢侈腐化同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禁欲，艰苦生活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随着领导集团生活的渐趋腐化和等级观念的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矛盾在迅速激化。洪秀全本来是拜上帝会的教主，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但早在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权，成为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上帝代言人。加之杨秀清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他的手中，洪秀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位“虚君”。随着革命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的倾向日益严重。他把天国群众对皇上帝的敬仰感情，变成了对他个人的迷信崇拜；把群众的创造，看成为个人的劳苦功勋，“威风张扬，不知所忌”。 还经常把他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 杨秀清的骄横专行，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其它诸王无条件地向他屈服，以次为建立他的最高统治地位铺平道路。杨秀清操纵实权，又常以天父代言人身份为所欲为，严重地影响了洪秀全的地位。而洪秀全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元首，于是，洪、杨间围绕最高统治权的矛盾急剧发展。
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北王韦昌辉是金田起义时的主要领导人，当冯云山、肖朝贵牺牲后，他的地位仅次于东王。韦昌辉对个人权势有极强的欲望，他不甘久居于杨秀清之下，时时准备夺取杨秀清的权力。但表面上他对杨秀清极力逢迎，忍辱退让。《金陵癸甲纪事略》一本说他“事东贼甚谄”。“（东）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 韦昌辉对洪秀全也采取两面手法。1853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天王时，韦昌辉一面表示“愿代天王受杖”以取悦天王；另一方面又表示赞同杨秀清的作法，说什么，“皆合天心”，鼓励杨秀清压制天王。这些作法，并没有引起洪秀全的警惕，相反得到了洪秀全对韦昌辉的信任和赞赏，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领导层内潜伏的政治危机。
天京变乱。1856年军事斗争的胜利形势，使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其权势思想开始膨胀到顶点。同年8月，杨秀清再次假托天王下凡，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对此无可奈何，不得不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并答应“天父”在杨秀清生日（阳历八月二十五）正式举行万岁封典。杨秀清逼封万岁使洪、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促使洪秀全下定决心要除掉杨秀清。因此，洪秀全立即派人出京去江西、丹阳前线送“密诏”，急调正在前线督师的韦昌辉、秦日纲回京诛杨、“勤王”。
诛杀杨秀清，这是韦昌辉日夜等待的一个时机的到来，因此他接到密令后，立即带亲兵3000人，于9月1日深夜赶回天京。他与先期抵达天京的秦日纲迅速将队伍分散布置到天京城内的各要塞，然后于9月2日凌晨袭击东王府。杨秀清和他的家属及侍从官兵猝不及防，于当夜被韦昌辉等人残酷地杀害了。接着，韦昌辉同秦日纲在9月4日又制造了一起埋伏大屠杀，将所谓东王余党2万多人统统杀死。
如此大规模地消灭起义力量，是清政府想做而做不到的！洪秀全严厉斥责韦昌辉乱杀无辜，命令他：“勿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 但是，已经独揽到军政大权的韦昌辉根本不听洪的命令，继续“乱杀文武大小男女”， 使天京城内充满一片恐怖气氛。
9月下旬，石达开从湖北前线回到天京。天京城内的惨象使他目不忍睹，他义正辞严地怒斥了韦昌辉。韦昌辉感到石达开也是他夺权的障碍，就此产生杀掉石达开的动机。石达开闻讯当夜吊城逃走，留在京中的妻室儿女，全被韦昌辉杀光。稍后，韦昌辉派其心腹秦日纲领兵外出，沿长江北岸追杀石达开。韦昌辉用血写的劣迹把自己推到了天京动乱的罪魁地位。
11月8日，石达开由安庆率兵4万渡江，向天京进发，讨伐韦昌辉。他在上书天王请诛韦昌辉和秦日纲的书中使用措辞强硬的威胁口吻。称：天王若不杀此二人，他要“攻来天京”。 11月2日，由天王下诏，守城的太平军将士将韦昌辉、秦日纲及追随者200余人杀掉，并将韦昌辉首级送往宁国石达开军营。石达开遂停止进兵。历时两个月的天京变乱终止结束了。后来，洪秀全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而对韦昌辉贬为“北孽”。 这是洪秀全对这场大变乱所作的结论。
石达开负气出走。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欢悦”。 合朝文武“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封其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辅佐朝政。但是，经历过杨秀清逼封万岁和韦昌辉暴乱事件的洪秀全，再也不能容许别人与他分庭抗礼了。他见石达开受众人拥戴，陡升疑虑，便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与石达开同理政事，“押制翼王”。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既不肯忍辱负重，又不愿搞军事政变，于是决定负气脱离革命中心，走上单纯武装抗清的分裂道路。他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经安庆往江西，沿途张贴了一篇布告。布告一方面向太平军官兵散播了对洪秀全的不满，申述了他所遭受的“一笔难尽陈”的委曲，从而为其起分裂道路做了辩解；同时又公开号召分裂，谕告广大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 由于石达开继续打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旗帜，而布告又唤起了太平军官兵对石达开遭遇的深深同情，使之大批太平军跟随石达开走上了分裂的道路。石达开的负气出走是天京事变的继续发展和延伸。
1858年后，石达开带部离开江西，奔闽西，又转赴湘南，后进入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流动作战，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和地方封建势力，支持了西南各省多民族人民的反清斗争。1863年春，在连续受挫的情况下，石达开带部来到四川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准备渡河攻取成都。但因河水突涨，无法渡河，陷入清军包围。绝望中，石达开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舍命以全三军”，幻想以牺牲自己生命来换取清政府对其残部免予杀戮。6月13日，石达开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赴清营，随即被清军押至成都处死。其余部3000人一夜之间被清军全部“围杀净尽”。
1856年的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负气出走，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
第一，天京变乱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据天京变乱时清方奏报称：长江江面“长发尸骸不可数计”。被屠的太平军将士总计不下两万人，且多是自广西一直跟随洪秀全的“老长毛”。以后石达开出走，又“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造成了“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空虚局面。太平天国从此再也不能恢复到内讧以前的实力。
第二，天京事变直接造成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被动局面。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内讧发生于西征和天京破围战胜利之际，内乱一起，韦昌辉、石达开等分别从江西、湖北、丹阳前线带兵返京，前线兵力顿时减少。这就使一再受挫的湘军绝路逢生，重整旗鼓，在湖北和江西向太平军发起进攻；1857年1月，湘军已攻至九江城下，江南、江北大营地死灰复燃也趁机重建，从南、北两面包围天京。太平天国二年来所取得的军事成果几乎被化作乌有。战争由前期的胜利发展转向后期的防御困守。
思考题：
1．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原因。
2． 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3． 《天朝田亩制度》分析评价。
4． 太平天国的政权形式及其性质。
5． 天京变乱发生的原因和危害。
参考书目：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本。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天朝田亩制度》，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史部分，上册。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第三册。
茅家琦等：《太平天国兴亡史》第一卷第七讲，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1985年中华书局本。
沈嘉荣：《太平天国史略》1992年南京出版社本。
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第一卷第三章，1986年人民出版社本。
哈利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第二、三章，198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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