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提示：
第一， 要注意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为了扩大和加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攫取的侵略特权而发动的又一次侵华战争。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诱和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共同勾结起来联合剿杀太平天国起义。从而出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新格局。
第二， 要分析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政治情况和特点。1856年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起义进入后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一度曾振作、刷新。但从总体来看，反映在政治上，明显表现为昏暗、衰败。洪秀全日趋保守，沉溺于宗教迷信，任人唯亲，乱封王爵，使之天国上下，结党营私、多自为政，分散、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军事上被动防御，相继出现了第二次西征和天京保卫战这一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造成太平天国控制区逐渐缩小，最后终于在中外势力共同进攻下，走向失败。
第三， 要认真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太平天国起义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农民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因其阶级的局限，农民不可能单独找到解救中国的方案，无法引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又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战争发生的原因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侵略者就蓄意策划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战后西方对华商品输出不仅未能像侵略者当初“假定需要”的那样迅速增加，反而出现了停滞、下降的趋势，在1849到1857年的八年间，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值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十七分之十。 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仍具有特别大的抵制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限制了中国人的购买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贸易的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靠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扩大中国市场的开放，英、法侵略者联合美国在1854年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其“理由”是《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在双边贸易条款中规定，十二年后在某些枝节问题上可以“稍有变通”。侵略者以自己的曲解作为提出另立条约的依据，企图迫使清政府作出进一步的妥协。
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的“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开放中国内地和沿海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废除外国进出口货物通过中国内地时征收的子口税；外国公使长驻北京。清政府对此表示不能完全接受，给予拒绝。当时，英、法正同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其它地方开辟新战场，所以它们决定对中国暂时不采取过于强硬态度，避免自己处于窘困的境地。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胜利、俄国失败宣告结束，是英、法可以腾出手来发动新的战争。于是，英、法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和“西林事件”，挑起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2、战争的爆发、进程及后果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港逮捕了运载走私货物的中国船只“亚罗号”上的海盗李明太、梁建富和另外10名涉嫌走私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得知后，以此挑拨事端，诡称该船为英国所有，并造谣说中国水师在该船逮捕人时曾扯落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主权和荣誉，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中方释放人犯并向英方赔礼道歉。实际上，“亚罗号”纯属中国人苏亚成个人船只。为了便于走私，船主雇用一名英国人当船长，并曾向香港政府登记，但在出事时登记以过期，船上也未挂英国旗。因此叶名琛据理力辩，驳斥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但是随后叶又怕事态扩大，转而妥协，将人犯送交巴夏礼处理。由于巴夏礼本意在于借机挑衅，遂大耍流氓手段，拒绝接受中方送交的人犯。10月23日，英国水师提督西蒙率战舰三只由香港向广州方向进犯，未经宣战突入省河。英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冲入城内，袭击总督府，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开始。
广州地方“百姓强悍不服”， 奋起反抗。城郊人民在陆上且战且守，几百艘小船在海上不断骚扰敌舰，加之英军当时在华兵力不过2，000人，1857年1月英军不得不从广州省河撤走，等待援军到来。英国内阁首相巴麦尊原是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外相，的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后，极力主张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57年4月，巴麦尊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带领一支庞大的侵略军队伍前往香港集结。同时照会法、美、俄政府，提议联合出兵侵华。
这时，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正以“西林事件”为借口，积极策划对华战争。所以一接到英国的提议，它首先响应。“西林事件”又称“马神甫事件”。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约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他勾引西林县官，招引地方无赖，为非作歹，激起当地民众义愤。1856年2月，西林县新任知县张鸣凤应民众要求，逮捕并处死了马赖及其随从不法教徒。拿破仑第三利用这个事件，喧嚣为“保护圣战而战”，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制造战争借口的虚伪性。
1857年6月至10月，英军统帅额尔金，法军统帅葛罗率海陆军5，600人陆续到达香港。在完成了进攻广州的准备后，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英、法人员自由进入广州、议定和约、赔偿英、法军费等无理要求，并限定叶名琛在十日内给予答案。叶名琛对此一一加以驳斥，但他认为敌人不过虚张声势，不做战守准备。眼见敌人进攻迫在眉睫，部将僚属们建议调兵设防，他不理；要求组织市民团练自卫，他不允；请求派人到敌船侦察敌情，他不准。优柔寡断，迂腐至极。12月24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叶名琛在24小时内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否则发动武力进攻。叶名琛抢定“不战不和不守” 的方针，执行清政府的“安外”政策。29日，广州城攻破，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竖白旗投降。叶名琛逃藏于都统衙门后花园内，于1858年1月6日被俘，送往印度加尔各答，1859年4月14日死于印度。
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的修莱组成所谓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卖国贼广东巡抚柏贵在三人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为侵略者维护殖民秩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华制造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从此，英、法在广州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军事统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即想趁势强迫清政府签订新约，遂驱兵北上。美、俄两国亦与之暗中勾结，相机配合。1858年4月13日，英、法军舰先后开抵大沽口外。美使列威廉、俄使普提雅廷均以“从中调处”名义而来。清政府派直隶提督谭廷襄与四国公使谈判，英、法两国公使故意拖延时间，加紧战争准备。谭廷襄不作战备，随身的布政使钱火斤（无此字）和遵照他的旨意对大沽守将提督张殿元说：“你还真欲打，不过摆列军器以威吓之耳”。 5月20日，英、法军舰闯入白河，轰击大沽炮台，正在海神庙吃大烟的谭廷襄慌张逃走，防守南北炮台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虽英勇抵抗，大沽炮台还是很快失陷。随后，英、法联军沿白河直扑天津，并扬言要攻占北京，京城一片慌乱。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向敌人求和，还特旨起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坚持妥协立场的耆英到天津参与和谈。
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清政府同英、法代表于1858年6月26日、27日分别订立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在此之前，俄、美代表打着“调停”的幌子，采用阴谋和狡诈的手段，趁机诱骗清政府，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上述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商船可以驶入长江沿岸各口岸通商；中国分别向英、法赔款银400万两和200万两。《天津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7月，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天津、大沽，南下广州集结。于是，英、法联军对于清政府同志中心京畿地区的直接威胁得到暂时缓解。
《天津条约》订立后，英、法国内的资产阶级纷纷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 为此，英、法两国又要求清政府在同年10月派代表桂良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前往上海继续就双边通商税收细则举行谈判。桂良等南下时，咸丰帝曾指示他们，要他们在谈判中将《天津条约》中的“派公使驻京、长江沿岸通商、内地游历、赔偿兵费”等四款删除，而以“全免税款为交换条件。因为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从封建传统的闭关锁国的观点出发，认为上述几项条款大大违悖“天朝祖制”，严重地破坏了闭关主义政策，对清朝统治为害最大（上述条款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统治者是很少考虑的），所以，咸丰帝不惜放弃每年数百万两的海关收入来换取以上四条，以巩固和维持其闭关主义统治政策。但桂良等担心全免关税会导致清政府国库空虚，都反对这样的做法。经多次谈判，清方代表同意在维持原定条款的情况下，与英、法代表分别订立了中英、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1）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名为“洋药”，每箱收税银三十两；（2）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3）各口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中国的海关管理从此落入外人之手。
咸丰帝见桂良不仅未能挽回前定四项条款，反添新的不平等内容，遂大为震怒，在批阅桂良的奏折时斥责说：“览此折不觉愤闷，尤堪痛恨。汝辈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前约”。 但是，他也只能在纸上叫骂，实际上是毫无办法。因此随后又不得不自我解嘲、替桂良开脱，说：“该大臣等迫于时势，亦属事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鉴之中”。完全接受了已经既成的事实。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署时规定，一年后将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为了履行诺言，1959年初，清政府决定派遣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迎接英、法公使来京，并在北京城外预备了多间房屋以为接待。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各自率领一支舰队到达大沽海口。其中英国舰队十分庞大，计有战舰、巡洋舰、炮舰十余艘，军队2，000余人。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接洽，安排从大沽海口北30里的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并“告以议和并非用兵，所有该国提督及带来的兵船，均不可登岸”。 由于英、法军队决意利用换约时机重新挑起战端，遂对清方照会置之不理，拒绝按照指定路线进京。6月25日，英、法军舰突袭大沽炮台，准备强行从白河登陆。守卫炮台的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敌舰除一艘逃走外，四艘被击破，登陆侵略军死伤近500，英军舰队司令何伯受重伤，副司令毙死。清军在这次战斗中有炮兵32人阵亡，直隶提督史荣春、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6名官员牺牲，但大沽炮台只受到轻微影响，海口防御设施基本安然无恙。
大沽之战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的依次重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暂时粉碎了他们企图通过武力进攻获取更多侵略利益的阴谋。
在大沽之战中，美国一直有三艘舰艇助战，并护送英、法舰队逃出海口。但战斗结束后，美国公使华若翰却居然厚着脸皮，遵照清方指定路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只是因面见皇帝的礼节上出现争执，才换约未成。最后在返回时，于北塘还是完成了条约批准书的交换。
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英、法后，英、法两国的好战分子立刻咆哮起来，他们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用九节鞭抽打每一个敢于”反抗侵略的“官吏”。 为了达到这个侵略目的，1860年2月，英、法分别重新任命额尔金、葛罗为侵华专使，并分别以格兰特和孟托班将军为侵华司令集结战舰和运输船200余艘，军队25，000余人前往中国。4月，联军占领舟山群岛。6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集中芝罘（烟台），部署进攻天津、北京。
清政府在大沽获胜后，并未作进一步战守的准备，咸丰这时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依然求苟安妥协。就在英、法舰队重兵再次逼临大沽、战事迫在眉睫的时候，先锋还饬令下属“须以抚局为要”。 当时负责天津沿海防务的僧格林沁根据自己的错误判断，认为北塘是盐滩，联军登陆困难，很可能选择在大沽进攻，造成北塘空虚。一直为英、法舰队担负刺探中国沿海防务的俄使伊格纳耶夫得知北塘撤防的情报后，立即密告葛罗，并为英、法联军出谋划策，提出首先占领北塘、从侧背攻破大沽防线的计划。
1860年8月1日，英、法战舰30多艘，由“俄夷引路”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北塘。8月12日，侵略军一万余人兵分两路攻陷新河、军粮城。这一战，使僧格林沁所倚靠的蒙古骑兵精锐消耗殆尽。14日，塘沽被攻陷，联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大沽炮台的后路包抄，从而对大沽形成了海陆夹击之势。21日，联军进攻大沽北岸炮台，炮台守将提督乐善带领士兵拼死抵抗，激战至当晚，全部以身殉国，北岸炮台陷落。驻守南岸的僧格林沁认为英、法军队万难阻挡，于是将防守南岸炮台的马、步各军官兵全数撤往京郊通州的张家湾。大沽炮台和天津城随即于8月23、24日相继陷落。
9月9日，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同英法代表巴夏礼、威妥玛谈判议和。由于英、法毫无谈判诚意，加之9月18日僧格林沁在通州将巴夏礼等26名英人、13名法国人捕获、送往北京，酿成新的纠纷，所以通州交涉未能达成协议。
9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通州八里桥，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和胜保在此集中多支八旗、绿营部队进行抵抗。激战两小时，清军伤亡过半，胜保中弹落马，僧格林沁被迫带部后撤，全线崩溃。
八里桥失守，联军进逼北京，清廷震惊。咸丰帝以办理和局不善撤去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另派自己的异母弟奕言斤（此字通“欣”）（恭亲王）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与联军接洽议和，自己带领宫室于9月22日清晨逃往热河。
10月5日，联军重新发起进攻。6日，占领了北京西北郊的海淀和圆明园。
圆明园包括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最早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历经150年，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能工巧匠，形成的一个规模宏伟（连绵20里）、景色秀丽（不仅汇集了江南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举世无双的园林建筑群。同时园内又珍藏有各种各样的无价珍宝。因此被外国人誉为“万园之园”。
联军进入圆明园后，首先是大肆抢掠。当每个官兵腰囊饱满文物洗劫一空后，侵略者为掩盖其丑行，便集体纵火焚烧。燃烧一星期，这个东方文化宝库便化为灰烬。英法侵略者的这一暴行是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野蛮蹂躏。
10月13日，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压迫下，北京留守当局交出安定门，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奕言斤（此字通“欣”）不敢于英法侵略者见面，俄国公使伊格纳耶夫自任“调停”，充当保护人。10月24日、25日奕言斤分别与英使额尔金和法使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文本，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规定：（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增开天津为商埠；（3）准许华人出洋做苦工；（4）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5）交还教产与天主教堂（法国人还在条约中文上偷偷加上了“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6）赔偿英、法军费数额在《天津条约》基础上各增至800万两。
议和结束后，英、法军队从11月1日起，陆续撤离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以清朝统治者对外屈膝投降，订立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而宣告终结的，此后，外国的侵略势力开始扩展到沿江各省，海关管理权的丧失和低标准的关税，使中国无法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冲击。外国商人、教士以“游历”、“传教”为名，横行中国，并在中国垄断土地参与剥削。鸦片无限制地流入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外国侵略者在沿海内地掠卖人口、运送海外、充当“苦力”，使中国人受尽奴役和压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二、 沙俄侵吞中国大片领土
1、沙俄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占领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俄东段国界划定以后，沙俄侵略势力虽然退出黑龙江以北地区，但它一直对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占有欲，时刻在等待时机梦想卷土重来。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社会，沙俄认为侵吞中国领土的新时机已到，于是在1847年任命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由他来具体实施入侵黑龙江流域计划。1850年7月，以涅维尔斯科伊船长为首的俄国海上武装探险队按照穆拉维约夫的旨意，侵入黑龙江口。8月13日，占领江口附近的庙街，建立尼古拉耶夫斯科哨所。由此为据点，沙俄“探险队”沿着江口和滨海展开活动。到1853年，原属于中国管辖的黑龙江江口地区已完全为沙俄殖民者武力占领。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战船70余艘，侵略军1，000余名，越过中俄边界，闯入黑龙江，横穿中国领土2，000公里，占领黑龙江下游的阔吞屯，改称马林斯克。1856年，沙俄悍然宣布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辖地囊括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
沙俄在以军事强占我国黑龙江大片领土后，决定采用外交讹诈配合军事威胁来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1857年8月，俄国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兵船到天津向清政府提出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界的要求，称之为“外交上的远征”。清政府答复说：中俄两国在康熙年间已经定界，无可再议。使普提雅廷此次勒索未遂。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并占领大沽，穆拉维约夫利用这一时机在23日率舰至瑷珲，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重新划分边界要求。在谈判中，沙俄宣称必须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中俄东段界河。中国代表虽曾据理力争，但沙俄以兵舰进行武力恫吓，逼迫奕山在5月28日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1）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除江东64屯以外）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之地”。（2）江东64屯依然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俄人“不得侵犯”；（3）准许俄国商人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自由贸易。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以“征服了黑龙江”的胜利者自居，于6月2日在海兰泡召开“庆祝大会”，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9月，沙皇破格提拔他为陆军上将，晋封伯爵，赐号“阿穆尔（黑龙江）斯基”。
沙俄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土地后，立即就把魔爪伸向乌苏里江以东。1860年7月，俄军强占我国重要港口海参葳，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同年10月，沙俄利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逼迫签订《北京条约》的时机，派遣伊格纳耶夫使华，胁迫清政府订立新的边界条约。11月14日，伊格纳耶夫同奕言斤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条约除肯定《中俄瑷珲条约》的有效外，明确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公管”地区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单独管辖。使俄国实现了长期以来要求侵吞这一地区土地的梦想。
2、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吞食和割占
与沙俄侵占我过东北边疆的形式略有不同，沙俄对我国西北地区领土的割占基本是以外交讹诈方式为主。在1860年中俄签署《北京条约》时，沙俄首先提出、并最终迫使清政府接受其所谓的中俄西部“未定之疆界”的勘察、划分原则，即“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长驻卡伦”为界。以次为依据，1862年8月，沙俄要求清政府排出代表在塔城与俄方举行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谈判中，沙俄代表巴布科夫坚持以中国长驻卡伦为中俄边界，并力争占有全部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 这些长驻卡伦是设在中国境内城镇附近的，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也在境内，这样划分疆界显然是不合理的。清方代表明谊据理严加驳斥，谈判破裂中断。1864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俄方借机要求重开谈判，塔城谈判遂重新举行。这次，沙俄代表以谈判不按俄方要求办理，“稍有更改”，即派兵进攻相威胁，迫使清方于10月7日与之订立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于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原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皆被沙俄割占，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获利者，它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共侵占了我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
三、 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合作
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
英、法等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到了新的重大权益。但是，太平天国的存在和发展，依旧是它们侵略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于是它们决心联合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此同时，自《北京条约》订立后，英法联军陆续从北京撤退，清朝统治继续得以保存下来，使清朝统治者从原来对外国列强侵入中国将要推翻其统治的担心转为对外国列强放心，清朝统治集团对外政策亦从此开始由对抗改变为寻求“和好”。在这种背景下，中外反动势力之间形成了相互勾结、合作的局面。
首先是1861年1月，清政府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旨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中外反动势力实行勾结、清朝统治机构走向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标记。清政府派奕言斤、桂良、文祥等主持总理衙门，办理对外交涉。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主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通商事务，后来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主管渤海周围的烟台、天津、营口等口岸的通商事务，后来由直隶总督兼任。奕言斤等控制总理衙门后，完全迎合西方列强的需要坚持媚外立场，因此总理衙门博得列强的欢欣，奕言斤等人成了洋人重点支持和培植的对象，清朝统治集团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以奕言斤为代表的洋务派。但这时清朝政府的实权并没掌握在洋务派手中，而是掌握在随咸丰帝逃到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顽固派手中。 这派人对外国侵略者疑惧甚深，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咸丰皇帝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对待洋人问题上的分歧，使清朝中央权力结构中出现了热河行宫和北京留守两个活动中心。北京的奕言斤一再奏请皇帝回京，企图从中削弱对手的影响。而肃顺等人则竭力劝诫皇帝暂留行宫，以便继续掌握实权。这种情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对清朝中央政权施加政治影响的一个具体结果。
2、辛酉政变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热河，独生子载淳继位。载淳年仅6岁，咸丰遗诏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弼”皇帝、执掌实权。将恭亲王奕言斤、帝母那拉氏排斥在外。那拉氏（1835-1908）原是咸丰帝宠妃，载淳继位，被尊为太后（后加慈禧徽号），亦称西太后。那拉氏有极强的权利欲，不忍大权旁落，为取得最高统治权，她联合钮祜禄氏，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但被载垣等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 为由给予驳斥。于是，那拉氏便暗中联络素与八大臣有矛盾的恭亲王奕言斤以及在北京地区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密谋回京发动政变。11月1日，那拉氏先于八大臣返回北京，立即组织政变，次日宣布太后垂帘听政，改原定祺祥年号为同治。逮捕顾命八大臣，处死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奕言斤被任命为王大臣，兼领军机处。自此，清朝中央大权就转移到了那拉氏、奕言斤联合势力的手中。这次政变由于发生在农历的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
1861年的这场由洋务派担任主导力量的政变是与外国列强的影响和支持分不开的。政变之前沙俄公使伊格纳耶夫就公开声称：“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人为敌的头号坏蛋” 政变后英国公使普鲁斯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里说：这次宣布的谕旨，“实是我们自从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面，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 普鲁斯甚至直言不讳地供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因此可见，“辛酉政变”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
3、中外军事“合作”
清政府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的军事合作有个逐步发展过程，大体上说，先从上海这局部地区开始，然后发展为全面合作。奕言斤等洋务派官僚在促进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军事合作上起了突出作用。1860年5月，太平军进军苏常太湖流域，江南地主大批逃亡上海。蚁聚在上海的官僚、地主把驻守在此的英法联合部队看作自己的救星，他们通过上海道台吴煦、江苏粮储道杨坊等勾结美国人华尔，招募了一批外国亡命徒组成“洋枪队”，协助清军占领松江，阻截太平军。1862年“洋枪队”扩充到5，000人，其中包括英、美等国官兵400余人。清政府特为它誉名“常胜军”，赏华尔为副将衔，表明清廷已承认它是中外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1862年4月，在英国支持下，依然由吴煦等人出面，雇佣英国船只从安庆将李鸿章统率的淮军6，500人运到上海前线，与英法侵略军2，000人协同布防，强化“中外会防局”。 这种中外反革命武装的“协防”活动，是清政府承认的军事合作的另一种形式。
从1862年5月开始，中外军事勾结渐次扩展到浙江、江苏内地，其中最典型的是“常捷军”和“常安军”的建立。1862年5月10日，根据清政府要求，英法联军出动六艘军舰、陆战队员400人，配合清军进攻宁波。英法联军攻占宁波后就地由法国海军司令勒伯勒东和英国海军上校丢乐德克分别组成中法混合军（又称“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又称“常安军”）两支中外反动联合武装。其中“常捷军”头目勒伯勒东还被清政府任命为署理浙江总兵衔。这两支中外反动混合武装成立后，呼应配合左宗棠湘军，攻取浙东太平军防区奉化、绍兴。绍兴战役后，英国侵略军收缩兵力于上海、苏南地区活动，而退出浙东战线，法国控制的“常捷军”则在浙江取得独占的优势地位。
四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振与衰落
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1856年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军事斗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856年12月，上游的武汉失守，曾国藩指挥湘军步步下逼。1857年春，湘军与太平军争夺九江。九江西连武昌，东接安庆，位居江西咽喉，贞天侯林启荣率部固守，苦战一年，最后湘军掘地道、轰塌城墙，攻入城内，林启荣以下将士17000人全部牺牲，九江失守。到1858年，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所占州县大部分被迫放弃。
但是，当时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认在蓬勃发展，国内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对太平天国还是有利的。江南，特别是广西、贵州，汉、苗以及其它少数民族起义如火如荼。1857年以后，贵州白莲教各支派起义队伍增至十万人，反清斗争声势日益高涨。1859年秋，以李永和、蓝大顺为首的云南起义队伍，在川，滇边境一带频繁活动，给当地的反动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北方，以张乐行为首领的捻军，配合太平军驰骋于江淮之间，大河上下，牵制了清军主力，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此外，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重重，曾国藩带兵多年，还只是一个侍郎，清政府当权集团不愿给以更大的权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进行，中外反动派也没有完全勾结起来。
为了迅速转危为安，洪秀全根据当时情况，首先重建新的领导核心。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 使原来天王，军师的二元制领导变为其一人领导。1857年10月，他封蒙得恩为正掌率，“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封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分别为又正掌率和副掌率，“提兵符之令”。 1858年，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由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蒙得恩五人分任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新的领导核心于是形成，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一度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一个关键所在。
其次是扩充军队。鉴于天京事变造成太平军人数锐减，洪秀全指示陈玉成、李秀成在淮南等地大力扩军。在陈、李等其它将领的多方努力和争取下，活跃在皖北等地的捻军，与太平军在统一的旗帜下并肩作战，使太平军重新得到补充和壮大。
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到1858年初，太平天国面临的形势仍然是非常危急的。4月，清军占领雨花台，再次围困天京。5月，湘军分两路互为策应，协同进攻安徽：一路由李续宾从九江攻皖北；一路有水师攻安庆。使天京再次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摆脱周围局面，李秀成于1858年3月出京，在芜湖与李世贤计议后，其自带精兵五千余人，有芜湖、东梁山两处渡江，齐集含山。连克和州、全摅椒、滁州等地。但终因兵力不足，不能继续前进，退守全椒。同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在安徽枞阳（今桐城东南）召开各方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先破江北大营，以打通天京粮道。枞阳会后，陈玉成即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然后由界牌而下滁州与从全椒整队而来的李秀成会师。9月25日，陈、李两军夹击清军德兴阿、胜保部于乌衣，毙伤敌近四千人。太平军乘胜追击，围攻浦口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吓的“愁急交攻，彻夜呻吟”。 所部一万余人悉数被歼。太平军从此彻底摧毁了清军江北大营，使它再也无法恢复。
正当太平军取得浦口战役胜利的时候，安庆方面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因为湘军乘太平军主力集中下游的时机，在安徽方面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命多隆阿、鲍超由宿松进逼安庆，命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由英山进攻太湖，威胁庐州三河。三河距庐州50里，为水陆交通要道。扼庐州咽喉。太平军在此筑有一座大城，屯积着粮食军械，供应庐州、天京等地。因而三河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太平天国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858年11月初，陈玉成自六合挥师西指，星夜驰援三河。他采取迂回包围战术，直捣白石山和金牛岭，切断敌人后路。同时命庐山守奖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阻击舒城方面清军救援。李秀成闻讯，也火速赶来，使李续宾部成了瓮中之鳖。11月14日，太平军发起总攻，当日大雾弥漫，“只闻人声，不知向处”。 经激烈战斗，全歼李续宾部湘军六千于人，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百余均被击毙。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安庆之围不战自解，从而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胡林翼哀叹：“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自己也说：三河之败，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 此战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才香港乔装成商人，历经艰险来到天京。洪仁玕（1822-1864年）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洪秀全去广西传教，他留在家中。太平天国起义后，洪仁玕避居香港等地七年，加入伦敦布道会，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到天京后，得到洪秀全的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殊封”为军师，号为干王， 总理全国政事。洪仁玕根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同年撰成《资政新篇》一文。作为治国安邦的纲领，呈献给洪秀全“以广圣闻，以备圣哉，以资国政”。这一纲领后经洪秀全审批颁行全国，因此《资政新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洪秀全晚年的政治思想趋向。
《资政新篇》共四部分：（一）用人察失，严禁朋奸；（二）革除腐朽习俗，提倡福音真道；（三）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仿效西方国家；（四）采用新的刑法制度。其中第三部分是
《资政新篇》的中心。革新政治，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的意见；兴办近代公矿、交通企业；仿照火车、轮船；设邮局、开矿山、兴水利、办工厂、开银行等。此外，，还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欢迎外国人前来传授工艺技术，但不准干涉天国内政。《资政新篇》与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两者共同的地方在于要求推翻地方阶级的统治。并
①《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 神州国光社版 第623-641页
且各自描画出彼岸世界的轮廓。《资政新篇》试图使太平天国赶上时代的潮流，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特别是他主张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来实现向西方学习的计划，推进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自然闪烁着新的思想异彩。表明它的作者和太平天国联系洪秀全不愧是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但《资政新篇》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虽然描绘了资本主义图画，却没有触及当时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没有反映出参加革命的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资政新篇》颁布以后，除了加强集中统一的部分试图实行过外，其它内容并未实行，因此多流于空想，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天国后期存在的实际问题。
再破江南大营和开辟苏福省，1859年，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击溃江北大营，攻占浦口，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但当时江南大营在天京四周挖壕筑墙100余里，建立大小营盘130余座；水路方面，由于陈玉成带部赴上游，浦口得而复失。1860年初，九伏洲又失。江南大营用船只封锁天京江面，以致“南北水旱两路，一线不通”，“京师因如铁桶一般”。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860年1月太平军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洪仁玕与李秀成会商定计，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方案：即先派兵佯攻杭州，打江南大营背后的粮饷供应地，以引诱清军分兵。然后在较长的战线上分割削弱敌人，再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击已经空虚的江南大营。解除清军对天京封锁。1860年2月，李秀成率部至南陵，汇合李世贤部自皖南广德入浙兴长兴，攻袭作战。3月初，太平军围湖州、破杭州。江南大营得悉后，急派总兵张玉良率兵13000人赶到杭州。太平军知道敌人中计，只留下旗帜作为疑兵，将主力悄悄撤走。这时，陈玉成也率军由安徽潜山东下，在东、西梁山渡江参加会战。5月，各路太平军十万人对江南大营发动总攻，攻其不备，城里太平军出城应援，清军大乱。5月6日晚，太平军直扑江南大营总部——孝陵卫街口营盘，清军统兵大员、钦差大臣和春从梦中惊醒“不及衣履，仓皇奔镇江”。“委员幕友，无下落者数百人”◎太平军乘胜追击，19日陈玉成从镇江将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追至丹阳，张国梁急不择路，在丹阳南门河下策马涉水，因河深人众，溺水而死。逃到苏州城外的河春听到张国梁的死讯后，遂吞服鸦片自杀。从此，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恢复江南大营。这次胜利，是太平军卓越地把兵力集中使用在“决定性地点”上的一个成功范例。
打垮江南大营，为太平军进去江浙提供了前提。1860年5月下旬，沉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分别率部由镇江向东进攻，随即占领常州、无锡、苏州、嘉定、松江等地，使整个苏南除上海一地外，全归太平军掌握。盘踞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侵略者一片惊慌，太平军在新攻占的苏南地区设立苏福省，苏州为苏福省省会。◎江南大营的歼灭，苏南地区的解放，对于革命和反革命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反革命方面，咸丰皇帝本想由湘军出力打仗，江南大营坐收战功，现在计划失败，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8月任命他为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一下悉归其节制，湘军的实力由此膨胀起来。太平军方面，由于取得了富庶的苏南地区，使太平军又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声势大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后期的斗争。
陈、李联合西征和安庆失守，就在太平军东下苏南的时候，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带湘军来到安庆外围。曾国藩认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而下，乃能成功”◎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先攻安庆，后图下游的反革命计划。
安庆是天京的屏障，是太平军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此，1960年9，洪秀全召集陈玉成从常州回天京同洪仁？、李秀成商讨援救安庆的决策。当时，曾国藩湘军主力大部集中于安庆，它的后方武汉只驻有3000人，守备空虚。根据这一形势，太平军确定了“会攻武昌，结尾安庆”的战略：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南岸由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西南侧，1861年4月两军会师武汉。这一防御众的进攻行动，被称之为太平军的二次西征。
陈玉成军9月30日离天京渡江北上，联合皖北捻军，形成6万多人的队伍，1861年3月进占湖北黄州府城。湖北巡抚胡林翼驻安徽太湖，惊惶失措，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期，死不顾家”，◎急调湘军李续宾部驰援。这时，英国参赞巴夏礼为了组织太平军进攻武汉，特到黄州会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在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下，陈玉成放弃原计划，于四月下旬？？安庆。
陈玉成部的基地在安徽，因此他主要着眼点在解安庆之围。李秀成则锐意江浙，对救援安庆持消极态度。一直不愿意西征。 直到1860年11月，李秀成菜以招兵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防守苏南，自己带一部分军队西征。12月，李秀成部进入皖南，威胁湘军总部祁门，曾国藩惊呼“日在惊涛骇浪之中！”◎准备一死。1861年2月，李秀成部进入江西，6月进入湖北，连克通城，大冶，前锋攻占武昌县。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到兴国会见李秀成，劝其放弃进攻武汉。加上这时陈玉成已折返安庆，于是李秀成便放弃进攻武汉，率军撤入江西。
太平军进攻武汉以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调集全部兵，拼死围攻安庆。这时，太平军方面洪仁？已奉天王之命，带兵2万增援集结安庆近郊集贤关的陈玉成部队。于是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由于安庆外围已北湘军封死，城内粮食断绝，守城太平军皆因饥饿而丧失战斗力。9月4日，曾国荃用地雷轰塌城？，安庆陷落，守将叶芸来以下16000太平军战死。太平天国走向最后失败的重要关节点。正如洪仁？所说：“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次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被迫带余部退守泸州。为“死守上游”，1862年，陈玉成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远征豫、陕，招兵买马。5月，清军多隆啊部攻庐州，陈玉成弃城突围北走寿州，为当地地主团练投资苗沛霖（1861年贵妇太平军，被封为奏王）出卖，执送颖上清军胜保兵营。在敌人公堂上，胜保要他下跪、投降。他大义凛然，指着胜保大骂：“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报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胜保劝降失败，理科将陈玉成亚如囚车。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县西校场从容就义。
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十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大支柱，英王的不幸殉国，十太平天国失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李秀成、李世贤进军浙江和江浙根据地的逐步瓦解在安庆争夺站进行，李秀成，李世贤的部队在浙江对清华展开激烈攻势。从1861年10月初到12月末，两只军队相继攻克了浙江的金华，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使浙江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与苏南根据地边成一片，江浙根据地的开拓，支撑了丘期太平天国的局面，江浙地区家民有长期关键的历史传统，太平军东下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积极协助太平军打击敌人，镇压清朝官吏。太平军在解放区普执行乡官制度颁布革命法令，使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受到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是有一定限度的，苏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繁华的一个地方，地主势力比较强大，他们用种种方式对太平军进行分化瓦解，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太平军中的一些将领的腐化程度十分严重，比如主管常熟正事的李秀成部将钱桂仁曾用黄金打成金师，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并为李秀成建造行宫，受到李秀成的常识和重用，李秀成在南就，苏州各有忠王府，其中南就忠王府栋梁崇伟，雕刻精致，苏州忠王府琼楼玉宇，近邻神仙窟宅，上层领导腐化直接导致革命队伍组织纪律良弛，成分更加不纯，在李秀成所属的部队里，有相分一部分人是土匪，流氓，如吴江的费玉成是土匪头止，组成水上武装，为非作歹，可李秀成变得他招封为镇天侯，永昌和荡口的徐少与，华翼伦本为地主团练头子，通过金钱贿赂太平军，变被委以重任。这些人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在地方强奸妇女，为所欲为，严重败坏了太平军的声誉。在中央，洪秀全由于严重脱离群众，为亲信所包围已经完全丧失了前期的革命进取精神，终日沉溺在宗教迷信之中，不信任外人，专信任同姓之重，任用胞只洪仁发，洪仁达和外甥幼西王肖有和主持堤，同时为牵制有功之王随意加封储王，凡由广东跟洪秀全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不到二年时间，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 因此，天国上下“人心涣散”，政治日趋黑暗。
由于太平天国政治腐败，造成军事防御能力减弱，给敌人的围剿带来了有利条件，因此从1862年开始，清朝反革命方面逐渐加强并收缩了对太平天国的包围。具体地表现在：1862年初，清政府任命曾国藩部下左宗堂和李鸿章分别为浙江巡抚、江苏巡抚，指令左、李从浙江和江苏两个方向下手，联合英法干涉军摧毁太平太难过新区。曾国藩在安庆坐阵，直接指挥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逼困天京。这时，天平军担负着三方面作战的任务，出湘军外，又遇到作为湘军的补充力量——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李鸿章在淮南地主团练的基础上编练起来的一支地主武装，也是李鸿章起家的政治资本。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投曾国藩门下习“义理”之学，1847年成进士。1853年初，太平军发展到长江流域，他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投曾国藩幕府帮办军务文案，被曾夸为“才可大用”。安徽是当时阶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有政治势力的大地主普遍举办团练武装，其中合肥附近的二张、二周、潘刘“旧团”最为凶悍。为了把他们合并成大团，1861年曾国藩命其回乡效法湘军，编练淮军。1862年初，李鸿章将其编练的淮军6500人带到安庆，由上海中外会防局出饷，用轮船运往上海。此后，淮军“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 配备外国军官教练军队，购买洋枪洋炮新式武装，办新式工厂制造弹药等等，成为一支较湘军更买办化、现代化的反动军队。
面对湘、淮军的重重包围，1862年的6月、8月，李秀成在苏州两次召开有诸王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破围问题。会议最后确定，集中兵力发动天京会战，以解燃眉之急。天京会战从10月13日开始，李秀成联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共计1 3个王的部队，共20万人，分三路进兵天京。其中北路由李秀成、李世贤率主力进攻城外方山、雨花台敌军；中路由陈坤书为首攻芜湖、金柱关，截堵敌军粮道；南路由辅王杨辅清、堵王换文金率领攻宁国，牵制敌增援部队。经过46天战斗，中路太平军未能切断敌军粮道，被长江水师所阻；北路太平军也未能攻下雨花台大营。这次战役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大会战，不仅参战人数多，而且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洋枪炮，所以未能攻破湘军营垒，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军上下人心不齐，战斗力下降。 11月26日，李秀成下令撤出围攻清军雨花台大营战斗，于是大战以太平军的失败而告终。
接着，洪秀全令李秀成率军渡江，拟会合西北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部，绕击敌后攻桐城、六安，以达到救援天京的目的。但李秀成过江后未能与陈、赖部会合，这时湘军又猛攻天京，李秀成遂又奉令回救天京，徒劳往返，以致大批战士病倒。并且经九伏洲过江时，又遭清军伏击，前后损失十万人，回到天京时，该部仅剩不足五万人了。
由于太平军在1862年集中发动天京会战，江浙地区防御力量减弱，清军会同外国侵略军从1863年初在东西两侧加强进攻江浙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在江苏战场：1862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戈登的“常胜军”（“常胜军”原统领华尔于1862年9月在慈溪被太平军击毙，由侵略分子戈登继任）从上海向太平军苏南驻地进犯，相继攻陷太仓、昆山、吴江，逼近苏州。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率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顽强地抵抗近六万人的反革命联军，
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损失惨重。堡垒没有从外部攻破，却从内部被攻破了。李鸿章
通过淮军副将郑国魁牵线，指使纳王郜永宽、守王周文佳等叛徒刺杀了谭绍光，开城迎敌。1863年12月4日，苏州陷落。洪仁干在被俘后回忆说：“苏州一陷，（天京）得救之绝望少矣”。 外国侵略者之所以积极协助清军夺取苏州，既是出于苏州在军事战略地位上重要来考虑的，同时也有其在经济上的原因。当时，英国公使普鲁斯曾向戈登叮嘱：“夺回苏州，肃清产丝区和运河沿岸，这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关”。 12月12日，无锡陷落。25日，李鸿章率刘铭传、李鹤章、周盛波、张树声等淮军将领与经过补编、休整的“常胜军”攻打常州。英人赫德亲自到常州为戈登和清军出谋划策。护王陈坤书指挥8000名太平军抗击十倍于己的敌军，敌军包括从上海开来的英国第67联队军官指挥的一个分队。敌人以先进的滑膛枪向太平军射击，使太平军“死亡枕籍”。 在紧张时刻，“护王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寸土必争，杀死杀伤敌军300多人。1863年11月，常州失守，陈坤书指挥巷战到最后，在他被俘、就义前说：“我欲保守常州，以为金陵（天京）犄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 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戈登因协助清军攻破常州，而受清政府赏加提督衔。
浙江方面：1863年初，浙江巡抚左宗棠在指挥湘军攻占金华、衢州后，升任闽浙总督。10月，他带湘军1万人和“常捷军”1500人联合进攻杭州。年底，“常捷军”头子德克碑攻打凤山门，用炸炮轰塌城墙，守城太平军在康王汪海洋指挥下，以肉搏挡住“常捷军”攻击，击伤洋兵几百人。杭州城坚守半年，太平军粮药俱尽，军心涣散。叛徒比王钱贵仁带1000余人投降清军。1864年3月31日，杭州失守。汪海洋率一部分太平军出杭州武林门，退守德清。1864年上半年，浙江战场已经瓦解，太平军除一部分坚守湖州外，其余都退入江西境内。“常捷军”头子德克碑因屠杀太平军“有功”，被清政府提升为浙江总兵，加赏提督衔。
天京沦陷：曾国藩对天京的进攻，采取“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原则，到1863年底，南京城周围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湘军所控制，京城十道城门仅有太平、神策二门可与外面相通，形势万分危急。12月21日，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策略。当时大江南北尚有数十晚万太平军，放弃天京另辟蹊径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军事行动”。 但却遭到了洪秀全的严厉斥责：朕奉上帝圣旨，……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于是，“让城别走”策略告吹，继续“株守”天京。洪秀全的宗教迷信使太平天国愈来愈陷入绝境。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饥饿中病势，幼主洪天贵福继位。干王洪仁干外出调粮未回，守卫天京的太平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仍然在顽强抵抗。这时，天京城内只有3万人，其中太平军已不足1万人。7月19日，湘军通过地道轰塌城墙，从缺口冲入城内，天京陷落。湘军入城后，四处抢劫放火，大火七日不熄，“十年壮丽天王府”旋即化为一片废墟。
天京失守之后，洪仁发（后改封信王）死于乱军中，洪仁达（后改封勇王）被俘遇害。幼天王乘夜突围，到广德（安徽）与洪仁干会合。洪仁干保护幼主，决心重振军旅，复兴革命大业，转战皖赣边界。10月，洪仁干、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洪仁干在南昌就义，洪天贵福也被杀害。洪仁干生前说过，“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 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李秀成在突围时，让好马让给幼天王，自己骑一匹不力之马，走了一夜，逃到南京郊区上方山海会寺。但为歼民陶大来等认出，7月23日，清军将其捕获。在敌人的囚笼中，李秀成写下了几万字的供词，提出“招降十要”，表示愿意出去招降太平军余部。8月7日，在写完《自述》的当天，曾国藩将其杀害。李秀成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对敌人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他为挽救太平天国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天京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高潮的结束。
五、太平天国余部和捻军的继续斗争
太平军余部联合捻军开展活动。天京失守，太平天国中央指挥机关已不复存在，当时在外围的太平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只好辗转流动，各自为战。
当时，长江以南的太平军有两支：一由黄文金率领驻浙江湖州；一由李世贤、汪海洋率领率领活动于皖赣边境。幼天王洪天贵福出京后，到安徽广德同洪仁干会合，一同推倒湖州。由于湖州已处于清军包围中，因此，洪仁干、黄文金决定离开湖州，护幼天王走江西，北渡长江，另辟根据地。不幸黄文金病死宁国途中，洪仁干、幼天王被俘。1864年10月，李世贤、汪海洋攻入福建，大败清军，李世贤驻漳州，汪海洋驻汀州，在闽南建立了根据地。闽浙总督左宗棠勾结厦门英法侵略军封锁海岸，阻止太平军运入军火。1865年3月，汪海洋率军攻入广东镇平。清军全力攻漳州，5月李世贤军败，世贤隐匿山中。军中讹传世贤已死，众推李元茂率领归汪海洋。汪海洋杀李元茂，吞并李部。李世贤昼伏夜行到镇平，汪海洋大惊，遂于8月23日夜派人刺死李世贤。1866年1月汪海洋战死，余众由谭体元统率，谭体元由嘉应州（梅县）走黄河嶂，在山中迷途后，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部，转战于湖北、安徽等地。当年11月陈德才在霍山牺牲。随后，赖文光率太平军与捻军重新集结，共推赖文光为统帅，从此，捻军接受太平军领导，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1865年1月，于河南鲁山击败僧格林沁军。随即入山东境内，5月在曹州布下口袋阵，一举全歼僧军，杀死僧格林沁，声势大振。清廷惊骇至极，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军攻捻。曾国藩针对捻军善于流动作战的特点，驻扎徐州，而在淮、徐、海等13周设防，“重迎剿，不重尾追”。 由于捻军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使曾国藩“剿捻”失败，要求清政府改派钦差大臣。1866年11月，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他上任后，一改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策略，采取“用谋设问，徐图制贼，或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地，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或阴扼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 这时捻军已被赖文光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计十万人，在中原地区活动，称东捻军；另一支由张宗禹率领，有6万人，“前进甘陕，往连回众”， 称西捻军。1866年12月，东捻军攻入鄂东，在鄂豫交界的尹隆河与淮军发生激战。
东捻军击败了淮军主力刘铭传部，歼敌6000多人，但是东捻军对坐视淮军战败、准备独收战功的湘军鲍超部警惕不足，遭鲍超部袭击，因而先胜后败。东捻军突围后，为了获得粮食，从事休整，越过胶莱河，6月攻入山东烟台，被英法侵略军和清政府雇佣的外国轮船运来的天津洋枪队吉退。李鸿章以运河为外围防线，胶莱河为内围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层层设防，准备将东捻军消灭在这里。赖文光发觉李鸿章的计划后，立即突破胶莱防线，准备进入河南，可是运河水大，清军防守又严，没有成功。捻军成分复杂，失业游民占很大比重，在这紧要关头，游民的本性表现出来了，军心普遍动摇。11月，在苏北赣榆战役中，混入起义部队的叛徒潘贵升枪杀任化。赖文光带余部多次抢渡黄河不成。1868年1月，东捻军在扬州附近瓦窑堡最后失败，赖文光被俘牺牲。
由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在1866年底进入陕西。1867年1月，西捻军大败清军于西安近郊灞桥十里坡，击溃陕西清军主力。后又在陕西绥德击溃陕甘总督左宗棠手下的刘松山部。接着为救援东捻军，东渡黄河，经山西于1868年初抵直隶，逼近北京。但不久清军大举反扑，将西捻军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山东荏平一带，几次突围，均未成功。1868年8月16日，清军放河水淹没西捻军驻地，梁王张宗禹死难，西捻军失败。太平天国余部斗争至此结束。
六、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与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就其失败的原因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天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太平天国兴起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古老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孕育。世界历史潮流进入需要用科学和民主才能安邦立国并战胜内外敌人的新时代。但是，太平天国领袖们使用的却是旧式武器——宗教。尽管拜上帝教在起义之初对发动群众，组织队伍上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它毕竟不是科学理论，随着斗争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日趋明显。杨秀清利用宗教特权发展自己势力，威风张扬，使领袖间的团结遭到破坏，导致发生天京事变。洪秀全迷信宗教，任用私人，“一味靠天“，即使自己脱离了群众，又丧失了发展革命的良机。最后铁桶江山终于被湘军一捅而破。由此可见，以宗教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起义未能建立起一个能满足广大农民愿望，体现历史发展前途的新的经济制度。太平天国起义，要解决农民的“饱”与“暖”的要求，太平天国领袖们设想在推翻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小农平均主义的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而平均主义却不是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土壤。因为平均注意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反抗，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平均消费，吃大锅饭，其结果只能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天长日久，必然会给社会生产带来破坏。此外，广大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所能提供出来的物质财富是非常有限的，无法“实现人人饱暖”的社会要求，太平天国要在小生产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就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一个空想经济制度，而空想的制度是无法把起义引导到最后胜利的。
第三，军事战略上的严重失误。总观太平天国的历史发展，它在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在军事胜利时期，没有组织好战略进攻；二是在军事失败时期，没有组织好战略退却。太平天国前期，由于连续的军事胜利，领导集团产生了因胜而骄的思想，不能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导致派兵孤军北伐，深入敌后作战。这种军事冒险主义，使太平天国主力遭受重大损失。天国后期，鉴于天京变乱祸害，决定集中兵力布防，取得了浦口、三河战役，开辟江浙根据地的胜利，这些都是成功的。但是1861年以后，却改变了这一战略方针，把有限的兵力投入东西两线，不分主次，不分缓急，致使自己应接不暇，被动挨打，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1863年形势万分危机时，其出路在于组织退却，蓄积力量，以迎接形势的转化，但洪秀全拒绝“让城别走”，坚持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终于葬送了重新振作的机会。
第四，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所面临的敌人除了满族贵族、汉族地主外，还有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遇到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些反动势力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对农民革命的敌视却是一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起义，他们不仅组织了洋枪队，而且有英法联合部队协助清军作战。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可能击溃这强大的敌人的。
上面所说的，是就农民阶级自发起义不能获得自身解放而言的。如果从农民战争推翻腐朽的王朝，建立一个新的比较开明的王朝来说，那么，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则可归结为：第一，天国没有建立起一个统筹全局，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第二，洪秀全“信天不信人”，不善于网罗人才，实现起义大联合；第三，战略决策犯了大的错误。
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坚持了14年，解放了大半个中国，起义势力先后发展到18省，光复了600多个城镇，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把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无数次农民起义推到了顶峰。
太平天国起义深刻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对封建土地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空前的冲击。〈〈天朝田亩制度〉〉中按人口分田的政策虽未实现，但在部分地区允许佃户把“租田概作自产”，和“禁止业户收租”的政策以及广大农民在起义鼓舞下减租抗租的斗争，都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承重打击。太平天国重视妇女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为以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开了先声。天国革命将清王朝原来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八旗军和绿营几乎全部打垮，清王朝在垂死挣扎之时依靠汉族地主所建立起来的湘军和淮军，在太平军面前也屡屡溃败，极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能量，加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衰落和瓦解。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外国侵华势力。太平天国根本否认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件，否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特权，这使外国侵略者强烈感到中国人是不侮的，他们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的狂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十九世纪中叶，亚洲发生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而太平天国则是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参加群众最广泛的一个。这些斗争虽缺乏联系，但反对的却是共同敌人——欧洲殖民主义，因此，波斯的巴布教派起义、婆罗洲人民起义、印度士兵起义都和太平天国起义互为推动，互为影响。
太平天国起义的火种和它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影响后代。太平天国一代英雄业绩，在民间广泛传播。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小爱听太平天国故事，并以洪秀全第二自称。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曾从太平天国的榜样中获得可贵的启示。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一再强调要继承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他称赞“太平一朝，战相始终”。 一切反动势力都组织不了由太平天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一代代继承下去。
思考题：
1、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后果。
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主要表现。
3、 论述〈〈资政新篇〉〉的性质和作用。
4、 洪秀全、洪仁干、陈玉成、李秀成的历史评价。
5、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参考书目：
1、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恩全集〉〉第12卷，页661—665。
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本。
4、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本。
5、 王戎笙等：1986年人民出版社本。
6、 沈嘉荣：《太平天国史略》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7、 洪仁玕《资政新篇》载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史部分，上册
8、 《李秀成自述》，1962年台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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