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历史，1840—1949。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历史过程：“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
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
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
（1）表现在生方式上。
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
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
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李时岳同志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也有相当多的人仍基本坚持传统的观点。而反对李时岳一派意见，坚持三个高潮说的代表人物，就是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是在李时岳同志那篇文章之后一年多，所以，有机会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李时岳观点的反对，而其这部书也正是体现他“三个高潮说”观点的力作。
除以胡绳和李时岳为代表的这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 “中间型”的意见，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教材的编写者当中，就有李时岳同志和比较赞同李时岳观点的一些同志（如胡滨教授）。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于我们手头这本教材中（如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我们手头的这本教材是第四次修订本，这第四次修订是1994年完成的。而其初版本是1977年出书，那个本子还是按三次高潮说的观点写的。第二次修订本较初版有某些改动，到1982年完成的第三次修订本有了更大的改动，使用的时间也较长。现在我们手头本子丰富了思想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清朝统治状况方面的内容；对某些章节作了调整，对某些内容作为修改。这也等于把我们手头的教材顺便作了点介绍。

四、史学的功用

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学史使人明智。国情教育的需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帝国主义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主要根源（六次大规模侵华战争，1182个不平等条约，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05个通商口岸，38个租界，5个租借地，一个使馆区，国中之国，126654万两白银赔款，1840-1915鸦片贸易掠走80亿，日本全面侵华战争5000亿美元，戕害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先辈不甘屈服、奋起抗争、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工作、生活的需要—学高当师，身正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