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另外，他排斥过去仅从经学角度或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礼学的做法，而是把它作为史料学来研究。为此，他发表了《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文中就礼学和史学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肯定了正史中礼志和典制类书中礼典的史料价值。此后，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先后登载过《<仪礼>：古代贵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礼记>的史学价值》，两文的共同特点都是摆脱了围绕经学问题讨论的纠葛，而是从史学角度分析其内涵，使"三礼"的史料价值才能凸现出来。不仅于此，他还试图把礼制和古代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先后撰文《<周礼>和西周社会》和《"礼"的认同和民族融合》，两文都以周礼为切入点，分析礼制对古代社会产生的正负面影响。
　　在先秦地域文化研究方面。自从史学界提出我国古代文化起源多元一体格局说以来，詹子庆则注意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多元化趋向。他首先关注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发表了《有关燕国历史的两个问题》，文中提出燕文化对联系中原和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所起的枢纽和中间环节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估价的。还发表了《中原王朝势力消长对西辽河流域古文化的影响》，探讨了商周文化对"北土"的辐射力，提出西辽河流域是北方民族文化冲撞和融合的交汇点。另外，他还关注东夷文化和吴越文化研究，发表了《吴越文化与东夷文化的比较研究》、《略论缙云黄帝文化的形成》、《莒文化融入华夏文化圈的进程》、《略议"皋陶作刑"》以及《淮河文明的曙光》等，这些文章都是为了展示中华古代文明的绚丽多彩以及彼此交融的态势而作。

　　五、韩东育研究观点概述
　　韩东育曾师从徐喜辰先生学习先秦史。他的先秦史研究，主要围绕史前婚姻形态·历史分期等理论问题、以及最新出土的研究资料等方面分别展开。
婚姻形态的演变，对于人类朝文明社会的迈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摩尔根将"异性"的"摈斥"视为婚姻形态由"血婚制"（马来亚式婚制）向"伙婚制"（土兰尼亚式婚制）、"偶婚制"向"专偶婚"（雅利安式婚制）嬗变之重要原因的推断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固有其价值，但以下三个更根本的问题，却未尝得到解决，即：①除了经典作家的天才判断外，很少看到从血婚制到伙婚制过渡过程中足以支持其判断的史实根据；②由于忽视与"摈斥"互为因果的"需求"而导致的对某种求婚现象（抢婚等）的阶段误识；③专偶制婚姻形态究竟是产生于偶婚制基础上，还是独自生成?根据中国先秦古典的有关记载和中外民俗·民族学的大量例证，韩东育指出，异性的双向排挤与需求，才是婚姻形态嬗变过程的基本特征。分而言之，即：在从血婚制到伙婚制、再从伙婚制到偶婚制的进化过程中，异性的排挤和需求，既是这种变化的形式，也是内容，表明以上转变的关键是血亲排斥。它构成了母系氏族阶段婚姻形态演变的基本特征；而在专偶婚取代偶婚制的过程中，单纯的血缘方面的异性排挤和需求已经让位给因财产私有和父系继承而出现的新的异性排挤和需求，这也是在专偶婚以前未曾出现的以财务来交换和买卖配偶的现象、以及当人们尚不习惯于这种做法时的抢婚行为纷纷出现于父系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