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在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主要体现在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通论性问题的探讨中。这些研究紧密地与特定区域的具体历史课题的认识相结合。其中林志纯先生就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问题的主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所做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界在这个时期理论探讨的突出成果。孙守任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研究则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反映在世界上古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介绍中。8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展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的视野更为扩大，形成以历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东西方史学史为主要方向的探索。此间与东、西方具体历史问题相结合的通论性的探讨和通史编纂的实践仍继续发展。
　　陈光前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学概论的教学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历史学概论》不仅长期成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教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而且在全国引起普遍的反响。在这部著作的编撰过程中，陈光前先生在历史认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见解。中国史学界有"直书"和"实证"的优良传统，并不乏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意识。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史学史上不尊重历史的现象却也层出而不穷。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中国史学界历来缺少对于历史事实的本质的研究是问题的一个原因。陈光前先生在《关于历史事实的概念》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记录和史书编写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指出了传统史学家注重历史的鉴戒和道德教育价值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外史学思想的发展从更为思辨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分析了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法国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把历史学看作是一种主观的科学的观点、"历史批判哲学"思潮的发展、结构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等。他认为："从认识过程来考察历史事实，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客观存在的事实，史料记载的事实，史学著述中重建的事实,"并对这三种"事实"的性质、关联与区别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进行这样的区分是为了克服术语多义性引起的混乱，但"历史事实"作为综合性的概念还需单独讨论。所谓综合性的历史事实概念是从共同性来概括的历史事实的性质，它具有唯一性、整体性、动态性。他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充分注意历史事实概念的复杂性、多义性，澄清各自使用的概念内涵不同而引起的有关争论问题有积极的意义。陈光前先生的《历史认识过程和方法》和《史学方法的意义和内容》两文，也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做出了有独到性的见解。
　　80年代中期以后，赵轶峰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用力尤多。他因在明清史研究中感受到理论的困惑而钻研史学理论并承担了研究生的史学理论教学工作。他从关于具体问题的理论兴趣入手，而至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探讨，到80年代末以后则进行了一些通常所说的"本体论"方面的研究。他的《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结构关系的探索》提出了一个从历史人才学到历史哲学的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内部结构关系系统假说，这个体系在教学中使用但并没有集结成为专门著作，其主要意义在于有助于剖析史学方法论内部分枝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关注当时中国史学基本观念和社会角色的变动，发表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一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提出的"范式"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史学危机"，认为当时发生在中国史学界的是在形成一个新的关于历史学的观念、方法、课题体系以及运用新的"范式"的新的史学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