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系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先后有吴枫、高振铎、宋衍申等。吴枫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曾经对唐朝吴兢的《贞观政要》进行校勘，以元朝戈直本为底本，参照国内流行的的版本重注重校，并旁校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书。书稿完成后，已经与中华书局签约，拟于1966年出版。在送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史学者汪籛审订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抄家中遗失了全部10本书稿中的2本，因再无力补注，此书终未能出版。80年代初，吴枫受聘为我校图书馆学系讲授文献学，不久又受命组建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的重点从此转向文献学。在《古文献源流与分类》（《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四部书的构成及其流变》（《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类书、丛书与辑佚书》（《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经书引论》（《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史书引论》（《求是学刊》1981年第1期）、《子书引论》（《求是学刊》1982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1987年再版）的编写。《隋唐历史文献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从现存的隋唐800余种文献中选择200余种，以纪传、编年、典制、政法、地理、农杂、佛教、笔记、综合为类，分别撰写解题，说明各书作者简历、发凡起例、资料来源、版本流传、文献价值等，对一些重要古籍多有考辨订正。自80年代中期起，吴枫组织力量开始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拟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等10 个分卷，初步计划收古籍35000种，约占现存古籍的三分之一，并在1987年主编完成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后来，陆续主持完成了《中国古籍大辞典·医药卷》、《中国古籍大辞典·地理卷》、《中国古籍大辞典·文学卷》（分别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1991、1994年出版）。
　　高振铎，曾经在古籍整理和文献校读方面发表过多篇文章。主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此书被多所高校历史系选为教学读本。考虑到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训练和培养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并使学生直观地理解与赏析古代范文，该书导入了分别以繁体字和简体字来表现原文与注解的编写形式，给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之一。此外，他还主编了《古籍知识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和《国语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这两部书先后由台湾买得版权，拟发行繁体字本。
　　宋衍申的文献学研究别具特色。他的研究，以史学史为依托，以通鉴学为核心，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作了深刻而体系性的探索和发掘。八十年代出版的《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文史出版社）等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九十年代出版的《司马光大传》（长春出版社）、《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和《司马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等集中研究司马光的有关著作，对司马光及其所创建的通鉴学学说体系，进一步作了生动而细致的探讨，受到同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研究观点亦为学界广泛征引。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一书，对于通鉴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定位，发挥了重要的参照作用。
　　宋衍申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且才思敏捷，文笔优美。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留下过笔墨外，仅《光明日报》，就发表过他的有关研究文章20余篇，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该报的专栏作家。他重视古籍研究的社会价值，曾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过面向青年读者的论文10数篇，受到高校师生的好评。他的重要研究随笔，已凝结成一部个人论文集--《史家·史实·感情》（吉林文史出版社），体现了他的研究生涯对史家理念的不懈追求和"才·学·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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