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王德忠除继续对两宋政治史进行研究外，逐渐转向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政治格局、民族关系及辽金王朝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的研究。《论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0年第1期全文转载）认为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形成，是统治者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为适应中国北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情况，对统治政策不断调整的结果，既有契丹族本身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深刻背景，也有与被统治的各民族主要是汉族调整关系的迫切的客观需求。从结果看，因俗而治的政策与辽朝的社会现实状况是相适应的，其本身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并在辽朝的统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指出辽朝建立以后的部族组织与契丹族部落联盟时期部族组织的不同点，在于统治者通过对部族组织、部族统领体制、部族长官的任命，加强了对部族的控制，限制和削弱了部族长官、权贵的特权，使之成为贯彻专制意志的工具。辽朝的部族组织具有军政合一、亦兵亦民的性质，集行政、生产、军事三种职能于一身。建立在契丹族游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部族组织及其制度是辽朝因俗而治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与辽朝的统治相始终，堪称辽朝的立国之本。
　　王德忠著《西夏对外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与以往审视西夏与周边诸民族、政权关系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更多的是站在党项族及西夏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西夏以"偭鄕（向）无常"为特点的对外政策的内容、形成演变的历史条件、利弊关系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西夏所以能够在与五代、宋、辽、金、蒙古各强大政权的对峙中延续300余年，就在于其统治者巧妙利用了唐朝末年迄蒙古兴起中国北方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剧烈动荡多造成的复杂形势，趋利避害，纵横捭阖，是西夏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对手之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西夏对外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是由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特定的急剧变化的政治格局和极其活跃的民族关系所决定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系的辽宋金元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坚持努力作到两宋史与辽夏金元史的并重的原则，力戒只见局部不见全部的弊端。由于以上各位先生的研究多数是从宋史转入辽夏金元史，避免了常见的宋史研究者不了解辽夏金元史，研究辽夏金元者对宋史知之不多的情形，保持了研究成果的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高水平。无论是研究宋史，还是研究辽夏金元史，都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既要考察研究两宋与辽夏金元有联系、趋同的方面，更要考察研究包含在各自历史深层中具有个性特征的因素，从对历史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科学诠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规律。

历史文献学与吴枫、高振铎、宋衍申等人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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