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所谓新政，以1901年发布的变法上谕为开始的标志。在上谕中，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致法”，同时声称，“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这就是说，清政府的统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是不能改变的，但一些具体的治理措施却可以改变。这就规定了清末新政的原则，只能是点点滴滴的改革，并不触动清政府的既定统治秩序。清政府随即设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人为督办政务处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先后加入，具体处理新政的各项事宜。接到变法的上谕以后，一些官员纷纷递交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递交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简称江楚会奏。第一折中提出兴学育才四条办法，第二折中提出应该整顿变通的一些办法，第三折中应当采用西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后来的新政措施，很多就是从江楚会奏而来。
新政主要有下面一些措施。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裁撤冗衙，节省浮费。为了节省开支，减少重叠和虚设的机构，陆续裁撤了一些旧衙门，如河东河道总督、湖北和云南巡抚、粤海关、福建水师提督、詹事府及通政司、广东巡抚衙门等等，省以下的机关，各省也裁撤了一些。
裁汰书吏差役，整顿吏治。裁撤各部书吏，命令各级官员自行办理政务；革除差役；不准捐纳麦官；等等。
恤刑狱，结民心。1905年，经过沈家本等人的建议，废除一些苛刻的刑罚，如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用罚款代替鞭打，无力交纳罚款的，也可以用工作来代替。
准许满汉通婚。废除浙江堕民籍，准许入学堂读书，毕业后给予出身。
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1901年，停止武举考试，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挑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一律练习新式枪炮。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1902年，推广北洋、湖北训练新军的经验，令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迅速选派人员到北洋学习；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地选派人员到湖北学习。此外还从八旗军队中选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训练。1903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以袁世凯为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确定新军以镇（师）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旅），设协统。每镇有军队1.2万人。遇到军事行动，以二至三镇为一军。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36镇。由于缺乏军饷，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到清朝灭亡时，全国编练的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6镇，其余的大多只有一协或者不满一协。
编练巡警。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北京和天津一带原来维持治安的军队早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袁世凯于是从新建陆军中抽调年龄较大，应该退伍的士兵，委派赵秉钧统领，加以短期的训练，在北京站岗，维持治安。1902年，袁世凯又招募三千人，暂时住在保定。等到接管天津时，列强通知清政府，天津二十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于是把这三千人派段芝贵统领，用警察的名义进驻天津，并于同年在天津设立警务学堂。同时，张之洞也在武昌创办警察，同时派人到日本学习。同年10月，清政府认为袁世凯设立的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很妥善，通令各省督抚仿照办理。于是，各地陆续设立巡警和警务学堂。1905年，清政府感到巡警关系重要，决定设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管理巡警事务。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新政时期，清政府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首先是成立各种专门经济机构，发展近代经济。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和伍廷芳筹划组织商部。9月，商部正式成立。下设四个司：保惠司，主管贸易和商业学校，负责向商人提供保护，发布专利权；平均司，主要负责农业和林业方面的事务；通艺司，主要负责工业规划、机器制造以及铁路、开矿等事；会计司，主要负责税收、银行等事。由于与原由的机构在管辖范围方面存在重叠之处，商部的业务周转颇为不灵。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业务划归邮传部。
商部和农工商部成立后，其主要成效，是成立各种经济机构及制订各种经济法规。1903年，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制订奖励公司章程；1904年，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奏定矿务章程；1905年，设立劝工陈列所和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制订大清矿务章程；等等。
根据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于新发明者，分别给予五十年到十年不等的专利；根据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五十万元至五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聘为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议员或顾问官有向商部就商务事宜提供建议的权力；根据1906年的奖励商勋章程，对于拥有发明权或仿制权者，分别给予级别不等的“商勋”奖励；根据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二十万元至二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被聘为农工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根据1907年的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无论独资、合资或附股兴办实业能够“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民生计”，并达到一定规模，即可得到级别不等的奖励。这些奖励规定，由于要求的条件过高，因此没有多少人符合条件，其实际意义不大。这些规定，更多地是形成一种鼓励兴办近代经济的气氛和政策。同“官督商办”强调官方控制相比，这种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作法，无疑是清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变化。
在清政府新政时期的经济措施中，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举措。
根据《商律》中《商人通例》的规定，商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设立流水帐簿，并每年将帐目盘查一次。按照《公司律》，公司分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四种。合资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以一个公司名称集资营业者；合资有限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并声明以所集资本为限者；股份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者；股份有限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同时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者。《公司律》`还规定了公司的成立办法、股东权利及应遵循的制度等。
在商部（包括后来的农工商部）的鼓励发展实业活动中，劝办商会，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西方列强在华商人很早就在中国成立商会组织。1847年，广州的英国商人成立广州英商会。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总商会，同年，德国人也在上海成立德国商会。1887年，天津的外国人成立商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天津外国商人成立的唯一组织。天津外国人商会在创办时，共有16个会员，其中英国7个，德国4个，俄国3个，法国和美国各1个。二十世纪初，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加入，成为这个组织唯一的中国会员。虽然外国人在中国成立了很多商会，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成立自己的商会。
中国传统的商业组织，是按照行业形成的行会和按照地域形成的“帮”（或“公所”、“堂”、“会馆”）之类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关心的地域或传统的利益，而较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地域色彩非常浓厚，与近代的商会关注整个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明显的不同。梁启超曾形象地指出，“一埠有一埠之会馆，商会者，即合各埠之大会馆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规，商会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规也。一帮有一帮之公所，商会者，即合各帮之大公所也。”
传统性质的行会之类组织，在直隶，以北京为最多。清代北京共有大大小小的会馆445所，其中光绪年间还存在的有387所，名存实废的有58所。其中，属于省一级的会馆，一般是一个省或两个省组成；属于府一级的会馆，一般有一、两个府或州组成；此外，还有若干属于县一级的邑馆和行业性会馆。在这些会馆中，绝大多数按籍贯组成，主要供本籍人士来京或参加科举考试时居住，对外籍人士一般不开放，即所谓“非土著（同乡）则不可，僦于人亦不可，例也。”这类会馆，大多与工商业无关。
在北京的众多会馆中，纯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约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业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北京还有按行业组成的行会组织。据统计，1840-1911年间，北京共成立行会20个此外，天津和保定等地也有类似的会馆和行会组织。同光年间，天津有会馆、公所11个，保定则有外省人设立的会馆10多个以及类似于行会组织的行会事务所。
1903年，商部提出设立商会的建议，认为商会有“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轨，有信誉而无诈虞”的功能，并指出，设立商会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剔除内弊”，即消除中国商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是“考察外情”，即设立公司，抵制外来产品输入。商部同时指出，各地设立商会的具体细则，由各地商人自行处理。商会仅制订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作为总的原则。按照商会简明章程，在商业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总会；在商务不很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分会，隶属于商务总会。后来，商部对总会和分会之设又作了详细规定：“设立总会，均系商务繁富较著之区。至分会，则各府州县均应设立。”一些村镇，亦可设立商务分所。商会有保护、振兴商业的责任。商会可办理商人内部纠纷，也可代商人向地方当局办理案件。商会按年将各地的商务情况，报告商部，以备考察。涉及商务重大事件，商会可随时报告商部。商会章程还规定商家应设立帐簿，建立财务制度。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了商部提出的建立商会的建议。此外，商部还制订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发布商部劝办商会谕贴，鼓励各地兴办商会。到1908年，全国建立了58各总商会，其中海外总商会有19各，商会分会有223个。到1912年，商会总数增加到794个。
为了达到劝办商会的目的，商部首先在北京成立商会，“以为各省之倡”。经商部劝说，北京的金银号、汇兑庄首先建立公所，由商部发给凭证，接着，北京的茶业、丝绸、布业也陆续仿照成立。公所成立以后，“均能声气相通，渐臻融洽。”于是，又在商务公所的基础商成立商务总会，并选举出总理和协理。
直隶最为重要的商会，是天津总商会。
1902年，天津被中国从八国联军设立的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收回时，市场萧条，金融危机。天津的一些商人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仿照天津外国商会，成立统一的商业组织的建议，并得到批准，于是有天津商务局的设立。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和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分别被任命为总办和帮办。但天津商务局官方色彩很浓，办事不力，引起商人不满。1903年，天津行商上书袁世凯，要求设立商务公所，得到批准。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后，提出挽救天津市面的四个办法，即推缓新旧欠、倡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举。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天津市场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天津30多个行业的商人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将天津商务公所改为商务总会，得到商部同意。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以王贤宾为总理，宁世福为协理。
成立后的天津商务总会会员，来自天津的32个行业，有工商户581家。天津商务总会是在原有行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行会是商会的主要成员，并起着商会基础组织的作用，致使商会这一较为近代性的团体中，包涵着大量的传统性的小团体，而成为一种近代与传统的结合体。当然，“行会与商会结合的结果，不是商会迎合于行会的传统性，而是行会在商会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向现代性过渡”。
1904-1912年间，天津商务总会共有会董31人。从它们所属行业看，天津商务总会在人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从事盐、粮、钱业等封建性行业的旧式商业商人数量很大，有11名（其中粮商5名，钱商4名），占会董事总数的36.6%。盐业在清末还没有未加入商会，因此，盐商会董只有2名。但是，商会一职却由担任长芦纲总的王贤宾长期位居，这反映出盐业在天津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在天津总商会会董中，洋行买办有9人，占30%；洋布洋货商8名，占26.7%，若二者相加，则是17名，占全部会董的半数以上。这是金出口贸易在天津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反映。其三，在会董中，有候选县令以上职衔的共计28人，其中有五品州官以上职衔的12人，占42.8%。这反映出官僚在天津商会中的地位之重要。其四，会董中，仅有3人投资于近代民族工业，这说明，近代民族工业，在天津经济中的比重，还很低。这些特点的出现，是天津经济的反映。说明天津正处在由传统的漕运、盐务为主要经济支柱，逐渐地向近代的商业贸易和工业为主的城市的转变过程之中，是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过渡型城市的一个反映。
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不但自身成员迅速增加，而且还推动了直隶各地纷纷建立商会。据统计，1905年，天津总商会中的入会行业有32行，商号581家；1906年增至38种行业，813商家；1910年，增长为56行业；1911年，又增加到64种行业。在天津商务总会的影响下，直隶各地有50多个州、县、乡、镇建立了商务分会或商务公所。
废科举，办学校。1901年，清政府以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1902年开始，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建议清政府，科举阻碍学校，请将科举选中的人数，按年递减。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听，士大夫有侥幸得第的心理，学堂就没有兴起的希望。建议从1906年开始，所有的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流行数百年的科举制度到此全部废除。
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下令举办学堂。1901年，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令各省的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州的改为中学堂，县的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学堂中，除学习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等课程。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的学制，将学堂分为七级，即蒙养院、初等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大学中又设通儒院（相当于研究院）。此外还有各类实业和师范学堂。北京陆续设立农、工、医、法政、师范各高等专科。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荣庆为学部商书。
但是学校教育毕竟周期漫长，为了解决人才急需问题，又在北京设立仕学院、进士馆，各省设立课吏馆。仕学院吸收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等部门的官员学习，课吏馆各省官员学习。一些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到进士馆学习。1902年下令整顿翰林院，令其中的人员研究古今政治及中西学术。此外，还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鼓励自费留学，等等。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内容大抵和戊戌变法差不多，但它并不是戊戌变法的重现。其性质大体上是洋务新政的翻版。在新政措施中，比较有成效的是编练新军、设立巡警、废除科举、鼓励留学、成立商部等措施。其中振兴实业的措施，显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学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西学的传播，一批同封建士大夫不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堂和留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一些扩散的园地。
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和北洋务军阀的崛起，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1895年被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小站练兵”，这是袁世凯有军队七千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袁世凯将军队扩充到一万七千人。新政时期，袁世凯进一步扩充实力。到1905年，袁世凯的部队扩大到六七万人，编为六个镇，即后来著名的北洋六镇。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士兵的选拔和奴化教育。在北洋军队中，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天命令士兵磕头行礼，使军队逐渐养成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使这支军队完全成为袁世凯的私人武装。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部将的培养和笼络。在部队中，他成立学堂，一边训练新军，一边培养部下。后来北洋军队扩建，军官大多是从这些学堂中选拔的。因此，北洋部队中的军官，既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他的门生，彼此之间，又存在一般的同学关系。袁世凯通过这些手段，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笼络了一些文臣武将作为自己的骨干。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第一号亲信。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军事骨干。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外交干将。周学熙和梁士诒是北洋集团的理财专家。赵秉钧和杨士琦是北洋集团的警察和特务头子。
这样，北洋新军就同其他省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新军有重大区别。北洋新军中门户之间很深，如果不是从袁世凯辖属的学堂中毕业的，就很难插足，甚至在其他省份很受重视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如此。北洋新军中风气闭塞，控制严密，成为一支非常反对的军阀武装。其主要倾向是敌视人民革命，充当镇压革命的工具。而长江流域等地的新军多数没有形成派系，因此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比较容易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力量。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个群体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这个知识分子群中的进步分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相联系，但也和清政府的新政有密切关系。在新政中，清政府开办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学堂出身和留学归国的大多数人，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西学的影响，不少人转化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关于清政府1901年后开设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大城市确已粗具规模。如在武昌，原来的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等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湖北的各类学堂有一定的基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很快，有各类学堂99所。其他各省的学堂也在陆续兴办。1905年以后，办学堂的风气更加盛行。到1910年，全国的各类学堂达到四万多所，到1911年增加到五万多所。随着学堂的增加，学生人数也在迅速上升。1903年，全国有学生数万人。到清朝灭.亡前夕，全国的学生总数达到156万多人。
当然，上面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因为官办学堂，大多是书院改头换面而来，其中有不少不够近代学校的资格。就象当时有人指出的，改者为少数，不改者为中数，似改而实非改者为大多数。而且，这些学堂大多是小学，高等学堂和各类中学堂所占比重教小。由此可见，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也可看出，上述数字仍然大体反映了近代学堂日益代替科举、书院的历史趋势，一批新式的青年学生已经涌现出来。
与国内兴学情况类似，出国留学也盛极一时。十九世纪末，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到1903年达到1300多人。1905-1906年间，又达到八千多人。其中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最多。
学堂和留学，培养出一批批的资产阶级小资阶级知识分子。
当资产阶级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国内整个舆论阵地仍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人们读得得是四书五经，灌输的是三纲五常。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受到严厉的排斥和阻碍。戊戌变法前，中国从西方引进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和新思想。但是，戊戌变法以后，改良派片面地宣传君主立宪的言论，对革命派进行攻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年中，海外华侨中间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康有为等保皇派所掌握。
早在1898年底，康有为便在日本发行《清议报》，宣传挽救清朝，包含光绪的观点。《清议报》出了一百期，到1901年停刊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重在开启民智。该报有梁启朝任主编。梁启朝文笔很好，他用通俗的语言，即所谓“报刊体"，把自己的观点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在当时影响很大。
1900年后，革命派在国内掀起创办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热潮。江苏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行《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书籍，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己任。由改良派转化过来的秦力山等人创办《国民报》，提倡革命排满，反对保皇。湖南留日学生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湖北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后来改名为《汉声》。浙江的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等等。
革命刊物的发行，在日本最多。由于作了大量宣传，美洲、南洋一带华侨中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革命派所掌握。在国内，广州、上海和港澳是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的阵地。上海原是改良派的舆论阵地。早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时务报》、《昌言报》等都是在这里创办的。后来革命派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在上海大量发行，情况才有所改变。1903年，湖南人陈范接办的《苏报》转化革命，在当时影响很大。
革命派在发行报刊的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这些革命书籍，主要有几大类。一是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政论性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二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三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四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小说，等等。在这些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关于其主要内容，教材中都有论述。
在革命书籍的传播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苏报》案”。
《苏报》最初是由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很平庸的小报。1900年，湖南人陈范承办。陈范曾经在江西任知县，因为教案事情被清政府革职，他的哥哥因为参加维新变法，被清政府逮捕入狱。因此陈范就想发表一点言论，于是就出资购买了《苏报》。在经营《苏报》的过程中，陈范走过一条从变法到保皇，从保皇到革命的道路。1902年，随着爱国学潮的不断兴起，《苏报》开辟“学校风潮栏”这一栏目，专门刊登学生运动的消息。不久，《苏报》聘请章士钊担任主笔，连续发表革命的文章。在一些文章中，称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称清政府是“野鸡政府”，而且还以大量的篇幅，向人们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因此引起清政府的愤怒。两江总督魏光焘当即下令封闭《苏报》，并捉拿邹容。勇于章太炎为《革命军》作过序，因此也被捉拿，被关押在上海公部局。
租借对这一案件进行审理。清政府竟自甘下贱，竟然作为起诉一方向租界当局控告《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这不仅遭到邹容和章太炎等人的驳斥，而且清政府在租界中同老百姓达官司的行为，引起国内外的义愤。租界迫于舆论的压力，屡审屡停，未能判决。清政府要求印度，租界不敢答应。经过辩论，一直拖到1904年5月，才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在监禁中，邹容病死。
由于作了大量的宣传，革命思想得到传播。从1904年开始，国内外也陆续成立一些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江浙的光复会。
华兴会的创办人是黄兴。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人，现在属于长沙县。湖南风气比较闭塞，黄兴早期主要受到太平天国历史的影响，也受到湖南人王夫之等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影响。这一派比较强调夷夏之辨。1898年，黄兴由岳麓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被张之洞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黄兴逐渐转向革命方面。1903年，黄兴在湖南长沙开会，决定成立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的纲领和章程。成立以后，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其成员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和在国内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联络会党方面，主要又是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不久他们发动起义，遭到失败。大批华兴会骨干逃到日本东京，这为后来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科学补习所成立于湖北。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是吴禄贞。湖北的留日学生比较多，其中的师范生大多曾经就读于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因此互相之间联系比较多。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发起创办昌明公司，秘密印刷和输入革命报刊。公司购买幻灯片放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观众很多，影响很大。后来湖北的团体日知会成员，大多是参与放映幻灯片的人们。
1904年，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武昌开会，讨论革命的方法。认为发动会党比较容易，但很难成功。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能动摇全局。军队中，军官大多利欲熏心，比较起来，还是新军士兵更为可用。他们总结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军队不可，并且不要轻易发难。此后，他们着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湖北的新军在招募、编制、训练等方面的某些变革，也给革命派的加入提供了可能。
第一，除从八旗中直接选派一批人改编为新军外，全国训练的新军士兵，一般是从民间招募。招募的方法，大体上模仿西方国家的征兵制，在各地分配名额，并且不准选派散兵游勇和市井游民。因此，新军士兵基本上不同于那些世代当兵的八旗和绿营，他们多数来自比较清贫的家庭，或者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比较容易激发其反抗意识，灌输反清思想。
第二，选拔新军士兵，一般要求有一定文化。文化高的人，提拔快。新军的待遇比旧军队高，因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报名应征，其中有很多科举时代的童生和秀才。这使他们比较容易接近资本主义民主思想。
第三，新军中排长以上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从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中选拔。于是，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并且利用合法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04年，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科学补习所。表面上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实际上是革命排满。科学补习所的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侧重于在新军内部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
光复会成立于上海。早在1900年，一些江苏的留日学生在杭州组成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叫浙会。1903年，江苏的留学生又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反清革命，批判保皇派。同年，部分浙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他们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到上海和湖南，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江浙留学生的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成立。同一时期，江浙地区的革命思潮也在迅速传播，但是，还缺少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来作为聚集各种反抗力量的中心。陶成章回浙江以后，一方面联络会党，一方面吸收骨干，为光复会的成立作了大量的工作。光复会的直接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联系。军国民教育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暗杀团，制订的规章比较严密。这时，原来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蔡元培到达上海，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加入。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陶成章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的青年志士和会党头目纷纷加入。徐锡麟、秋瑾和章太炎等人也加入光复会。但是，由于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控制很严密，因此光复会不易获得大发展。光复会便转向浙江。1905年，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按照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太炎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从表面上看，这个纲领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反清复明”纲领差不多，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是，在他们发表的告示中，又把光复、复仇与新国、共和联系在一起。就是排满之说最为激烈的章太炎在解释“光复”一词时，也进一步指出，“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就说明光复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
在光复会成员中，以知识分子及会党头目占大多数。有不少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会党。这使光复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领导人和骨干很多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而且不少人还是刚刚从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所以较多地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传统的思想语言，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另一方面，由于它通过会党与一部分下层群众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其政治主张和宣传内容有时又显得比较激进。

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东京设同盟会本部，在各地设立分会。本部的机构，分为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这是模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评议、司法两部一直形同虚设，崐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执行部中，又分成六个部门。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庶务、书记、会计三个部门。本部的机构实际比较简单。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向历史舞崐台。我们可以把它和兴中会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第一，兴中会有很大的地域性。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同盟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中国大陆十八省中，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其中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最多。这就突破了原来那种地域性的限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了。
第二，兴中会成员以华侨为主，其他大多是国内发动起义时临时参加的会党分子。华侨商人虽有爱国心，但不少人胆小怕事，支持革命主要限于经济上的资助。会党分子又多数是临时被吸引参加起义活动的，政治认识比较模糊。学生参加兴中会的很少。同盟会的情况就不同。成立时，它的成员大多是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或多或少具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无论在革命宣传或组织工作中，都能起一般华侨商人和会党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
第三，兴中会的组织非常松散，平时几乎没有固定的领导机构和经常的组织活动。孙中山常常是个人行动，最多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在旁，看不到多少有组织的活动。同盟会成立后，这方面的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尽管它的组织还然后松散，但本部和重要的分会还是有一些经常性活动，并且有比较经常的宣传机构和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了自己的战斗核心。
同盟会成立的意义还在于：
第一，它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誓辞中规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秘密地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第三，它使人数众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
在同盟会成立时，黄兴的作用非常重要。黄兴有两个条件是孙中山不及的。第一，他长期生活在国内，受过比较多的传统教育，还中过秀才，以后又到日本留学。这种经历和教养，同当时的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是相似的，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更直接的联系。第二，黄兴是湖南人，又曾在湖北求学，和两湖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留日学生特别是革命分子中，两湖籍的学生人数最多，而孙中山过去同他们的联系却非常薄弱。因此，在孙中山到日本前，黄兴是留日学生中威望最高的人物。但黄兴很谦虚，他积极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同盟会中，黄兴又被推任为地位仅次于总理、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的庶务。所以黄兴在同盟会中起的作用很大。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成熟。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崐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纲领，最初是十六字誓辞，即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它们归纳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教材中有叙述。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孙中山的这种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它应该如何评价？可以这样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特点，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辛亥革命就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发生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实现民族独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民主制度这三大目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这些目标。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为出发点的，但在它的纲领中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没有正确地、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并且在实践中幻想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清政府来对中国实现控制的。

四、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起义放在重要地位。首先在那里发动起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兴中会时期，其成员主要由广东人组成，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都在广州或广州附近。华兴会的成员主要是湖南人，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主要是湖南的省会长沙。现在，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成员几乎遍布各省，那么，它发动起义的地点应当选择在哪里？孙中山认为，发动起义的地点，应该“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同黄兴反复讨论这个问题，终于选择两广作为武装起义的发难地点，并且准备把广西作为起义后首先夺取的根据地。这个选择，主要考虑海外人力物力、特别是武器容易获得。最初，黄兴曾设想在长江流域作为首先起义的地点。此前黄兴曾在那里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但起义失败后，和会党的联系中断。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武器不容易运进去。所以黄兴最终还是同意孙中山在两广发动起义的建议。当时广西境内的中越边境地区，活跃着一些游勇队伍。孙中山对此非常注意，认为可以利用。当时广西兴办新军，黄兴同其中的某些人有一定联系，一些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也加入了新军。因此，同盟会认为，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清政府内部可以响应的力量，也以广西最雄厚。广西靠近越南，不少华侨同情革命，在广西发动起义，也容易得到越南华侨的支持。这就是同盟会决定在两广特别是广西发动起义的原因。
1906年，萍浏澧起义爆发。萍浏澧指江西省的萍乡县和湖南省的浏阳光、澧陵两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开始大量开采。特别是张之洞开设汉阳铁厂以后，需要的煤几乎全部由萍乡县的安源煤矿提供，因此安源煤矿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煤矿工人也迅速增加。这些矿工由于比较贫穷，很容易投靠会党。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脱离农村，因此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随着煤矿的开采，铁路也已经通车。秘密会党也随之非常活跃。在当地的会党中，力量最大的，是哥老会首领马福益。1905年，马福益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会党的力量虽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但力量却更加分散。浏阳的龚春台等人的影响较大。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等人回到湖南后，开始联络会党，发展会员，发动起义，虽然声势很大，但组织分散，经验不足，很快遭到失败。当孙中山等人得知起义的消息时，也曾派出一批同盟会员赶回国内活动，力图扩大起义的成果。回去活动的目标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时，起义已经失败，长江流域处于严密戒备状态中，不仅新回国的同盟会员难以活动，而且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有的活动基础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湖北，日知会受到打击，一些领导人被捕，日知会无形解散。在南京，也有一些同盟会员被捕。这使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难以迅速恢复和开展行动，处于低潮状态。这就促使同盟会把下一阶段发动起义的注意力集中到华南地区。一个同盟会员写道，“适逢事败，知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起义，愈益坚定。”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的钦州、廉州、潮州和惠州策划起义，起义的重点是钦州和廉州地区。钦州和廉州处于广东和广西的边境，在这里起义后，可以向广西的南宁进攻，取广西为根据地。钦州和廉州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从越南运送枪支弹药。孙中山等人发动当地的会党、群众和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准备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此前同盟会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这时，黄兴等人已经感到，利用会党发动起义，有很大的弱点。在这次起义中，他们采取以会党和军队同时并举的策略，以会党发难，由军队相应，并与当地的群众斗争相联系。这种计划比过去有明显的进步，准备也比过去充分。但是，他们利用会党，主要是联络他们的上层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来号召和发动下层会党群众参加，同时给他们提供武器，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单凭这些方法，是很难长期地利用会党的。往往起义开始时，声势很大，但不能持久。对于军队，同盟会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少数军官，并没有在士兵中花多少力气。而军官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常常表现得反复无常。当形势好时，他们支持同盟会，但当形势不利时，他们就推托，不肯发动起义，甚至反过来出卖同盟会，使整个起义计划流产。
当孙中山等人集中精力在两广发动起义时，一些光复会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而成。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光复会和同盟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孙中山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光复会侧重在反满。它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它的会名称作“光复”，也反映了这一点。二，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全国各省的人，光复会却有浓厚的地域性，会员大多是浙江人，多数又是绍兴人。
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具体处境是不同的。那时华兴会因策划起义失败，组织遭到破坏，其主要成员都逃到日本。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首先联络的对象，就是这些华兴会成员。以后大多数华兴会成员都参加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光复会的情况就不同。它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国内的浙江、上海等地。华兴会起义失败时，光复会也受到牵连，但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主要成员仍在原地，没有逃亡到日本。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员参加的人很少，它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人都没有参与同盟会成立事情。因此不能说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
光复会的灵魂，主要是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人。两人都是绍兴人。光复会的活动中心是绍兴大通学堂。学堂用学校体操的名义，购买了一批武器。陶成章把学堂改为师范学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哪里人都可以入学。结果有很多会党头目入学。学校成立后，徐锡麟和陶成章前往日本学习军事，没有成功。后来徐锡麟通过关系，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而陶成章则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徐锡麟到安徽后，想通过他担任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发动起义，夺取安徽。1906年，他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以被捕，遭到杀害。这次起义，给清政府造成很大震动。由于被刺杀的是安徽巡抚恩铭这样的封疆大吏、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革命党的首领又有着道员身份，并担任巡警会办这样的要职，因此使清政府感到革命党人神秘莫测，几乎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从而陷入惊慌失措的地步。
徐锡麟起义失败以后，直接牵连到浙江大通学堂。秋瑾被杀。秋瑾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903年到北京居住。1904年到日本留学，并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1905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其宗旨是唤醒广大妇女。1907年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也在浙江被捕被杀。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
当孙中山等人在两广发动起义时，同长江流域一带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会员，于1907年发起成立共进会。这些人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人。这些人主张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对同盟会的誓约作了一个重要的更动，就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中，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他们容易接受。共进会的成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同盟会忽视在长江流域开展工作的崐不足。后来的武昌起义，也主要是共进会发动的。
1908年，长江流域的一个革命团体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岳王会是安徽的一个革命组织，他们认为，南宋的岳飞抗击金国，至死不变，由于满清和原来的金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因此岳王会要继承岳飞的志向，抗击满清。岳王会成立后，把活动的重点放在新军中。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之一，是熊成基，他被推举为总指挥。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但可看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策略的变化。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安庆新军起义，主要利用新军。此后，革命党人虽然仍注意利用会党的力量，但侧重点已经转移到新军方面。此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得到发展。
在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中，以黄花冈起义的影响最大、最重要。但是这次起义，由于组织有缺陷，也遭到失败。

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一）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

1905年秋，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到东西洋考察政治，准备实行立宪。但在出发的当天，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出洋考察只得推迟。12月，清政府再派载泽等人出国考察政治。考察分两路。一路由载泽等人访问日本、英国等国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等人考察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考察的重点，是载泽那一路。他们考察的重点，是日本和英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日本，考察团认为，日本的大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民间的意见也能够畅通，其根本是普及教育。然后，考察团留下一部分人，在粱启超的帮助下，以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模式，起草考察报告。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到英国考察。在英国，考察团认为，英国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行政掌握在大臣手中，法律掌握在司法手中，然后由君主进行总体裁定。因此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就是到了实行民主政体的法国，考察团也认为，法国虽有民主的名称，统治权实际与帝国相似。这可以清楚地看出，考察团的目的，无非是要找出这样的办法，在君主立宪的名义下，实行中央集权。1906年，考察团先后回国。回国后，他们上奏折，建议清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先编撰大清帝国宪法，公布地方自治的规定，制订集会出版言论方面的法律，为立宪作准备。同时，北洋大臣袁世凯也建议清政府，预备立宪应该让五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国家政务，作为上议院的基础；各地的绅士参与地方事务，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端方等人又建议，宪法请仿照日本，兵农工商请仿照日本和德国。
但是，清政府内部一些人担心，实行君主立宪，会妨碍君主的权力，而且立宪对汉人有利，对满人不利。于是载泽又单独上奏折，力主君主立宪。在奏折中，他列举了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君主的权力，认为日本君主的权力非常严密，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认为，宣布立宪，不过是表明宗旨，为立宪作准备，维持人心，使他们不致走到革命的路上去。至于实行的具体时间，可以宽立年限，从长考虑。针对所谓满汉之说，载泽认为，宣布预备立宪正是有利于满族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载泽的建议，使西太后很感动。于是，清政府召开会议，讨论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后提出的建议。九月，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从考察团回国到宣布立宪，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孤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革命火焰。二是安抚日益强烈的立宪舆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三是加强统治能力，巩固中央集权。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就是说，在一些政务方面，可以听听个方面的舆论，但权力必须掌握在朝廷手中。二是“必从官制入手”，就是说，宣布预备立宪后，要视具体情况再决定实行的期限，目前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改革官制。
上谕发表后，清政府派载泽、袁世凯等人起草官制改革方案。整个起草工作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们拟议的改革方案是，撤消军机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以此作为行政的总机关。以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副总理，这样，内阁的权力就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这个方案传出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这样做将导致大臣独揽大权，皇帝大权旁落。到十一月，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上谕正式颁布。它首先宣布，军机处决不能裁撤，内阁、军机处的一切规章制度，照旧执行。其余各部尚书均为参与政务大臣。这样，军机处不撤，大权自然掌握在君主手中，袁世凯的计划就落空了。同时规定，军机大臣中，除外务部外，不能兼各部尚书及其它差使，这样，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等人不得不退出军机处，袁世凯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都大大削弱。而且，改革方案本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规定外交归外务部，财政归度支部，军务归陆军部。这样，地方督抚的权力就大大削弱。袁世凯手中原来掌握军队和邮电等权力，也随即受到很大削弱。

（二）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改良派非常高兴。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结束，今后应当研究的，是如何实行立宪。但是，改革官制的方案公布后，改良派的希望受到很大打击。粱启超却没有就此丧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政党的主张。他随即联合杨度、熊希龄倒退人进行组党活动，并把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看作是他们组织政党的最好机会。这时，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在国内很难活动，梁启超必须另外寻找新方法。他最初的想法是，除海外的保皇会外，再在内地设立另外一个组织，把张謇、郑孝胥等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康有为等暗中主持。但不久，梁启超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认为，建党活动还是应从日本的东京做起，然后再在上海等地发展。同时，梁启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革命派，而不是清政府。“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在他们看来，革命派已经造成一种举国若狂的局势，是心腹大患。因此，与革命派作战，自然要放在第一位。当时，清政府已经丧失人心，如果不反对清政府，会失去人心，助长革命党的声势。因此，他们也要与清政府死战。到1907年春，由于杨度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后来改名为宪政公会），梁启超就积极创办政闻社。要创办政闻社，梁启超认为，应该从创办报纸入手。这份报纸，就是后来的《政论》。政闻社的宗旨有四条，一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是改革法律，巩固司法独立；三是确立地方自治，区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政闻社成立不久，其中心机关就在马良的组织下从东京迁到上海，由马良等人主持。
这时，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是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张謇、郑孝胥等人成立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就在宪政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其成员包括江浙工商界的许多重要任务，也有一些现任官员。从开始，这个组织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赞助。预备立宪公会的政治色彩比较温和，其实际内容，是以传播立宪知识、使国民养成立宪资格为重点，极少批评清政府。它的机关报是《预备立宪公会报》。
经过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等一步一步的推动，请愿早开国会的活动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
最早提出要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个目标上来的，是杨度。后来，杨度组织宪政公会，推熊范舆为会长。1907年，熊范舆等人最早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速开国会。从1908年起，河南、广东、江苏等省，陆续有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早开国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也致电清政府，要求早开国会。这些立宪团体随着请愿活动的逐步开展，逐渐联合起来，由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共同成立国会期成会。此后发生一个意外的事件。有一个头脑顽固的大臣于式枚上奏折，痛斥立宪，反对召开国会。在清政府中担任职务政闻社的一个会员陈景仁致电清政府，要求将于式枚革职，三年内开国会。清政府大怒，反而将陈景仁革职，又下令查禁政闻社。政闻社不得不宣告解散。

（三）放逐袁世凯

1908年和1909年之交的两个月内，清政府内部发生两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变动。一是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二是袁世凯被放逐。这使清政府内部一片混乱，整个政局动荡不定。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亡。清政府匆忙宣布，以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不满三岁的儿子溥仪为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第二天，西太后也接着死亡。光绪皇帝只有37岁，过去有人怀疑是袁世凯或西太后毒死的。现在根据清宫廷内部的医疗单，认为光绪皇帝还是病死的。他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一先一后地死亡，纯属偶然。
光绪皇帝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他的死，对康有为等保皇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皇帝都死了，还保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政局而言，光绪的死亡，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影响。西太后的死亡，影响就很大。在死亡之前，她独自掌握清朝政权四十年，富有统治经验和权术，能够控制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派系。她死后，清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这使日益衰落的清政府逐渐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其原因，是清政府内部对袁世凯权力太大不放心，满族王室和汉族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的产物。早在1907年，西太后就对支持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奕劻不满。当时，袁世凯和奕劻的主要对手是军机大臣瞿鸿机和曾经担任邮传部尚书、两广、云贵总督的岑春煊。西太后准备免除奕劻的军机大臣职务。但是，袁世凯实行手段，伪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合影，激怒西太后；奕劻又向西太后告状，说岑春煊和瞿鸿机等人想恢复光绪皇帝亲政。这打动了西太后，结果岑春煊被调离北京，担任两广总督。瞿鸿机也被免除职务，回家休养。这个事件，被称为“丁未政潮”。在这次事件中，虽然袁世凯等人取得胜利，但还不能消除西太后对他们的疑心。不久，袁世凯被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任军机大臣，解除了兵权。
1907年8月，西太后和光绪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其内容看，大纲实际上规定了君主专制。按照大纲的规定，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布法律、召开和解散议院、设立官职、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以及司法等大权，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和外交大权，议院根本不能干预。这个宪法的宗旨，是巩固君主的权力。同时，使君主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反映了清政府内部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大权旁落的愿望。
西太后临死前，对支持袁世凯的奕劻不满更加明显。西太后死后，清皇室准备杀掉袁世凯。但是由于奕劻和张之洞的反对，袁世凯才免于被处死。仅仅是被免除职务。但是，通过训练军队，袁世凯的部下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势力仍然存在。袁世凯被放逐，使清政府内部更加分裂。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满族大臣中无一人能取代他的作用。列强也对清政府免除袁世凯的职务，非常不满。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一些满族亲贵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这些满族亲贵大多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得军事。陆军改由荫昌统帅。荫昌实际依靠的是良弼。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当时清朝在各地编练新军，良弼大力主张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的意图是想在军官中形成一股由他掌握的力量，以便代替并排挤袁世凯的势力。但是，这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的还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派入新军，很快得到提升，有的还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武昌起义后，纷纷在各地发动起义，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四）各省谘议局

1907年7月，清政府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办法，让各省督抚迅速办理，在一年之内办成。这样，建立谘议局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1]
在这次请愿中，资政院起了很大作用。资政院是按照预备立宪的步骤开办的。议员定额为两百名，钦选和民选各占半数。钦选议员是清政府指定的，大多缺乏能力，在会场上不起多大作用。民选议员从各省的谘议局中选出，不少人年轻有为。资政院没有任何实权可言。但作为一个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活动得到它的支持，声势显得更大。
这次请愿还得到不少地方督抚的支持。在总督中，计有东三省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伊犁将军、察哈尔都统；在巡抚中，计有吉林巡抚、黑龙江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新疆巡抚、江西巡抚、湖南巡抚、广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国会。在督抚中持反对态度的，只有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18省督抚联名要求速开国会和内阁，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十月，第三次请愿活动开始。代表团分别向摄政王载沣和资政院递交请愿书。又遍访王公大臣，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开会讨论请愿书。在会上，速开国会的意见占压倒优势。资政院随即上奏清政府，要求提前设立上下议院。
此时，清政府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清政府谈论立宪，其目的是趁机实行中央集权，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是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政权，组织革命的爆发。这样，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很大矛盾。十一月，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利。但他们又害怕，筹划中的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他们设想的一些措施还没有实行，一旦国会成立，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牵制，其中央集权的目的也不容易实现。于是，他们就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又不能在明年立即召开，而是要他们留出时间，解决上述问题。最后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时间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即1913年。
这个决定公布后，立宪派内部立刻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召开国会的日期提前三年，请愿就算取得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也有一些人不满意，要求继续努力，再缩短年限。立宪派也没有再发动第四次全国请愿。但有些地区仍然群情激昂，以东北三省和直隶最为激烈。东三省代表向总督锡良递交请愿书，要求明年召开国会。锡良上奏清政府，也请求明年召开国会。但清政没有同意。直隶代表向直隶总督请愿，也没有什么结果。资政院也上奏，提出同样建议。到12月，东三省的代表又到北京递交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下令把他们押解回原籍。天津一个学生代表提议全国罢学，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把他发配新疆，严加管束。
至此，立宪派发起的请愿活动宣告结束。
立宪派以请愿形式发起的立宪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制革命。但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代表，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代替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是采取的手段、策略和预定在变革后建立的政体形式有很大不同；无论是按革命派的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按立宪派的愿望实行君主立宪，都无损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只是共和制更有利于中下层的发展，君主立宪制更有利于上层的发展。因此，把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执看成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对观点，是错误的。
就中国革命的影响来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清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清政府并没有立宪派的诚意。因此，对立宪的不足也应有所估计。
立宪运动是立宪派全部活动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事过其它一些活动，如收回利权，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即时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运动，也由于立宪派广泛发动集会请愿和舆论宣传，从而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传播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

(五)皇族内阁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新的内阁官制，撤消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组成新的责任内阁，在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只有4人，满族占9人。在满族的9人中，皇族又占5人。因此，这个内阁被成为皇族内阁。它表明了清政府实行皇室集权的野心。同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借国有的名义，把中国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于是，立宪派要求真立宪和清政府坚持假立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达到破裂的程度。
皇族内阁暴露了清政府立宪的虚假。立宪派气愤异常，他们召开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皇族内阁。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也导致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关系恶化。
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矿山等权益起，一些中国人就看出它的危害，把它称作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矿等权力，开展收回利权的斗争，在当时被中国人民看作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创办商办铁路和矿业公司，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斗争成果。而商办铁路，是20世纪初大多数省份保护利权的主要内容。据统计，1903-1907年间，有15个省先后开展铁路公司，开始募集股份，修建铁路。尽管各省铁路公司一般是通过地方当局和富绅通过赋税附加等方式募集股份，但股份中也有不少是各种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的投资，并因为它具有同买办官僚借奴役性的外债的方法具有对抗的意义，因而属于民族资本的性质。到1911年，集股成效较大的四川川汉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等。
随着铁路公司的增多和集股成效的日益明显，与铁路有关系的一批地主官绅很快向资产阶级转化。公司的经理等主要官员一般是由地方督抚根据士绅的推荐，上报商部委派的，因此，这些通过办铁路公司起家的资产阶级同清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铁路公司的兴办，一般都是以维护利权为口号的，集股筹款后，有可能被清政府用专制手段加以掠夺，因此，他们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并竭力争取开议会，立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所以，这些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上层。
通过铁路产生的资产阶级上层在立宪派里非常活跃，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比较微弱的省份，他们是立宪派的重要支柱。象江苏铁路公司经理王清穆、协理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四川保路同志会首脑蒲殿俊，等等，都是立宪派里边屈指可数的人物。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质，是把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力取消，以国有的名义将铁路卖给帝国主义。首先被清政府借国有的名义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铁路。于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掀起保路运动。由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立宪派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他们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立宪派开始考虑对策。6月，全国谘议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定下了推翻现政府的目标；为此要在全国造成普遍舆论，使人人憎恨政府，必推到之而后已；同时注重实力，利用现有的汉口及上海商团为中坚，联络各地商会参加这一斗争。
立宪派要推倒的政府，主要是皇族内阁。他们主观上想摹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模式，来一次倒阁运动。但是，当内阁是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时，推翻内阁就意味着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推倒现政府的方针，客观上使它迟早必定与革命派合流。
立宪派还决定大办民兵。同时决定组织政党。这表明，资产阶级上层正走向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六、辛亥革命

(一)武昌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

概括地说武昌起义的发生既和二十世纪全国形势发展相伴相生，又与武汉特定的地域条件息息相关。是二十世纪湖北地区革命形势发的一个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如下

1） 新政以后此起彼伏、持续发展的湖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武昌起义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从地理位置看，湖北地处全国版图中部，武汉又处于湖北省中心，历史上号称“九省通衢”。由于位置重要，对外辐射力强，武汉及湖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自鸦片战争以后，随外国经济侵略都　的触角伸入了长江流域，武汉铁路大兴，商务日僻，成南北交通枢轴。这时更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区。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我湖北人民遭受了较之它省尤甚的灾难，从而在世纪之交，湖北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大体从1901年开始，湖北相继爆发了抗捐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抵制美货斗争、收回利权运动等多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抗暴斗争。这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早已将革命风潮弥漫全省，从而为起义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支持。

2） 二十世纪初武汉迅速增长的地方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群体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由于湖北经济历来发展水平高，十九世纪后半期，掌握湖北地方行政大权的张之洞一向热衷于洋务，倡导发展地区经济，因此湖北经济在二十世纪初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就其发展规模而言，仅次近代化的上海，但军工业又高于上海。派遣留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产生一个相当可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给发达的地方经济和可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爆发革命提供了保证。这一点，革命党人张继宁为我们作了注脚：“武汉之所以成为革命重镇，实赖于张公之力也。其时武汉工厂林立江汉殷富，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起事不虞忧虑军用缺乏。有炮厂，可供战事之供应，此外成立新军，多富于新思想。因是之故，种豆得瓜，能成大功”。说明封建统治还需自己的主观努力。难为革命提供现成的物质和阶级基础。

3） 湖北党人长期艰苦，细致工作是革命滥发最重要的主观原因。革命党人由发动旧式会党到策动新军起义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而转变一般在1908年，经过南疆起义后。而湖北革命党人自1904年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就深入新军工作，以多种形式开展革命，办饭馆、图书馆演讲等吸引士兵参与。虽然革命组织屡遭破坏，但革命的宣传动员工作始终没有停顿。到1911年夏，仅文学社、共进会两个组织就已在新军中发展会员3000多人。占总人数的1/3。加上另外一些革命组织争取到新军会员，总共有一半左右的武汉新军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湖北革命党人所控制的新军力量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

文学社：这是1911年初在振武学社同盟会外围团体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个革命团体。领导人为蒋翊武、刘复荃，其主要成员是青年知识分子。以研究文学为形式。密谋起义。其工作重点是新军。1911年10月，与共进会联合发起自称孙文之弟。

共进会：1907年，同盟会分裂后，由同盟会员张伯祥，日知会员孙武会员孙武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外围组织。1908年，由武汉本部迁往河北。主要目标是策划长江流域的起义，工作重点是前期会党，后期是新军。

4） 从全国的影响看，主要有两点：同盟会中部总值的积极领导和推动。孙中山及同盟会对湖北的形势一趄予以希望和极端关注。1906年孙中山派人来湖北联络，但由于同盟会注重的区域在珠江流域，因此直接的影响不大。但是1911年发生了变化，这年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了中部总会，为何要成立这个组织呢？原因有二：一东京总部排斥孙中山，由章太炎控制，造成了分裂，孙中山远离内地，使国内革命缺乏党的领导，需要加强领导。二是同盟会出发点和观点不同，选择革命方位历来存在分歧。孙黄主张在珠江流域，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主张在长江流域。中部是重心影响。张继是北方人，主张中央革命，借助外国力量，积极变革。由于革命斗争在珠江流域连续失败，而长江流域革命形势日渐抬头，同盟会革命党人另寻它路，提出思想和组织都要进行革新。成立之后，积极联络湖北及长江流域革命党人，革命力量由分散走向联合，使整个长江流域连成一片，武昌革命造成较好的外部氛围。

5）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武汉起义环境提前成熟。

因川汉、粤汉路权问题起发的保路运动在1911年夏形成高潮。展成形状起义。由于保路运动一方发生在邻省四川，因此波及到湖北周边的湖南，使当地人民反对情绪进一步高涨，同时更重要表现是保路运动最终发展成武装起义。吸引了清廷的注意力，清政府为镇压川汉、粤汉保路武装起义而调动湖北之原新军，直接导致清军防务空虚。反革命力量对比，明显向革命方向倾斜，因此革命时机提早成熟。1911年9月24日，两会实现了大联合，成立组织起义前敌总指挥部由文学社蒋翊武担任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任总理。起义日期为10日。同时致信黄兴，宋教仁前来主持大计。

(二)武昌起义的基本过程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其过程几经曲折，极富有戏剧性

①保善里号爆炸。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改在10月9日，这天上午，孙武地汉口宝善里14号机关部试制炸药，做起义前的最后准备。由于别人吸烟，引起爆炸，俄国租界警察闻声赶到，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因发现了旗帜、文告，料定是革命机关，将在场的革命人士逮捕。在审讯过程中，刘公亲属供出了起义情况，湖广总督瑞CHENG下令全城戒严，情况危急，是推迟起义，坐以待毙，筹备起义的各项努力将付之东流。

②蒋翊武、彭楚藩决定当晚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送信人未能按时间到达湖南，起义到11点半也未能打响。11时40分敌人敲打指挥部的门，彭楚藩、刘复荃（刘光澄）、杨洪胜被捕。蒋翊武一人逃脱。10月10日武汉形势再度紧张，全城面临极其严惩的考验，起义已成“群龙无首”之势。但是，湖北的革命工没有退却，依然自行联系，相约在当晚继续起义。

③熊秉坤首先发难，吴兆麟任总指挥　10月10日当晚7时，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熊秉坤（共进会员，党代表）首先发难。工兵八营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工兵八营一队掌握武昌起义弹药库，不攻打弹药库，新军进来之后，手中的枪支就变成废铁了；二是八营驻在城内，不需攻破城门，就能在城内开花；三是工兵八营训练时间长，战斗力强，党员达200多人，占一半以上。熊秉坤打死阻拦起义的排长，带领几十名士兵冲向军火库，一举占领占领楚望台。很快就在其它五营兵力齐集楚望台，当都来到时，发现虽都充满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缺乏组织，指挥无力，处于无人领导状态。熊是班长，恐临时指挥不力，这时，巡哨士兵从城墙拨出八营队官吴兆麟，大家喜形于色。熊秉坤提议推举参加起义的日知会1队官（连长）吴兆麟任临时总指挥，负责指挥进攻反动大本营――湖广总督署衙。

④攻占湖广总督衙门　当晚10点，进攻革命军组成敢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批进攻，历经三四回合，到次日凌晨，衙署攻克。总督瑞CHENG及八师队副张彪乘舰逃出武昌。11日晨，武昌起义城头的旗色改成18星旗，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1、12日革命军在汉口、汉阳新军和人民的支持��攻克，武汉三镇完全控制在革命军手中。

革命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取胜，但是从发动到响应，到起兵进攻下总督衙署，，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但基本上，总的步调大体上是安起义前敌总动员计划来完成的，因此起义中虽没有同盟会领导人亲自指挥，但依然不能抹杀起义前具体组织之功。

为发动起义和夺取起义的胜利，湖北革命党人以长期的努力进行了一出色的准备。但是胜利后怎么办，他们一时却不知所措。

10月11日上午，武昌起义枪声停止后，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在咨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府，都督由谁来担任呢？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在香港，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不知下落。临时指挥起义的吴兆麟良心大家觉得资历不够，其他人更是无名小卒，因此革命党人于是提出请立宪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汤拒绝出任。汤提出21混成协黎元洪担任。（黎早年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新派思想，有开明官声，但反对革命，头天晚上还枪杀了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认为：①黎有号召力，争取官员地方支持，能稳定混乱局势；②革命的目标是排满，黎元洪担当，已满足排满要求（武昌人是根据种族不是根据阶级来划分革命势力的）；③推举他既反映了妥协又表现了必要性。现有三种能互相妥协，避免分裂，使建立政权搁浅。黎元洪不当在革命党人的逼迫下，当上了都督。武昌军政府成立，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宣统为4609。黎虽是都督，但实际权力却在一个革命派组成的的谋略处手中，因此谋略处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谋略处的领导下，武汉军政府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保卫革命成果，另一颁布宪法――鄂临时约法，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这在中国是第一部），因此湖北军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地方政权。以往在书中，称方持日常事务的机构为“谋略处”，实际上并不存在，吴剑杰，张海鹏都考证过，登在1987年《近代史研究》上。实际是参谋部，部中有张振武、蔡洛民，邓玉麟、熊秉坤等。

(三)各省的响应

武昌起义的枪声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震撼了整个中国，极大鼓舞了各阶层人民。因此全国纷起响应。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13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全国陆续有湖南、陕西、山西、江苏、上海等14省市举行起义，宣布独立，建立军政府，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具体过程不再一一赘述。但大家一定要掌握革命具体的独立形式,革命方式大体上有四种：

⒈先由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但随后政权为旧军阀篡夺。湖南、福建。如湖南的焦达峰起义，谭延KAI（立宪派）发动政变，杀害焦达峰，窃取政权，这种情况下反映了这一地区革命派派、立宪派势力均衡；

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政权由革命党人掌握。反映革命势力的强大。江西李烈钧，、云南蔡锷、上海陈其美、山西闫锡山；

⒊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开明官僚和平独立，自动转为革命政权。安徽、广西、浙江、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浙江寿潜

⒋假独立之名，行腐朽封建统治。孙宝臻11月13日独立，24日宣布取消。

之所以多种方式宣布独立，原因如下：立宪派力量强大，他们不满于清廷统治，害怕革命暴力流血，因此竭力主张和平独立；代表封建统治者的旧官僚同清廷矛盾重重，对中央集权和满族的统治历来不满离心倾向强烈。

独立后各省情况：

江苏巡抚驻地苏州。南京是总督张人骏的驻地，陈其美为扩大其革命成果，提议程德全、汤寿潜组织联军会攻南京，11月23日，4路会攻，12月1日，攻占天堡城，12月2日占领南京，从而使满面重镇为鄂军所有。

东北、北方6镇统制。吴禄贞。20镇统制。张绍曾与山西都督闫锡山，会议组成“晋燕联军”进攻北京，袁世凯于11月7日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

此外央河南、东三省、甘肃、青海、新疆都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划新军第6镇发动起义，直逼北京，总之，武昌起义后仅一个多月，就使清政府的覆灭成为定局。

（四）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个政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
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理事政权，而不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政府。因为革命党人在政权内占主要地位，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从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上看，国务员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在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都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在江苏和浙江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中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理财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在清政府中担任过要职，又是这次革命的主动赞助者。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和旧官僚，是为了借助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长的职位，极力在形式上形成各派联合的局面。但政府的实权，却通过“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在临时政府中，全部次长清一色是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多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指定法令，出席国务会议，所以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程德全、张謇等人根本没有露面或没有就职。经常在南京的总长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其余都是次长代理。
临时政府是按照孙中山的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各部和三个局。孙中山是以同盟会的总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三个局的局长宋教仁等人及担任其它大部分要职的，都是同盟会这一派的革命党人。
副总统黎元洪是一个旧军人。他在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党人拉出来当都督。临时政府初期，他还不能有所作为，到临时政府后期，他才形成自己的势力。
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武昌起义前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在43名参议院中，同盟会员33人，自治学社一人，与革命派有密切联系的绅士一人，立宪派只有八人，而且这八人中有半数是北方未独立省份谘议局的代表，他们在参议院中还不敢有所主张。
一个政府的性质，并不取决于都有什么人参加，而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尽管立宪党人联合旧势力，在财政上、南北和谈上给革命派很大压力和影响，但临时政府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掌握的政权。
观察一个政权的性质，还要看它施行的政策，要分析政策对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
临时政府在三个月之内，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天赋自由原则，宣布人民有权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与居住、言论、出版、集会、宗教等“私权”。在法律方面，命令焚毁刑具，停止刑讯；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贩卖人口；开放蛋户、惰民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在社会改革方面，尽职蓄辫、缠足、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在发展实业方面，宣布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和措施，废除苛税，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宣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教育方针，提倡以自由平等友爱为纲的公民道德，革除清代学制弊端，禁止小学读经，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禁止使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非常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讲的科目，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籍。
临时政府发布的这些政令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它们曾经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所影响。这些政令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不但和军阀官僚等旧势力有很大矛盾，也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主张有一定距离。这是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时颁布的。不过，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完全对起义省份行使职权，同时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上述各项政策与措施的实行情况大大不同。况且，这些政令的大部分颁布于清帝退位以后，临时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不可能有效地推行。
外交问题与财政困难是临时政府致命的困难。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就认为，外交和财政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就是为了争取列强在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
临时政府成立后，重申了同盟会的对外原则，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债和赔款，均认为有效。革命派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列强的承认和同情。临时政府根据“平和主义”的外交方针，仅仅是声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革命派不仅畏惧帝国主义，而且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临时政府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最有好感，对日本感到恐惧。因此，临时政府迫切地想得到各国的承认。但是，这些呼吁，没有得到任何结果。革命党人非常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破坏革命；但又真心欢迎帝国主义插手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帮助中国实现共和。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坚持要求把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作为袁世凯接受民国总统的重要条件，幻想依赖帝国主义的承认来保障中华民国的安全。
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与外交问题连在一起。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临时政府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贷款。孙中山回国前后多方面进行贷款活动，每天盼望外国银行的复电，但直到辞职，也没有得到回音。既然得不到直接借款，只好实行间接借款。抵押苏浙铁路，从日本借到三百万元；向日本抵押招商局，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抗议和各地股东的反对，没有成立。日本阴谋夺取汉冶萍公司，愿以五百万借给临时政府，换取所谓中日合办。临时政府虽然知道合办的危害性，但是饥不择食，只好签订密约，并收到二百万元。这项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强大的反对风潮。立宪派提出抗议，参议院要求废除密约，并两次向总统提出严词质问。湖北参议院全体辞职。各地人民纷纷反对丧失利权。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废除密约。孙中山、黄兴等人为借款到处碰壁。财政上的困难使得临时政府难以克服，是它最终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屈服，把政权交给袁世凯的直接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对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示关切，但对农民的要求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临时政府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临时政府害怕实行平均地权，会吓跑转入共和方面的反满派地主以及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临时政府时期，广大农村中的反封建斗争相当激烈。临时政府对农民的正义斗争，没有给予支持，把所谓有秩序的国民革命限制在不侵犯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辛亥革命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没有触动封建势力的根基。
临时政府在结束之前，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历史意义的创举。《崐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一般的民主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临时约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临时政府企图用约法来限制袁世凯，保障共和国能在袁世凯接收之后延续下去。
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具有进取、革命的一面，又具有妥协和软弱的一面。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

（五）袁世凯夺取政权

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对中国情况了解较深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就已经预见到汉口将会发生兵变，但是，他们不可能了解事变的确切时间和声势。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以及由此造成的声势仍然给帝国主义造成很大震动。武昌起义后，帝国西方列强纷纷调集军舰到汉口水面。西方列强纷纷增加租界的驻军。列强调集军队，名义上是保卫租界、领事馆以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实际上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监视革命，就近观察革命军与清军的战况，并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革命者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在涉及外国人的事情上就非常小心，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使革命不带排外性质。并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有特权和地位，换取列强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清政府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期望外国的不是中立，而是同他们站在一边，对革命进行干预。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公然站到清政府方面直接阻挠中国革命，他们都采取了中立政策。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并形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使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远东，只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中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国，由于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战火扩大势必对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损害，所以它迫切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使局势安定下来。紧临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其基本利益在中国的东三省和中国北部其他地区，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也都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清朝统治。俄国一度考虑联合日本，援助清政府，干涉辛亥革命。但他们很快看到，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中国的南北对立以及各省分裂更便于他们从中取利。日本的方针是乘机在中国树立优势地位，着重于保持并发展在东三省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关系措综复杂，他们中间的任何一国都不感轻率地独自采取行动，破坏列强之间在中国形成的均势局面。就中国内部的情况来说，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革命的发展来势迅猛，形势的发展还难以判断。革命党人也完全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和威胁。这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既无必要、也无借口去镇压中国革命。这也是他们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列强的这种中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联系，但避免卷入清政府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地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但拒绝承认革命方面为交战团体。在这个大范围之内，各国由于处境不同，利害关系不一，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革命方面和清政府的态度往往有所不同。
与中立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加强了磋商，为共同对付中国而协调一致。列强之间的协调一致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待清政府提出的借款要求。最初，列强之间的态度不一致，经过协商，列强都同意不给中国任何一方贷款。因此，列强没有向清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而当孙中山在欧洲为革命政府谋求借款时，也遭到列强的拒绝。
随着各省宣布独立，长江以南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天下。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通商口岸，表现得更加明显。础汉口外，宜昌、长沙、上海、芜湖、重庆、南京等地发生革命时，列强的军舰就很快赶去。在一些地方，有的国家还以保护领事馆和租界为名，派军队登陆。
上海的革命引起各国最大的重视。列强纷纷在调集军队在上海登陆。同时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利，改变上海会审公廨（音xie，指官吏办事的地方）的地位。同时夺取所有中国口岸的关税管辖权。帝国主义还派人保护京津铁路的交通。帝国主义者还从政治上加强对中国事态的干预。这种干预就是扶持袁世凯。
在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时期，袁世凯曾被赶回河南养病。帝国主义者对此非常不满，盼望袁世凯能尽快复职。武昌起义发生后，列强希望清政府能有一个象袁世凯这样的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控制局势。1911年10月，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去镇压武昌起义。但是，这个职务对袁世凯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借故不出。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帅前线军队。袁世凯才到湖北前线。但是，这个职务仍然没有满足袁世凯的权力欲。11月，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到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者对此感到高兴。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得到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王朝高层只剩下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所谓孤儿寡母。袁世凯就更加容易独揽大权。
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首先从军事上打击革命。他派军队夺取了汉口和汉阳。但武昌起义后，各地形势发展很快，袁世凯单纯使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于是又展开谋和。谋和的作法符合英国的愿望。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希望不仅武汉一带，而且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11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向黎元洪转达袁世凯愿意停战的愿望。于是，一条以袁世凯──朱尔典──葛福──黎元洪的谋和线路就建立起来。12月，交战双方以葛福为中介，决定在武汉地区听战三天。停火的期限虽然很短，时间有限，但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成为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转折点。11月底和12月初，革命各省的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讨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决定如果袁世凯反正，就推举他为大总统。12月，革命军攻占南京。这使袁世凯认识到，革命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因势力导，把停火变为停战，由停战导致和谈。12月，他与袁世凯拟定延长停火的新条件。12月，停战条件正式成立。内容有三条。一是停战十五天。二是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讨论大局。这个议和条件一签字，从整体上说，辛亥革命的武装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结束。由于停战协定后来一再延长，所以，这次停战也就带有最后的性质。另一方面，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政治解决的大门也就正式打开。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一手促成的，英国同袁世凯的联系日益密切。12月，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同革命方面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展开谈判。
和谈的主题是讨论大局，即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集中起来就是，保存清王朝，还是推翻它？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怎样确定中国的政体？革命方面坚持推翻清朝帝制，确立共和政体。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原则。但为了使这个目标易于实现，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拿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把袁世凯吸引过来。袁世凯在各种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地声称，要维护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但是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武昌起义后就主张，清王朝体面地退位，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他并且把自己的主张明确地告诉了朱尔典。朱尔典一眼就看出，这个主张一定会导致建立共和政体，很可能已经得到袁世凯的默许。这是上海谈判开始时双方当时者的基本立场。双方很快取得基本谅解：袁世凯方面不会反对共和，但还不能公开宣布；革命方面声称只要对方承认共和，一切办法都可商量，不反对开国会以定国体。双方没有严重的分歧。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没有一个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实行共和。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共和制对中国不适宜。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对列强的利益没有影响，所以他们不想对此进行干预。他们关心的是，使上海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为此，他们对南北和谈代表施加压力，促其尽快达成协议。同时，英国也宣布，不论中国处于何种政体之下，都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这等于宣布英国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全国统一于共和总统袁世凯之手。英国的这一表态对南北议和是一大推动，注定了清政府被帝国主义抛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这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于是，和谈出现一些波折。但是，由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再表示，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他准备随时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逐渐相信了孙中山的诚意。于是，袁世凯开始策划迫使清廷退位。2月，清帝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灭亡，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
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怎样统一。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基础上组成，还是由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提出三项条件，以对付袁世凯。一是临时政府的地点在南京，不能更改；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任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接着，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希望在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在北京也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特别是使馆区地位特殊。北京到天津的铁路线上有外国驻军，使列强随时可对中国的政治中心施加影响。但在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特权和方便。所以，他们同袁世凯一道，不西文中国的首都迁到南京。到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精心策划了一场兵变。2月29日晚，驻扎在北京的北洋陆军突然暴动，展开抢劫，并发展为全市性的骚乱。专使的驻地也被抢劫。兵变很快蔓延到天津和保定。天津的破坏超过北京，保定的商业区成为一片废墟。但兵变对外国人都秋毫无犯，表明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是证明北方果然有不安定的因素，袁世凯必须坐镇北京。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革命者只得对袁世凯妥协。南京参议院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内阁。重要的内阁部门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4月，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成立南京留守处。同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中国南北两方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