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六年三月九日，《国富论》第一版在伦敦发行。接下来的一年里，亚当·斯密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与评论，包括当时一些有名望的人，像是大卫·休谟、爱丁堡非国教派领袖休·布莱尔以及《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等。这些热心的读者被斯密领先于时代的经济思想吸引住了，所以休谟会激动地赞扬道：“写得好！真出色！……它有深刻的思想，完整的阐述和敏锐的见解”，吉本也称之为“最深刻、最系统的专著”。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国富论》中一些具体论述与整体结构脱节与否，只是看到了斯密对某一问题的见解，例如休谟关注农产品价格，布莱尔关注北美殖民地问题等。然而现在，斯密的思想已经进入了学术史，因此当下的阅读不仅要揣摩其时代性，也要看看思想所依存的体系是否完整。

翻阅《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以下引用该书之处，仅注页码。）时，笔者觉得第二篇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的内容和语境都显得不贯通，假设论证和现实批判掺杂在一起。本章开篇先是假设论证部分，属于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启蒙风格，即提出一个假说，然后辅以概念来论证，而论证又不脱离日常实用的目的。这一部分论证了纸币的功能，以及信用良好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暗含着斯密对道德经济的乐观的期望，诸如：“以纸币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以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高昂的商业工具……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和维持费，比较旧轮，都轻微得多”（268页）。可见，斯密赞同有信用的银行发行纸币，以代替流通中的金银。接下来的现实批判部分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即从“二十五年来，苏格兰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至“最近受人攻击认为营业毫无节制的苏格兰及其他各处银行，恐怕亦多少受了这个理论的影响”（第283页至292页），[1]主要讲述了在一七七二年发生于苏格兰的货币危机中，循环借款为投机商所把持并导致苏格兰众多银行的信用破产，埃尔银行也深受其害。循环借款的结果是银行金柜发生出流后却一直没有入流来补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无疑也就过量。这一投机勾当破灭了斯密对道德经济前景所寄予的希望。然而此后的论述又回到了假设论证，以英格兰银行为例说明纸币信贷的益处，而且本章的结论是：“一种生意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发展。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社会”（303页）。“一种生意”指的是纸币业务，这与现实批判之前部分的内容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第二章的叙述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一是在理论中支持发行纸币，集中于本章前后的假设论证的两部分；二是反对不法商人的循环借款，因为这种投机行为迫使银行增发纸币，导致纸币贬值，集中于中间的现实批判部分。这是斯密思想体系中的一处断裂，而它的来龙去脉里则埋藏着一段故事。

一七六七年，担任苏格兰布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gh）游历法国和瑞士期间的家庭教师之后，斯密在伦敦暂住了些时日，然后回到故乡科卡尔迪，一直待到一七七三年《国富论》初稿完成，但是这六年多的隐居生活也不是始终安宁的。一七七二至七三年间，斯密与外界的通信几乎都在讨论苏格兰货币危机和埃尔银行破产的问题，言辞中透露出了对堕落的商业道德的悲愤。这次货币危机的起因是：市场上流通着过量的充当货币的银行汇票，银行为了贴现循环汇票而发行的纸币，大部分又是社会不能容纳的，结果货币贬值[2]。苏格兰的三十多家银行都出现了挤兑风波，不久只剩下四家银行还在维持着。在破产的银行中，有一家名为埃尔银行，成立于一七六九年十一月，全名是道格拉斯•赫伦公司（Douglas, Heron and Company），总部设在埃尔郡，故简称埃尔银行，由热心于土地改良的地主捐资，斯密的学生布克勒公爵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它成立时的社会经济充满了不为当时人所知的风险：一七四五年以后，苏格兰开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包括土地改良（清除荒地中的碎石、杂草，在耕地周围竖立栅栏），道路桥梁教堂学校修建等。其中的大项目是由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规划的爱丁堡新城和由昆斯伯里公爵(Duke of Queensberry)担任主席的福斯-克莱德运河（Forth and Clyde Canal）疏通工程。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商人们往往不考虑自己的资本状况，便诉求于由英格兰传入的、在苏格兰实行时投机意味更加明显的循环借款。一七六〇年后，一些皇家特许银行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便拒绝兑换此类银行汇票。埃尔银行却“不问汇票是真实汇票还是循环汇票，一律给予贴现兑换”，以缓解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这家银行曾给予斯密以深切的希望，他在《国富论》里写道：在这喧扰和窘困之中，苏格兰开设了一家新银行，声言以救国难为职志，甚至说促进土地改良是银行设立时的一个爱国目标，贴现汇票业务“比其他银行宽大”。对于斯密来说，埃尔银行的成立犹如正义陷于困境时英雄出世一般让人心奋。然而事实却出乎意料，这家银行在由欺诈投机而引起的货币危机中垮台了，那些热心土地改良并投资于银行股票的人债务丛生，甚至破产。危机发生后，休谟在信中向斯密通报了当时社会信用破产、人心惶惶的境况，并戏剧性地问道：“这些事件不至于影响您的理论吗？抑或还是将引起哪几章的修订？”

斯密没有回应休谟的问题，但是《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月，休谟自己悟到了答案，“在伦敦暂住期间您也许对这本书做了不少修改”。情况确实如此，在对投机的愤怒与对银行的同情中，斯密增补了第二篇第二章中批判现实部分的文字（以下称批判文字）。批判文字里有几个线索可用来证明这是一七七二年货币危机后添补的：一是“二十五年来”（283页）指一七四五至七〇年，这是苏格兰经济史上的一个繁荣期。既然斯密提及此点，那么这段文字至少是写于一七七〇年之后；二是斯密提到“这种方法，虽对作为盈利机构的银行，不但可适用，而且有利，但对于国家不仅无利且有大害”（291页），说明了循环借款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而在批判文字前后的两个假设论证部分里，斯密还是赞同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另一方面，假设论证文字中的一些线索可以佐证其写作时间早于货币危机，例如：“晚近二三十年来”一段中“格拉斯哥自银行创立以来，十五年间商业竟已加倍”（272页）。历史上第一家格拉斯哥的银行是一七五〇年开办的船舶银行，所以这些文字大致写于一七六五年左右。此外，第二章最末一段中“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对于公众，影响必定较小”（303页），其中“必有的事”是斯密对银行不良经营与后果的猜测，而“影响必定较小”表达的也是一种对未知的估量。而这些是与货币危机后银行破产的情景不相符合的，所以应该写于一七七二年之前。

由此看来，第二篇第二章不下四分之一的内容是货币危机后补写的，这正好应合了一七七二年九月斯密致下院议员威廉•普尔特尼的信：《国富论》“由于修改工作不时中断，现在看来只得推迟几个月出版。”只是这一推迟不是几个月，而是四年。在那四年里，很多事情接踵而至：斯密携书稿去伦敦前，健康状况极糟，便给爱丁堡的休谟写了如何处置自己稿件的遗嘱；东印度公司也发生了货币危机，斯密被推荐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埃尔银行破产后，斯密会对《国富论》的草稿作这样的改动？其一，一七四五至七〇年是近代苏格兰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虽然一些乡村地主对其中的土地改良提供了资助，但远远不能满足这项事业对于长期资金的需求。另外银行发行汇票或纸币的计划也遭到抵制，于是斯密盼望成立一家新银行，能够兑换市场上滞留的不能在银行兑换的汇票。而且斯密在日常中常使用汇票，一七六九年八月他就用这业务汇了十一英镑，《国富论》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关于现金结算法，“苏格兰各银行所接受的还款条件特别简易。这也许是他们银行营业旺盛、国家得益深厚的主要原因”（274页）。因此，斯密是支持埃尔银行的经营方式的。布克勒公爵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且直接参与了埃尔银行的事务。

其二，埃尔银行成立时以农业改良为职志。对于农业，斯密不仅看重它的经济角色，还怀着老加图、贺拉斯、维吉尔等对农业的古典情结。老加图认为“农业耕作孕育勇敢与坚强，这样的生活最为稳定，最不为人忌恨，也最没有不满之念”（Marcus Cato, On Agriculture），斯密赞扬“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耕作……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国富论》，347页）。此外，一七四〇年去牛津求学途中感受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差距之后，他便开始关心苏格兰的农业，也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农业改良的问题：“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334页）；至于乡村生活，斯密更是由衷地热爱。在休谟定居巴黎问题上，他劝休谟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撰写《国富论》时他又回到故乡，归隐六年有余，间或采集花木标本，研究植物学。

其三，十八世纪上半叶，苏格兰经济理论界中有一派主张以增发纸币的方法来促进商业。一七三四年，雅各布•范德林特（Jacob Vanderlint）出版了《货币万能》（Money Answers All Things），认为：“货币一多，必然会使贸易昌盛”。此外，在同时期的美国和法国也出现了赞同增加纸币流通的言行，例如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纸币问题的争论，富兰克林撰写《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主张增发纸币，因为“纸币的发行而使我们的通货增加，在何等程度上推进了我们的贸易”；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发行纸币数量的根据是当时全国的土地总价值，但是却引起了纸币贬值，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斯密也赞同有信用的银行发行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发行数量可以高出年产货物价值的五倍或十倍。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斯密对埃尔银行以纸币收购汇票时的慷慨赞誉有加，而不担心银行信用破产的问题。

其四，埃尔银行由苏格兰的土地绅士入股筹资，其中包括斯密的好朋友布克勒公爵、格拉斯福德等。一七六六年布克勒公爵游历法国和瑞士后，一方面，斯密接受了公爵资助的三百镑的终身年金（相当于当时大学里有名望的教授的年薪），一七七八年初又因公爵推荐而就任苏格兰海关税务专员，此外，一七八七年斯密知道自己即将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对时任校长戴维森说：“我的老朋友和保护人仍如此感人地记着我，给我难以向您表达的衷心欢悦”；另一方面，布克勒公爵放弃了继父为他铺设的仕途，转而投身慈善事业，并且在生前身后都赢得了好名声，这应该是归于斯密的言传身教，因为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很大。据斯密最好的传记作者约翰•雷记载，从爱丁堡乘车去伦敦的途中，与斯密同行的谢尔本勋爵开始信奉自由贸易理论；而且在斯密去法国之前，整个格拉斯哥成了当时自由贸易理论的堡垒。在很多问题上，布克勒公爵愿意和斯密商量并采纳他的建议，例如苏格兰医学博士学位的授予问题。一七九〇年二月，斯密去世前的五个月，布克勒公爵在信中回味了这段忘年交情，显得既欣慰又担忧：“关于您的一切我多么关心……我们长期以来友谊深挚，自从我们第一次认识起，这种友谊从没有中断过一时半刻。”一七七二年的货币危机波及到了布克勒公爵，所以斯密在致威廉•普尔特尼的信中说：“近来，我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思考最体面的办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上了”，而且，他可能还帮助起草了一七七二年苏格兰议会通过的“苏格兰破产法案”和一个针对埃尔银行的法案。[3]这就是埃尔银行与斯密思想之间的切实关联。

一七七三年前的历史还不能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经验，以确定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埃尔银行改良农业的目的和经营方式只是为斯密的理论赋予了实践的意义，而且他就是在学以致用的欣悦中撰写《国富论》的。看来那时候斯密关心的只是苏格兰经济发展中货币不足的解决方法，埃尔银行的成立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的。可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危机破碎了从前的想望，他的思想随之发生了转变，在乐观的假设论证里生硬地塞进了一些带有悲观论调的事实批判。后来的一件事多少反映了这个思想上的变化。十八世纪，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想借捕鱼业来吸引那些打算移民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一七八六年，这项慈善计划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并成立英国渔业发展协会，征集资本十五万英镑。由于得到苏格兰贵族的支持，股票认购得很快。斯密听到这个慈善计划时，却认为最终只会把这些钱财丧失殆尽却毫无实效。他的预言竟是正确的：一七九四年，协会破产，赔进了全部储蓄金，政府也为此损失十万英镑。

令斯密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一七七二年的货币危机不仅由于投机商的作梗，埃尔银行的董事和会计们也是始作俑者。一七七六年六月，股东会议委托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它的经营情况作调查，次年发布了调查报告。根据报告，银行成立时有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包括董事和会计的职责，银行大会和周末例会，法定业务等。“如果这些规定执行良好，银行也不会陷入困境”。[4]但交易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是触目惊心的，董事、会计和出纳狼狈为奸，伪造账目，欺瞒股东。所以这家成立时只有九万六千磅资金的银行，破产时负债竟高达一百二十三万七千〇四十三英镑，并且引发了大量债务案与股东破产悲剧。以至于一七九二年，罗伯特·赫伦（Robert Heron）游历苏格兰的埃尔郡时仍然能在街谈巷议中捕捉到有关这家银行的丑闻。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材料能够说明斯密在了解实情之后，为什么没有改变《国富论》第一版中对埃尔银行破产的同情 。

参考书目：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

2、《亚当•斯密通信集》，莫斯纳、罗斯编，林国夫、吴良健、王翼龙、蔡受百译，吴良健校，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

3、 The precipitation and fall of Mess. Douglas, Heron, and Company. Edinburgh, 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