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2004级硕士生  王明兵

一

对中华文明的质疑与“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这一儒家崇拜主义心理的动摇，早在江户中期的徂徕学派和国学家本居宣长的笔下即已显端倪。尔后的西周，亦对儒教的虚学成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有“东方伏尔泰”之誉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几乎习惯于对中华文明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洋文明的全盘肯定。中华文明的横遭贬斥甚至秋扇见捐，其标志之一就是福泽的极端性命题——“脱亚入欧”论的和盘托出。

在福泽的众多论集中，能够支撑起“脱亚”论的乃是被世人奉为圭皋、亦能够代表福泽思想精粹的《文明论概略》。福泽以为，文明的目的和标志，乃是国家的独立。易言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①]福泽对中华文明滋养日本二千余年、深深地影响并征服了一大批日本人的事实，无疑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与今日欧洲相比，中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显然已落伍于时代。惟此，“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起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②]；“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③]。在这个用以衡量文明、半开化、野蛮的西洋天平上，中华文明昔日的光辉耀彩顿逝，而只堪与日本同位于半开化国家行列。

“利害得失”功利基准的导入，使得浸润日本恒久的中华文明主干精神——仁义道德和礼仪法度，自然难以免于被唾弃甚至被否定的厄运。福泽的批评是：“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就举行群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④]。不宁惟是，福泽对维系中华文明精神一系的儒教孔子亦是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的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其为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管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⑤]。对孔子“圣人”地位的缕析和诘难，对儒家礼教的质疑和批评，使中国固有的“礼义之邦”形象亦不可避免地成了福泽的矛头指向：“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近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⑥]。

当上述中华批判和蔑视走向极至时，《脱亚论》于是乎出笼。在这篇文章中，福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责诟和鞭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⑦]，且“今之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惟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恶邻于心念也”[⑧]。福泽在西洋文明的鉴镜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曾经滋养哺育日本二千余年的泱泱中华文明，从日本的历史文化中悉行掘弃了。进入近代时中国的落后性，人所共睹，这一点，连中国自己亦从不讳言。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书上之所以称魏源、林则徐、郑观应、康梁和孙文等人为“有识之士”，表明中国文化当中并不缺乏这种反省。甚至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曾反复多次地以正面形象进入过这类反省当中，如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等不一。但是，如果说福泽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批判言论尚有其激励价值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对华诟骂甚至兵戎相加，却无论如何无法让人相信，他的说教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所谓道德的正当性和国际关系的正义性。

二

福泽谕吉心仪欧洲列强良久，意欲与西方列强瓜分世界，奴役欺凌其它国家的民族殖民心理很早以前就已经萌生：“以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因而，“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⑨]。倘究其实，日朝《江华条约》的缔结，其实早已经使福泽的民族主义情绪暴露无遗。福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直露地称此为“我日本国的荣誉。”随后的一次欧洲之旅，福泽将自己的对外扩张之心痛快淋漓地表达为：“乘船回来到印度洋时,看到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为所欲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肆意虐待,简直不像对人。那时我看到这种状况暗自心想:尽管印度人和中国人可能很痛苦,但英国人为所欲为多痛快呀。可怜一方,同时又羡慕另一方。而且至今也没能忘记,我曾在心中暗暗决心:我也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中国人”[⑩]。终于，“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开始使福泽蜕变成了日本对外干涉他国内政向外出兵侵略的摇旗手和鼓噪者。福泽认为可在保护他国的幌子下干涉别国内政：“我政略是文明改进之政略，其军队亦文明改进之军队”，“至始至终保护辅翼开国主义的人们，并将该国的政府委任于彼。设日本监督官，监督全国政务之改良，少则六、七年，长则十数年，将一对护卫兵屯驻京城，衣食住等开销可由朝鲜政府供给”[11]。并且，“将我日本之资金转移至朝鲜，用心在彼之内地兴起工业”[12]，要“以学问之力制服朝鲜之心甚为紧要”[13]。与此同时，他主张应当对清朝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不惜操之于干戈，动之于血刃：“这次在京城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利、利益遭莫大侮辱与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是支那人，”呼吁要倾力攻击清朝：“吾辈之最爱之财产不足惜，可倾囊捐作军费”[14]。

    诸如此类的论调，在此时福泽的论集中，可谓俯拾皆是。在他所主办的《时事新报》上，福泽更是亲自操觚赤膊上阵，尽心竭力地宣传战事外交。其对外扩张和军事侵略鼓噪言论，每每成为人们的坊间谈资和街头巷语；由他主笔的评论专栏，则完全变成了日本对外征伐和进行军事动员的舆论指针和宣传阵地。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率先与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东久世通禧等人组织“报国会”，在日本朝野上下筹措军费，为战争极力摇旗呐喊，宣称甲午海战乃“义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是“为了世界文明而战”，“为了四亿人民被仰日新之余光，一定要长驱直入至北京首都，扼其咽喉”，使清政府“降伏于文明的军门之下”[15]。同时还进言献策，以为“可直入支那国境，先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可归于我版图”，并且“不单是满洲三省，可以认为支那帝国三百余州并非满清政府所有”[16]。复又鼓动日本士兵可对中国军民进行“无余不漏”的掠夺，“凡目能所见无不为战利品。这次要收罗全北京的金银财宝，不分官民，无余不漏，只要是体积不大的东西，甚至是清国佬的衣服，也请剥下带回来。其中有名的古画、古董、珠宝、玉器等如果多得话……也应一并取得”[17]。甲午战争的胜利，福泽完全被冲昏了头脑，谓之：“日本此次的胜利毋庸置疑乃文明开进所赐”，“虽然没有比战争更惨毒之事，独此次日清战争为例外，与其说是没有为我国带来损害，不如说是一大幸福”，“日本的名声在近来欧美诸国全面地轰动”[18]。在给一朋友山口广江的信中，福泽亦窃喜不已：“此次出师实为空前之一大快事，使世人有幸看到这场搏斗……今邻国支那、朝鲜都包罗在我日本文明之中。毕生之愉快，实在是喜出望外”[19]。

    由此可见，福泽自始至终都走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战争侵略的最前列。福泽的“弱肉强食”认识和狭隘日本主义情结使他只能为军国主义张目。理论上作舆论宣传，行动上摇旗击鼓，助威呐喊。如此行为，竟使日本朝野上下，啸声沸沸。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使得日本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三

   万元日币上圣德太子的头像在一片喧哗声中尘埃坠地，换上了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自此，福泽氏的启蒙思想家地位牢不可破地嵌刻在了日本国民的心中，福泽亦遂成万世之楷模，顶礼膜拜之对象。在普通大众的日用伦常当中，具有了神圣的光辉，在日本当时及后来的历史时空中还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东方之伏尔泰”、“日本文明之父”、“近代日本‘民主主义’的先驱”、“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等称号纷至踏来，这些过誉之词，确实充分地表达了日本国民对福泽的钦羡赞誉之情。

    无须讳言亦毋庸置疑的是，福泽终其一生瘁力于日本的文明开化，为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所遗留的浩浩二十余卷《福泽谕吉全集》中，福泽对政治律令、经济教育、风俗文化、名物典章，无不涉猎，且论述之广博，境界之高远，识见之透彻，文词之晶莹，不仅同时代无出其右者，于今亦难有望其项背者，这足以令后学庶民有高山仰止之叹。但是，一个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福泽言论中大量充斥着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历史文化的批判、蔑视、辱骂之秽词滥调，在行为上亦全无遮掩其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歙呼张目，助威呐喊的拳拳真诚。当福泽的诸般言论与帝国主义的叫嚣声双声叠韵，又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为战争辩诬之遁词不谋而合时，对福泽的认识和评价便无法再以“正义”或“道德”化标准作简单化处理了。

   福泽的知识启蒙发轫于儒学和中华经史典籍。福泽少时读书，所读书目，尽为汉学。《论语》、《孟子》、《诗经》、《书经》、《老子》、《庄子》、《战国策》、《左传》、《史记》、《汉书》咸受福泽喜爱。观福泽的言谈著论，诗书辞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相当之汉学功底。然而，如此饱受中华文明之熏陶而获益良深之士，对所习之学及塑造日本文化有功的中国有过切实的批评。如儒学之“迂”、“腐儒”、“东洋之老大朽木”、“猪尾儿”、“豸犬”、“支那人如沉浮于水沟中的孑孓”等等对中国的侮辱性发言，屡屡见诸于福泽的社论及与友朋的信笺当中。福泽处处不忘凸现日本的优越，但这种言行却与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优良文化传统之“报恩”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不宁惟是，为世人所敬奉的福泽之“自由平等”诸观念，福泽亦是前后相左而且还做出了背叛与反动。“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至于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者劳动，或者嘻游；或为此事，或为彼业，或则昏夜用功，或则懒散无为，终日蜷伏安寝，因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20]。“凡名为人，无论贫富强弱，又无论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兹再推广此意来讨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一个人的道理；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这样。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数多少来变更的”[21]。福泽的“自由平等”观念之论述令人动容摄心。然而，察其真实心迹，究其现实行径，前后矛盾有如此之悬者，却也着实少有。“不从旁议论他人”的“自由”主张，由福泽演绎至大肆污蔑邻邦友国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的口诛笔伐；“不妨害他国”的“平等”观念，亦由福泽推出“干涉朝鲜内政”、“对中国动武”的战争叫嚣声，且有着为对外侵略扩张张目和拍手称快的行迹。至此，活泼泼的一个日本民族主义侵略者面相跃然纸上。

    福泽的大量言词论调与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侵略政策心态上相符，行为上契合，且在诸多方面均有着惊人的一致处。这使得任何企图为福泽遮隐和开脱民族主义思想的观点和看法，都变得没有意义。丸山真男曾为福泽辩解道：“面对现实国际政治，他（指福泽谕吉）的思考本措置于如何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东洋共同防卫上。可福泽对于被儒教主义浸入骨髓的朝鲜和清国现状的焦躁和绝望，又反射性地强化和确证了他的信念，即作为东洋近代化之推动力的日本的使命感。从这一点出发，他的对外主张便在现实上与日本帝国的大陆进出冲动形成了步调一致的后果”[22]。如丸山这般为福泽开脱辩解的狡黠之词，不仅曲解了福泽的思想旨意，而且也扭曲了作为思想家的福泽的真实形象。丸山在论述中也是转义隐喻多于事实考论，而且在逻辑上也企图以动机目的论来消解行为事实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此这般辩白，非但不能遮避实相，反易生“此地无银”之诮。

    近来，日本学者安川寿之辅的研究，直言不讳，显示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历史的良知：“福泽是近代亚洲侵略思想和亚洲蔑视观形成的最大贡献者。此事实使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近代日本发展历程的‘反省与界限’不能仅仅上溯到日清战争，而应该更进一步追溯到福泽的幕末初期启蒙期。这一事实也积极地启示了重新审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的总体道路的必要性”[23]。这番话，堪称直言之笔。因此，只有对福泽谕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给予正本清源式的剖析和还原，才能认识近代日本走上穷兵黩武扩张道路背后的思想根源，才能理解“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荒诞不经甚至对战争责任的暧昧态度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才能给今日日本之右倾化思潮以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