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启示与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刘彦臣
[提
要]本文试图以“问题”与“方法”、“期待”与“起点”、“孝悌”与“谨信”这三对概念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中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方法、大陆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现状和前瞻、以及阅读中获得的启发与思考。
[关键词]医疗社会史；问题意识；研究现状；立德
由于对“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的相关问题在此前并无钻研，读罢南开大学余新忠博士撰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下文简称为《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1]
之后，深感《文汇报》上的评论文章[2]所言甚是：“评价这样的书，外人只能说一点阅读感受。对作者来说，来自同行的评价才是学术价值的定位”[以下三位专家的评论或许最有代表性，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称赞此书“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标志性成果！”（序一）
台湾著名学者梁其姿先生指出“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序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预言“本书的出版预示着中国医疗史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步向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封底）
]。但仍觉即便是感受，亦不吐不快。
一、
“问题”与“方法”
问题意识淡薄、就事论事式的著作，很难引起专家、学者的兴趣和对话的愿望，也难以在思想上给人以触动，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疑会大打折扣。而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
（序一） 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
[3]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是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尽管，作者在书中全面并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疫情及相关状况，还进一步探讨了清代江南这样一个变动甚巨的时空中的瘟疫与社会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揭示出中国近世社会变迁中一部分‘真实’面相”。（p.340.）
作者在本书的“研究思路”中明确指出，“明清社会发展问题”和“明清以来中国‘公’的领域的兴起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才是实际上真正关心的两个问题。针对前者，作者对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的“明清社会停滞论”提出质疑之后，表示欲从疾病医疗的独特视角钩沉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谈及后者，他指出，目前运用西方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理念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之所以屡受指责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未能从内心深处抛却中国“公”
的领域与西方公共领域的对应，真正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去理解“公”的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本书所欲探究是：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清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指向近代？（pp.13-20.）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通过对清代江南瘟疫流行中国家、社会的反应及其所起作用的翔实而又缜密的分析，作者呈现给读者的相应结论：一是，“清代江南社会并不是停滞、没落的社会，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应答，而且这些应答也并非不切实际或不具成效”；（p.344.）二是，“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化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
（p.351.）读者由此明了：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完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而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变化发展，在清代江南，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朝廷、官府和社会间的区别虽然明确存在，但像西方那样的决然对立却没有出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多是他们各自私利产生矛盾的结果，基本不表现为社会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对抗，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它们其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p.351.）这就是中国近代化的特征。
尽管，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极为重要，但作者在谈及自己撰写论文的体会时仍然提醒大家：必须避免问题意识过于强烈。“应该时时谨慎地从原始资料出发，来钩沉和分析历史，而不能理论先行，让理论随意指挥资料甚至阉割史料，否则，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历史哲学’的窠臼。”当然，如何把握好其间的度，的确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为此，他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将源于西方的理论和问题意识内化于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视角中，将其视为拓展自己视野和理论素养的手段，而在具体研究中，最好将其忘却。”[4]本书作为一部真正具有知识增量的学术著作，无疑是与其对“问题意识”的良好把握是分不开的。
“史无定法”，这里的法，既是指研究方法，也可以指研究对象。本书的副标题是“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那么，什么是“医疗社会史”？这一问题不仅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似乎作者本人也未形成一个具有清晰界域的概念。[5]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因为，撰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意欲“促进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更张”。[6]本书将瘟疫作为一个可以用历史学方法进行考察的对象，这在国内史学界当中虽非首次，亦属甚为少见的做法。作者谈到自己的研究体会时指出，在实际的研究中，面对疾病、医疗问题，必要而且也必须借鉴医史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不过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就会逐渐发现，仅仅依凭医史学界的成果是远远不够，而有待自己去发掘、解读史料。同时，对既有的成果，似乎也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需要做重新的检视。由于历史学者在资料搜集、释读，相关背景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可能拥有一定的优势，故而，即使在一些纯疾病医学史方面的问题上，也未必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7]例如，作者将医籍资料与其他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考察，对烂喉痧传入年代的辨析，就取得了较以往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8]
尽管作者在探讨清人的对瘟疫的认识时，明显感觉到传统医学史的不少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但这类动机和做法无疑会遭到正统的医学史学家们的质疑。例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就曾针对台湾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指出，历史学界研究的内容大都是介于社会史和医疗史之间，并未深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即中医学术理论和学科发展等，因此，将正统的医学史研究和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分别名之为“内史”和“外史”。尽管，对于这种“外史”的说法，台湾学者杜正胜随后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他们的研究“固非内史，但也不等于外史吧”，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另类（alternative）医学史。[9]余新忠仍然提醒大家，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在介入这一领域后，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期摸索后，若不注意及时尽可能地弥补自身在医学及其医学史知识方面的缺陷，对研究的深入展开无疑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期待”与“起点”
疾病医疗社会史在大陆史学界曾是一个较少人注目的非主流研究领域，尽管近年来有相关论文出现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刊物上，但不少研究者可能，或将其视为追逐“时髦”或把它当作史学的“旁门左道”而不屑一顾。尽管这样，作者“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本书，笔者注）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探讨，同时也期许自己能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p.444.）
1．期待已趋近实现，
不知作者是否了解，其实，他对本书的期待，早在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初，就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了。2001年，暨南大学谢琦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瘟疫与晚清广东社会》就已将余新忠的博士论文（未刊稿）作为参考文献，而且从该文的结构和研究思路中，可以明显看出其受余新忠的影响甚大。之后，所能检索到的与疾病医疗社会史相关的论著中亦大都引用了余新忠的文献。再以两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为例，2005年吉林大学曹晶晶的《1910—1911
年东北鼠疫及其控制》引用了他的5篇文章，[10]同年东北师范大学吴春妍的《浅析古代欧洲瘟疫的流行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将本书作为参考文献等等。
从2001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针对各地区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其中，东南地区继续成为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地区，相关成果主要有：李传斌等对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的描述[11]；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讨[12]；倪虹对民国时期上海防疫情况的介绍[13]
王国平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的研究[14]等。
与其他地区相比，以华南和东北地区为对象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较为突出，其中，针对华南地区的主要成果有：李玉尚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对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的研究[15]；蔡少新对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传播的揭示[16]；冯立军对古代中越中医中药交流情况的论析；[17]
张晓丽对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站运动的论述[18]等。而针对东北地区的主要研究成果则有：窦应泰对解放前吉林的四次鼠疫大流行情况的描述；[19]陈雁从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入手对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机制的进行了分析；[20]胡勇对清末东北大瘟疫的流行期间的民众心态予以揭示；[21]张欣恒等对1918-1932年辽宁热河疫情防疫史料进行了梳理[22]等等。
此外，今年8月，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大量有关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论文，该类论文约占大会发言总数的四分之一[23]，足见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正在从边缘化状态逐渐步入史学研究多元化的主流，至少，目前它已成为我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2．起点或许仍为起点
作者不仅期望本书能够引起学界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探讨，同时也期许自己能以本书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那么，余新忠将要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呢？这也是书读至此，让笔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本书出版后，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一文中指出“身体有历史吗？——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新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欲以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为起点进一步探索“身体史”，其原因恰如台湾学者祝平一所云：“身体史一旦成立，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显然不同于正统的医学史，也与疾病医疗社会史多有差异，它试图结合二者，并将文化、权力等议题带入其中，探讨并揭示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身体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24]
余新忠之所以意欲选取“身体史”
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领域，其动因恐怕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存在的亲和力是无法否认的：“首先，就现实而言，至少在国际中国史学界，目前为数不多的中国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开始关注身体的。其次，从学理上讲，尽管以往作者和其他一些同仁的研究并未真正关注生命，但疾病、医疗这一特殊的主题仍然为关注生命这一指向提供了可能和某些内在的动力”；[25]另一方面，余新忠作为拥有远大学术抱负的新锐学者，具有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影子的夙愿，而“身体史”研究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身体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异常新颖的概念，人们对这样的概念不但感到奇怪，甚至难以接受。但时至今日，加州大学的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教授觉得自己“已目睹身体史概念：自1980年代以来的逐渐常态化”。[26]对于这一问题的追踪和深入探索，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追逐时髦，其真正意义于该项研究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自身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们所提的问题与提问方式，又不应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如何才能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又增强我们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这无疑是个“二难”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其出路在于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但是，面对我们的学术表达样式无疑却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受其各种思潮的支配的局面。“现实一些的具体做法是，应该从对方具体的文本成果入手分析其各阶段研究路向甚至是代际学术转变的内在动因，然后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摆脱其控制的问题”。[27]
从《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一文来看，似乎余新忠是要以“身体史”
研究为切入点，沿着上述现实的路径，进一步推进他在本书中关于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但是，除了上文外，还未见他有其他“身体史”的论著。因此，就目前而言，本书或许仍然是余新忠进一步探索的起点。[28]
三、“孝悌”与“谨信”
让笔者最为感动的是本书的最后一页，余君自述“2000年的春天，正当我写作博士论文之时，父亲几度重病住院，当时曾为自己不能侍奉于床前而歉疚不已。而今，父亲已长眠于故土的山间，让我不再有任何弥补的机会和希望，物是人非，未语泪流……如若地下有知，但愿这本凝结儿子多年心血的小书能给他捎去些许的慰藉。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余渭炎先生（1940—2001）”（p.446.）。书读至此，也已然是泪眼朦胧，脑海中又清晰地浮现出了我们的古训：“首孝悌，次谨信……”。选题、方法、写作技巧等还仅仅是一些表层的东西，本书的价值主要源于要把“凝结着作者多年心血的书献给父亲，期许它能捎去对父亲的些许慰藉”的这个“孝”字。
《大学》中所言：欲平天下先治国，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必先格物致知；物格则知致，知致则意诚，意诚则心正，心正则身修，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这一儒家话语体系下的成功法则中的关节点是“格何物、致什么知”？我理解首要的是“格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物”，以达到“通人性、人伦、人理”这个“知”，而人性、人伦、人理中最核心的层面也正是这个“孝”字。“孝”是百德之首，是“立德”的根本，而“立德”又是“立言和立功”的必要条件，“谨信”恰是立言和立功的实现形式，故古人云：首孝悌，次谨信。在这一方面，本书向我们呈现了又一范例，作者对史料严谨、审慎的辨析和扎实、严格的考证，即是明证。对此，王思治先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本书引用方志、清人文集、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400余种，中外今人论著200余种，共600余种，故而论说有据，不见无根之游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既择善而从，又辨明是非阐明己见，令人信服。尤其是《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几乎究尽有关方志、旁及其代史籍制成，对江宁等十一府自顺治迄于民国，网罗史料，勾勒疫情，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合理的技术处理，绘制了清晰的时空布局图标，虽是附录，却占全书近十分之一篇幅，颇见其考证的功力。[29]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完美无暇。台湾中国学学者蒋竹山曾经做过明清痲疯病的研究，深知研究疾病史的难处，在对本书的评述中，他除了对余新忠博士能在短短时间内做出这样的成绩深感佩服外，还从资料的梳理、调查数据的运用、概念的掌握、文本的解读以及最新成果的借鉴等等9个方面所碰到的一些疑问，就教于本书作者。[30]然而，这些疑惑和评论丝毫不减本书对疾病史研究的贡献，本书对大陆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仍具有开创之功。
最后想说的是，不知道再过二十年或更久以后，我们及后人会怎样再来评价《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这本书？但对目前的我来讲，它不仅让我领略了何谓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同时，似乎也让我知晓了一篇好的博士论文是如何得以产生的。
注释：
[1]
本书由作者2000年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该论文已入选“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于2003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5.7万字，共6章，分别为绪论、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清代江南的疫情、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析、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结语，以及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
[2]
谢泳，灾难时期中的社会力量——我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文汇报，2003年5月9日。
[3]关于本书的评论文章主要有：
1.王思治，“医疗社会史”的力作，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3日。
2.谢泳，灾难时期中的社会力量——我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文汇报，2003年5月9日。
3.常建华，
面对瘟疫:清代江南社会的回应,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4日。
4.朱浒，社会史视野下的瘟疫与人，中华读书报，
2003年6月4日。
5.蒋竹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新史学》14卷4期（2003年12月）。
6.
赵献海，简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第34卷第3期（2004年7月）。
其中，台湾学者蒋竹山先生对本书的评介亦尤为详实和中肯。另外还有两篇未见署名的文章：《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科学时报》，2003年9月25日；《非典时期非常阅读》，《中国艺术报》，2003年5月16日。
[4]
余新忠，趋新求实真诚投入——博士论文撰写体会点滴谈，中国研究生，2003（3）。
[5]他认为：根据目前粗浅而笼统的思考，“医疗社会史”应该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动态，2001（3）。
[6]中国经济史论：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scholar
[7] [24] [25]
参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4）。
[8]见本书105—110页以及余新忠，烂喉痧出现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2）。
[9]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动态，2001（3）。
[10]它们是：
1.《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1 年版。
2.《20
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 10 期。
3.《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
年 2 期。
4.《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
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 年
6 期。
5.《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动态》，2002年10期。
[11]
李传斌等，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苏州大学学报（社科），
2002（2）。
[12]
余新忠，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 清史研究，
2003（2）。
[13]
倪虹，民国时期上海防疫介绍，档案与史学，
2003（3）。
[14]
王国平，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史林，2004（3）。
[15]
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1）。
[16]
蔡少新，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海交史研究，2002（2）。
[17]
冯立军，古代中越中医中药交流初探，海交史研究，
2002（1）。
[18]
张晓丽，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站运动述论，安徽史学，
2004（4）。
[19]
窦应泰，解放前吉林的四次鼠疫大流行，文史精华，
2003（7）。
[20]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档案与史料， 2003（4）。
[21]
胡勇，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史学月刊， 2003（10）。
[22]
张欣恒等，1918-1932年辽宁热河疫情防疫史料选，民国档案，
2004（3）。
[23]
它们是：
1、杜志章：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
2、于赓哲：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疾病考——以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为探索渠道。
3、任云兰：论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救济——以京津为重点的考察。
4、王子今：两汉时期的瘴气之害。
5、陈志强：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6、左
鹏：医书流传与疾病防治——以《岭南卫生方》为讨论中心。
7、杜家骥：从清宫医案看天花的防治——种痘与治痘。
8、李玉尚：清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传染病。
9、（日）饭岛涉：近代中国的传染病：环境变迁一个表征。
10、刘士永：从血丝虫到疟原虫：从风土病类型移转看台湾西部平原之开发。
11、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以上内容见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网站：http://history.nankai.edu.cn/frame.asp?url=http://ccsh.nankai.edu.cn/。
[26]
费侠莉著蒋竹山译，《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新史学》，第10.卷，第4期，1999年12月第130页。转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4）
[27]
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种学术问题史的解读与梳理，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06页。
[28]
从2001年至今，余新忠关于医疗史相关论文共有十二篇，除了本文外，其他文章大多是从博士论文抽离出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参见附录。
[29]
参见：王思治，“医疗社会史”的力作，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3日。
[30]
蒋竹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新史学》14卷4期（2003年12月）。
附录：余新忠近年医疗社会史著作目录（参见注释[30]）
(1)《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
史研究》，2001.6。
(2)《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
究》2001.2。
(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2。
(4)《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
(5)《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2。
(6)《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2001.3。
(7)《打通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医学史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10)。
(8)《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5。
(9)《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10。
(10)《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
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年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1)《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4。
(12)《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江海学刊》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