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下的中国社会

——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东北师大亚洲文明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王慧明

    【提要】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论述了中国官僚政治在古代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的转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该书名为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实则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诸多问题，对中国帝制王朝的发生、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近现代的发展方向做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解说。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下，该书见解多从生产力与阶级关系的角度阐释发微，但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不失启发意义。 

    【关键词】王亚南 官僚政治 中国社会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与断限问题，这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生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与解释。官僚政治在中国自战国以来便已发生，一直统治了中国两千余年。但是，“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人们也十分痛恨官僚主义”。[①]官僚政治统治如此之久，自有其可取之处，而其为人所痛恨，亦有其难以克服的缺点。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与官僚政治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借鉴西方官僚政治，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解释了中国的官僚政治，同时作者以生产力与经济为根本出发点，结合官僚政治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做出了阐释。在《研究》中，王亚南先生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一、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至鸦片战争前没有西周封建形式却何以仍是封建社会；二、中国官僚政治不同于西方官僚政治的特点及其原因；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发生及发展的两个阶段；四、官僚政治与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五、中国官僚政治的现代走向。 

一、        生产力与经济关系视角下的“封建社会” 

    对于“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与中国“封建时代”的断限，自上世纪初期起，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讨论，并演绎出了“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等理论。而《研究》一书对于中国自西周“封藩建卫”的体制解体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考察虽不算多，但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认为它是理解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基础。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时，王亚南先生亦是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完成解体。但是，他之后从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出发，认为“封建制度并不像我们过去乃至晚近尚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狭义的东西”，因为封建制的全面决定因素乃是“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而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制度与关系皆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西周封建制的解体不过是由于这些派生关系的解体而产生的一种变化，所以，“单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说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解体了，那是不无理由的”。[②]这个改变最主要的是由非集中化的封建政治关系变为集中化的统一国家。集中化的后果是非集中的贵族政治与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式的封建形态变为专制官僚政治与“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的封建形态，[③]而这“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结成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和占有农业劳动剩余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并无任何本质的改变”。[④]由于根本的生产方式没有本质变化，也就意味着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并无变化，所以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如果依照王亚南先生的衡量社会形态的标准来看，认为自春秋战国以后不再是“封建社会”的学者乃是过于拘泥于上层建筑的构建形式，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但王亚南先生的解释，则显得淡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尤其是政治关系变动的意义。“‘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参其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深化了这一术语的含义，其内涵与外延均大为丰富并复杂化。”[⑤]而王亚南先生的“封建”概念明显是一个“泛封建”概念，“封建”这个词语虽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涵盖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但用其来描述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形态，即使从王亚南先生的视角出发尚可以使用，但在理解上仍不免有些牵强，毕竟“专制”、“郡县”这两个概念是与“封建”相对立的。王亚南先生肯定中国自春秋战国至鸦片战争的封建社会性质，对这一时期的地主经济与典型封建性质的西周时期的领主经济加以区别，是在为官僚政治的解释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基础。首先，王亚南先生所秉持不变并为笔者所认可观点的乃是“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而产生的”，[⑥]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根本上说就是专制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对中国官僚政治经济基础的解释实际上仍是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解释。其次，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经济利益的占有与分配，“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⑦]最后，书中认为在区别近现代的旧官僚与新官僚的经济基础问题与资产阶级革命问题时，亦需要一个封建社会来支撑其解释的构架。 

二、        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一种“早熟”及其后果 

    《研究》是在考察欧美官僚政治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研究，进而总结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在该书的第一篇与第二篇，作者对欧美官僚政治的发生、特点与主要欧美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的官僚政治的状况做了一个简要概述。作者指出，欧美的官僚政治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各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于是产生了先利用资产阶级削弱封建贵族后又利用一切封建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专制政体，即西方学者所谓的“绝对主义”。压制封建贵族的王权需要一个新的阶层来辅助其进行统治，于是官僚政治作为专制王权的补充物便出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不同于西方，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政治意义上的封建贵族制的解体，而非封建制度在整个社会经济上的全面解体。这时的中国社会不是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阶段，而是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同为封建性质的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但是专制王权的产生依然需要一个新的阶层来填补因贵族受到压制而留下的统治空白，于是中国的官僚政治便产生了。在《研究》中，作者对专制主义产生的“水利说”与“外敌说”做出了批判，“治水要求与对外战争的要求，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及与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统的建立上，都不是怎样重要的敦促因素，反而是到了这种政治支配形态已经成立以后，才有余力讲求水利，讲求‘四征弗庭”。[⑧]作者简单地将中国官僚政治的发生归结为随着地主经济的产生而产生，而后方才有一系列的有为政治，这样说其实是不足的。笔者认为中国专制与官僚政治产生的原因应当是由战国之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⑨]的局面所决定的，七雄为了在这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胜利，就必须以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国家资源尽可能集中于中央，以求团结的、强大的力量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求。统一战争结束以后，中央王朝周边虽然有少数民族的威胁，但战争强度较之战国时代则远远不如，官僚政治结合过去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等旧的传统，再加上其对文化的垄断，官僚贵族化的倾向才有可能，于是魏晋门阀士族便产生了。

    从王亚南先生的生产力的角度出发，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于资产阶级产生之前，可以视为一种“早熟”，由此导致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三大特点，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⑩]这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官僚是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废，官僚政治就没有消失的可能，中国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决定了官僚政治亦要延续两千年，而专制政治的延续问题又归结到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人治”与“礼治”对“法治”的替代，未出现类似于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的运动，导致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11]于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为其制造了一个天罗地网，在思想上、生活上把官僚本身与人民网罗在内，使他们认为“这种政治形态是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12]此即中国官僚政治的贯彻性。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官僚为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实利，会将有碍其统治的因素尽可能地设法排除出去，中国官僚政治长久维持，对社会新因素的出现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在《研究》中，王亚南先生认为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以后，由农奴转化而来的农民，表面上拥有“自由”，但实际上他们所受到的法律上的压制、经济上的剥削远甚于农奴，“社会的一切大小官吏封建豪劣，乃至与他们夤缘为奸的商业、高利贷者，都能找到机会和口实，个别地或联合地予他们以社会经济的损害”。[13]由此而产生官民对立，这个对立关系的缓和与紧张则导致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乱相循”，进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是，问题就到了中国一些学者与国外一些汉学家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王亚南先生对与其同时代的李达和蒙达坦所列举的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些观点做了批判，认为他们流于皮相，将双方的相互关系看成一种单方面的作用关系，而把根本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漏掉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不会因为诸如“重农抑商”等政策或是通过中国与西方相比较而得出的某种所谓的中国的缺陷而不产生资本主义。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与资本主义不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主经济的严酷剥削，这是上文所提到的。他将中国的“治乱相循”与社会的长期停滞归结为一个问题，地主经济下的小农经营限制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也就限制了农业生产剩余，而这有限的剩余被残酷的剥削者转为不生产消费与土地兼并。如此恶性循环，由官民对立关系的紧张而导致中国进入反复的治乱之中，               使得社会生产不断地从原点重新发展，这也就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律。王亚南先生的观点也许将中国古代的剥削过于夸大，但却不失为对这个问题的仍有启发性的回答，而其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为了回答“李约瑟难题”。[14] 

三、        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与现代走向 

    《研究》从其第五篇开始一直到第十篇，实际上就是一部简略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作者不仅在这几篇中论述了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也表达了一些关于专制政治与王朝兴亡的看法。《研究》的第五篇以专制皇权为中心讨论官僚政治的基本精神，一是皇权至上，二是官僚势力的平衡，三是如何达到有效统治。在《研究》的第六篇，作者讨论了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关系，从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纲常教义三个方面阐述了儒家思想乃是“最便于专制”的思想，[15]故而有了两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对思想统治地位的占据。王亚南先生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分为两个阶段，即官僚贵族化阶段与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阶段。对于魏晋时期门阀——贵族化的官僚——的出现，作者从外戚的发展、王位继承法的推广、知识的垄断与官僚贵族化时代的经济条件几方面做出解释。笔者认为外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贵族的形式出现，外戚在门阀出现之前会直接成为贵族，而门阀出现以后，外戚可为贵族却难为门阀，阀阅的重要性超过了可获得的政治性地位的重要性，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到了隋唐，由于门阀对皇权的威胁及新因素，这里的新因素是指中国社会经济方面“在既有基础上有了更广阔的更多方面的更有流动性的发展”，[16]官僚必须去贵族化，进而高度发展，而高度发展的两个杠杆是两税法与科举制。作者认为两税法使得中国的官僚政治更具有弹性，符合了新因素的出现，虽不能根本解决但却缓解了土地高度集中所带来“政治上否定集权官僚统治的作用和经济上倒退到自然状态的不利倾向”。[17]对于科举制这又一支撑，作者一方面不否定其积极的作用，认为其他形式的选官制度未必如科举制公平，同时也对其消极一面做出了评价。科举制更大的目的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18]作者的所处年代去清朝未远，尚有极为深刻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出仕于异族的士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亦认为这是科举制之一害。

    在《研究》的第十三篇到十六篇，王亚南先生总结了自中国现代化历程开始后，中国官僚政治的转型与发展方向，他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腐败、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其中间断限是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19]作者从鸦片战争开始，以事件为中心，讲述了官僚政治从旧到新的逐步转变的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官僚政治的特点。作者认为新旧官僚的不同在于他们分别寄托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行为、做法或组织的不同，新官僚政治除了兼有旧官僚政治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之外，他们更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与帝国主义有依存关系；两者眼界不同，旧官僚限于“四民”区别，而新官僚则政治与金融合一；旧官僚与农民生活形态不过于悬隔，而新官僚由于受到西方政治哲学观念的影响而与农民差距极大；新官僚政治比之旧官僚政治能够回避革命而非一味压制。作者研究新官僚政治时，认为新官僚政治既要保存农村封建农业经济，又要发展现代工商业的两相矛盾的做法，必然不能使中国现代化成功。 

    《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其中无法避免诸多西方话语之下的生搬硬套，有着该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的共有特点，即完全以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关系为旨归。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将“封建”的定性加于中国春秋战国以后的古代社会，并把这种封建关系扩大化，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与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研究》中有关中国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发生、发展、特点等方面的论述对于后学者有着诸多启发性的内容，值得借鉴。说到官僚政治的消除，王亚南先生认为需要封建体制的彻底瓦解与民众完全的自觉两个条件。笔者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发生未必能彻底消除官僚政治。观欧美之政治，可见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并非所谓的“封建制”一种而已，其当会依赖新的社会基础而加以转变，其消除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