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与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1]的两位重要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合作的结晶。作为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本书中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分析西欧从中世纪后期到18世纪的发展状况，作出了他们对西欧兴起原因的解释。按照作者的阐释，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种宏观分析的框架用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2]，对于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3]。

 本书的作者之一道格拉斯·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创立了制度变迁理论，并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20年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剑桥市，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他曾担任众多重要的学术职位，如1972年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972—1973年任东方经济协会会长，1975—1976年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他主要的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托马斯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论文方面包括《经济史》、《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的原由》、《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第一次经济革命》、《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等。

 诺斯作为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4]语）。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诺斯在研究中发现“长期以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的作品不论是采取编年史法还是采取主题叙述法，都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而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的差异，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和不够先进的。”[5]1965年在《经济史状况》一文中，诺斯明确提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的经济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至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6]因此，在对经济史的研究当中，他引入了经济学理论，以此为依托，对历史上发生的经济问题，做出解释。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理论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规范性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7]。诺斯还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为诺斯的研究提供了较传统经济史学更为先进、可靠的研究方法：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诺斯将之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获得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正如诺斯所讲“在美国经济史中正进行着一场革命。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的解释，他们确信，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实的基础。”[8]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盛行的观点是：技术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诺斯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因此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变化，从而降低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9]由此诺斯受到启发，即在不存在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制度的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诺斯决定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经济史进行研究。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诺斯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史学界一开始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有之，追捧者有之。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地完善，诺斯在研究中引入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于1973年在美国出版。1970年和1971年诺斯和托马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论文。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10]。《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他们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合作写成的。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这是第一部新经济史学派学者论述西欧上下千年历史的著作[11]，新经济史学派兴起之初，他们研究的方向主要是近百年的美国经济史。由于最初一些学者，虽然也搜集了不少原始历史资料，但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它们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结果形成了一些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著作，引起了人们对于新经济史学派的质疑。作为新经济史学派的领军人物，诺斯开始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从古至今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并且和托马斯合作，成功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本书的意义之二在于诺斯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用经济理论建立一种研究框架，来解释历史问题，从此理论与历史溶为一炉。在书中作者运用成本交易理论和产权经济理论，实现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

 本书在研究时间上涵盖了中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地域范围是西欧。本书由三编十二章构成。第一编是理论和概论。在这里作者提出研究论题“西方人的富足是一种崭新而独特的现象”[12]，指出写作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种历史性的成就，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给以说明”[13]，甚至给出了研究的模式以及预定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14]。在此基础上作者就自己的论点做出解释，为何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此他们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依靠制度的安排以及对所有权的确认，以此刺激个人努力获得收益，从而提高经济的增长。在这里他们已经引入了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随后通过对经济增长因素的考察，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家所持有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信息成本下降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是错误的，通过海洋贸易、西班牙土地政策的例子，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制度的完善，所有权的确立，确实是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历史上由于所有权的确立而经济并无增长的状况，他们提出了“搭便车”的理论，要解决这种问题，就必须依靠有效率的组织，确立完善的制度，而这种组织的建立主体就是国家，因为他们建立组织以及确立制度所需要的费用远远低于私人或者团体来实施这些行为所需要的费用。西方为何要进行制度创新，他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缓慢的经济增长吗？作者给出了答案：人口增长的压力。综览全编，可以看出，作者在提出问题之后，意欲建立一个研究的框架，并且对框架进行合理的解释，在第二章概论中作者又对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段进行了概括。从这一编中，可以发现，作者认为西欧的兴起存在如下逻辑链：人口增长的压力——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的关键——通过制度的完善和所有权的确立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

 本书第二编由五章构成，时间跨度是从900年到1500年。这一时期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在很多学者乃至历史学家眼中，这是一个衰败和停滞不前的时期，更多的称呼是“黑暗时代”。在他们看来，整个中世纪时期思想上处于基督教统治下，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物质上由于黑死病、大饥荒造成的物资匮乏，人口急剧下降，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混乱不堪的状况，“中世纪是经济不发生变化的时期，这种观念曾经是历史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15]。而事实并不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已经彻底推翻对中世纪的这种消极的看法，“今天，学者们普遍同意，我们考察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展的历史时期”。[16]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按照时间的演进，分析了中世纪采邑制度下的西欧经济缓慢发展的状况。他们认为，中世纪初期，西欧社会是一个落后的、蛮荒的时期，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西欧的人们因为来自萨拉森人、马扎尔人、诺曼人的入侵而被迫蜷缩在庄园和堡垒以内。在采邑制度下，人们都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农民或者农奴们与庄园主达成契约关系。他们向主人提供劳役义务，得到主人的保护和司法，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庄园主和农奴的利益相对得到了满足，采邑理应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中世纪西欧复杂的领主关系，彼此之间的争夺，促使采邑摇摆不定。可是本书作者认为在外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封建制度下的采邑制度暂时算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中世纪盛期到来，西欧的社会环境趋于稳定，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地区性的和地区间的商业恢复起来，采邑制度和封建制度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城市的出现，货币地租的盛行，促使典型的采邑不合时宜，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城市行会以及城市同盟的出现。14和15世纪虽然出现了饥荒、黑死病、战争，导致了人口的下降，但是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出现。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甚至是国家走向强大，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这一部分按作者的观点是，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市场经济导致了采邑制度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崩溃，民族国家出现，财产所有权制度不断完善。

 本书的第三编内容涉及从1500年到1700年的西欧。这一编是全书的核心所在。前两编的理论创建以及对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发展的状况的梳理是为本编的分析奠定基础。1500年西欧已经迈出了中世纪的门槛，在经历了黑死病等灾祸之后，人口再度快速增长。此时的西欧社会的封建采邑制度已经趋于崩溃，[17] “领主—农奴关系慢慢让位于地主—占用者和工资所得者之间的关系”[18]，而且“劳动现在通常可以自由地寻找其最优报偿，并保留其大部分所得，而土地已开始被看作是可以转移的财产”。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素，所需要的就是刺激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在这一时期，民族国家业已出现，为了维护国家运行正常，君主就需要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因此君主们就要建立相关的组织进行征税，并且刺激经济的增长。前文作者提到“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这样的组织存在着而一个社会又希望增长，那它就会增长”[19]，正是处于这么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在君主专制出现衰落的时机，英荷等国抓住了机会，经济飞速发展，一者成为“日不落帝国”，一者成为“海上马车夫”，而法兰西则没有创立一套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权体系，结果是其经济停滞不前。按照作者的说法，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尽其所能地阻止了市场的广泛扩展，而且各地区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而且国内关税制度互不往来。从西班牙来讲，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维护庞大的帝国以及对外征伐，需要相当巨大的费用。为了维持收入，君主们制定了对大型羊主团有利的政策，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地所有权，此外随着王权财政的困难加剧，侵占、没收或者单方面改变合同屡见不鲜，最终影响了从事商业、工业以及农业的每个团体[20]。英国发展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它不仅排除了通过要素和产品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而且开始运用专利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这样就为工业革命设下了舞台。从荷兰来讲，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他们不存在一个强大的王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商品贸易为生的低地共和国，由于贸易的集中，使得他们能够形成强大的资本市场，而且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共和国政府为商人们提供了便利的设施和制度，由此可见，荷兰由于建立了自由的环境，很早就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新建立的共和国政府又成为了有效的组织，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所有权保护政策。本书内容写到18世纪初为止，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个时期正是大多数欧洲经济发展研究开始的地方[21]。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是道格拉斯·诺斯用制度理论研究历史的尝试。纵观本书可以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经济理论来研究西欧兴起的原因，摆脱了过去学界单纯从历史角度的研究，书中的很多定量分析更加清晰地展示出历史上西欧所处于的经济状态。通过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框架，诺斯和托马斯得出的结论推翻了传统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释，引发了经济学界对西方世界发展的再研究。但是由于作者过于重视对经济理论和研究框架的依靠，将理论和框架套用于历史事实之上，而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因此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解释有牵强附会之感。此外有的学者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对产权史的补充，但是它没有完成提出的目标：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