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蛇》一书，全名《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属该社“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之一。2006年5月印刷简体字第一版，不久销售一空。2008年5月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该书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次印刷出版，全书近50万字，545页，笔者所读即此版本。因硕士在读期间做毕业论文，笔者曾拜读过黄氏几篇大作[①]，从而了解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份，以及曾经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麻省大学的海归履历，尤令人拍案的是作者先学物理、再读天文，最后竟转而研究历史的奇特学术轨迹[②]。黄一农先生现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其研究兴趣广泛，包括天文学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海洋探险史、术数史和火炮史等领域。《两头蛇》是黄氏近年推出的关于天主教在华传播问题的一部力作，该书封底尚有何柄棣、余英时等史学大家的精彩点评，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一、文章结构与基本内容

 本书定名《两头蛇》，源自明末登莱巡抚孙元化的一首诗。孙元化曾拜在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门下，并受徐氏影响而皈依天主教。一日，孙元化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被其“首鼠两端”，一头向南一头又欲向北，互相掣肘，矛盾挣扎的情形所触动，进而联想到自身虽已信奉天主，却仍在天、儒之间痛苦徘徊的无奈情境，感同身受之下赋诗一首，发出了“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的感叹。实际上，明清之际的许多奉教士大夫就如同这两头蛇一般，虽然具有诸多有利条件，甚至掌握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和火炮操作技术，但在两种文明的冲突、碰撞乃至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天主教徒们面对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不但难以左右逢源，反而举步维艰。（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广子嗣”与天主教“十诫”中的“禁绝二色”，“自杀殉国”与“勿杀人”等矛盾）作者以此为题，借物喻人，可谓恰如其分。

 全书共分十三章，以介绍新航路开辟以后天主教海外殖民和传播情况的“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开篇；第二章对在华天主教“补儒易佛”策略产生深刻影响的瞿汝夔及对其一生产生深刻影响的“家难”事件进行介绍和分析；第三章则概述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士与明末士绅之间的对话；其后的四、五、六三章，分别以王徵、魏学濂和韩霖三人为个案，探索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奉教士大夫的人生轨迹；第七章考察韩霖所撰写的一本裹着浓厚天主教色彩的乡约——《铎书》；第八章则以韩霖的家乡绛州为个案，尝试揣摩两百多年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反弹；第九章和第十章从南明重臣和皇族对天主教的态度着手，追索耶稣会士如何希望获得统治阶层的认同，进而扩大在华传教事业；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作者则将焦点放在“中国礼仪之争”，探讨争论的原委和双方各自的心态，以及中国奉教人士所承受的巨大伦理冲击和产生的后续影响。第十三章“两头蛇的宿命”，以“反省近代东西方文明接触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总结全文。

 除头尾两章外，全书看起来更像一本作者的论文集，因为书中所收纳的课题，有近四分之三都属于作者以前的研究范畴，各章内容也基本上都可找到作者撰写的相关题目论文[③]。但此次出版，作者并非仅将已发表的论文略加修订、改头换面，而是根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新发现、出版的重要原始文献，在收入书中时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订或重写。此外，因为天主教入华只是欧洲近代海权扩张策略的一部分，所以作者在编写全书时试图突破中国史的空间局限，带领读者将视野延伸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

 二、学术贡献与行文特色

 明清之际，随着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天主教逐步传入中国，并导致东西方文明的初步碰撞，这一过程虽已成为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或侧重于文化层面的横向认知，或侧重于传播过程的纵向考察，或集中于对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被称为“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的个案研究，反而忽视了对这一时期已经形成群体的广大奉教士人情况的整理和研究。其实，作为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传承者，出生于中国本土的奉教士人，其奉教的原因、心态与历程乃是该研究领域无法忽视的问题，而作者的突破与创新之处正在这一方面。该书既没有平铺直叙的陈述天主教来华史，也尽力避开了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学界热点问题，而是以瞿汝夔、王徵、魏学濂、韩霖等声名不显的奉教士人以及南明的皇室重臣为个案，就目前所见的历史疑点做逐一的考证，从而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清白，可谓功不可没。

 （一）整体性观察与严密考证

 作者在《两头蛇》一书中，对明清之际已经形成群体的广大奉教士人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探讨了奉教士人的入教缘由、奉教心态以及文化上的冲突与矛盾，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且多有新史料的发现与使用，在史料的搜求及考证上颇见功力，“是一部在观点、材料与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的学术力作。”（封底张国刚语）

 对传统与新发现史料的梳理与考证既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其基础与核心。作者成功利用网络和电子数据库，广泛收集各国相关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数量竟达1099种之多（封底何炳棣语），引用资料之丰富，令人望洋兴叹。而作者能在如此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细细爬梳，寻找到只鳞片爪的线索与史料，其学术毅力与史料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以书中第二章所论述的主要人物瞿汝夔为例。他是利玛窦最为亲近的中国友人之一，曾推动利玛窦“易僧为儒”，并积极引介其进入明末士大夫的交游圈。但是，瞿汝夔的生平在史书上一直语焉不详，甚至其是否真如传教士所言，为尚书瞿景淳之子都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作者通过对相关的传记、文集、族谱、笔记乃至墓表、行状的细致分析考证，终于得出瞿汝夔即瞿景淳之子，只是由于年轻时与长嫂发生“通问之奸”的丑闻而被家族除名的确切结论。而通过该书第七章对奉教士人韩霖及其乡约《铎书》相关问题的研究考证，作者向广大读者揭示了天主教在中国局部地区的渗透过程与发展方式。

 （二）治学方法的扩展与创新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一个全新的治学方法——“E-考据”。即随着出版业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记的前辈们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而通过近年来大量整理重印的史籍，再加上蓬勃发展的网络和电子资料库，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一种前人无法想象的新局面——“E-考据”时代。作者还指出，随着网络和电子资料的普及以及使用人员的日益广泛，“E-考据”将有可能形成一个崭新的学派——“E-考据学派”。此外，作者还将自己在写作《两头蛇》过程中的研究方法和查找资料的心得，以附录或后记的形式穿插于文中介绍给广大读者，这对于正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苦苦挣扎的后辈学人而言，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三）引人入胜的人性化写作方式

 学界的某些著作在行文过程中，多拘泥于背景知识的介绍或具体案例的分析，却与全文的主题渐行渐远。待交代明白裹脚布一般啰嗦冗长的背景材料后，蓦然回首，却已不知离题几千里矣！在行文过程中，这种不体贴读者，自说自话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一些学术著作的可读性，也使阅读学术专著成为一项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而《两头蛇》一书除正文外，作者在行文过程中还设了44个阴影框内的“附录”以及大量清楚、详尽的图表，使得广大读者能够以多种方式愉快阅读，可谓别开生面。在解释这种行文方式时，作者特别提到，乃是为“理出相关的历史背景或研究方法，以提供读者参考，而又避免影响到行文的流畅”。这种行文方式，恰到好处的做到了知识性与可读性两者兼顾，可以让想看的人集中阅读，不想看的则弃之不顾，不会出现鸡肋之虞，是较为人性化的一种文章结构方式。

 （四）对当代不良学风的批判

 针对目前学术界愈演愈烈的腐败与抄袭之风，作者在自序中对史学界的学风提出一些逆耳忠言。作者认为“近日许多史学出版物中，屡屡可见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积极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的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建的新结论”；“现今许多中国史论著仍不脱‘剪刀加浆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现人、地、时、物所交错出的多度空间的纵深”；而“海峡两岸史学界的研究范畴，往往自我设限，未能摆脱人为地政治界限，并尝试跨越知识分科的藩篱”。可能是身处海峡对岸，顾忌相对较少的缘故，作者的这些议论发前人之所未发，颇能切中时弊，对于今日大众眼中已经渐趋平庸甚至抄袭丑闻不断的学界，亦堪称振聋发聩之言，其良苦用心与学术责任感，让人感佩不已。

 三、有待商榷之处

 黄一农先生此书实为海内外近年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不可多得的佳作，但百密尚且一疏。作为学术著作的《两头蛇》一书自然也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

 首先，或许是出于对“自序”中所提到的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④]观点的认同，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明显的侧重史实的考证和陈述，而相对忽视了史料与理论相结合以及阐释作者自己的思想成果。虽然作者在全书具体史实的梳理与考证上颇见功力，但对资料一味的叠加累积却使全书头绪众多，非反复研读，竟难以了解作者的深意，进而融会贯通。

 其次，作者虽然在书中采用了大量文本资料和网络资源，但在具体事件的推理和论证过程中，作者的论断就显得有些证据不足，颇有些推理猜测的意味，如作者在文中对魏学濂的最后死亡方式、王徴后代疏离天主教原因的分析都缺乏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而作者仅凭猜测推理就妄下结论。更有甚者，作者在推测许缵曾晚年遣出姬妾的原因时，竟然前后矛盾。（前文认为身体变坏和家境的破落导致许缵曾出妾，P90；后文则认为是为了回归天主教的怀抱才出妾的，P140。）

 再次，作者在文中极力倡导的“E-考据”方法虽独辟蹊径，大有可取之处，但若使用不当，也存在局限性及许多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资料的范围。现在各地图书馆虽都致力于将馆藏图书编辑上网，文献资料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但无论电子图书增加的多么迅速，还是有许多实体图书没有上网。所以初学者千万不要被网络所限制，以为网络检索的东西就应有尽有、包罗万象。

 2、检索上的局限。网络检索多使用关键词作为检索得标的，其实这是一种很机械的查询方式。它并不能替代读者对原著的阅读，尤其是对全文的总体把握和上下文的理解，所以在引用过程中必须强调作者对全书的阅读。例如：《四库全书》检索版的使用问题。这个工具我们在查找资料时经常使用，的确很方便。但它有多个版本，而且经常是删改过的版本。所以，查找的文献资料应当与原始的文本文献对照一下。此外，一些与论证主题相关的文献并不一定都包含有固定的检索词，如果完全使用单一检索词生搬硬套，就很有可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在大量使用“E-考据”时应当充分注意到的问题。

 《两头蛇》一书采用了大量文献资料，通过作者的多方考证，澄清了以往人们对奉教士大夫的诸多错误认识，但在奉教士大夫的内心斗争和两难处境的分析上，作者却是“考证之功胜于定谳，搜求之备强于精论”，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此书在大量收集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兼采网络之便利与电子数据库之简洁，精心架构撰写，将国内天主教研究，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新水平，既为相关研究开辟了一条捷径，也为后辈学者继续深入提供了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籍，不失为近年来海内外研究天主教入华史的上乘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