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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综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  侯星丽 

[提  要]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众多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股思潮，普遍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提出是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识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的反省和批判，如对普遍理性、科学主义、进步观念、自由理想、实用主义等等提出质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造成了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是对以西方历史阶段为规范的历史叙述框架，即“宏大叙事”及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和西方社会中心论形成冲击。二是挑战了历史学认识与历史真实相吻合的前提假设。后现代主义通过“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同时，它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对“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关注，将极大提升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历史内容的地位；对“中心”和“主流”的颠覆，有利于“边缘”的被发现；对“客观性”的质疑，也会促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真相”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发展至今，学界希望借助对传统史学观念及实践的反思而有所突破和创新，以构建新的理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后现代主义史学，国内的学者存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以理性的态度分析这一理论背后的论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对其偏激之处自觉摒 弃。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史学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的文艺、哲学、美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股思潮。上世纪90年代，这股思潮也逐渐地来到中国，在诸多学科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历史学当然也不可例外地遭受到其威胁和冲击。面对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应如何应对这次史学史上的又一挑战，有关学者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探讨，各方声音带有不同的态度并涉及不同的层面。本文尝试对各家研究成果汇总综述，以期对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国内的研究状况形成一个较清晰的动态介绍。

1．1

“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是在西方，逐渐地也到了东方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①]似乎当今许多事物的最新发展，都可以被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头衔，从具体的雕塑、绘画、摄影、影视、建筑到抽象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不只是学术思想界和艺术人士，甚至是普通的民众似乎都能感受到它的气息。而实际上，由于后现代主义派别林立、学说各异，以至对“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定义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对它的争论至今也未平息。

根据张广智、张广勇在《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中所称：“后现代”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引证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观点：“‘后现代’一词早在1870年就被某些学者使用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建筑、文字、哲学等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主义不断酝酿续积，至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一股思潮迅猛发展。

《史学理论大辞典》中[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词条提到“后现代”原指对文学现代主义思潮的批评。上世纪50-60年代，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对艺术现代主义的反叛；70-80年代，影响从文学、艺术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一般指上世纪60年代在法国发展的“后结构主义”，及对近代理性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反抗。否认现实世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文字和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即只有一个或一个主要的意义）、人自身的整体性；怀疑理性要求和政治行为之间，文字和意义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区别；甚至真理本身的可能性也成了被讨论的问题。它拒绝承认现代西方文明最基本的支柱。从此出发，后现代主义有和政治运动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倾向，意图削弱现实存在的文化和政治权威，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原先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③]

陈启能根据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分为两种：阶段说和反思说。[④]阶段说认为因社会全方位变化包括价值观和思想的变化而反映出的一个新的文明过渡的时代已经开始，所以“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部分学者因反对“一线进步观”而反对这种说法。反省说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的认识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即对西方的“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如普遍理性、科学主义、进步观念、自由理想、实用主义等等提出质疑。

1．2

分析“后现代主义”集中突起的现实基础方面，《东岳论丛》[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的编者按认为近20年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日常生活范型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使人们产生了与“现代社会”和启蒙传统之间的深刻“断裂”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非西方世界的强劲崛起，导致了“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进而引发了对普遍理性的怀疑；“消费社会”中时尚与潮流的快速更替，给当今社会自身都打上了某种“暂时性”的鲜明印记，一种“不确定感”随之蔓延开来。[⑤]于是，后现代主义有了它生长的沃土。

王晴佳分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认为现代主义与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相伴始终，在世界的不断发展中，暴露了现代主义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生长上的缺陷。其中提到汤因比用“后现代”描述二战后两极之外的非西方地区接受西方“现代性”，并与自身文化交融，形成“后现代”，进而也对西方产生影响的现象。《史学理论大辞典》在解释[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词条时也提到汤因比用“后现代”一词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公众社会的兴起，工人阶级日益显示出比资产者阶层更大的重要性。[⑥]王晴佳认为战后的历史演变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接触，不同文化碰撞，造成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一线进步观念的质疑和批判，并且为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后工业社会服务性行业及相关广告、媒体、娱乐业的发达打破了传统按部就班的生产模式，我们原来熟悉的历史思维：即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思维模式，在社会生产消费领域得不到验证，而商业广告追求瞬时效果的思维理念使产品本身隐藏在“印象”甚至“假象”之后。于是对真实的追求及为这一追求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也就慢慢变得无关紧要。这样，现代主义的一切成就都有了被重新考虑的可能，原来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观念和方式有了被撼动的可能，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⑦]

程光泉把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理解归纳为：“后现代性”到底是“后”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前者意在说明现代性已经“终结”，而后者则在说明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完善而已。从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研究的组织形式、意识与情感、价值观、文化、工作和闲暇的组织方式等基本情况来界说，后现代性指称当代西方的社会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新转化，另一方面反映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尖锐化。它不仅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学术表达，也是对西方社会危机的反思。因此他认为后现代性所承载的是一种“终结”现代性的强烈诉求，但事实上它却没有摆脱延续现代性的历史使命，它实质上仍然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现代主义的根本否定，而是与现代主义血脉相连。因此，后现代性和其所依存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从更繁细、更具体的叙述中重构历史的客观性，它是对历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却也未尝不是对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的反拨与修正。[⑧]

1．3

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和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潮一样，除了与一定的社会条件与外部环境、氛围有关外，作为一种思想，同时有其自身的生长发展周期和特点。

前文已经提到“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而作为一种预感或先见，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省在20世纪到来以前就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学者们一般普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但强调历史的一线发展，而且认为西方是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但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所以他发现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在矛盾。程光泉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在其最核心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灰线，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是在更宏阔的背景下从“现代性”出发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后现代性”的审视，预言了后现代主义的到来。王晴佳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在认为西方是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的同时，又看到这一领导作用有其时间的限制，将会在以后为另一种力量所取代。[⑨]不论从哪一角度，我国学者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很多启发，认为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家如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哈维（David Harvey）、德里达诸人正是由马克思出发而进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他们的研究方式都是从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的变化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出路。

2．1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只是在文学领域，其后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影响迅速扩大。[⑩]国内的学者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以后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及其在转型期所暴露出的许多社会问题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颇有相似之处。本文讨论的重心在于史学，而在史学方面，史学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也与整个社会环境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发展至今，学界开始关注史学的前景和演变趋势，希望借助对传统史学观念及实践的反思而有所突破和创新，以构建新的理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浪潮。后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在这时于中国寻求到了广泛的接受者，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

除旅美学者王晴佳及一些台湾学者力主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传播和研究外，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后现代主义史学接近，相关的翻译文章和译著问世，近期出版的史学理论专著，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和姜义华等编的《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对后现代主义史学都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史学史方面的高等院校教材也都正视了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界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在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2004年《东岳论丛》设[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目前这一专栏仍在主持中，《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也刊发了一组“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笔谈，《史学理论研究》也陆续刊发了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短评。

2．2

学者们的论述包括积极探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及其对史学的冲击，普遍认为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以揭示历史演变大趋势为目的的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和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受到挑战。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观”、“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为了探讨西方崛起的原因，在研究现代以前的历史时，追述过去，把西方看作中心。它还以男性的活动和男性中的精英为研究对象，无论政治史、外交史还是思想史，都把非西方、少数民族、女性、普通平民大众视为对立的“它者”、无关紧要的陪衬、盲从者，将之忽视或省略不记。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则与上述的做法正好相反。我国学者都注意到法国的历史思想家福科（Mickel Foucault），其研究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的活动为主要特点。虽然福科常常不被认为是专业的史家，但福科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福科认为由于现代史学的定式化，“大写的历史”（History）已经自然包含了一线进化、因果相连的意思，但真正的历史活动并非如此。他建议用“考古学”和“系谱学”来代替，因为前者显示了历史研究的偶然性，后者反映了从现代回溯到过去的与“过去到现代”的脉络相反的研究取向。“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福科看来应该是“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是一个优势团体压制其他弱势团体的一种方式。现代西方所形成的话语系统，也成了西方在思想界、文化界主导、影响、甚至统治非西方地区的手段。福科的理论在史学实践中有了回应，社会史的兴起，被视为史学界变化的标志。普通民众、“小人物”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妇女史在二战后崛起，“既与历史研究者队伍中妇女人数的增加有关，更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相连。”[11]20世纪对史学界产生主流性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也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渊源上的关系。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文化、心态史研究被视为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史学兴起的第一阶段，而福科的思想是其前进的主要动力。[12]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并决定文化关系，相反，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它们只能在文化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之中被表达和建构的。文化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决定文化的观念在后现代主义这里被“颠覆”，文化不仅独立，还具有能动性，反过来塑造着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在这种理论的带动下，新的研究领域被开拓，如注重文化史、阅读史、性别史、儿童史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冲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描述科学革命，把实证主义的主、客观之间的区分模糊处理。根据库恩的理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并不完全从事实或材料出发，然后归纳、总结出某种结论。相反，他们的科学研究其实是针对一个已经形成的先行观念，即库恩所谓的“范式”（或是牛顿的或是爱因斯坦的），加以修正、补充或加以推翻。而如果科学研究尚且有某种“先验”的前提，那么历史研究则更无法摆脱理论和观念的束缚了。历史研究中的“范式”比起科学研究中的两个“范式”来说，又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这样，历史学家原本因无法无视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对著述的影响而对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的不自信，因为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等更隐蔽的问题而困惑不安。这使“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个在学界内外长久以来争执不下的古老的话题重新被提及和论涉。克莱奥之神的身份之谜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又有了新的认定。

吴英总结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否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体价值的干扰，因而无法实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在他们看来，科学性的主要标准就是这种“客观性”；二是历史学中“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元叙事”又称为“宏大叙事”，指进行理论模式的建构。后现代思潮认为，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是纯粹的主观建构，甚至是纯粹的语言游戏。他们不承认外部对象的客观性存在，更别谈对它的认识。在后现代思潮那里，“元叙事”只是主体的建构，而且是那些握有权力的主体的建构，所以它们都是暂时性的，会很快随着权力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有对它们证实的客观标准。既然真理、规律等现代性社会所崇奉的“元叙事”都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不是对客体的真实反映，因之由它们所支撑的各门学科的科学地位自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13]

多数学者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涉及了“元叙事”或“元叙述”的危机。陈启能认为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他重点介绍了利奥塔的理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失去了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而微观史家在实践微观史学的同时，习惯于强调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必要性。当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微观事物、“突发事件”时，又如何说明宏观的历史语境呢？这是尚未完满解决的问题。[14]对“元叙述”的理解和解释比较清晰和理性化的说法还有：历史叙述的文本都有一个使分散的资料和陈述获得有机性的结构性原则，这种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原则就是元叙述。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离开元叙述，他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实际上，过去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念，现在的民族特性、国家地位、生态环境、人权和人类命运，都可以成为寻找、筛选、编织和解释零碎知识的根据和出发点。[15]

最集中反映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是美国的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所谓的元历史就是跳出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的总和。在这部书中，怀特把历史学的解释划定为四种不同的比喻、四种不同的情节、四种不同的论据和四种不同的观念指向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历史解释的基本基础。同时，怀特还认为，历史根本离不开想象，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的虚构性。历史学家更深层次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即一种修辞战略已经预示于他所研究的领域中，反过来，包括了运用“情节”等的解释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形成和塑造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历史研究的主旨以及意图。这样，怀特的结论打破了以往的如实编排史料这样的历史解释范式和方法，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甚至语言模式的运用这一并非客观真实的研究方法。怀特的观点对后来的史学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史家和史料相互关系性质的理解，对历史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的理解，对获得历史知识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知识和叙述方式及至对文本的理解。[16]

怀特的观点引导了历史学家的视野转向，历史学的解释模式开辟了新的途径，语言与历史叙述以及历史解释的关系被发掘。“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建构’。”[17]历史学家原来只关注史料和组织材料进行叙述的主体性活动，把语言仅仅作为一项工具，而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状态下，语言的独立功能发挥出其作用，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述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了差异，从前被看作为真实的历史变成了仅是“一种修辞战略”。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来看，历史学家面对的历史材料中词语的随着不同年代和群体而变化的语境，成为历史学家必须把握的“关键”。这就是西方历史学家所指称的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变”（Linguistic Turn）。

以上围绕历史是否具有科学性的讨论也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陈新认为：“在德里达、海登·怀特一类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历史之真不仅需要内容真实，更需要作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来支撑。”[18]现代史学中的真实意味着历史的表现与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完全吻合。依赖于过去的材料和以材料为依据的逻辑论证，人们坚信着自己在不断接近真实的理想。而后现代史学追求的只是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之真。“历史文本完成后，真实与否由读者决定。读者往往根据自己当下具有的意识与认知水平在诸多历史表现文本中选择与自己的风格、习性相近的解释并以之为真，随后根据所获得的历史理解结合当下的情境进行实践，再以实践的效用作为再次判断文本是否真实的根据。”[19]可见，后现代主义情境下的真实不仅可以被随时把握，而且真实随着实践的效用不断变更。这与现代史学追求“唯一的真实”的理想相比似乎更为务实和成熟。

3．1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历史学的影响是当下史学界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人们在谈及它时往往用到“威胁”、“冲击”这样的带有排斥和反感色彩的词汇。《史学理论大辞典》在解释[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词条时采用了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原则。其中也提到“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后现代主义对实际历史研究的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鲜明的‘反历史’的特色。它冲击到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使历史这门科学的‘神圣’、‘尊严’受到考验。职业历史学家大多对它采取漠视的态度。……有一种看法具有代表性：即使历史真理无法得到，任何结论都是暂时的，具有假说性质，会随着新材料和新理论的出现而改变，历史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形态；即使我们都有偏见，受意识形态和个人喜好所左右，历史也不能被解释为‘纯粹’的语言；历史知识和现实的确有很大不同，然而历史知识仍然重要。”[20]最后也留有余地，认为后现代主义带给历史学的新课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虽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一定的接受人群，但比较起来国内的研究还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对后现代主义我们尚存有很多困惑。俞金尧的《令人困惑的“后现代”》一文直接表明了这种态度。实际上，他的文章是以一种平实的观点来思考后现代主义的。他认为一些被人罗列为“后现代”的大师并没有刻意地标榜过自己的研究属于“后现代”的历史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模糊不清。而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都充满生机，全球化等一系列标志新的时代的特征不过是资本主义扩张在不同时期所借用的不同手段。“后现代”的理论家们敏锐地感受到当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快速变化，但却不能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事实上，我们没有也无法和“现代”断裂，“断裂”只是一种被“后学家”及“后学”的追随者们误解和夸大了的变迁。“后现代”以及相关的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带有炒作、虚张声势的意味。但他也明确表明在对现代和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使我们对普遍的理性、绝对的真理、线性的进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西方中心论等长期形成的规范认识有了重新思考的可能。[21]

程光泉以《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焦虑》为题，认为“后现代”带给史学的焦虑是因为改变了我们过去只研究经验的和实体的社会的历史、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对应和决定的关系，转而强调对象征表层的“表象”的历史研究，关注话语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它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反转”和一场“颠覆”的革命，对史学将带来多大的益处目前还无法看清。他提醒说：后现代主义抛弃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追求表象的叙述，以及以话语的缭乱搅混历史史实的做法，以国别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替代国家民族历史的研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会对历史研究带来破坏性。[22]

3．2

上文也提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以西方历史阶段为规范的历史叙述框架，即“宏大叙事”；二是历史学与真实确定的客体吻合的前提假设。摧毁、破坏构成“现代性”的一系列基本假定，把人们无情地抛入不确定感控制下的深渊中，是后现代思维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但它毕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对“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关注，将极大提升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部分的地位；对“中心”和“主流”的颠覆，有利于“边缘”的被发现；对“客观性”的质疑，也会促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真相”问题的复杂性。

陈启能认为：尽管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和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根深蒂固，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著作中仍可看出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后现代主义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质难，这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的风向有了大的变化，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已经遭到重大的质疑，重新认识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以平等、认真的态度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全球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多样化，这样的方向已被提了出来，尽管距离目标还十分遥远。[23] 学者们对后现代主义因自身特征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如陈新认为：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认识到权威主义和宏大叙事产生的机制和效用，它也就促使人们放弃对权威的崇拜，蔑视一切试图垄断真理的举措，甚至以反讽的心态面对自己，避免使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权威。[24]

有关后现代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视角。王学典在参与后现代史学的讨论中，发文专门讨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刚性概念，在历史学中则是一个弹性概念，仅具有量的属性，“客观性”更多地强调对“主观性”的约束，并不是对客观历史真实性的一种承诺，而是对史家学术良知的一种衡量尺度。“主观”与“客观”是比重和分量的问题。[25]

对于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普遍理解的它摧毁了历史学科的客观性问题，韩震认为:由于神话、宗教等文化的影响、修辞和语言的效果、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都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历史编纂学的实践中的主观性视角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忽视它们不仅没有获得客观性，反而成为双重的主观性。那么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编纂学则通过戳穿客观性历史知识的神话，确认了客观性知识中的主观性，从而深化了历史学研究。他认为历史学学科发展的逻辑是历史学的观念从主观性到单纯的客观性，再从这种客观性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综合。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不自觉地遵循这种逻辑，使历史学通过扬弃朴素的客观性而实现新的飞跃。他认为历史学现在的任务及出路是考虑在主观性干扰的基础上，重构包含主观性的客观的历史知识，建立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综合视野。以更高的理解系统使主观性原则成为服务于新的客观性原则的要素。[26]

吴英认为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质疑与以往的质疑相比并没有增加新意。因为历史现象的不可重复和不可复制，实证主义的原则应用于历史学科的确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他认为重点在于对历史现象解释（即成因判断）的合理评价问题，他推崇庞卓恒的一元多因多果的因果必然性规律论。因果规律观在应对反例上有特殊的优势，从而弥补了实证主义规律观的不足。他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科学性地位发难的症结，从多样性的比较中认识历史和人的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历史学的科学性正是在于此。[27]

与坚持历史学科学性的学者相比，也有学者认为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构观”不必抱以过于严厉的态度。后现代主义不以客观存在的过去作为真实性的标准，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无中生有，而是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形式上的创造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达人们的理解，历史学家作为个体存在的历史性构成了虚构的限度，史学家在写作中设想他们的理想读者，他们对读者具有的接受能力之高低的认识本身就对文本写作产生了限制，而读者正是依据这种参差不齐的认识能力作为个人确认文本是否真实的依据。[28]

3．3

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世纪，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也使国内的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有所思考和展望。现代主义史学丛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从康有为宣传历史进化论、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及胡适、傅斯年倡导的摒弃道德史观以考据和史料获得史学的科学性，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开展，中国以非西方国家的身份完全跟随现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实践。这对当时的中国历史学发展产生了推动，“进步史观帮助寻找社会进步的学者摆脱了封建史学历史循环的陈腐理论；实证主义同中国史学中求实的精神结合，加强了史学方法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了传统史学革命，奠定了以唯物史观为特征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基础。”[29]但我们一直以来只是一味地接受，对西方中心论缺乏深入的批判，对自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史学奉为圭臬，对历史进化的理论只接受而不反思。

现在学者也都认识到曾经被视为科学史学的兰克学派并不是将历史研究简单化为纯粹的史料探究，兰克的弟子们形成的“普鲁士学派”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王晴佳呼吁如果我们过分推崇科学史学，贬低传统的道德史学，就容易忽视考据学之外的传统史学的理论和传统，因而就无法全面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他援引“Objectivity,Truth,and Hermeneutics:Re-reading the Chuiqiu”一书中的观点：中国的儒家史学，向来主张“直书”，反对“曲笔”，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写作的经世致用。这是一个历史认识论上的辩证统一的问题，其包含的内容，或许比将主观与客观严格区分的现代主义即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更有探讨的价值。[30] 通过讨论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能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同意他的观点，在文本的语言结构成为历史写作的基础后，史料成为历史写作的结果，史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中国的乾嘉学派、疑古思潮正是在文本的意义上做出史料批判，是要排除权力话语的影响，消除历史纪录的霸权。[31]

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总结传统的遗产、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我们研究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将重复现代西方所走过的路。我们对待后现代主义及史学的态度既不是模仿，也不能因为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而对后现代的理论置之不理。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后现代主义这一理论背后的论证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更有价值。历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历史的发展，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正可以借助这一机会反思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每一次重大的史学反思之后，都带来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与变革，由此推动着史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期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功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