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周颂伦教授）：赵老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工作。研究专长是明朝的国家祭礼，是国家最高层面和最核心的东西。在《中国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是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今年新聘请的年轻俊才。下面就请赵老师为我们作题为“明史研究的学术流变与问题”的报告。（掌声）

   报告人（赵克生副教授）：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一些，是我给研究生讲的绪论课。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国内明史学术研究格局的形成，追溯源头，了解继承过程中的变革；二是，明史研究中，特别是建国以来，虽取得巨大成绩，但研究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认清学术的流变和问题，对我们以后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明史研究的学术流变问题。
   第一，学术的薪火。了解一下明史研究的源头在哪里，有哪些学者开创了这一研究，以至于影响到现在的明史研究。现在明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二是长江沿线，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三是南方，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除了这三大区域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比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南师大的一些学者也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这些比较零星的研究点中，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对现在的明史研究很有影响。以上我们了解了国内明史研究的一些主要地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研究点不同的学术特色。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北方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比如，北京大学的许大龄先生，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我们看东北师范大学，李洵先生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比如：南方士大夫势力、东林党、明代利益群体；另外还关注流民等一些社会现象。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这些都可以从学术史中追溯到。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我本人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解放后，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人大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北师大的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似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其中也有研究经济史的，比如社会科学院的王毓铨先生，擅长研究经济史。
   第二，南方的一些学校，包括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学校，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我们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作为代表。厦门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傅衣凌，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在中山大学；郑振满在厦门大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我们要了解明代的赋役制度，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中山大学的老先生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这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等等。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先生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衣凌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在很早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开始带领他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利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有两本研究成果，一本是《明代粮长制度》，另一本是他的经济论文集。比较著名的是他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由此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下面我们看看其他的大学。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有一位著名的老先生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范金明在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江南经济的。比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以后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他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由上述我们知道，这三地都是以江南市政和纺织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这三地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的。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及其学生主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主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问题，近几年着重研究灾害历史学。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实际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我们了解了全国明史研究的主要阵地和其各自学术研究的特点。
   下面我们看看明史研究传承中的变革。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继承的迹象非常明显，一直保持到现在。年轻一代学者继承了前一辈学者的传统，但继承中也有许多变化。总体而言，明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是一个代表。这些研究是从明史研中分离出去的，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学术造反”。其代表人物有赵世瑜，顾诚先生的学生，但他所做的社会史研究与顾先生的研究截然不同。在学术方法上也完全不同，赵世瑜对史学理论较为关注，借用了民俗学方法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寻找资料时不局限于图书馆，而是跑到荒郊野外，利用一块块的断碑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总体来说，社会史的研究改变了传统史学比较狭隘的一面，看到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增多。虽然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对社会史下一个明确得定义，其学术身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社会史的兴起确实给明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我们把这种学术发展趋势看成是明史研究继承中变革的一面。个别而言，中山大学明史研究传统是经济制度，刘志伟虽然也关注的是经济制度问题，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却不一样。比如，刘志伟的《广东赋役里甲制度》，研究明清的赋役里甲制度放在广东一个区域内。同是研究经济制度，梁方仲先生是宏观的关注，刘志伟就在一个区域内进行观察，相对比较生动具体。他在关注制度本身的时候，还关注制度在运行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研究是引入了近年比较流行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研究制度在传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这是不同于梁先生的。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革？我以为变革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新一代学者，受学术大势的影响，带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带来的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变革。
   第二个问题，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我们的学者经过辛勤的劳动，在明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体现在：1、研究领域和角度空前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3、明清史料大量的整理和出版。四库全书，明实录等等都是二十世纪出版的；4、出现了一批经典性的著作。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李洵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等等。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10本左右，论文有200篇。这些都是我们要肯定的成果，但在强调成就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作研究时寻找方法、开辟新路。
   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体上的大而化之。我们明史研究中面上的问题还没研究完，只是在一些点上有成果，很多问题谈不上继续深入下去。我理解的“大而化之”就是：点式的开垦，缺乏规划。想到一个问题就研究一个问题。比如，政治史上，对内阁制度、朱元璋、张居正和一条鞭法的研究很多，成果不少。我们后人如果还研究这些内容，可能功力不够，也不会取得太大成果。但这些之外，有很多的空白点，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以文官制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在文官制度中，科举制度已经研究过，而丁忧制度——古代文官父母死后守丧问题，养亲问题，封赠制度等等，都还没有很好研究。因此空白点的存在，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很多空间。“大而化之”使得很多研究浅尝辄止。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掌握了没有用过的新材料，于是就会产生新的成果。以黄册制度研究为例：日本学者和韦庆远等先生等经济史家都有关于黄册制度的研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成显先生，在整理徽州文书的时候，发现了一批有关黄册制度的材料。因此写出《明代黄册研究》一书。这本书使以前黄册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没有解决对问题得以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在原来研究粗放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推动。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明代“大礼议”的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人很多，但近两年有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姓胡的博士，他研究时不同于以前的成果，而是选取了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研究的是这一群体。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家底不清。这是研究魏晋隋唐历史的同行对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一种善意的批评。家底不清包括很多，比如：明史研究人员对明代人留下多少文集并不清楚，不知道有多少相关的今人的研究成果。家底不清，不了解有多少材料，就不知道能做那些研究。而一些魏晋隋唐研究者都非常注意当时留下了多少材料，比较严谨，将今人研究和古代史料分门别类、分别记录整理。这在日本的学者中非常国内流行。这样做有助于做到心里有数。而明清研究却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原因是材料太多。所以当年陈寅恪先生就说：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学者应当对史料非常清楚，以至于能够背诵，拿来就用；但研究隋唐之后历史的学者就很难已做到了。但由于客观的原因影响，明清史研究人员不注重整理家底。这产生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明清史的很多研究徘徊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重复劳作。虽然每年有200篇的论文，但有创见的却很少。近几年来，很多期刊已注意改变这个问题，比如《史学月刊》规定，发表的论文中必须在第一部分写清相关问题的研究回顾。所以同学们以后做研究时一定要注意理清家底：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古人留下的材料。
   第三点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粗放。与研究秦汉魏晋的方法相比较，研究秦汉魏晋历史的学者，对材料运用非常讲究，一个材料中的一句话都会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读魏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表述很多，作者的分析很多。而看明清史的文章，由于明清史的材料很多，所以学者用起来都比较豪放、奢侈，用大量的排比列举，以材料取胜，往往缺少自己的必要疏解。这是方法上的不足之处。
    第四是：对新方法、新理论缺乏敏感性。应该说，从传统明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去的社会史的研究，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重视。他们观察视角的变化，所持方法的之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执著的追求。比如，赵世瑜本身就是研究史学理论，能够不断地寻找新的东西，为史学理论带来新的局面。关于新方法、新理论的研究，我向大家介绍一个人——罗志田，他说：“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是成体系的理论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一个史学视角，就能开拓我们的史学视野。片言可获殊解。新世纪的史学既是开放性的，就不能不是跨学科的”。这段话提示了我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理论的重要性；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片言可获殊解，说得非常精到，往往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新方法、新理论的观照下，就会豁然贯通。第二点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一定是要成体系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几大块，不一定非要成体系的。理论可以是跨学科的，就是指这些理论可以是史学以外的，可能是外国的，也可能是本土的，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传统的。这些理论一旦引入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南开大学的一位学者余新忠，研究瘟疫出名，恰逢其时，时风鼓荡之下，他的论文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两个方面的理论：第一个是引入了近年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他考察瘟疫发生时，国家和地方分别是怎样应对的。它应用这个理论搭建了整个论文的架构。第二是他从中医学中引入了相关的瘟疫学理论。在分析的过程中提供了方便，中医中引用的材料，不进行分析就没有意义了。中医学理论在人们如何救助患者方面的说明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这样的理论的引入，可以看出，观察的角度不一样，研究的问题也就不一样。我本人在做博士论文时也有同感，有一个理论，可以使研究非常清晰，叙述中也不是呆板的叙述，能构成一种“分析性叙述”。我在做《明朝嘉靖祭礼改制研究》时，在宏观理论上，即文章建构上，我引用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我们都知道眀世宗进行一系列国家祭礼的改革是有明确目的的，就是把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在礼仪上塑造为皇帝，放入太庙中去，以证明自己做皇帝不是皇室的恩赐，是自然的。这样就把整个文章结构搭建起来了。在具体论述中，我引入了传统的礼学知识，就是了解祭天、祭地、祭祖宗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整个论述。缓慢推进，进而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两个例子说明理论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理论不一定是成体系的，可以是跨学科的、西方的或者传统的。这些理论的应用使文章更是论文而不是记叙文。罗志田说的主要是引用理论帮助我们转换视角。比如对明代宦官的研究。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宦官不一定像以前史书上说的代表着一种黑暗势力。明代宦官是中央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大夫与他们之间并非不共戴天，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颠覆了以前的相关研究，撇开了士大夫的话语。我曾经也写过一些文章，谈到民间的私阉现象，表明民间与士大夫对宦官的看法是明显不同的。士大夫对宦官的猛烈抨击，是因为宦官阻碍了他们的仕途，夺取了他们的政治资源。而民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做宦官和读书是一样的，而做宦官来得快。所以视角的转移帮我们看清很多问题。
新时代的来临。
   我们了解学术的发展，认清问题的所在，目的就是开辟学术新路。新时代的来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首先，是海外书刊方便了我们更快更好的了解新的研究动态。通过海外书刊打破了老一代学者孤立封闭做研究的状态。第二，我们所处的时代使得很多材料得以出版，大大丰富了我们研究的资料库。比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等等，这些书囊括了我们所需要的很多材料。
   所以，我们在座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要有信心比我们的师长者做得更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学生提问：台港及海外眀史研究的主要流派、视角及其情况，能否作一下简要介绍。
   赵克生副教授：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说清。我认为大陆的明史研究仅仅是“三国鼎立”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就是台湾和日本。台湾研究明史的人员比大陆少，但由于不存在大陆学术研究中断时间久的问题，因此很多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大陆的明史研究大概是从八十年代开始起步的，近几年才有较大发展，与世界明史研究接轨。日本的研究更是走在大陆和台湾的前面，我们现在研究的很多东西是从日本过来的。从流派来说，台湾比较传统，规划好。比如台湾中文大学的吴智和先生，带领他的学生专门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非常细致，比如：明人的居家生活、旅游生活、藏书生活、饮茶生活等等。新一代台湾学者关注的问题应该说比我们大陆学者关注的更新颖。中央研究院的邱仲麟研究生活史非常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例如前一段时间的一篇文章研究的是：明清以来，人们是采用什么方法来保持海鲜海产品。这样的研究是很独特的。而且台湾的科研条件也比大陆好，中央院有很多港台和美国、日本的主要期刊。详细情况，我们以后可以再讲一次。

   学生提问：明代史料中有很多不真实的成分，而且还有很多伪书。我们拿到材料后，进行研究时，怎样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呢？
   赵克生副教授：这应当是因材料的不同而定。比如：很多人喜欢用明人的笔记材料，而明人笔记中有很多的错误。王世贞《弇山别集》里面有考证明人笔记中的错误。在研究过程中，有些材料很荒谬，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真理。例如，方志材料中，讲到某人是孝子，守孝过程中，家里失火，护着棺材，火自然就熄了，即反风熄火。这是很荒谬的，但有些在明实录、明史中就有记载。研究孝道的故事，会发现荒谬中有一定的真理的。再比如，滴血人亲是非常不准确的。但关于孝道的故事有一套理论。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时记载时记错了，比如时间搞错了，这就需要研究者的功力，进行相同材料的对比。一般说来，比较原始的材料比较正确、可信，比如《明实录》，可将其他材料与其进行比较。所以研究时一定要靠近原始材料，进行相同材料的对比。

   学生提问：你怎样看待黄仁宇把申时行塑造成一个无为的形象？
   赵克生副教授：黄仁宇把申时行塑造成一个无为的形象，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张居正之后，明代的阁臣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态度。由于前车之鉴，阁臣无法再专权，所以明代后期的阁臣基本采取调停的态度。而且当时的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党派争斗很厉害。所以，黄仁宇把申时行作为张居正之后阁臣的一个代表来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较通俗，是给美国人看的。大家可以看《放宽历史的视界》和《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这两本书最能反映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