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教授（以下简称赵）：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的学术活动，既是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中的一个专题报告，同时也是亚洲文明研究院所组织的系列报告“日知论坛”的第四十五讲报告。“日知论坛”每次都要邀请国内外研究有素的学者来介绍他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今天晚上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孝聪教授来给我们做报告。他报告题目是“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我们先欢迎李孝聪教授。为报告做点评的学者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主任Laura Hostetler教授。李先生研究的是清前期的地图，当然是以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为中心。今天上午，Laura教授做了一场报告，李孝聪教授为其做了精彩的点评。今天晚上，是李孝聪教授来做报告，将由Laura教授来做点评。学术研究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但是两位学者都是非常严谨、极为先进，我指的不是比别人优越多少，而是说他们都有独到的、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引领学术先潮的一个气派。所以，这一场报告我是颇为期待的。承担今天晚上点评翻译的是博士候选人陈玉芳。

 李孝聪教授年长我几岁，是我的长兄，但我们是同一年上的大学，那年恰好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教授师从侯仁之先生，后来做了很多年的历史地理学、欧洲城市、中国城市、地图测绘史方面的研究，他的著作令人叹为观止。你能在百度上看到他的著作、发表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的演说共一百条上下，而且主题集中，绝非要在各个领域说话的一位学者。在清前期的历史地图方面的研究，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李教授的确是中国研究最好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如果就从清前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于清前期的历史地图绘制及其含义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这方面来说，我个人觉得李孝聪先生是做得最好的。从李先生在昨天学术活动中的表现和今天上午的点评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学术风格在相当意义上还是以严谨的文献考察、文献考据为基本的路径与方式。他和Laura教授的研究方式有同有异，我自己觉得这种差异恰好表明从事任何学术活动、学术研究是大有殊途同归的可能的。他们研究的方式虽有不同，但其共同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讲究求实的，都是符合逻辑的，都是极为严谨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尤其是青年同学，要细细地品味李教授和Laura教授在报告和点评中所展现出来的特有的治学的理路，这将是一种巨大的启发。我不再多占用时间了，我们欢迎李孝聪教授演讲。

 李孝聪教授（以下简称李）：若没有赵老师的开场白，我还可以放松一点。我也当过学生，每次当老师一说，就会很紧张。我应该首先感谢东北师大亚洲文明研究院举办这个会，能让我参加这个会，还给了我一个在现场做报告的机会，所以我特别感谢亚洲文明研究院和院长赵老师。

 上午，Laura教授已经把康雍乾的地图讲得非常精细了，我在这儿，是给她做个补注。也就是说，我把看到过的一些有关康熙测绘的文字档案和能够获得的图像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这个问题应该从1685年讲起。1688年，清军和越过乌拉尔山进行领土扩张的俄军在雅克萨打了一仗，清军赢了。上边的这个图，是雅克萨之战的位置和双方军队进军的路线图。右边这张图是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个大营是俄罗斯的大营，清军把俄军包围起来。战争结束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在尼布楚签订条约，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不是后来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仗中国打胜了，但是在中国和俄国谈判的过程中，康熙发现他使用的用中国传统画法画的这些图，不能显示哪一个地方在当时是属于清朝的。因此，在谈判的过程中，康熙非常得不满意，虽然他带了当时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因为谈判的时候使用的传统舆图粗劣不确，于是就引发了康熙皇帝测绘新图的念头，当然也由于包括张诚和徐日升这些传教士对他的不断灌输——你应该去测这样的实测图，当时欧洲已经有这样的图了，而你们还没有，这对你们不利。于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苦于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没有准确的地图使用，就让当时已经在京师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赶快回法国请太阳王路易十四帮找一些懂天文、数学、制图等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这都是有文字记载的。于是，白晋就回去了，这时法国巴黎天文台刚好完成了几幅图的绘制与印刷，他得到了这个图，后来回中国时就带过来了。这就是1694年巴黎天文台绘制的世界地图，上面所有的拉丁文已经贴了黄签，黄签上写着汉字或是满文，这个图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图就是原来清朝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图，这些图除了在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之外就没有离开过紫禁城。这个图是其中之一，它已经使用经纬网来画图。这是尼布楚条约签订时的情况。还有就是1698年，白晋是1699年离开巴黎回中国的，法国巴黎天文台绘制了亚细亚地图，这是亚洲地图，这些西文也全部译成汉字贴在上面，这是为了让康熙帝和他的臣民都能看懂。这些图对于康熙肯定有很大的震动，这是我们的揣测，因为他让舆图房的人和当时在圆明园跟着传教士一起学画画的人给他照着那个地图画图。我们看这两幅图，这幅图形式是西洋式的，而且上面的装饰也是西洋式，只是没有全画出来，因为这是他的画师摹绘的，上面加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这张图把上面的装饰物全部拿掉了，这说明这一副都是从他们欧洲人原来的图里照着画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图对于康熙萌发了全国大地测量是有很大作用的。

 前边的背景讲清楚了，我重点要说的是，拿什么材料来证明当时康熙让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起下去测量。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史料，我觉得过去都是靠了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编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情况的概述》，这是用法文写的，后来有了其它的译本，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些老先生已经看过了，引过一些材料。但是大量的学者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太多地关注目前已经陆续地向公众开放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我在这要提到的是，康熙时候留下的满汉文朱批奏折，还有各地巡抚总督呈送给康熙的奏折记载了当时谁参加了哪一个省或是地区的测绘，这批材料还没有做到很细致地梳理，而我的这一篇文章只是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第三种就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手写的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在雍正年间编的一个活计档，叫《天下舆图总折》，是在雍正时候已经收录的地图的目录。这样的几个东西可以对应，再加上我们这个会议中，大家都在谈的耶稣会士的书信集，这四种材料是能够让我们对康熙测图这个问题梳理得越来越清晰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康熙先让传教士在北京北边的长城边上试测了一下，结果确实要比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下谕旨编《大清一统志》后各省呈上的用传统画法画的舆图准确，于是康熙就下令全国开始测绘。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就开始让中国的官员和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麦大成、汤尚贤、冯秉正等共同主持全国各地的测绘制图，一共花了十年，图画完以后叫《御制皇舆全览图》。这个图有画稿，有拼合图，然后刻成木刻本，再请意大利来的马国贤用硝酸盐蚀铜的办法制成铜版，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用，康熙很高兴，就让他把它拿到法国巴黎去重制，然后再传回来，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版式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木刻本的分页直隶全图，这是另外一张，是今天的四川和西藏的澜沧江上游的一张图。

 刚才我讲了这四种史料，缺一都不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史料。记载康熙时期《皇舆全览图》的史料之一是康熙时留下的满汉文朱批奏折，这张是四川巡抚年羹尧的一个奏折，红字“知道了”是康熙的御批。这是康熙五十三年的奏折，这里面讲到了制图的事。另外是杜赫德的书，还有造办处舆图房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活计档《天下舆图总折》，这是《天下舆图总折》上面贴着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号。这上面还有很多图，我只是抽出与《康熙皇览图》相关的这几条。“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交来有度数的直隶全省图一张。”因为他编一统志的时候也有直隶全图和直隶全省道里图，这都是传统画法，但是在记载中有十三张专门写了“有度数”，这就能跟康熙的测图结合起来了。接着，“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日，奉旨交来有度数山东全省图一张。”“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热河带来有度数的河南全省图一张。”六月的时候正是木兰秋狝，康熙和太后到热河行宫，去避暑，所以这个带到热河而不是京师，“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奉旨交来有度数山西全省图一张。”“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热河带来有度数江南全省图二张。”这是一个档案，当时写的，我们再看一看和它相关的事记在哪儿。除了看朱批奏折，还要看谁给他送的、怎么回事儿，举个例子。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江西巡抚佟国勷的呈图奏折说“江西巡抚奴才佟国勷谨奏：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西省绘画舆图一案，奴才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这个郎中是专门画图的），五官正苗受（这是一个造办处的官），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再下旨：‘与绘图去的人等如画完一省，就交该抚派的当家人好生送来，（就是让他们画完以后，这些画图人不需要直接送到京师，你要交给你所在省的巡抚，由他派遣最亲信的家奴、家人快马送来）并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钦此。’今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准钦差移开江西统省舆图，现今告成，因并赍送舆图前来。奴才钦遵谕旨派的当家人王联（送图的人叫王联）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省起程（从省城南昌出发），敬谨赍送来京，进呈御览。所有恭送舆图，理合具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康熙看了说“知道了。画图人员行事如何，具实奏来。”康熙不仅是看图，你是怎么画的，你没说吧，把它给我详细写出来，这反映了当时康熙对于测图的严格，这是为什么？事出有因，在这个事之前，山东画完了，这批人到河南分两路，一路上内蒙古，转道甘肃、陕西过来；一路进了山西，画画完了后交给康熙看，康熙认为它与黄河某一个地段的流向不一致，所以不太信，就问汤尚贤和雷孝思，他们跟皇帝解释了很长时间。康熙听完后说，他们是对的，因为它是由六百多个点的大地测量以后画出来的，康熙拿着正图这么一对，就认为他们画的是准确的。但是，有了这么个事儿以后，康熙对于江西究竟是怎么测的，要求必须着实写来，就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江西巡抚佟国勷又补了一个奏，就讲到了他们是怎么测的，说：“钦差绰尔代等，于上年六月初九日，入江西境（从江南那边进来），由九江府属画起（从江西的北边九江开始画，画完了以后向南），后到省城。奴才等曾请过酒席，送过吃食。画完南、新两县图式（就是省城南昌府下属的两个县，“南”是南昌县，“新”是新建县，就是把省城附近画完了），（接着）在即往饶州、广信等府属绘画去。”先画江西东边的饶州府和广信府，然后再向南，画吉安府、临江府，然后画赣州，一直画到大庾岭，过了岭以后进广东。康熙要具体知道图是怎么画的，所以他们以后奏的时候，在从哪儿画的方面都写地清清楚楚。

 接下来，康熙五十二年、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又有浙江全省图一张，《天下舆图总折》上有了，然后是福建全省图一张，江西全图一张，也已经送到了。接下来又有广东、广西全省图，依照次序走。四川，刚才我们讲了年羹尧这个奏，在《天下舆图总折》里，我们没有找到四川的有度数图的记载，但是根据四川巡抚年羹尧的奏折可以推知，四川全省图的测绘开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六月十二日，他是这么说的，“准兵部移咨，奉旨：‘特遣武英殿监视布尔赛、西洋人费隐、单爻占（“单爻占”在翁文灏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书中写成“潘如”，所以有些书里继续用“潘如”这个名字，实际上在耶稣会士书信集里已经很清楚地讲“单爻占”，是按音译译过来的，当时他有一个汉文名字叫“单爻占”）、向导护军参领英柱、吏部郎中郎古礼、钦天监监副双德，前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四省绘画舆图。”从哪儿开始画，他讲了，“由四川北界保宁府属之广元县画起”，大家都知道，陕西翻过秦岭第一个县就是广元，保宁府就是阆中，所以他从四川的北边往南一步一步地画，一直画到西昌进入云南，画完云南再进贵州，从贵州再到湖广，绕了一个圈。这批人是从陕西那边绕过来的，所以我们可把这些人的画图经历写成一个非常详细的过程，过去很多人在这方面没有太注意。这批图画好以后，送到正在热河避暑的康熙手里。

 刚才我讲的是画法、过程。收到的图在《天下舆图总折》提到的有“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热河带来有度数云南全省图一张。”没有四川，四川的奏折在哪儿，这个需要大家再到档案里去找。“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旨交来有度数贵州全省图一张。”然后是“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交来有度数湖广全省图一张。”这是我们看到的画图经过，有当时的档案史料可以印证。归纳一下，从康熙二十七年路易十四选派张诚、白晋来华到二十八年参加尼布楚订约，这时开始动了这个念头，到白晋回到法国，带回当时法国新版的世界图和新来的西方传教士，到巴多明劝康熙测图，到四十七年开始试测长城图，到四十八年正式开始测起，一直到五十五年（1716年）这个图就画完了。目前我们能够对应的有度数的目录里是十三张，远不够达到已经知道的《皇舆全览图》的图幅和覆盖面，尤其是东北的，盛京、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都还没有提，文献上有，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相应的史料。所以这些还是在学术上可以做课题的问题，因为档案馆的东西我也没有全看到，它的一些盛京图哪些是属于这个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刻印本出来以后，公众已经可以看到的东西，档案馆里的东西看不到。

 下面，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过的和能得到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不同本子，可能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在我的文章里，我专门地介绍了一下测绘分幅的图稿，这个我看到了，但我没有得到允许去拍，这个图稿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在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也有，但不多。这个图画在四十英尺见方的大幅白宣纸上，是用硬笔画的、带经纬网的，度数记在图的边框上，全部是阿拉伯数字，数字写的很漂亮，这数字应该是传教士写的。该图，是用汉字写的图题，“××省”，不加“图”，比如这张，这是后来摹绘的，上面是“广东全省”，这是稿，没有颜色，是单色的，是用墨画的。这一批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藏着，台湾也还能见到，我在文章中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东西到了造办处以后，按照制度，一定是有造办处的宫廷画工照着画一遍，这就是备份中的一种测绘分幅图稿。这个图稿中的汉字写得非常漂亮，但是边上的阿拉伯数字比我们现在写的还要漂亮，看那个“9”字就知道，这不是中国人，是传教士写的。这批稿子要拼合，要经誊绘后拼合成大张，这大张很大，没法看，当时是杜德美帮忙做的。这是我看到的，但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图像，只能给大家做介绍，这就是我在第128页讲到的：有一个大的卷轴，展开以后，卷轴背后写着《大清中外天下全图》，我一看这个名字就不对，没有“外”，只有康熙时测的范围，像新疆这些地方都还没有。这个图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有收藏号，里边有四段识文写在上面，识文里讲到了它的经纬度，它是怎么拼合的，它范围有多大，是怎么画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而完整的绘图，不是刻印的。这已是第三种了，第四种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木刻印本，如这里的《黑龙江口图》，这个图跟上午Laura教授讲的图不太一样，她讲的是铜版的，像黑龙江这部分，长城以外的是用满文，但是在木刻本的分幅本里全部是汉字。这是《黑龙江源图》，尼布楚就在这儿。你现在已经看到的出版的还有很多，甚至比我年资高、名望大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他们写的只有三种，一种铜板、一种绘本、一种木刻，还有一种。

 第五种是色绘附图说的本子，比如说《山东图》，边上有图说，这个图说，我对了一下上边的文字，它是康熙时编的《大清一统志》的《山东省一统志》中总述里的话，讲的主要是四至八道，有什么山和河，有多少府道州县，这是中国传统志书的内容。这种图是用墨画了以后在着色，也都是有经纬网的，所有经纬网的本初子午线都是以穿过京师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东边是东一、东二、东三、东四……，西边是西一、西二、西三、西四……，北京大学保存了一套。这套已经印出来了，大家可以买到这个书，是清史编的一套书。但是编这个书的教授没有找我，也没让我看，就出来了，里边有错，他把它看作康熙时的真本，但我马上发现里边的“宁”字全都改写了。道光帝的名字叫旻宁，所有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所以这个“宁”字出现以后必须改写，这个“宁”字改写了，显然说明这个图出现于道光以后，是一个摹绘本。所以你要研究图必须仔细，样子一模一样，但就是字有改动，这是史学的功力。看陈援庵先生的《史讳举例》，把各个皇帝的避讳记得非常牢，这样，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这十年康熙所有的地图都是实实在在地到所有的地方去实测过了的，648个点基本覆盖了，但是不可能深山老林里全去了，有些地方是根据已经编成的康熙二十四年的《大清一统志》里的内容填进去的。比如说，《四川全图》里，在三峡夔门一带，写着大宁废县，我查了文献，是康熙七年裁撤并入奉节，大昌废县是康熙九年裁撤并入巫山，都见于康熙二十四年《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其它的省图里没有。你去实测交给康熙皇帝，这些内容不可能让传教士知道，也没必要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些东西是照着书上的内容抄上去的。这是我根据材料的一个揣测，因为别的地方也有废县，图上没有，所以年羹尧交的东西有些是按志书抄的。

 第六种铜版印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黑龙江口图》，文字都是满文，我们可以把这个本子上的山林的画法和其它的本子对比。铜版西藏的南部增加了道路，西藏是怎么回事呢？他开始画时没有西藏，他派了两个喇嘛随军进去，拿回来后，雷孝思一看，跟他们实测的图没有办法拼合，于是决定重测。我们研究地图要跟史实结合在一起，那时是康熙末年，康熙已经把噶尔丹平了，葛尔丹仓惶逃到了新疆，准噶尔把他收留了。但准噶尔当时是由策妄阿拉布坦控制的。上午Laura教授用了这个词，但她用的是state，策妄阿拉布坦国。策妄阿拉布坦当时曾派八千人从新疆穿过青海的西部进入西藏，把拉藏汗给杀了，另立达赖，康熙不知道。这个事情传到京师，康熙非常震怒，派了大军从西宁平定这件事。一开始打赢了，走到唐古拉山，中了藏兵的包围，全军覆没。然后藏兵把大将的首级送了回来，康熙觉得是奇耻大辱，于是派他的儿子大将军允禵再出兵。清军从打箭炉（今天的四川康定）出兵，云南也出兵，三支军队向西拿下西藏。这个时候，他派了人继续随军进行，就把这个西藏的图重新测了一遍，于是西藏的南部增加了道路，这个道路与这些事是相关的。我把两个图给拼到一块儿，可以看到，这个是羊卓雍湖，木刻本没有，也就是说，木刻本的信息来源比它早一点。我们看看木刻本和铜版的差异还在哪儿，木刻本使用简化字，铜版使用的都是繁体字，“礼州所”，卫所都没有裁，这些卫所最后的裁并是在雍正改土归流时，“礼”字是个简体字，铜版中是一个繁体字。山的刻法跟木刻本的三角刻法不一样。木刻本注记“大宁废县”、“大昌废县”，铜版标注的是归并，所以在上面的注记上也有一些调整，这说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依然是吸收康熙二十四年《大清一统志》的舆图资料。北京大学的那本避讳改字，这边的“大宁废县”、“大昌废县”与那边的“大昌县归并巫山”，志书上是这么写的，图上没有必要把这句话写上去，所以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出，除了实测，它显然还利用了志书。铜版印本的长城以外的蒙古、哈密是用点线表现道路，木刻本没有。这是新疆，实际上没有完全进入新疆，只到哈密，这部分的道路画出来了，也就说《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不同版本内容上有差异。今天上午，Laura教授做了一个宏观的比较，我是微观地去看，我们需要宏观的，也需要微观的，通过微观去看其中小的细节。这个小的细节可能与什么史实相联系，这是我们用图像来研究历史，把它作为一个史料，同时我们又用史料来考证画图的时间，这是一个史料与史实双向互动的过程。同样的两个，木刻本的哈密到嘉峪关这段没有道路，铜版的有道路。

 这个图最后传到了欧洲，康熙没有保密的概念，他跟法国关系非常好，我需要法国提供技术人员来帮他画图，于是把整个稿子送到凡尔赛，请法国人帮他刻。法国人刻完后就印，印完就留下来，再把铜板送回来。这批资料后来就被法王路易十四手下的一个做宫廷测绘师的海军中尉唐维尔在1734年看到了，他把欧洲人到中亚来的记载和手描的画填在一个他画的大图（《中国、蒙古与西藏新地图》）里，地图里“中国”、“鞑靼”、“西藏”，他的“中国”指的是长城以内，长城以外的北亚草原叫“鞑靼”，然后是“西藏”，三个合起来就成了东亚的地图，包括朝鲜，这是很准的，这全是根据康熙的图转绘的。然后中亚是空的，因为他没有得到太多的资料，包括我们的新疆，他也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它还被策妄阿拉布坦控制。再往西，有了东西，那不是康熙测的，是欧洲人到东方来时得到的资料，我的另一篇文章里讲到这些资料是谁的，西方的学者在上个世纪已经陆续有文章来说这些资料从哪儿来。然后就出现了这张图，这张图是18世纪最新的版本，这个版本影响了后来整个欧洲，比如说在荷兰的制图师，在德国的几个专门制图的地方，以及比利时和法国等等，一直使用到19世纪前期。19世纪以后，又有新的中国图被他们绘制，那就不是传教士了，是另一种途径弄过去的，开始新的改观。

 到现在讲的是，《康熙皇舆图》是怎么样通过传教士的来来回回的信息的传递，怎么样参与，上午我说过，有的时候把这些传教士捧得很高，全部都是他们的话，有的时候又去贬低他们，觉得是中国人在画，他们只是当帮手，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中国以后，教会了一些宫廷里的画师，然后这些画师跟着他们一起去、一起画，再把这个稿子带回到欧洲，这样一个欧亚大陆两端的传递，就完成了东西方在地图学方面的一个交流。这个事情，首先康熙是主导，法王路易十四帮了大忙，但是很可惜，太阳王路易十四没有活着看到这个图画成就去世了，传教士传递了地理学的知识，也促动了康熙画图的坚定意志，这几方共同完成了这个图的绘画。

 赵老师，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雍正的图。

 赵：时间还允许，如果看不到的话，错过机会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刚才这个专题的基本内容李老师已经清晰地讲述了，下面延伸一点，让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雍正时期的图。

 李：好。我现在让大家看的是《天下舆图总折》，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康熙二十四年编纂《大清一统志》的各省图样，这是中国传统画法，可以看到志书的配图文字占了大部分，基本上是标四至八道和路程。这是因为中国皇帝不需要知道你究竟在什么位置，只需要知道你那里管多大一块地方，有多少府州县，有多少户，能交多少税就够了，不需要那么精确。所以不需要从纯技术层面来分析中国地图不精确，目的是主要的，中国画法实际上是很实用的，这样来看才行。

 这是雍正时期的图。雍正的时间不长，在这十几年中的全国舆图档案里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在内容上比康熙时期的舆图有所改动和增补。雍正主要是治内，他要靠改土归流让康熙时期生苗没有填进去的，通过把土司、土官都变成流官，然后把图就填进去了，所以不需要再重测，不需要一定有经纬度控制点那样的图。第二，是雍正朝绘制了一些小型的全国舆图，这是康熙时期所未见的一种不同形式。通过我们检核雍正时期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上面全有记载。这张图，不是计里画方，而是矩形方格网，上面也有经纬度，中经线是穿过京师的，经度和纬度全对，仅仅不是真正的经纬线，他不需要，习惯了传统的。他有一句话：“雍正五年九月二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钦奉上逾，着将单十五省的舆图画一份，幅份内单画江河水路，不用画山，边外地方不要画，其次比前进图上的字再写的粗壮一些，用薄夹纸叠成四折。再画十五省舆图一张，幅份内也不要画山，单画江河水路，其边外（长城以外）山河具要画出。照旧写满汉字。”他有他的目的，他只需要知道他的几个直省、省城，有几个府就够了，外边他都不需要，都是空的。但是还有问题，结合史料就知道，他全都是为了他的改土归流，他说广西已经变成流官了，怎么还在用它图幅的旧名，这说明，雍正的着眼点和康熙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他的着眼点是治内，所以必须改，要重画。“雍正五年十月初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单十五省图一小张，传旨四川省内有东川府、乌蒙土府、镇雄土府，此三府已经有旨，着分入云南省，”我已经把这个变成了流官，划归云南省，该图里怎么还画在四川，不行，要重新画一份。这些问题说明雍正皇帝当时的着眼点不是跟康熙一样，后者当时是受条约的刺激。“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圆明园来帖，郎中海望奉旨照先画过的全省小舆图再画两张，”他还要求把省城给标出来，“二月初二日画得全省小舆图两张”，送上来了。这张图标了每个省的省城，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江南省……这张图在没有披露之前，我们的清史学界到今天始终一直在争论：清朝康熙六年曾经下旨把江南改成江苏、安徽，湖广改成湖南、湖北，陕西改成陕西、甘肃，到底改没改？08年清史开会，当时马大正问我怎么说，我说我不能支持一方，不支持另一方，你就看看这个，看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决定应该怎么写。所以咱们做历史的一定要用档案，图也是一种，你不能只是看它的测绘技术和精确度，其实它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张是Laura教授感兴趣的图，“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旨，尔先呈进的舆图上所有图幅并未写全，着将大图查明，具各填写，钦此。”这些图不仅改了，而且还把当时正在恰克图和俄国人谈判画边的事显出来了，这个图上内地全是汉字，因为它不用动，外边全部用贴黄（黄签），标上满文，贴的地方在长城以外。所以，Laura教授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到雍正为什么要了解俄罗斯从彼得堡到恰克图的路，实际上是为了谈判用的。在这个图没出来之前，大家都是拿文字说话，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什么。还有一张图，北极也出来了，黑海也出来了，这可是雍正图，不是乾隆图，Laura教授，你不能拿这张图说我们中国人当时就想把领土扩张到黑海、里海，这是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我们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因为要在准噶尔平定以后，确定究竟哪个地方可以纳入朝贡体系，中国皇帝当时的想法是把汉朝时候跟中国有交往的地方都收进来，凡是在外面跟中国没有交往的，你想跟我“套近乎”都不行。他不是为了划边界，中国人当时想法认为中国外边有一圈朝贡国，比如像朝鲜、琉球、越南，绕了一圈，一直到哈萨克，这些国家不被当成大清的疆域，你只是在边上当成我的挡箭牌一样护着我，作为藩篱。在那个时候，没有国界、边界、国家的整体概念。所以，今天中国的学者也好，还是外国的学者也好，谈这些问题，说康熙、雍正时领土、国界、边界，我觉得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今天人对国家、主权、民族的概念来分析。这张图是最明显的，它没有很详细的经纬网，那边只是宋君容提到的，这些耶稣会士把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情况告诉他，他再画进去，跟中国测的图合在一起就行了，我就要看个大概。这是真正的最漂亮的雍正的图，这个图是有方格的，看上去没有施色，实际上是有施色的，画在绢上的，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Laura教授拿到的是我们公开出版的图，是铜版的，这个不是，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铜版的复制。好，讲到这里，我可以把话语权交给Laura教授了。

 赵：我们先谢谢李教授的演讲。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特别收藏的珍贵地图，并对这些地图进行深入研究，且做出判断。下面请Laura教授对李教授的演讲做出点评。

 Laura：（由陈玉芳做要点翻译）：首先，Laura教授指出，李孝聪老师演讲中所给的地图版本的信息量是极为丰富的，她对此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Laura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当时在绘制地图时不仅是耶稣会士这个群体在参与，还有当时的中国地图绘制者，双方有什么样的合作，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什么程度？二，这些地图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是否有一个针对的对象，或是针对性的用途？三，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对后来有无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第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们现在只是通过实录、档案、朱批奏折，能够找到参与制图和送图的人名，究竟在制图的时候，谁在做什么，怎么分工的，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不是说没有，而是我没有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地查找。据一般的史料来说，这些人先在圆明园跟传教士学习制图技术，至于谁负责，怎么做，没有具体地讲。对于这样的回答我也不满意，但肯定是有合作的。我们也可以大胆地猜，里面的一些注记，恐怕不是传教士能够写进去的，一定是中国官员根据中国书籍和现成的图做的，这不可能让雷孝思做，甭说他，在座的我们也不能都知道全国山河。所以，这个可以推想，只是没有证据，我们可以推想某些内容，比如在实测的时候，肯定有主测的，有打下手的，像雷孝思、冯秉正这些传教士做主要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即不同版本有无特定的对象和用途，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为什么Laura教授提这个问题，这不是因为我们能看见的，她看不见。她做学问很认真，肯定很多文献我没看到，她看到了。有些东西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有看到，但不能就说它就没有，谁发现一个，就会把整个研究推进一步。不同版本有没有特定的对象和用途，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但是我可以讲两件事。这是拼合的大图，是挂舆图，这个小的本子，你可以在屋里翻看。康熙时测图结束后，大概两年的时间，没有说这个图是怎么用的。但是雍正把这个小图给各个省的巡抚，他不能把大的给他们，就给小的，这是一个用途。你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大挂图和地图册的不同用途，来推敲它当时的用途是有不同的。这在雍正朝的实录上讲得很清楚，有哪些官员得到了什么图都是有记载的。

 第三个问题，是很多学者都在问的问题。实测的《皇舆全览图》对中国以后的制图技术有多大的影响，若说没有，我不承认，但是它没有改变传统制图技术。我采用另外一个比较取巧的解答。中国的制图，不能说今天印出来了，立刻就有影响，这是要慢慢地随着它的传播产生的。中国的舆图发展有两条轨迹，一条是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形象画法，它始终在地方的府厅州县图里继续沿用，因为它的目的，只需要知道位置、道路、营汛的点，这就够了，这些图继续四至八道，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编《大清会典》的时候。另外的一个轨迹是康雍乾的《皇舆全览图》。在嘉庆年间编《一统志》的时候，有记载说它已经在琉璃厂的书肆上出现了。道光初年的时候，已经有人从宫里把它带了出来，有人照着画，不过这个图既有经纬网，又有计里画方的黑红两色套印，这是对中国舆图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不能说是当代的影响，或者说这几年的影响，它是持续的影响，一开始深藏大内，慢慢流传出来。最颠覆性的影响开始于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在长江中游一带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湖北巡抚胡林翼发现太平军有图，而他自己的图不好用，就想起了康雍乾的《皇舆全览图》。于是，他就让他的人重做。这个工作影响很大，后来就编出了《大清中外一统图》，这个工作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清朝末叶最后一次编光绪《大清会典》图的时候，某些省的总督巡抚，如果他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就会把这个图用进去，这全看地方长官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能说这个影响没有，也不能说有多大，这是两条轨迹，在中国始终存在。一直到1900年以后，特别是在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打败战以后，才决定请洋人重做，这就是后来的清末慈禧新政改陆军部的时候请德国人进行重测。康雍乾的图有没有影响十九世纪？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影响力是有限的。

 赵：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稍微延长一些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学生：请教一下李老师。在考察天主教早期传入东北问题时，其中，有一条史料说传教士来东北绘图。巴多明在康熙五十七年曾经从山东登州开始测验，从海道赴旅顺，又从旅顺至沈阳，“所过之地，皆为测量”，您的研究说山东的地图在康熙五十一年就测好了，而且在五十四年已经全部弄好，进呈给康熙皇帝看了。那这条史料是不是有错误呢？为什么巴多明在康熙五十七年还要往登州府测一次呢？

 李：你说的这个是巴多明自己写的。巴多明去沈阳，是他自己测的，不是作为那次全国测的。他拿着图给康熙是在张诚和徐日升之后。康熙说咱们再从那儿测着验证一下，这时候才在全国推广，山东得测，盛京得测。巴多明不是那批受康熙派遣的传教士，他来了以后就沿途测，测完了以后就给康熙，巴多明的书信集里讲了这件事。

 学生：但这则记载是康熙五十七年，那时全国已经测过了。

 李：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这则材料。

 学生：有学者认为他们后来再测是为了修历的。

 李：哦，谢谢！

 赵：还有第三人要补充这个问题吗？还有第三种说法吗？

 周颂伦教授（以下简称周）：李老师，我想问一下琉球列岛是怎么画的？

 李：这张图上没有，这个图上只有台湾，台湾也不是全部，只有西海岸，台湾的前山，后山没有画，然后是澎湖，琉球和日本都只有一点。

 周：我对日本的地图也有所了解。日本的第一张地图是在1698年时候画成的。他们画的时候，是由各个地方的小图拼合而成的。那个时候，他们禁教，所以基督教徒就没有参与这个工作。荷兰人在出岛上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他不可能参与到各个地方的画图。他们画的图，如果是山，就画很多树，如果是海，就画很多波浪，看得眼睛很乱。所以他们绘图的技法和我们现在看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异域文化参与进来的结果。

 李：我没有给你们看，康熙二十四年编的《大清一统志》，那些图是跟传教士没有关系的，都是用传统画法画的，日本是不是也受这个影响，精美极了。那个波浪画得很妙，水的波纹都有，这是一种画，也是地图，这是一种形式，是一种艺术品，和实测的不是一类，不能全从技术上来说。

 学生：雍正使用传统画法是为了苗疆问题，难道康熙朝的时候，那些绘图的官员是不能深入苗疆吗？土司们难道能抗拒中央的权力吗？

 李：当时确实是没有进去，所以是空白的。他要不要抗拒中央，这是清史问题，应该由赵老师来回答。

 赵：有土司治理的地方，要是不改土归流的话，他是轻易不会去那儿惹乱子的，所以暂时没有那种状况。等到后来渐渐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才能进去画图。

 李：康熙画图有主动性，也有被动地要去画这个图，为什么？是什么事情刺激了他？在当时和他晚年，他要解决的最要紧的事是什么？要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什么空白之处他不进去。

 学生：康熙有绘图的想法是因为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发现我们的图绘制的不是很精确，那么，为什么在以后绘制地图中，关内的绘制比较多而东北这边绘制比较少？

 李：对不起，我仅仅给你们看了黑龙江江源、中游、江口的图。东北是他最先画得，只是我没有拿到，没有展示出来。他先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然后才是关内。

 赵：刚才李老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这说明我之前的介绍没有言过其实。Laura教授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也帮助了我们把李老师报告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进一步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对于两位教授的演讲都表示非常地感谢。在报告的最后，我想说一下我听了报告后的感受。我在听这场报告时，觉得李先生在讲地图的时候，给我一种笔笔有宗的感觉。当他讲述任何过程、任何结论的时候，都要把证据拿给你，包括视觉上和文本上的结合，鲜明的图版与档案、文字、文本的相互印证，这些都使得他能够清晰地做出如上判断。李先生显然是在用证据说话，因此使得他的演讲是可信的。当然，如果某些地方的证据不是十分充实，李先生则申明某些问题是推测。所以，凡在历史研究中，如果证据不足，我们仍然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但应该申明这是推断，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一点，我觉得在李先生的报告中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治史者必备的基本素养。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在研究历史，但却忽略了某些基本的东西。第二点，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即当你分析一个史料的时候，要把它放到一个文本流传和历史的系列中来。我们常说要用历史的观点，你怎么用历史的观点，我们研究历史是不是自然就是历史的观点，是不是我们说历史是唯物的就是历史的观点，那都不是的，它距离历史的观点还远着呢。从李先生的讲座中，我觉得康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因为他看到那些图以后，要下旨追问当时那些画图的人行事如何，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如何制作与我们如何解读这个图的关联是非常大的。所以李先生引导我们追问到康熙时期那些图的制作过程，因此，也使得我们能够深一层地去理解这些图背后所蕴含的含义，这是一个很精微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注重的。第三点，我们前段时间经常和同学一起讨论后现代主义，谈论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常常讲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历史和我们现在是离开的，所以历史研究者不能直接观察历史，要通过文本，而文本受语言支配，而语言又是失信的，因此……因此……等等。但是，我今天又一次生动地感觉到，其实历史不是完全不能直接观察的，比如我们看到《皇舆全览图》的时候，看到这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地图，看到康雍乾三帝他们看到的同一幅图景的时候，我们观察历史的时候到底差了多少。我觉得这个差距差不多是可以忽略的，就像我们看到当时一个实物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的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历史的遗迹比较生硬地，比较原情态地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断然地判断历史——由于我们和历史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是绝不可以直接体察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虽不能和当时的人完全一样地去体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靠地体察是能够做到的。李先生和Laura教授在研究当中都特别注重版本，我对此有很深的印象。李教授能够对同一个图的不同版本，它的产生源流和存在形态，它利用了哪些资源等等，说得很清楚。比如说，他不仅讲了图是怎么绘制的，还讲了上面的文字是根据什么来的。所以，在他这里，我宛然看到了陈垣先生史源学的那种传统。所以，当我们在做研究、看到所有的文本时，都要追溯它们版本的源流、知识信息的源流，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清晰地梳理出来的时候，往往结论自现。所以，我觉得李先生的报告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谢谢李教授，谢谢Laura教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