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进行的是日知论坛的第42讲，题目是“现代性以及对其正当性的质疑”。今天我们请来的学者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教授刘文溪先生。刘教授是我们东北师大历史系77级的校友，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所以引用孔老先生的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欢迎他。刘教授在1983年前往美国深造，学成之后就留在了那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主攻的方向是欧洲史，涉及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法制史等等，而他研究涉猎的范围实际上比他专攻的方向要宽广得多。这是他从美国第三次回到母校来讲学。在2002年时，他就由我们中古史研究所请来进行了几次讲学活动，转眼间多年过去。去年，他也在这里做了几次讲座，颇受大家欢迎。今年的讲座是由亚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邀请刘文溪教授来为大家讲学。他接下来几天的讲学活动将涉及三个专题，首先是将由亚洲文明研究院主持的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相关理论方面的思考，今天是讲其中的第一个专题“现代性以及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明天是另一个专题；第三个专题是关于新中世纪学的一次讨论，欢迎各位同学参加。除此之外，还有三次讲座是关于世界史的，我们很早就在学习世界史，了解世界史，实际上关于世界的观念、世界史的体系、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还有很多话题需要深入地探究。我们这里号称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镇，当然要敞开窗口，不断地吸纳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学者来讲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的两次讲座是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的，将由梁茂信教授来主持。在接下来的大约两周的时间里，大家可以来聆听刘文溪教授的讲学，并与刘教授一起交流。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文溪教授。

 刘文溪教授（以下简称刘）：首先谢谢大家，赵老师那些褒奖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了，我实际上就是为了回报母校，回报祖国，所以，找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题目来与大家聊聊。今天的题目是“现代性以及对其正当性的质疑”，大屏幕上显示的是“Modernity and Post-modern Cultural Phenomena”，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现象”。我想强调的是，这个题目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Modernity”，就是现代性，这是一个“Abstract noun”抽象名词；另一个是“Post-modern Cultural Phenomena”，即后现代文化现象。我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想弄清“后现代”到底“后”在哪儿？“后现代”在学者、媒体当中引用，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发现因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这个词是被滥用的。在我来看，“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完成的概念，而且我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对它进行概括，但对于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教，应该怎么谈，我希望引起中国学者的讨论，这就是我的讲座的主要目的。

 什么是“现代”？首先要弄清楚“现代性”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是怎样被定义的。世界历史在大约1500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很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些变化相对已经完成了，有些变化仍在继续进行当中。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讲，有些什么变化呢？第一个，“Industry replaces agriculture as growth engine”，工业代替农业、市场化这两个主要的概念，这是过去五百年在欧洲首先开始的。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变化就是过去大概几十年，但这是很重要的现象。

 第二个，“Rural and agrarian population vs. urban and industrial population”，乡村的、农业的人口逐渐被城市的、工业的人口代替，这个过程从16世纪就开始了，到了19世纪就加快速度了，到了20世纪初、中叶，在欧洲和美国的主要工业国家，城镇人口超过80%，今天应该超过90%了。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能被称为农民呢，大概不超过3%，绝大多数人都被城市化了。假如你访问任何一个美国的城镇，你会发现那里有一条主要的街道，两边矗立着小房子，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车库。这就是美国五十年代前后所建造起来的一些居民区，几乎美国的小城镇里都有这样的居民区。当然，你要看新的社区，最明显的就是60、70年代两个车的车库。今天，两个车的车库还要带上五、六个车位大小的停车场，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过去所发生就是农业和乡村的人口逐渐进入城市变成了城市人口。

 第三个，从“Self-sufficient”自力更生的农业开始向商业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过渡。现在美国也有农民，这家农民有几十英亩的土地，种植大量的粮食，养殖很多的牲畜。但是，他们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家的消费，而是为了卖到市场上去。也就是说，这些农民每周要到超市去准备自家下周所要用的物品。这就是现代的农业，它是与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第三个主要的变化。政府的手要从经济中撤出来，让市场自己操作，现在的经济在西方都是“Laissez Faire”（自由主义）的经济，政府的手是从中撤出来的。

 第四个，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就是“Collectivity vs. individuality”。在传统社会或是1500年以前的时候，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家庭的，有些地方是家族的价值观。而现在，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的权力是根本的价值观之一，个人的权力甚至可以与整个世界抗衡。“individuality”是与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往往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自私自利有其它的英语表达“selfish”，“individuality”是个体主义，也就是一个个人是一个个体，一个家庭是一个个体，一个小区是一个个体，一个政府是一个个体，一个工厂是一个个体，一个经济单位是一个个体，这些个体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西方，理解“individuality”不能仅仅理解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这是我们在英语语言中要加以区别的。这个变化是所谓现代变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五个，整个社会由“Hierarchical”（金字塔型）的社会向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转化，这是现代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中世纪或1500年以前，欧洲的社会是一个双层的结构，它的上层是封建结构，国王、大贵族、小贵族、骑士，这些人享有特权，就是有资格在战场上为他们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封建领主、国王和国家的利益，但主要为自己的利益）去打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一战时，在西方才开始有“total war”（全面战争）的概念，真正的老百姓才会参加到军队中去，这其中有长达几百年的变化时间。下层社会是农奴制的社会。这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缺了一个阶级，用美国的一个名词就是“中产阶级”。到15、16世纪的时候，欧洲社会是有中产阶级的，也有为数不多的自耕农，但是，主要来说这个社会是两极的。在此以后，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包括自耕农或是从事商业活动和工业活动的“市民”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到14、15世纪从大学里出来的毕业生，他们从事医学、商业、律师等专业活动，赚到钱以后回到农村购买土地，这就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这种两极型的社会逐渐被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所取代，也就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我在教中世纪史时的个人体会。实际上现代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最初的时候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阶级。现代的一种重要标志就是这个阶级逐渐扩大。

 第六个，“From aristocratic governance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所谓“现代化”就是由贵族政治向民主代议制的转化。这个转化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的。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欧洲所有的国家在现代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民主化是到20世纪才完成的。在20世纪以前，有过民主的实践，比如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称他们是民主的政府。甚至美国也没有资格说他立国以后就有一个民主体制，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20世纪初，参加民主活动的都是有产阶级，有能力交税的人。如果你收入有限，没有交税的能力，那你是被动的公民，只有积极的公民才有资格参加政治。这一步经过了很长的过程，到了20世纪的时候选举权才逐渐扩大到黑人。在美国，黑人真正有资格参加选举，那是1967年以后的事，美国民主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就是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对于黑人来说，他们在民权运动以后才会去登记，才会去选举，所以美国对外界宣传的时候，往往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在讲“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整个现代化过程就是贵族政治被中产阶级政治所取代的过程。

 最后，是“Secularization”世俗化。现代西方有宗教，有很多的人是狂热的教徒，有些人的狂热程度与有些穆斯林的狂热不相上下，但西方依然是世俗的国家。世俗的国家是从两个概念来讲的。一是“religious freedom”，现代化的过程，西方做到的第一步是“宗教宽容”政策，就是各信各的，国家和国王可以决定国教，但不对个人与其他教派进行迫害。但是，“宗教宽容”并不代表“宗教自由”，因为国家、国王、统治阶级的宗教仍然是主导性的宗教。可是在美国革命以后，就采取了“religious freedom”的政策，就是所有的个人、个体都有权选择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决定国家的宗教是什么，比如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却不是纯粹的天主教国家。第二，“separation of state from religion”，国家不能立法来主导宗教的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如果我们与有些国家相比，西方国家的世俗化是相当明显的，比如二战之前的日本，神道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宗教，因为天皇就是神的后代，那时的日本政治是一个神权化的政治。不要误解世俗化就是没有宗教，这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对现代化进程的大致描述。

 欧洲与西方现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我们所说的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特征，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逐渐强化、最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为什么西方先走工业化的道路，而英国又为什么先于其他国家工业化？几年以前中国出了一个系列片《大国的崛起》，描述各个国家的崛起与衰落。这是很好的片子，但我觉得里面有些关系和道理没有讲清楚。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西方有殖民地，可以获得原料、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但是最早的欧洲殖民国家是西班牙，但西班牙在欧洲历史上是最后一个发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所以，有殖民地的国家，未必先工业化。若说这是因为西方有现代的科学文化，也未必。到19世纪，依我看来中国的科学文化仍然先进于西方。当时欧洲引以为自豪的是钟表，但在同时代，中国向西方出口的丝绸、瓷器，一点都不比西方差。科学技术在今天的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显得更加重要，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充要条件，我个人持否定态度。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必要条件，因为西方真正的民主是在工业化以后，在20世纪初实现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工业化，但我认为唯有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反例，那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文化由歧视个人发展为保护个人，保护个人的同时又奖励个人的发明、个人的才智、个人的成功，而不是嫉妒，这样的文化一旦发生，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业化就开始了。中国在19世纪盲目了一个世纪，我们通常认为其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得理解个体主义的观念，没有从商人和工业家的角度，而完全是依靠国家来做事。到了七十年代，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三十年，中国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因为国家与社会将每一个个人与经济体的活力都激发了出来。现代化是由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真正动力就是 “individuality”个人主义。审视20世纪，亚非拉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败，都可以以此作为思考问题的切入点。

 实际上，欧洲的工业化过程带有相对的必然性，也有一些偶然性。开始的时候，不就是发明一些纺织用的机器、蒸汽机、建了一些铁路，工业化就起来了嘛。在英国，主要是因为亚当·斯密，他的想法为英国的中产阶级所接受。然后，在175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到了1830左右，欧洲大陆开始工业化。但大家需要注意，工业化并没有立刻使老百姓受益，工业化的结果是造成各种各样的灾难，集中体现在工业化时期的一个产物是贫民窟。农民听说城市有工作，把房子卖了，举家迁入城市。到了城市，没有地方住，于是你家的墙就是我家的墙，墙贴墙，聚居在一起，成了贫民窟。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想到要有建设的标准，各种不良生活习惯导致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贫民窟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产生了一种与工业化相关的疾病，痨病与肺结核，而且在当时没有办法治疗。另外，童工的工资比较低，男人失业，失业就酗酒、闹事，女人为了养家糊口，就去做妓女，这些都是贫民窟文化的一种特色。工业化在早期，特别是在第一个阶段，尤其是在1850年之前，实际上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痛苦绝对要比享受的利益大，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经历第一个阶段的工业化时是受不同程度的创伤的。在印度的孟买，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或是其它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里，贫民窟都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关键在于，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不是所有的人民都能幸福，都感到幸福的一个政治过程，但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经济过程。1850年以后，尤其是1870年以后，工业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些人们没有想到的现象出现了，发明了农药和化肥，突然之间，欧洲和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应人口，人们不用为饥饿而拼命了。世世代代的欧洲人是生活在黑暗中的，突然一个小灯泡亮了，结果家里亮了，街道亮了，霓虹灯亮了，整个文化都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比如舞厅的舞女是一种伤风败俗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带来了一种文明的变化，使女人们感觉到兴奋，充满了信心、自信，女人敢这样站在社会上表现自己，这是只有工业化才能出现的变化。几千年，人类为病痛所困扰，尤其是为疼痛所困扰，一个阿司匹林就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肺结核，发明了青霉素之类的消炎药就解决了；几千年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是工业化的一个成果。

 第二个阶段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回到第一个阶段，在面临工业化的痛苦时，各种政治理念就出现了。在农村自然经济下，老百姓“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到城里就有各种痛苦，这是谁的错误？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的问题，这对不对？

 学生：个人的欲望。

 刘：在工业化和社会的变迁中，因为个人欲望的驱使，产生了这些痛苦。这个观点就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你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不能怪资本家，你做了错误的选择，你来了你受到痛苦，当然你自己承担。第三种可能就是怪罪政府，政府为什么不管？政府说没有资金来源。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反应是不同的，有抱怨政府的，有抱怨资本家的，也有抱怨自己的，这就形成几个主要的思潮和政治潮流。抱怨政府的要改进政府，给老百姓更多的权利，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民主；抱怨资本家的，认为全是资本家剥削造成的，这就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抱怨自己的，与政府和资本家无关，就是自由主义。到了十九世纪末，事情发生变化了，悄悄地但是有实际意义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他们就愿意接受既成事实，接受现有社会现实。

 实际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财富的分配是更加不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个小资本家开一个小工厂，贫民居住在贫民区，如果计算他们的生活差距，实际上差距不大。但现在如果拿比尔·盖茨和我这样一个教授的收入作比较，这个差距就比较悬殊了。19世纪末的时候，像摩根、洛克菲勒、杜邦这样的大财团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时，普通老百姓开始接受社会现实，比较激进的想法逐渐隐退了，在隐退的过程中，也就包括了最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老百姓的思想中开始隐退了，他们比较自然地接受了民主派的观点。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以外，“government”（政府）也开始做些事情了，当然那时候的政府还不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那种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他们只需要向前走几小步，解决几个小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老百姓对自己的信心。譬如说，禁止使用童工，妇女的工作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同，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一个卫生标准，这是在工业化以后发生的事情。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诸如此类的立法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老百姓的经济行为不进行任何抵制，这就叫做资本主义，而且开始认可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老百姓也就放弃了激进的社会改革或是社会革命，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大家注意，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心理结构的变化，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自信，整个西方文化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到此为止，我讲了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化，现代化在于工业化，我把关于这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解释了一下。

 根据这么多的现象，我们对现代化加以定义。现代化的定义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概括，就是“Modernity”，它的主要内涵就是理性、真理、进步。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问大家的问题是“你是理性的吗？你相信自己吗？你相不相信社会的变迁是一步一步进步的？你是不是对理性、真理、进步有信心？”我在美国的学生会立刻回答“yes”。我们所说“现代性”就是对理性、真理、进步的信任。西方人在工业化以后，在现代化进程最顺利的时代，都对这三个词充满信心。第一，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认识论是从笛卡尔的名言“I think, and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开始的。这句话的伟大在于，它开创了现代理性思维的大门，意味着主体性的凸显。中世纪的思维，就是上帝说怎么做，他就把真理传授给我们。你要问奥古斯丁，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人能不能认识自己，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真理是由上帝揭示和照亮在你心中的，然后你才能得到。这牵扯到中世纪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通过本体论来揭示上帝的存在。这句话开创了先例，打破了上帝的权威和中世纪的思维方式。笛卡尔希望能发现：依据绝对正确的表述，从这个表述演绎推理出来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思考的人是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或者自己是谁，你不能在思考的同时怀疑自己是不存在的。这句话被认为是经典，因为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西方长达三、四百年的启蒙运动，以及古典哲学都是建立在这句话的基础上的。但是，真正的革命在于认识的主体的改变，不再是神而是“我”。将“我”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理论总结一下，你会发现，所谓一个启蒙时代的人、现代的人、理性的人会对四个假设是赞同的。第一个，在我们人之外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第二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是为客观存在的法则所规范的。第三个，客观世界的运作一定是有客观的规律，客观的规律是可以为人发现的，发现的客观规律可以把它归纳为很浅在的公式。运动很复杂，但可以归纳为牛顿三大定律。推而广之，政府是复杂，孟德斯鸠用“三权分立”来总结；市场是复杂的，但它有基本的规律，即价值规律。这就是现代的思维，不管多复杂的客观现象，都是可以为人所认识的，然后用数学公式进行简单地表述。第四个，如果我们把已经认识的真理放回到实践中去，一定会引起进步。我们所说的到十九世纪末的现代人的思维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从理念上来对现代化定义的话，实际上就是现代人对于“理性”、“真理”、“进步”这三个观念非常地自信。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现代化就是对真理的崇拜，现代化就是对进步的信念。现代化的过程从长趋势来看，确实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它有些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之前和早期工业化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比如，所谓的进步，像都市化和工业化，这是很大的进步，虽然工资收入不同，但老百姓对这种体制是逐渐接受的，政府开始对问题众多的社会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诸如劳动保健等等。到了19世纪末期的时候，尽管工业革命虽然发展很快，大多数老百姓也已经开始接受现有的体制，但有些问题继续扩大。

 第一个问题就是垄断问题。有些大企业把汽车工业或其它工业给垄断了，就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在美国，内战以后，奴隶制应该是消除了，但又立了种族隔离的法案。在这个过程中，童工的问题虽然开始得到解决，但还有大量的童工存在，还有大量的妓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一个“Progressive era”进步运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实际上做了不少事情，包括公立的中小学的建立，实行免费教育，这些都是老百姓可以体会到的。我希望如果将来在学习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思路，去探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这些进步的原因。

 最后，欧洲人在逐渐地、盲目地相信他们是理性的人，是掌控真理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的时候，他们把一个东西理性化了，这个东西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人类的理性的产物，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为什么说一样语言，继承一样的文化的人必须要生活在一个国家？或者说为什么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不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家，这些都是没法解释的。大家注意，我们在学习西方文明史和欧洲史的时候，民族主义不是归在理性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发展。拿破仑带领着法国老百姓，唱着《马赛曲》，和神圣同盟的各国进行战争，大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就变成了很成功的民族国家。那么，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在想法国成功的原因，因为法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也需要成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最初的时候也就是一种情绪，德国人说一样话，继承一样文化传统，喜欢喝一样的啤酒，为什么要和法国人相提并论呢？但是，这种情绪一旦转化为一种政治行动，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里，为了实现这个民族国家，我们应该穷尽一切手段。这还不够，甚至认为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比别的民族都要伟大，世界文明是从我们这里发源起来的，英国人说代议制是我们发明的，所以民主制度也是英国人发明的；法国人说我们发明了人道主义；德国人说我们是理性思维的国家，哲学是德国的，这不是很过分吗？

 然后，把这种东西又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达尔文观点用“物竞天择”来解释是不准确的，他说的是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能够接触到那么多不同的物种，一是自然的选择，二是基因变化。但是这经常被简化为“物竞天择”，这在亚洲由日本的思想家传染给了中国的思想家，认为所谓的达尔文主义就是“物竞天择”，把其它东西全部撇开，专门研究我们为什么在竞争当中落后，我们如何奋起直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知道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自然界中会有如此多的不同物种，并不牵扯到人类，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不应该在人类社会学中滥用。人不是不同的物种，达尔文的书很清楚地警告人类不要把他的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但是，后来真正把达尔文的理论引进到社会学研究当中来，建立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从欧洲传播到亚洲，这样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个不是基于科学的，因为物种多样化的理论和一个物种里的“物竞天择”比较，这是情绪化的，这种理论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被人们所接受，加速强化了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犯了大错误，驱逐犹太人或各种各样的异族是为了这个目的。欧洲人为了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增强本国的实力，以便于夺取欧洲的霸权，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这本来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现在不仅理性化了，而且成为一种国家的政策，现代化就进入它的悲剧阶段了。

 在十九世纪末期，欧洲人最感兴趣的是“和平”，是“永久的和平”。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或是法国革命的震撼以后，在1815年，欧洲国家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国的再起，于是建立了两条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把拿破仑扳倒的旧王室从新恢复起来，二是均势原则，把欧洲王朝的势力全部集合起来抗衡法国，因为法国是灾难的发源地。维也纳会议应该被认为是反动的会议，是反法国大革命的会议，但有时历史是充满变异性的、荒诞性的，虽然条约是反动的，但给欧洲带来了99年的和平。从181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有过几次小的战争，最大的一次战争是普奥战争。在这其余的99年当中，欧洲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战争的，这在欧洲近代史上是很少见的。若把这99年与前面的300年相比，就可发现这段时间是欧洲人度过的最为和平的时期。和平到欧洲人开始想象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的欧洲。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因为德国的兴起，欧洲的均势发生了改变。因为在1815年，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讲，主要的全球战略目标是遏制法国，德国的兴起使欧洲的力量进行了重组。在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不得不抛弃数百年的宿怨，目的是为了防止德国的兴起。但是，因为在和平的状态下生存了这么久的时间，欧洲人并不认为他们面临战争的威胁，欧洲人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是有问题和矛盾的，在争夺非洲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时也充满了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得到解决。如果研究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外交史，有许许多多的条约，许许多多的“保险条约”、许许多多的“再保险条约”，都是为了和平。他们如此确信和平是因为欧洲人是理性的，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大了，解决不了了，那就打一仗，几个礼拜以后，欧洲就和平了。研究现代史，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文化，要注意两个字，那就是“和平”，虚幻的和平，是理解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概念。德国、法国、英国，我不认为他们都有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雄心，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伟大、最优秀的民族，他们都是为了和平，有问题可以谈，万不得已，打一仗，几个月就可解决问题。

 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一战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吗，也就是参加战争的双方都知道接下来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吗？欧洲人在1914年打仗的时候，欧洲人把这场战争叫做“Great War”伟大的战争，之所以“伟大”，因为欧洲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是一场我们获得“永久和平”的战争。现代化使欧洲人对自己的一些发展与进步过于乐观，乐观到认为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战争是科学的。话说回来，战争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你再怎么研究，没有用，战争有它自己的逻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人就认为战争是一门科学，我们可以进行研究，最著名的就是施里芬计划。施里芬，一个德国将军，他已经预见到德国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认为德国要做好战争准备：第一，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不能在打英国的同时打俄罗斯，因为他的经验是基于拿破仑战争而来的；第二，德国要打，一定要速战速决，要从进攻性开始，因为拿破仑能建立欧洲大帝国是由于进攻性的战争。这就是施里芬计划，将理性的观点运用于军事实践中。他认为，只要德国不进行两线作战，且采取进攻的态势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在这99年间，欧洲人研究的就是拿破仑的战略，拿破仑进攻，那么，我们德国人也要进攻。他们采取的进攻态势在战壕和机关枪面前被阻止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战壕，没有人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对防守方有利。如此自信、科学的军事家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那就只有挖战壕。对付机关枪的办法就是造坦克，让士兵跟在坦克的后面，对付坦克就用飞机来炸，造高射炮来打坦克，接下来就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理性的失败。明天继续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思想的变化，欢迎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