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周颂伦教授）：曹胜高老师毕业于北大国学院，师从袁行霈先生。曹老师已经有两本专著，一本是在马来西亚出版的《先秦两汉文化论集》第一卷《汉赋与大汉气象》，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曹老师的研究专长是国学研究。现在我们就请曹老师为我们作报告。（掌声） 

    报告人（曹胜高副教授）：今天我来做这个报告，想起一个典故，叫“野人献曝”。意思是：一个老农民平时没有什么心得体会，惟一的心得体会就是在冬天学会晒太阳，然后见人就向别人介绍晒太阳的经验。所以，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也是将晒太阳的经验与诸位分享。

 这个报告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二十世纪国学研究的概况，包括解释国学的概念，对二十世纪国学研究中出现的国故、国粹、国学当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讨论，看一看二十世纪国学研究的是哪些内容，对他们的方法和思路进行一些总结。这一部分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研究。第二部分我们谈一下当前学术研究的大的趋势，算是展望。

 那么我们要谈国学研究之前，首先对国学这个概念进行一个了解。国学这个概念很早就有，在《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中就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中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那我们由此看出，所谓“国”和“学”主要是指学校。那么古代的人进入学校学什么东西呢？《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 这个六书，据后来章太炎等分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等等。除学习这些东西以外，在学校里还要学习另外一些内容。《大戴札·保傅篇》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个意思就是小学主要讲一些基本的方法，就如同现在我们小时候学的语文。而大学主要是学一些大的道理，读一些经典，如《诗经》、《春秋》等。

 在先秦时期，我们都知道，儒学只是百家之一。除官学之外，还有私学，诸子各家都要办学，分别有自己的传授系统。比如儒家，孔子有弟子三千，使当时著名的学术传播者，他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各有自己的传授体系，如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形成了西河学术中心。随后孟子和荀子都有自己培养的学生。道家、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等流派的学说在先秦时，也都有各自的传授系统。当时的显学还有墨家，墨子去世以后就分为三派，继续传播。

 先秦诸子学说在汉代逐渐发生变化，儒家学说地位日渐隆升。这时的儒学同先秦时相比，融进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和刑法思想。刑法的思想主要就是法家思想。汉代儒学地位的隆升，表明当时学术主流以儒学为主。到魏晋时，由于儒道结合，学术主流是玄学，其三部经典——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都受到了重视。由此看出，同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在早期的时候，百家并举；到汉代，儒学成为骨干；到魏晋的时候，儒学与道家的结合，形成了魏晋时的一些特征。到了隋唐时期，儒学与玄学虽还在发展，然而影响最大的是佛学。南北朝时期传入的佛学，经过广泛传播后，在唐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净土宗、禅宗、密宗。到宋明时理学发达，这些理学与先秦诸子、两汉儒学乃至魏晋玄学都有一些演化的关系，理学中间的一些学说体系并不完全相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的学说各有侧重。如周敦颐讲“诚”、“诚为人之本性”，二程的洛学也不同于朱熹的学说。到清代时，由于统治等方面的原因，传统学术也发生变化，学者从理性思辨转向文本考证，经学研究逐渐加强，诸子学不断得到重视，史学和文学得到了总结，清人在诸子学上作了大量工作，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诸子，能看到很多注释清人都整理过。从这个线索来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其特点。中国自有的学问正是绵延不断向前发展的。

 上述我们讲的那些，有些属于文学，有些属于史学，还有些属于哲学，这三门构成中国传统学术的骨干，在清中叶以前并无根本动摇。我们知道，孔子早期说过：“吾闻夏变夷者，未闻夏变于夷者”，就是说我们中华往往会对周边民族地区产生思想影响，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而使自身传统发生改变。尽管有些少数民族侵入到内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如：五胡乱华以后，当时的北魏朝也提倡儒学，包括元和清，他们进入主中原之后，也对儒学抱有很浓厚的兴趣。元朝也实行开科考试，考的也是儒家经典。所以清朝中叶以前国学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出现危机。到清初为止，外来学说、外来统治都未根本上给中国传统学术造成威胁。雍正、乾隆时期许多人开始对西方算学、物理学感兴趣，并未意识到这些西学后来对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说与科技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的传统学术于西方的学术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我们从1898年说起。张之洞，字南皮。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说：“张南皮有学无术”，有学问但不善于权术；“袁项城有术无学”，说袁世凯有权术没有学问。张之洞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基很深。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外篇言西学为用”的说法。这里的中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他列举的“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实际就是经学、中国的史学、传统的地理和政治学说。这是旧学。而以“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他认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折》中提出办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就是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工部尚书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普遍意识到应以中学为骨干，西学为辅助。基本思想都如此。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也同样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他是意识到中国传统学说在某些方面有缺憾的。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中学为体主要是指以忠孝为本，依然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以中国经史子学为基。所谓中学，就是经史之学，其目的就是教学生心境纯正，然后用西方的学识锻炼智慧、练习技能，服务于将来的社会需要。

 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原则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奠定了二十世纪初年提出国学的大背景。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学和西学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比如：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传统的中学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学说体系很难适应新的形势，而西学在制度、文化和技术上的优势迅速传播，许多青年转向西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表现出了忧虑。

 在1902年秋，梁启超先有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后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说：“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意思是，学习西方学说并没有什么坏处，但一定要精通国学，以传统中国学说为基础，而且中国传统学说会因西学的传入会增加活力。将国学与“新学”、“外学”相对举。经过这一提倡，国学一词便传布开来。在1903年2月，《新民丛报》的《游学生与国学》梁启超就呼吁设立“国学图书馆”。1904年3月，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的《国学保存论》，也提倡保存国学。1905年初，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已经意识到有些人可能放弃了传统学术。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专门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研究和保存，这一阶段，许多学者在忧虑国学会被抛弃，所以其最重要目的是保存，然后是传播。

 那么什么是国学呢？

 当时汪震、王正己的《国学大纲》里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实际还是指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纯粹的学术。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这个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美术、音乐、绘画、园艺、建筑。郑奠在《国学研究方法总论》中也说：“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所有的学问都是国学，这个范围是太宽泛了。根据这个说法，蔡尚思——他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学生——总结了当时的说法：曹聚仁认为“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吴文祺“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与中国文学的。如上海很多大学把中国文学系定为国学系。后来蔡尚思在《中国学术大纲中》说：“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之学术，因其在中国，就叫中国的学术，既然叫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所以中国固有的文化都不能出国学范围之外”，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在这种境况下，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学是古代思想、历史、文学、艺术为主干的一个学术思想体系。

 章太炎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学、诸子学等并称为国故。1919年初刘师培和黄侃等支持成立“国故社”。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都较为保守，提出国故，即中国故有之学术。另外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激进的一些学者也各自提出一些说法，钱玄同在同年《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说：“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办杂志的目的就是“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新文化运动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政治背景，在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反对旧学，是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提出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很多学者也在整理国学。

 例如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提倡整理国故。他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国粹’，那国学中就有‘国渣’。‘国故’这个名词是中立的。”1923年时，北大办了《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宣言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这样一解释，国故学与国学的区别就不大了，不同之处是，新文化运动中认为用国故学代表国学，主要是指中国的那些传统文化典籍，侧重于保存。所以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也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旧，指旧的学说体系，目的是把新旧区分开来。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就说：“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者一方面鼓吹打破传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整理国学，表明当时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不是哪一个学派的观点，而是整个学术界的共识。

 还有一种说法是“国粹”。国粹说的产生，是担心中国固有精神的消失，民间的很多国粹论者纷纷开展“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学术救亡运动，如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等，邓实以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而闻名于时，柳亚子称誉他“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认为中学的渊博高深，完全包含西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社会政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并且“诸子之旧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化光电之学，无所不包”。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很多关于国粹的说法，比如京剧、饮食、国画、昆曲等，被称为国粹。这种说法是有一些欣赏的成分的。

 国粹说是出于对自身学术的眷恋情结。我们看看黄节的主张。——他是保守派，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晚年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去世。——在《国粹学报·序》中说：“国固吾国也，学即吾学也。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为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明确提倡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自立自主，与新文化运动的国故稍有区别，不仅仅是保存，还要用中学同化、包容西学。国粹派认为，西学淹没了中学，主张复兴中学，批判欧化主义。

 由此可见，无论是维新派如梁启超，革命派如章太炎；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钱玄同等，还是相对保守的刘师培、黄节等，由留学生创办的《学衡》杂志，也主张“昌明国粹，融会新知”的主张，陈独秀、鲁迅等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整理、研究传统学问。大家普遍强调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讨论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必须抛开政治意识和思想形态来看待，不能纠缠于思想运动，而忽视了他们的共同主张。——要求同存异，搁置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看他们的共同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第一是“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类似于现在的语言学；第二是“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第三是“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后两点基本上是历史研究。当时《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认为：“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可见其研究重点是文学、历史、哲学。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专论文字声韵之要义。根基之学。中卷论文学，共七篇。讨论文学之界域及历代散文诗赋之得失。下卷论诸子学，以原学、原儒、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等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衍嬗变。其基本研究内容是文学和哲学，是一种狭义的国学研究。当时国学研究的重镇——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曾说到“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可见，到二十年代末，国学的范围是文学、历史、哲学。

 到这个时候，许多学者不再对名称进行争论，而是开始静下心来搞研究。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院章程》：“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这种分法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分法。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用历史、文学和哲学将中国文化的一个整体形象概括了。他还说“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外，还将西方的学问研究方法纳入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清华国学院出了一批知名学者，比如：王国维用西方美学对中国诗词进行阐释，还将出土的考古材料，系统运用进行史学研究，开启了新的方法。赵元任用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以及陈寅恪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历史等等。这些都给中国传统学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国学研究成为整个学术研究的高潮。除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其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这些研究学会的成立、研究杂志的创立，在二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国学研究人才。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机构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中国、齐鲁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这都是中国传统学术较为忽视的方面。以方言调查为例，汉朝时曾有调查研究，但后来逐渐衰落。清华研究院国学科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清华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1929年撤销。研究院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教授，另有讲师李济和助教赵万里、浦江清等人。国学研究院开办四年中，毕业生共有四届总计70人，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哲等学科做出卓越贡献，其中有如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大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北大国学门在《国学季刊》撰写的《发刊宣言》中说：“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这与乾嘉学派不同，用历史的眼光可以将历史问题的形成和变迁看得很清楚，因此对传统的经学、儒学的研究可能比较客观。“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史学内部的比较，中西进行比较，用西方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进行研究，将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比较。按照吴宓的说法，清华研究院目的有两个，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因此，北大清华培养的学者都有很深厚的国学造诣，对西方的方法、理念、思想也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采用的新方法奠定了二十世纪国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规则。

 1923年，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在总结国学发展趋势时说：“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这表明一种学术要吸纳别的相邻学术，必须进行学术交流。他还说“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不过草莽初群，而口径未分，孚甲已萌，而灿烂未现。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认为前途一片光明。

 实验语音学的开山人之一的刘复也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他们对国学研究充满了激情。《学衡》杂志说其办刊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也说：“真正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新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指出了文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要吸收外来学术，要立足于自身，有根基，既不能一味学西方的东西，也不能一味追求传统中国学术。可见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清晰的。当时主要的学者有：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私学里培养出来的罗振玉、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第二类是对中西文化都很熟悉的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第三类是留学归来的刘复、胡适、许地山、谢婉莹；第四类是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方法相结合培养出来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魏建功、董作宾；另外，他们还经常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

 1928年，傅斯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说：该所“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愿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这标志着在二世纪早期有意识地对国学的提倡和国学方法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就是西方的方法和传统学术结合起来。

 下面我们说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学研究的成绩：第一，是确立了现代学术的分类，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为语言、哲学、历史等等；第二，是打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诸多学术。早期的学术基本上是围绕经，虽然史的研究虽多，也没有经的研究深入，到了字句琢磨的地步。第三，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边疆史地、考古学、风俗调查、方言、歌谣收集等；第四是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出土的文字和文献进行互证；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方言调查、民俗研究、比较研究等都得到了强调。这些方法使二十世纪学术研究受益匪浅。

 三十年代由于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意识加重，很多国学研究机构和报纸停办。但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还在继续延续。建国后，中国大陆的国学研究比较衰弱，学科分得太细，没有声势，国学研究重镇转移到港台。八十年代，才又开始意识到文史哲的结合研究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大陆没有国学研究，只是没有打着个旗号，例如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张荫麟的文献研究以及陆侃如等人的文学研究，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学研究思路的延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当前学术之大势。

 首先是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看一下钱穆《国学概要》就知道，同样的学术思想，比如儒学，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孔子的学说与孟子的学说联系起来是在汉朝，孟子和荀子的学说后来都是有发展的。孔子讲“仁”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到孟子时，“仁”是主要指“仁政”，讲一种统治的理念。包括汉代的经学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不同的时代同样的学说是发展变化的，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关注的问题，就是同一问题侧重点也不同。

 侯外庐在总结早期学术史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两汉的学术，其弊也“拘”；指两汉主要是阐述经典，学者精力不在于创造学说，主要局限于阐释儒家经典。魏晋至唐及宋初，其弊也“杂”；什么都融合进来。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是针对这些学者喜欢妄下断语这方面来说的。“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指明人的学术很不严谨。“而清朝之弊也‘琐’”，考证之蔽，动辄几万字，为一个字考证几十年，还是美谈。这六字断语不完全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则是事实。由此可见，不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研究的重点，也有一个时代的研究风气。

 侯先生还概括汉学方法论：一是蔽于古而不知世。意思是清代以前几千年的学术研究，过分遵从古经，比如《尚书》一直推崇到清代，我们现在考证已经知道古文经《尚书》是晋朝伪造出来的，但历代人就这样读。过分沉迷于经学本身，对世事知之甚少。二是蔽于词而不知人。指过分强调文辞，对作者和人情世故研究的很少。三是有见于实、无见于行，说起来头头是道，很难验证，或者很难实行。四是有见于阙、无见于信。所以，乾嘉汉学，自有读古书的一定的逻辑要素，但不能说完全是科学的方法，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因此又可以说，不同时代的学术研究有其不同的方法和特征。

 因此，当今的学术，既不能重复乾嘉之老路，也不能照搬二十世纪的模式，而是要充分借鉴既往的经验，探索出一条新路。要有文献基础，要有怀疑的精神，这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新一代学者的必由之路。我们现在的学术，肯定要与二十世纪不同。将来的学者也给出我们一个评价的，因为二十世纪的学术是转型期，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很多问题，接下来就是把传统的重视起来，西方的借鉴过来，既不迷信，也不虚无，方能成就一代新学术。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一是要明白做学问的旨趣。我们要有一代学者的使命，那就是要把中国学术发扬光大，要有使命感。许多学者取得大的成绩，与这种精神不无关系。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有精神必须发展学术，从学术思想中找到根本。王国维也说：“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到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并强调：“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一国的学术。陈寅恪说：“中国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只有学术的独立，才能为本民族精神生命提供生生不息的资源。他还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都表现了强烈的使命感。

 二是要意识到现在国家比较稳定，是个研究学术的很好的时候，万不可错过机会。学术研究的空间和前景都很好，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西方的一些观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东西。比如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语言学问题等等。因为西方的理论建立时没有考虑中国学术的体系。因此我们现在要考虑怎样把中国传统学术的法则、方法与西方基本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了解西方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视角，同时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解、总结，建立自己的体系。例如，李白的“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在《周公解梦》上说舟中见日是官运亨通，用中国传统的典籍来解释中国的文化，远远比弗洛伊德等等西方理论解释更为合适和准确。而且，中国学术自成系统，与西方很不一样，而世纪我们借鉴了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但是忽视了我们自有学术体系的研究方法，例如中国学术用西方的理论体系解释，总隔着一层，像意、境、象、气、道、性、命、礼等概念，恐怕还必须借助中国的学术语言才能说清楚，越照搬西方的理论，越难说清楚。目前，许多西方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感兴趣，他们研究的方法也有时候采用的也是很原始的文献整理，如对老子、诗经的解释等，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是在吸气前辈学人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固有的传统进行总结，既不能自封，像乾嘉学派那样，也不能虚无，把西方的东西奉为神圣。而要抱着谨慎的态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地先把自己的东西弄清楚。

 三是做学问要有气象。我刚到北大国学院时，袁行霈先生就说，做学问要有气象，研究一个人不能仰视，抱着崇拜的眼光去看他，而是要站起来，力图在思想上、方法上要超越他，这样才能对一个历史问题和人物进行全面研究。他提出了学术研究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开一代风气。就是说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思路能给后人开辟大的空间。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重证据法；还有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方法，推动了很多人用文学发掘历史的素材，既推动了文学的研究，也推动了史学的研究。我们做研究也要时刻想着开一代风气，或者有新的视角，或者有新的方法，或者有新的材料，总之，要有这个心态。第二层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研究的深入，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第三层就是所谓的填补空白。其实文、史、哲研究到现在，很少有空白可填，即使有，也是不具备解决的条件，或者填补一些小问题，不能对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影响，不能把目光放在这地方。因为有的空白不需要填，有的空白可能早被填了，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做学问首先要追求第最高的层次。

 有了热情的态度、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学术研究的至高追求，我们就具备了前进的动力，也就明确了要走的路。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些新特点。

 要以小学为基。就是小学为基础。我们现在搞研究，小学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小学就是：文字、音韵和训诂，说得广一点，还延伸到版本、目录、校勘。文字知识，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的研究，极为重要。文字解读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而现在很多学者不具备这方面的技能，往往只能掌握二手材料。音韵学也是必须的，我们看诗经中的一句话，《柏舟》里说一个女子非常思念一个男子，“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瀚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瀚衣”，现在很多学者还解释为好像穿着一件被汗浸透的衣服，“不能奋飞”解释为飞不起来了，这都是说不通的。然而历代经学家都这么解释，包括乾嘉学派和现在一些诗经的版本。这里“瀚衣”，从音韵学上理解就是“翰音”，“瀚”通“翰”；“衣”和“音”，在上古时，同属于“影”母，衣属“微”部，音属“侵”部，部虽不同，读音相同，方言中“阴、阳对转”， “瀚衣”就是“翰音”，意思是鸡。飞，通“篚”，说文解字上解释为笼子。所以这句话应当解释为：“心里很郁闷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鸡一样，仔细想来想去，就是不能飞”。训诂也很重要，尤其对解决一些问题。《文赋》中有一句“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学理论上讲“伫中区以玄览”是打开心胸进行联想，表示创作之前的一种准备状态；“怡情志于坟典”解释为要多读书，多积累，才能进行艺术创作。这样的解释提高了《文赋》的文学理论地位。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在陆机那个时期，“中区”很少指胸中，而是指“区中”就是“中区”、洛阳那一带。我的一个同学陈君，经过考证，认为“伫中区以玄览”是指陆机在洛阳时的感受，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花在读书上。这不仅解决了《文赋》的创作问题，而且考证出了陆机在洛阳的时间问题。因此我们在作研究时都要仔细思考，要从无字处读书。

 要以实证为法。我们无论做什么研究，都要深入想清楚，不要迷信以往的观点，要亲自做一下考证，如在古代文学研究时，大家一讲到汉代的校猎制度，都普遍认为是荒淫的，是帝王的一种游乐。但联系到先秦的田猎制度和魏晋兴起的校猎制度，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校猎是一种制度，帝王进行校猎并不都是为了游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现在，一提到“校猎”就是荒淫的，是没有真正的考证校猎制度本身。假如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汉代校猎是一种制度，两汉在不断调整，不同时期的赋家的认识是不同的。西汉时期他们都是在肯定的基础上进行劝谏，东汉时期甚至鼓吹校猎振兴军队。而我们有些文学史看不到历史真实，做了主观判断。所以我们现在做学问时要多推论，不要过多迷信传统的定论。要敢于怀疑教材的错误，要敢于怀疑老师的错误，要敢于怀疑成说的偏颇，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

 要能纵横兼通。真正的大学者，文史哲是能够贯通的，像史学家范文澜，曾做的《文心雕龙注》，也是文学研究不可逾越的著作。陈寅恪既是文学系教授又是历史系教授，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对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有作用。赵元任在清华大学教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所以做学术要学会纵通与横通，所谓纵通，就是研究一个问题要把线索全部搞清楚，从先秦到近代是如何变化的，这样才能了解到这个问题在文学史或者历史学上的作用。横通，就是要对当时的学者和一些人文思潮有所了解，比如《毛诗》的形成，就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

 要能专博并举。既要成为专家，又要有广阔的知识背景。“专”，不是“杂”，《列子·说符》说：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好。但还要“博”，，只有充分吸收相邻学科的养分，才能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做扎实。

 需要强调的得，我们必须要有必要的学术眼光。1930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要能发掘新材料，要能发现新问题。即使已开始不能入流，也要有这种意识。任何时代的学术的都是由新材料、新问题组成。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新材料，不能提出新问题，那我们只能在前人的成果里亦步亦趋，打转转，就会迷失进步的路。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目前的新材料比比皆是，考古发掘的简帛、墓葬、壁画等在不断发掘，文史哲各领域都不断有新材料面世，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大的工程，国家都投入十几亿去做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只要留心，几乎每月都有新的考古发现，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契机，要有这种新材料的意识。而且，明清时期的旧档案、家谱都能成为新的研究材料。阎步克先生说作近代史的太舒服了，从北京找一些旧警察局资料，就能做一篇很扎实的论文。魏晋南北朝史似乎没有好的题目可作了，原因是资料太少。新的材料能带来新的问题，我们结合新材料来审视学术史、思想史、历史、文学史、哲学史等，就会发现很多传统说法可以订正，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同样，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将旧有材料进行重新分析。钱穆的《先秦诸子诸子系年》、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制度》和《拓跋史探》都是利用素常可见史料，能在常人忽略的地方作出文章。这就得益于新问题的意识。

 还要注意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例如采用统计、鉴定、中外比较、古今对照等；如有人用统计的方法解决周礼、红楼梦的问题，用鉴定的方法对古籍的传本进行研究，利用国外所藏汉籍对传世版本进行校订等。章太炎提出研究“国学”的基本技能包括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为：第一要能辨书籍的真伪，通过辨人事、辨时代、辨思想、旁证来实现。第二是会校雠。包括正底本、据古、义例，能断立说、明纠纷、判义理。第三是考证采用化合、化分等方法。第四是整理，包括图表、索引；第五是逻辑推断，要能形成谨严的思考习惯；最后还要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

 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说得有些简单，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掌声）

 学生提问：现在的一些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内容相差不多，而且许多学者用思想史的内容来写哲学史，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差别有哪些呢？

 曹胜高副教授：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即没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哲学讨论的问题。我在北大时，在课堂上也有一些讨论，觉得中国的思想很丰富，但在形而上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却没有系统的总结。由于中国没有与西方哲学严格对应的哲学范畴，西方一些哲学研究者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我们仔细来看，虽然宋元时，宋明理学讨论过一些哲学问题，尽管有一些“道”、“气”之类的概念，但都没有进行系统总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的范畴。我觉得不应该把哲学史和思想史完全对立起来。冯先生有意识地想要解决中国传统的哲学问题，但只是做了一个尝试，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

 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治国，哲学则是更高一层次。国内有些老师就说，中国的哲学史还要写。例如与中国哲学紧密联系的中国美学，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现在我们一讨论美学，一张口就是西方的美学理论，很少有学者将美学体系做系统的总结，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用中国美学语汇来阐述中国美学，但这样的著作太少了，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哲学也是这样，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范畴没有总结，与西方的比较中也缺乏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的哲学史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史。所以我在演讲时把哲学史和思想史分开，是觉得中国的哲学史还应该做下去，用中国哲学的语汇来写中国哲学史，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如果用了中国自身语汇体系解决中国哲学问题，那我们就成就了一代之学术。

 学生提问：音韵学如何与西方的语言学进行结合，怎样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语言学？

 曹胜高副教授：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的研究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赵元任、钱玄同就做了尝试。中国语言学当然也有一些传统的研究的功夫，如文字学，包括《说文解字》等等，有一套系统。还有音韵学理论，传统的是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等。现在我们采用描写、实验、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对语音的声调、发音系统作了更细微的研究。我们开始用声调、音位等深入分析传统的语言，对传统音韵学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许多语言研究的，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非常注意借鉴西方理论体系讨论古汉语。我的一个同学写研究古汉语的“作格”，就是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

 不过对中国传统本身进行总结，现在我们的青年学者还达不到老一辈学者的程度。我们现在只是用中国传统的东西来证明西方的理论，这对中国传统本身提供借鉴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只能证明西方理论是存在的，但很多根本的东西解决不了。比如中国声韵就不能与西方的完全对应，还应有模糊的空间。包括汉语的语法体系，都是用西方的语法体系来分析，但是中国的语法体系有个特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词，放在名词的位置就是名词，汉语是因句而定词性，西方是因词性而成句，我们常被词性活用弄得很累，所以对西方的理论既要借鉴，也要有所取舍。

 学生提问：梵文为何也是清华国学院国学的内容呢？

 曹胜高副教授：我想大概有这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佛经是由梵文翻译而来，研究梵文能够解决佛经的一些翻译问题，有助于探讨佛教本义；二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的音乐学如反切等，得以发展，研究梵文有助于分析中古音韵的发展。三是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精通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等，能够指导学生研究。目前北大中文系仍旧开有梵文这门课，许多学音韵学、古汉语史甚至文艺理论的同学都选修，因为它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太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