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是“日知论坛”的第三十四讲，请韩国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原任院长、亚洲文明研究院客座教授郑求福先生，做题为《史学史视角下的韩中关系史》的讲演。郑求福教授对在座的同学来说是一点也不陌生了，在过去的整个一学期他和我们一起度过每天的时光，他给我们学院的学生讲授韩国的历史文化。年初，张校长率领我、朱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到韩国，与韩国中央研究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郑先生的到来是双方进行的第一次实质性合作。在此之外，郑求福教授还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不计较报酬地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开设了韩国语教学课程。我跟正在这里讲学的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说到这件事，他问那是一种提高性的韩国语教学么？我说是韩国语入门教学。他就非常惊讶，觉得这样的话教师要克服很多困难。语言入门教学是最麻烦的，但是郑求福教授在过去一学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并且他还要求他走之后，朱相吉老师要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所以我真的是期待将来在座的各位中会出现一些精通韩国语的同学，依照我们在韩国签署的那个合作框架，派遣一些同学韩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钻研，成长为中国的新一代优秀的中韩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历史方面的专家。六月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时节，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开题和答辩，所以无疑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令人有些伤感的时节，很多同学就要离开学校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郑求福教授也结束了他在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春季学期的教学，将要回到韩国。我们希望他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愉快，更希望他在回到韩国之后所度过的每一天也是充满欣喜的。今天来参加报告会的嘉宾有我们学校主管外事工作的张绍杰副校长，还有图书馆馆长于群教授。下面请郑求福教授来做讲演。

（报告人）郑求福教授：你们好！我不太会中文，这次讲演的讲演稿已经翻译成中文发下去了，我来念一下，大家看讲演稿就可以了，看过之后如果有疑问可以向我提。这次亚洲文明研究院请我到东北师大来讲课，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韩国就见到过张校长，也见过于老师。这篇讲演稿的正文部分共分17节，全部读完大概需要4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应该能够看完了。我看电视觉得中国人说话特别快，但是我年纪有些大了，念不了太快，大家可以慢慢看。现在我开始以《史学史视角下的韩中关系史》为题发言，发言后请老师和同学指正。

 史学史是指历史学的发展史。它是研究历史的记录、编撰和叙述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论领域的学科。我从事韩国史学史的研究已有40年了，最初的学习开始于硕士期间对17世纪史书的研究，但是无法了解那时的史书从以前的史学中受到怎样的影响。所以我的研究上溯到上古的史学，下限至19世纪前近代为止。韩国的史学史正处于开拓阶段。我的研究范围之所以跨越了这么长的年限，说明韩国的史学史的研究还很浅显、很不充分。在韩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如果缺乏对中国史学史的理解，则很难解释前近代韩国史学史。我将中国史学史和韩国史学史联系起来介绍给大家。

一

 任何国家的历史、人类文明及文化的交流都是靠人类的交往和书籍的流通来形成的，人类的交往是靠战争、归化人、使臣的来往、留学生的派遣等活动来达到的。书籍的流通是通过作为战争的掠获物、赠呈、商人的购买等来达成的。

 文化是从发达地区向尚欠发达地区流动的，但是文化的交流并不取决于文化的发达程度，而在于接受一方对先进文化需要的渴望程度，也就是他们的努力程度如何。

二

 韩国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器时代，发展至今。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最初的国家。根据考古学家的见解来看，韩国的青铜器文化不是从中国传播而来，而是从 Scyto-Siberia 系传来了青铜器。因为韩国的青铜剑、青铜镜的类型与中国系统的青铜器不属于同一类型。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称作城邑国家。其具体的例子是檀君朝鲜。同时期在东北和韩半岛上也形成了许多这样的国家。最有力的证据是留在韩半岛的3万多个（在全世界共有5万个，韩国的支石墓登载于世界文化遗产）支石墓(Dolmen)。大的从数十吨到几吨都有，有些地区集中了近300多个这样的墓。如果要建造这样的墓葬，没有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态是很难办到的。

 韩国人从血统上来说属于Mongolian蒙古人种，语言上属于Ural-Altai阿尔泰语系。属于中国文献上称之为‘东夷族’和 ‘北狄’的一部。

 青铜器时期韩国文明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所以没有留下文献记录。却以口传和惯习的形式流传，后来才形成文字记录，流传到现在。即以汉字文化的形式记录了国家始祖神话。东夷族的创始神话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神话，不同于中国的女子中心的感应神话。

三

 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4世纪。这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许多人向东迁徙，华北燕国和山东齐国的发达铁器文化传到韩国，与此同时，汉字也传到了韩国。对这一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朝鲜传》中记载了箕子东来说，燕国卫满逃亡朝鲜，建立古朝鲜等历史。

 但是，关于这时期的历史在韩国方面基本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只是在后代记述的《三国遗事》中稍有纪录。汉字的传入使韩国的历史得以在公元前后纪录下来。使用汉字最早纪录的金石文，即今天在吉林省桓仁县集安保留的广开土大王陵碑文（中国称‘好太王碑’，在碑文上铭刻为“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在《三国史记》上记载为“广开土王”）。

 高句丽的历史纪录是从高句丽建国到公元500年通过许多人留下了100卷的《留记》。这本书现在虽然已失传，但是公元600年太学博士李文真（他被认为是归化于高句丽的中国人），根据这本书整理成5卷的《新集》，这本书也已失传，其中的资料为高丽光宗(950-975)时编写的《旧三国史》所利用，这本《旧三国史》虽然也未能流传到现在，但成为金富轼(1075-1151)重撰《三国史记》的基本材料。

 372年高句丽在都城设置太学，通过教授《史记》、《汉书》、《后汉书》，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百济在370年编撰了《书记》，据说该书的作者为来自中国的归化人博士高兴。但是这本书也未能流传下来。其中的部分资料却有可能编成于公元700年左右的日本《日本书记》时所使用。新罗从高句丽和百济那里学会了汉字，在545年编撰了《国史》。

 对三国文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制度，我们有必要谈到汉代发展起来的博士制度。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提议设立的五经博士制度，后来增加到2000名博士，他们被任用为受2000石俸禄的太守职务。没有被任用的人在南北朝政治混乱时期，大量归化到韩国，受到重用。百济将五经博士除外的专门手工业技术者称作“瓦博士”、“历博士”等。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文化的发展。

四

 汉武帝时期，进攻卫满朝鲜，并将其灭亡。在其领地上，设立了汉四郡。在乐浪郡统治400多年的时间里，在韩半岛传播了中国文化。隋朝统一了分裂的五胡十六国，随后发动了对高句丽的三次进攻，之后的唐朝也多次对高句丽发动了战争。结果，唐朝联合新罗，660年灭亡了百济，668年灭亡了高句丽。

 唐高宗(650-682)俘获了百济和高句丽都城内大部分的统治阶层，摧毁了百济和高句丽的都城。 在长安发掘出10多个当时被俘获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人被载入《唐书》 列传中。

五

 5世纪左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派出使者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使者参加朝会并交纳贡物，因此称其为朝贡。中国皇帝对朝鲜国王进行册封。但是韩国国内的政治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干涉。

 这种朝贡册封体制不仅适用于韩国，而且也适用于同中国历代王朝有交涉关系的周边各个国家。这是前近代东洋世界的一种外交形式。以贯行持续下来。

 西洋对清朝的外交也被说成为朝贡。当时认为国家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平等。各国具有主权是近代的产物。

 三国同中国建立外交性交涉时，新罗就放弃了自己的年号，接纳了中国的宗庙制度，实施了相当于诸侯国格式的五庙制度。因此，其独自的奉始祖神的神宫制度则渐趋衰退。但是高句丽国家直至灭亡一直都使用自己的年号，并固守了神宫制度（《三国史记》没有发现高句丽使用独自的年号，但通过金石文可以查到“永乐”、“延嘉”年号记载。新罗500-653年使用独自的年号，之后放弃独自的年号。高丽是918-975年使用独自的年号，之后放弃独自的年号。1895-1910年开始重新使用独自的年号）。虽然新罗放弃了祭天活动，但是高句丽和百济却一直将这种活动进行到亡国。三国在其统治期间，都固守了大部分自己国家形成初期创制的独特的统治制度、官僚制度、身份等级制度，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并没有全面改变其统治的根基，只是部分地适用而已。

六

 从650年开始，新罗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此外还有许多僧侣，为了学习佛法而往来于唐朝。初期留学生的作用相当于外交官或常驻公使。当时，新罗派使臣到中国大概需要3个月以上。留学生将有关中国的政策、政治变化的情报告诉使臣。他们在促成新罗与唐朝军事联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们热衷于引进中国书籍并学习中国文化。

 公元800年左右，公费派遣的新罗留学生达到140名（此时日本没有派遣于唐朝的留学生，新罗和唐进攻百济时日本支援百济）。他们在中国生活6-7年，或者10年，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汉字、历史、经传等。按照当时新罗200万的人口计算，这一比重是相当高了。他们是当时国际性的智者。在唐朝宾贡科考试及第的人也很多。渤海与新罗为争宾贡科首席之位，还曾发生过口角。崔致远（853-？）因在唐朝黄巢起义时写下声讨檄文而名闻天下。张保皋（？-846）设置青海镇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在山东青岛附近还设有供新罗人居住的新罗访。虽然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政界没有能够得到重用，但为日后韩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

 韩国从850年开始，地方政权由豪族控制，经过混乱时期后，形成‘后三国’，即后高句丽、后百济、新罗。后三国在936年由后高句丽的王建统一。国号为高丽，定都开城。高句丽国号在长寿王15年时曾改称为高丽，为表示继续，王建采用了这一国号。高丽太祖王建高举继承高句丽的旗帜，重建了已成为废墟的平壤，并称为西京。作为向北方推进的基地。王建重视佛教和儒教。优待投降的豪族，因此深得人心，未经大的战乱即完成了统一。

 高丽对辽的亲善要求断然拒绝。高丽国以辽国灭亡了与高丽同族的渤海为理由，将辽国送来的50头骆驼，放逐到岛上饿死。此外，还接受了渤海王子大光显和流民5万余名。

 当时正值中国五代时期，高丽国4代光宗（950-975）重用从后周来的双冀，实施中国式的科举制度，韩国的科举制度沿用到1894年。科举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发掘人才为国效力。这比起新罗只限于王京人担任官职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高丽也设置史馆监修国史，效仿唐朝修史制度，任用专门史官纪录历史。史馆负责记录王的言行和臣僚的政治行为，国王死后编撰成实录。到高丽末期，高丽历代王的实录达到900余卷。这种编撰实录的做法，延续到朝鲜王朝。史馆又编写了纪传体式的《旧三国史》。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写史体例以来，中国先后有25史，而韩国王朝的更替只有一次，到了朝鲜王朝，写成《高丽史》。

 高丽从唐朝引入了三省六部制、官僚品阶制度、台谏制度、文翰馆馆阁制度等。这些制度经过简单的变形一直运用到1894年为止。此外《贞观政要》称为国王经筵的经典书目。在都城设有国子监。但是在科举中及第的学生往往更多出于私学而非官学。

 新罗末期，留学唐朝的学生为传播汉字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高丽王朝的交替改变了身份等级制度。在这一基础上科举制度得以实行。科举制度培养了一群从事学问和官僚生活的士大夫阶层。国家也因此得以过渡到文治的国家。在地方上具有出众才能的人通过科举，成为中央官僚，甚至可能成为左右时局的人。李氏朝鲜之所以能过未经内乱，以和平的方式代替高丽王朝，与这么一种社会背景不无关系。10世纪以后 至灭亡为止，高丽政治上依靠儒教，宗教上依靠佛教进行统治。虽然佛教称为国家性的宗教，但也不妨碍道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流传。因此，可以说是韩国历史上思想极为自由的时代。

八

 高丽与宋的关系一度因辽国而中断。宋朝初期，高丽曾派出3-4名留学生，但不久即召回。辽金交替之际，与宋的亲善关系得以重新建立。以使臣身份派遣到宋的金富轼（1075-1151）带回了宋朝的雅乐和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在1108年高丽也送给宋朝在中国已失传的《古本孝经》等128种图书。高丽王子的高僧大觉国师义天（1051-1101）来到宋朝收集佛经，辽的佛经和日本佛经编撰刊行了《续藏经》。

 高丽于宋朝断绝来往的100多年间，佛教和儒教依靠韩半岛国内的学问得以维持。即佛教上是新罗的元晓（617-686）和义湘（625-702）的思想；儒教是由留学生和弟子们及崔承老（927-989）等来主导。只有通过书籍来学习。中国的佛教和儒教没有被自由地接收，宋朝时的文化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

九

 金富轼(1075-1251)退隐后，受命在家完成了《三国史记》（纪传体50卷）的编撰。这本书是从三国建国开始到灭亡的断代史。金富轼是新罗王室后孙，是极力传播孔子思想的儒学者。所以他重视新罗的历史，将高丽王朝的建立看成是新罗王朝的继续而不是高句丽国家的继续。

 他从精神上想成为韩国的司马迁，但是其效仿的历史书是欧阳修(1007-1072)的《新唐书》体裁。他主张当时流行的 4·6骈骊文体的古文体。他利用的材料来自于王室收集的资料和《新旧唐书》和新罗的《旧三国史》。但在资料的收集上不积极，是因为他的年龄已经是68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司马光的历史观，为政治提供借鉴。所以严格说来，说他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儒学家、政治家。

 所以他将《旧三国史》中最先叙述的[高句丽本纪（高丽本纪）]，放在[新罗本纪]之后。否认‘后三国’，把‘后三国’作为新罗的叛逆放在列传中加以描述。其结果是缩小了高丽太祖的统一意义的评价。强调了新罗的统一。将在新罗统一过程中有贡献的金庾信(595-773)放在列传的第一位（列传共10卷，金庾信传占3卷）。此外，对高句丽和百济的灭亡过程的记述，主要采用了中国方面的《新旧唐书》中的资料。并把史论以古文体文章写成。

 他在编撰《三国史记》时标榜的目的有以下三方面。 1) 当时韩国的士大夫虽然详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五经，但对韩国的历史毫无了解。2) 每个国家都由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书中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写得非常详细，但对外国的历史就非常疏略。3) 韩国的历史书籍《旧三国史》，其内容过于疏略，文章拙劣，无法了解君主的善恶、臣下的忠邪、百姓生活的治乱，无法为政治提供可借鉴的教训。

十

 元朝灭亡金国和宋（南宋）朝后，把矛头指向高丽，先后9次入侵高丽。高丽与元朝对峙了近50年，高丽一直处于防守状态，高丽政府迁都于江华岛，开展反元斗争。江华岛离朝鲜半岛南部的仁川500多米，是夹在海陆之间的岛屿，是一个有利于防守的军事要冲。元世祖时期，高丽王自愿提出与元朝“结盟”。结果，高丽王娶了元朝皇室的公主为王妃。至此，高丽成为了元朝的驸马国。

 高丽和元朝“结盟”之后，高丽的数百名官吏和学者以及商人开始来往于北京。高丽的“实录”传到元朝，高丽从元朝购买宋国图书10800册，元朝向高丽赏赐宋国皇室图书4371册。高丽文人在高丽科举及第后，到元朝及第科举的人达到10余人。中国文化的精华通过元朝源源不断地传入到高丽。这一时期传入高丽的有宋朝的朱子学、木棉、火药制造法等。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元朝干涉时期”。高丽王的称呼由“祖、宗”改变为“王”，而且所有王室用语和统治机关的名称也随之降格。不仅高丽王室的权威变得微弱，而且王权也弱化。元朝干涉高丽的内政，表现在高丽王被元朝流放，逮捕，甚至被殴打。这一时期高丽差一点被编入中国的一个省。

十一

       这一时期，佛教僧人、国师一然（1206-1289）编撰了《三国遗事》。这本书是为了填补金富试的《三国史记》中所缺的内容而编撰的。首先一然在书中叙述了关于三国以前的事情，如2333年建立的檀君朝鲜、金富试在《三国史记》中忽略、排除的关于佛教的内容。此外，一然在书中编入很多神话传说、金石文等。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仅仅依靠文献而成书的《三国史记》。

      与一然同一时期出现的史书还有《帝王韵纪》。此书是当时的儒学家、高层官吏的李承休（1224-1300）编写的。以叙述诗为编写手法的此书，分为上下册，上册所写的内容是中国的尧舜开始到元朝的历史。下册所写的内容是从檀君朝鲜开始到唐朝时期。书中附有注释。

十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过了25年，王氏高丽灭亡了。当时高丽的将领李成桂在儒臣的拥戴下以禅让的形式成功地进行了易姓革命，建立了朝鲜王朝。拥戴李成桂的儒臣，大多数受过朱子学教育。朝鲜国家建立之后，这些儒臣极力主张排斥当时比较盛行的佛教，并以国家法制手段禁止佛教的传播。

 朝鲜王朝在外交上采取了“事大交邻”的政策。一年派遣四次使臣（派往明朝）。当时朝鲜的外交政策是偏向于明朝的。朝鲜称自己是明朝的诸侯国。自愿降下王室用语和官制，并且抛弃了祭天行事之权利。

      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创制了标音文字“训民正音”。“训民正音”吸收了明朝学者的声韵学。这一时期虽然用韩文翻译了诸多儒家经典和佛经及农书，但国家公文依然使用了汉文。到了1894年之后，才正式在公文上使用了韩文。韩文的创制固定了韩字的发音。韩式发音模仿了唐宋时期的发音（“东国正韵”）。

十三

      朝鲜王朝依靠从明朝购入书籍来学习中国文化。每次派遣使臣的时候，都大量的购入中文版书籍。并且通过从中国所购来的书中，才了解西方文化，在朝鲜后期逐渐出现了西学。当时拥有一万卷藏书的人比较多。上述情况可以从地方名门世家所藏的书籍（有很多中文古籍）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把这些购入的书进行手抄，然后翻译、再版。

   15世纪末编撰的《东国通鉴》（1485），这本书包含的内容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三韩的历史。这些历史是通过整理李承休的书籍而完成。书中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到高丽的历史融合为一体，以编年体纪史方法，进行编撰。

      这一时期韩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根据中国模式来进行整理。与《大明会典》相比拟的《经国大典》、遵照《大明一统志》编撰的《东国舆地胜览》；模仿《大明律》 编写制定的《国朝五礼仪》；根据《农桑辑要》编写的《农事直说》； 此外还有医书《乡药集成方》；整理韩国音乐的《乐学轨范》等等。上述书籍都是当时朝鲜现任官吏编撰的官方书籍。

      朝鲜期代学者认为不必深入研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更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教育过程中使用了15册《资治通鉴》缩微版《少微家塾通鉴节要》、《唐宋八家文》、汉诗。此外，教授《小学》、《四书五经》，因此，在地方出现很多学者。历史上把这些学者统称为“士林”。这些“士林”几乎都留下了“文集”。16世纪中叶后，这些“士林”逐渐转变为国家中央机构的主导。这些“士林”，也就是后来朝鲜社会普遍出现的“两班”的前身。这些人不仅编撰族谱，而且还一起编著地方邑志。一些有名的学者死后在书院里被祭祀。

十四

      从1592年到1598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携先进的武器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不到5个月时间，朝鲜全部国土几乎陷入日本之手，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借口是征伐明朝。很多朝鲜人为了避难，离开了故土（朝鲜）。明朝分别两次派遣10万精兵，在朝鲜半岛内打退了日本侵略军。

  1646年，清朝灭亡了明朝，朝鲜两次受到了清朝的侵略，最终朝鲜王朝被迫投降，与清朝结成了城下之盟。但是士林们不仅在文化上不承认清朝，而且把维护儒教文化看成是朝鲜人的使命。

      这种思想叫做“崇明蔑清”思想或者“朝鲜中华主义”。其例是朝鲜民间不使用清朝的年号，使用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崇祯”。朝鲜祭拜了明朝的神宗和毅宗。

十五

          17世纪以后到19世纪，韩国历史学出现了几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如下；1）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纲目形式的历史书的出现。3）纪事本末体历史书的出现。4）出现了会通形式的历史书。虽然上述变化与以往的个人研究和前期朝鲜文学不同，但还是没有脱离利用原始资料编撰历史书籍的层次。

          1）历史地理学是把过去的历史分为国家类别，对人种、疆域、官方、首都位置等进行针对性研究的一种朝鲜后期最为发达的学术领域。这是一种脱离政治史、道德性的教训主义历史，以实证为陪衬的一种学问倾向。在这时期对自己的河流山川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重视防御倭寇的要塞。对疆域的关心也加深。对疆域的称谓也由过去的“东国”、“海东”，发展到使用“我邦”来描述。

    2）纲目形式的历史书是随着朱子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朝鲜吸收朱熹（1130-1200）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精华，整理朝鲜的历史。纲目形式的历史书是利用春秋笔法以编年体形式，强调正统和名分整理的历史书。

 把三韩看成正统，其根据是，箕子朝鲜的最后一个王的子孙成了马韩的王。纲目形式是以今天的语言来说，摘取事件题目编写的意思。

    3）纪事本末体的历史书适用于编撰朝鲜王朝的历史。纪事本末体传入朝鲜的时间比较早，但是朝鲜吸收它，作为一个叙述历史的的时间是比较晚。宋朝时期袁枢（1131-1205）的《通鉴纪事本末体》出现之后，相继出现了各大王朝的纪事本末体。与此相比，在韩国出现的纪事本末体是比较晚。纪事本末体是把资料分别以王朝、事件形式进行整理出来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优点是便于阅读。在韩国出现这一纪事本末体的原因是朝鲜认识到研究并扩大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在韩国流传的历史书主要有政府方面编撰的历史书和民间人士编撰著述的历史书以及以历代文献资料为编目而编撰的历史书。此外，还有会通以前思想的历史书。政府历史和民间记录的历史书大部分针对朝鲜王朝历史。主要代表作为《朝野会通》之类的史书，以及把历代文献按编目编撰、整理、分类的“东国文献备考”。此外，还有会通以前的思想，即儒教、佛教、道教思想的历史书。如主要有以地理学的观点整理，叙述历代文化的历史书，比如李重焕编撰的《择里志》等。

 值得一提的是《东国文献备考》。这本书包含了朝鲜后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此书包含的内容是从檀君朝鲜开始到当时为止的史事（1776）。此书问世之后的150年间，进行了3次增补，修改。填补了民间纪录和一些民间关心的事项。1908年，韩国出版了《增补文献备考》（250卷）。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会通形式的历史书。 唐朝的杜佑（735-812）的《通典》、宋朝的郑樵（1103-1162）的《通志》、元朝的马瑞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等等。这些历史书对政治家推行其统治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朝鲜后期可称为是记录的鼎盛时期，留下了丰富而详细的历史记录。

十六

 特别是1894年韩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机。这一年爆发了东学农民起义。以此为契机，清朝和日本的军队进入韩国，发生中日战争。清朝失败后，日本迫使清朝废除了韩中之间的藩属关系。韩国从对中国的事大主义的桎梏和文化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一年废除了朝鲜王朝宪法-“经国大典”和“身份制”。进而韩国也开始产生了民族主义，此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主张并呼吁聚集2000万同胞热血，通过产业和教育来富国强兵。但是 这样的自强运动，随着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被迫中断（1910），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把韩国沦为永久的殖民地，在学校内禁止使用韩国语和韩字，推行创氏改名，动员日本学者，从新解释韩国历史，这就是殖民史观，其主要含义概括起来有韩国史的“他律成论”、“停滞性”、“民族性论”。

十七

 这一时期，民族史学家申采浩（1880-1936）和朴殷植（1829-1925）流亡到东北、北京、上海等地。东北是当时韩国人的海外独立运动基地之一。1918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韩国。1919年的三·一运动促使韩国独立运动家，在上海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一期间中国成为了韩国人开展独立运动的唯一的国家。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同时苏联军和美国军以38线为警戒线，分为南方为大韩民国，北方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 1950年，南北韩打了4年的战争，这一时期中国志愿军出兵。之后开始韩国把中国称之为“中共”，40年期间，中国与韩国处于敌对关系。1992年，韩中建交，打破了这种敌对关系。之后韩中双方一直为维持和平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最近21万韩国留学生中，其中 6万人来中国留学。每年旅游到中国各地的韩国旅客达到300万人，此外5万名中国留学生到韩国留学，以前偏向于留学美国的人逐渐转向日本和中国。

 现在韩国，由于普遍使用韩文，因此读懂汉文的人逐渐减少。汉文和汉字在韩国，已经沦落到以前西方中世纪的拉丁语的地位。但是本人认为虽然现在全国民众热衷于学习英语，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学习汉文的热潮的。韩国拥有佛教、儒教、巫教、Catholicism, Christianity等多样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等长处。而且，南北韩领土是中国的1/50，人口是中国的1/20的小国家。脱离弱小国家的时间只有40年，国民人均生产所得达到2万美元，经济生产力达到全世界排名前10位。文盲率几乎是零。

 近些年，韩国做到了两件载入世界史册的事情，一是在众多第三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急剧增长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是依靠民众的力量多次打破了南北韩对峙准战时局面下形成的独裁政权和军事政权，在西欧衍生发展的自由民主主义在韩国生根并发展。

      近代历史学研究中，韩国的历史一般归类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中的“外夷传”或者“外国列传”。纵观东亚历史，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是唯一一个延续其历史渊源的国家。不断吸收优秀的中国文化全都是靠韩国人自己的努力。韩国学习中国的统治理念，所以韩国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韩国不仅吸收中国的学问，而且在印刷，造纸，农业，火药制造，木棉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韩国对中国文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哪？

  以后，韩中两国维系友好关系，共同创造世界历史，达成人类共同愿望的和平。韩国、中国、日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共同努力，脱离西方中心编撰历史学的桎梏，期待东洋中心的世界史学。2000年期间，东洋人应该以努力发展历史学传统优点与现代史学相结合的先进史学研究为重点。

 中国历史学的特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求把前王朝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整理。二十五史的纪传体历史资料的保存，汉高祖时代的陆贾的《新语》，刘向的《说苑》，之后的《通典》、《通志》、《通稿》、《汇要》等史书的整理，树立了编目别类编撰的传统，便于统治者利用。史学家的自身理解以史论的形式加以叙述。

 但是西欧的历史概念传入中国，改变了这一切。如何将东洋的传统的历史叙述的体系和方法，与现代历史学综合性地结合，这才是史学史最关键之处。

     近代前期，东洋的史学是处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学。是以文献为中心，综合其资料，重新编辑历史发展过程的学问，过去的文献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且其材料本身并不都是历史事实。所以必须进行史料批判和史料的分析，跳跃文献史学的鸿沟，探析历史的本质（在西方已经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长例）。

  近代前期历史学在一般人看来是一门探析过去的事情的学问，当代史只是留下记录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历史是我们在书写着，我们也将创造未来，历史与人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无论任何时代 历史的创造者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们的活动总和。让每个人深信自己就是历史的主人公，培养这种观念将是我们历史学者应努力的目标。我计划以全民为主人公来叙述由过去到现在的历史。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

  每个人无法脱离自己生活得时代，能够穿梭于历史时空，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和思想中遨游的人惟有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应通过研究过去预见现在和未来。谢谢。

 学生提问：

 1、非常感谢郑教授给我们做的这场报告，我想问一个简单却又是我们这些初学韩国史的学生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韩国史学界在韩国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当中比较著名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因为对初学者来说，通过他们来了解韩国史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们也知道郑教授曾经是韩国史学史学会的会长，对于这方面应该有很多了解，所以想请您推荐一下。

 郑求福教授：在韩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多，1895年以后所有的专著和论文都可以查阅下载。我不是中国史专家，但认识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教授。韩国有一位有名的全中大教授，研究了一辈子《资治通鉴》。韩国政府向学者提供的研究经费特别多，现在他在一个学术财团的支持下正进行注释《资治通鉴》的工作。

 2、郑老师您好，我想针对讲稿内容提出一个问题，在第七部分第五段写到“《贞观政要》成为国王经筵的经典书目”，但是我看到过有的人对此并不认可，我想问的是：是否所有的高丽国王都认为《贞观政要》是经典书目？还有高丽和朝鲜两个王朝的学者对这本书是否也持同样态度？

 郑求福教授：《贞观政要》是高丽时期光宗四年引进的，高丽国王以及之后的朝鲜国王都看这本书。但是自16世纪中国的新理学传入朝鲜之后，不论是国王还是士大夫就不太重视《贞观政要》了，他们开始重视朱子学。朝鲜王朝中期以后国王不读《贞观政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唐太宗为夺取权力杀掉了自己的兄弟，这在朱子学看来他的权位有点来路不正，所以朝鲜士大夫不尊重他。自12 世纪起，朝鲜从中国引进很多资料，特别是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时期更是大量引进中国的史籍，《贞观政要》成为众多史籍之一。他们建立一个文汇馆，有的学者研究《史记》，有的研究《汉书》，等等，分门别类。特别是在朝鲜王朝后期，即17世纪的时候，他们搜集的资料已经跟中国当时现有的资料不相上下了。

 3、郑老师您好，讲演稿第十页第二段有一句话：“我们共同努力，脱离西方中心编撰历史学的桎梏，期待东洋中心的世界史学。”韩国的史学以及中国的史学，一方面要与西方的史学进行联系和交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我想问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韩国和中国的史学应该如何脱离西方的桎梏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甚至出现您所说的东洋中心的世界史学？

 郑求福教授：东洋史和西洋史有很多区别，我看了赵院长翻译的《全球文明史》，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时候是以欧洲为中心。中世纪时，欧洲的国家都长期存续，而东亚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经常是发展一段时间就灭亡了，然后另一个国家又建立起来。中世纪时，东亚的日本没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他们后来提出了“脱亚”论。我认为日本国家摆脱不了身处亚洲的历史，他们没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也是有原因的。中世纪的日本主要是武人掌权，不是文治国家。特别是朝鲜三国时期唐朝和新罗联合灭掉百济的时候，百济和日本联合了起来，所以日本和唐朝的关系一直是很紧张的，彼此的文化交流也不像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那么多。中国和韩国选拔人才一般都通过科举制度，但日本一直没有。没有科举制度和中央集权，日本当时差不多是一个武人掌权的分裂国家，但是我认为日本学术界的很多学者都不是按照这个观点考虑问题的。假如以前中国人写东洋史那肯定是以孔子的思想为中心，中国人一直对“道”的观念情有独钟，会以“道”为中心写世界史。天道最大，还有地道和人道，天、地人、三位一体就出现一个正道，很多西洋人写世界史就没有中国的天、地、人观念。

 张绍杰副校长：非常荣幸能听到郑先生告别东北师大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听关于从史学角度来谈中韩关系问题的演讲。过去有英美国家的学者、日本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常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交流，有时候我也会听到有关方面的讲座，但是听中韩历史关系的讲座这是第一次。这说明，这些年我们学校的对外交流在不断扩大，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年初在赵轶峰院长的带领下我们到韩国与韩国学大学院建立了学术交往，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郑先生来这里讲学一学期。在郑先生要离开东北师大之际，我代表学校感谢郑先生来我们历史文化学院讲学，同时也希望郑先生今后有机会继续来东北师大讲学。我们的亚洲文明研究特别是东北亚各国的史学研究刚刚开始，所以希望郑先生能够通过他的丰富资源来帮助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最后祝愿郑先生身体健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