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我们“日知论坛”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十三讲。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他是近年来历史文化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当中都着力推荐的史家，他的著作对在座的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实际上我和这位教授交往已有些年了，我关注到他时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八十年代，而他认识我要晚一些。很多同学都热切盼望他的到来，我因此觉得我显然为东北师大的校园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好事情，感到无限欣慰。我不再多讲，现在就把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专家、大家非常推崇的王晴佳教授，隆重推荐给你们！

   （报告人）王晴佳教授：昨天座谈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来东北师大跟师生交流，感觉非常荣幸，也有点诚惶诚恐。东北师大历史学院很久以来一直是全国历史学界的一个重镇，我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访学感觉非常荣幸。有关我的一些溢美之词你们今天听了讲座以后能够对应上百分之四五十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因为有的时候读一个人的著作跟亲眼见到本人感觉会差距很大，希望我的这个差距不会那么大。如果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还是这样，我知道《日知论坛》每讲一般是进行两个小时，那么我讲一个多小时，然后跟同学交流，其实我是很喜欢跟各位交流的。我站着讲，必要时板书一些人名之类，所以大家没有必要拘束。讲的时候你们如果有的地方没听清楚，马上举手打断也可以，不是一定要等到讲完之后。

 言归正传。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写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辩证冲突》，其实这也在我写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一书里涉及到。这本书写于1998年，2000年在美国出版，国内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了第一版。之后还有不少与此问题相关的新论著发表，我也比较关心，但同时我因要做其他工作，并没对后现代主义跟历史学的关系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几个出版社要我再写一些这方面问题的书，我一直踌躇着，不太愿意写，也没敢写。原因就是不想让读者拿到我的一本新书，比如《后现代史学简论》之类的，到手一看内容和以前的那本差不多，我是想避免这种情况。我知道当今学术界是有一些学者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量避免。进入电脑时代有些东西复制起来很容易，但我还是不想那么做。我更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用一句比较普通的话来讲就是我不想炒冷饭炒得太多。

 今天讲的是我的一个想法，不一定很成熟。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这个冲击的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碰到的问题又是什么样的？题目好像耸人听闻一点，如果讲得不好希望大家不要失望。我们要讲如何冲击、冲击以后的状况以及后续的发展，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下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史学冲击的背景。我用 “大写历史”这个词，其实里边也没有特别大的学问，就是英文里的“History”。原来这个词也不是常用的，因为“history”是大写还是小写区分不是很严格。我最近看到期刊网上有一篇署名是我的文章叫做《“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这并不是我写的，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摘抄以后放在了上面。其实探求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的差别正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的一个工作，小写历史跟历史叙述有重合的地方，但还不完全一样。我现在就谈它们的关系，然后再讲为什么现在大写历史要被提出来跟小写历史做一个区分。

 这个区分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后现代主义或当代的思想家看来，大写历史跟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对历史的观察有很大关系。甚至有人说，所谓大写历史就是启蒙运动历史观的一个反映。这里边的特征有三：第一，历史是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历史的总方向是进步、向上的，是往前发展的；第三，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具体来说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第三点跟前两点有关联。也就是，为什么单个的、看起来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会有意义呢？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那自然就在说历史不是无始无终的。历史既有起点又有归宿，我们现在正处在当中往前发展。历史每一步的演进甚至退步都可以说成是波浪式发展，整个方向是往前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历史总体方向是往上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好。尽管当中会有波折，但每一个波折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不是偶然发生的。

 从根源来说，这样一种信念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很大关系，我简单讲一讲。大家都熟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提出相对论，同时他的宗教观念也很强，是一个比较虔诚的犹太教信徒，他就说到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900年尼采被人称为是疯子，因为他说上帝死了。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有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头从亚当夏娃、上帝造人来，尾向千年王国去。上帝造人花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上帝的一天等于人类的一千年，所以人类历史共有七千年，在最后一千年千年王国到来。大家已经看到有一些邪教宣称千年王国可能会提前到来，前几年美国就有一个邪教想让人们预先进入天国，它的信众基本上都喝毒药自杀了。那么千年王国到来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身其中？这就有一个选民和弃民的问题了，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影响之大使得兰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历史的每一个关头都能看到上帝之手，也就是历史的每一个过程都是有意义的。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或者另外用比较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元”、“后设”、“形而上”的历史。历史学家是在研究比有关具体问题的描述更重要、更大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这个发展规律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点。历史进步观念虽然看起来非常世俗，但其实跟犹太基督教的观念有关，因为千年王国自然比世俗的王国好。因此缘故，历史是向前进的。

 这么一来启蒙运动不就变成一个本非世俗主义的了么？大家都知道启蒙思想家是非常反对天主教教会的，这里也有一个辩证关系。原因在于，生活在西方文化里已很习惯的人们，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基督教教会在西方世界中应该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大家如果研究中世纪史可以看到。就现在而言，在西欧甚至包括东欧人们所见到、受益到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机构，除政府机构外，基本上都跟原来的教会有关。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有学校的功能。我来这里，看到这个时候正好有很多学生穿学位服拍毕业照。你知道这种衣服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僧侣服。西方建立大学一开始是为了培养教士，所以他们穿僧侣的衣服。再有，那个时候人们如果遇有什么问题就去找教士忏悔，得到教士的指点，现在遇到问题则有咨询中心、热线电话之类可以求助。医院也是这样，在黑死病之下，欧洲人口至少丧失了25%，有些地区甚至是40%，黑死病蔓延的时候，宗教人士死的最多，因为他们帮助那些病人，最后自己受传染。生死婚嫁都得通过教会，所以现在看来，医院、学校、咨询中心等等都发挥着当年教会的作用。

 在漫长的中世纪发展当中教会的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人人都对它有依赖的话，那么它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大到可以指挥所有人的程度。如果你们去研究世界史就一定要研究基督教后面的背景，比如一个天主教教徒，他去教堂其实不是去研究《圣经》，甚至研究天主教根本就不一定要有一本《圣经》。原因在于一个天主教教徒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可以了，好的信仰和好的工作。也就是说，教会和教父对教徒有绝对权威，教父是被称为“Father”的，听从他的教诲，跟从他做弥撒。教徒不仅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教会，还要无偿为教会做很多工作。从这可以看出教会权力在不断膨胀，这也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教会还一直被人诟病的原因。因此很多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想通过借助开明君主的力量来制衡教会的权力。然而受过基督教文化影响一千多年的西方人要摆脱这个思想观念是很困难的，所以启蒙运动思想家其实是把犹太基督教的思想观给倒过来，就像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倒过来一样，成为一种世俗化的表现。这里有一本书，讲到基督教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我昨天也已说过，如果一本书能够在二十年之后还有人看而且再版，那这本书绝对是经典。书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写的，翻译过来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为什么用“城”这个词呢？因为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思想家之一圣·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一书，他把千年王国到来时的天域描绘为一个城，那就是上帝之城。其实也是很形象的，因为城是有护城河、城门的，人们可以进去也可能被拦在外面，跟中国的城有相像的地方。

 18世纪之后西方历史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的，就是不把大写历史跟小写历史区分开来，认为两者是有机结合的。因为刚才概括的那三点历史观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史没有必要做大小写的区分。但是现在有人开始做出区分了，为什么要区分，过一会儿要讲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是虔诚的教徒，但是他们批评启蒙运动历史观或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并不是完全基于他们对基督教的厌恶，而是出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讲一下大写历史跟小写历史的区别。大写历史一般讲的是历史规律论，刚才概括的三点很明显都是有关历史规律论的。历史有没有起点和终点，历史的过程是进步还是退步，历史有没有意义，这都是历史规律论，也就是大写历史想要处理的问题。而小写历史要解决的是在具体写历史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原来是不考虑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把它提了出来。这其实是历史认识论问题，或被台湾的一些翻译称作历史认知论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历史知识、历史认知是怎么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是自己的东西，有多少是客观的东西？有多少是反映过来的，有多少是撷取的？在撷取当中个人的主观因素占多少？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历史学家，我在刚刚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学历史一定要注意两个摄（设）力。现在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我当时听了感觉非常有道理。我就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讲历史认识的问题：一个是摄影的摄，也就是概括、归纳史料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建设的设，就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很多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很自然地讲这样的话，博士读三年或是四年，第一年修课，第二年搜集材料，第三年整理材料然后把它写出来，一般说来都是这样，给写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在说到建设的设力的时候，以史料说话，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个人的主观因素越少越好。但现在怎么写成了问题，写了之后跟自己想写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写作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在18世纪前后的时候，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传统之外的历史学研究，也没有遇到这种冲突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是为了扬善惩恶，不是非常客观的，其实这里边的问题很大。但至少我认为有一点，就是18、19世纪以前所有文化里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那么天真。很著名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周的时候周王势力衰弱了，他被诸侯叫过去，史家写的时候为了掩饰他权威的丧失，就说他狩猎于哪里，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交待事实，另一方面也要做点手脚让事实变得有些不一样。以前孔子说过董狐直笔，什么意思呢？董狐写得很省略，他把非肇事者写成肇事者，一个赵盾，还有一个赵穿，其实是赵穿杀了人，但他却说赵盾弑君。因为他感觉这是赵盾的问题，赵盾没有把弟弟管教好。所以孔子竟然这么评论，说董狐才是真正的直笔。现在来看事实已经完全歪曲了，应该是赵穿杀人，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中国历史学家从古时起就在事实跟叙述之间看到了问题，明白两者间本来就有一股张力的。他们只是在调和，虽然也想求真，但是也知道这个真一定要跟现实有所关联，比如说能够劝善惩恶，所以这里面有些地方其实比18世纪之后到20世纪初年的西方历史学更加有思辨性。由历史规律论提供的整个历史的发展观念，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写作历史可以以小见大，小东西很自然就会融入到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选择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进行研究，比如研究战争，我想这里男生多一点，男生可能对战争史比较感兴趣。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研究战争基本上都在研究战争的起源，且大家争论的也是起源，而对战争的过程研究得比较少，教科书就不写战争以后是怎么发展的了。如果还有第二个热点的话就是战争的后续，当中的过程不那么重要。因为以历史一线发展的观点来看，过程似乎已经被规定下来了。这些单个事件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被连接起来的，毫无疑问整个包含在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以这里边就没有任何冲突。

 现在讲一下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基本界定，这个“后”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写《后现代与历史学》时也说从现代到后现代，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含有一种顺序发展的问题了。其实有不少思想家认为后现代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省，因此它也可以说成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也存在分歧，那个詹姆逊，他的书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我并不认为他懂中文，他也不是一个汉学家。但不管怎么样詹姆逊基本上就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后现代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类。另一类是从思想范畴来谈，很多人并不认为所谓后现代指的是另一种历史阶段，而是其对现代性的抵抗。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有机的、自然的、逻辑的发展，所以可以把后现代划为现代主义里面。如果用卡尔·波普的说法来阐述现代主义的话，就是一个论题的建立必定要能够证伪。因此一个思想能够建立起来，一定要有它的对立面。就像我们说一本书出版之后，被人骂也好被人赞也好，至少这本书还是让人觉得有所启发，并不是看了一眼马上就过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能够流行一定是有人喜欢它还有人不喜欢它，这样的东西才能够起来。当然有人喜欢多一点有人喜欢少一点，而且各个时代也有所不同。再举个例子像海登·怀特，大家都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但是要私下跟他谈的话他会说自己其实是非常现代主义的。因为他所借助的几个修辞学类型基本上都是现代主义思想家从现代主义文论里边发展出来的东西，借喻、比喻等等都不是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再打一个比方，后现代主义其实跟女性主义或说女权主义有一样的尴尬境遇，在座的女生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一定都带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思想，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很少。同样，当代像海登·怀特等被人称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其实真正愿意承认的非常少。像上个比方，如果想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么在中国现有的场景里面，也许就是表示自己是同性恋，根本不想结婚，以前传统妇女应该做的事现在都不做了，从不穿裙子和高跟鞋。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也经常跟那种连一个蚊子都不想打的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海登·怀特耳垂上一边一个小耳环，很多人还认为他是同性恋，其实他不是。不管是极端的环境主义者还是其他，都带了很多不必要的装饰。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标榜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女孩子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喜欢女权主义。

 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其实也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今天讲得比较抽象一点，我稍微讲一下历史背景。这其实跟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是一种文化性的探索，很多人都说后现代主义中很多新的极端的文化现象都跟六十年代西方的那场激进的学生运动有关系。所以我现在一直找机会呼吁，我的法语还不行，应该有人去研究六十年代西方的左翼学生运动跟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跟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虽然西方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承认，但其实两者间很多地方是有关系的，因为都是激进的。我在刚出版的那本《全球史学史》里边就隐约谈到了这个问题。1968年的5月是非常关键的，从布拉格到纽约再到巴黎，有很多学生起义。大体上讲这跟越战有关系，但是从更大范围来看却是人们对整个西方的文明历史有一种不满和怀疑，也就是开始对启蒙运动和历史进步观念反思。这个反思表明，文明、科技是发展的，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不少问题。举个例子像瑞士，大家都知道那里银行家很多，说明这个地方非常富裕，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么富裕的地方还有从事一种职业的人很多，就是心理咨询员。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富裕能否给予人们快乐和幸福？这完全是两码事，大家现在都已经承认。你们年轻可能还不觉得，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可能会体会到有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或者说能够使自己快乐的东西不完全是物质上的。年轻的时候如果一年赚了三万块钱，还想要能赚到七八万或更多就好了。但其实等真赚到七八万的时候，你会感到生活上的改变不一定是非常大的，钱赚得多了以后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一定要体会了之后才明白。

 时间观念的问题也是这样，有小的时间观念和大的时间观念之分。大的时间观念就是刚才说的一线发展的西方文明走在历史前面，而其他国家是落后的。小的时间观念对一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很大冲击，但如果是一个农民，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可能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天气好去做几个小时，明天可能不想去了，只要知道哪种作物在哪个季节应该种下去就可以，但晚一两天、一两个小时、一两分钟是根本没有关系的。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建立了工厂制度，像三班倒、打卡之类的，那整个对人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实现代社会迄今一共也就建立了那么四百年左右，这四百年对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好是坏现在还不知道，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从现在来看，至少有一个地方应引起重视，就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生殖能力都在退化。我有一次讲为什么孔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原因就是在古代原始的农业文明里，如果给女性很大压力，她的生育能力就会减弱。这一点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样一来代价是非常大的，一半人口会变成生育的工具。但是对文明初期来说，人类的繁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生育率像现在这样低的话，又没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那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不能成功的。想想看如果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的话，什么女权的东西她都是不可能考虑的，养孩子都来不及。所以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另外一面，要看物质环境的变化。现在几乎是生一个活一个，所以女性有很大闲暇，可以做其他事情，甚至都可以不要孩子。但我们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要从历史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当然不是说一定要非常保守，但是至少可以讲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几千年里确实支撑了中国文明的发展。那么现代社会的启蒙运动的这种观念能不能支撑中国社会也发展一两千年，我不知道，我是有所怀疑的。现在沿海一带发展非常快，那里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但现在很多粮田都变成了水泥地、马路、高速公路。可以想象，以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一定会被另外一个更落后的地区所取代，中国的劳工现在已经比较贵了。资本主义是很无情的，它很快就会把店或者厂开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些工业园区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可以说几十年之内这个事情就可能发生。那这些问题既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都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反思或反省。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的地方很多，但是坏的地方现在也能看到。中国人现在也已经看到很多好的和不好的地方，比如开车，开它干嘛？我们小时候数星星，现在很多地方星空是看不见的，因为污染。蓝天都没有，以前有很多很漂亮的诗歌来歌颂我们祖国的蓝天，现在天都不蓝了。这个现象其实人们已经看到了，但还是蜂拥的去买车。我一直跟西方人说你们不要认为中国人买车不好，污染环境之类的，你们开了二三十年、七八十年甚至好几代，中国人现在就想开一次，能说他们不能开吗？其实我说的这个比他们更加后现代，因为每个人都有愿望，这是我们的时代，现在有钱了，车也便宜，我们要买要开，尝尝味道，没什么不好，但这肯定是在比较滑稽地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后现代主义很多都不是后现代的，这就是历史的变化。

 现代化理论其实也有几个发展阶段，一开始现代化理论是想建立一个正统的模式。英美最好，德国、法国小农经济太多，德国民主化转型不够，造成它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也有很大问题，它的现代性是扭曲了的，导致军国主义兴盛起来，日本很多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日本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能够发展起像英美这么正统的现代化，即平和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要检讨的问题。后来发展到了第二阶段，其实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前还有一本书，讲的大致是专制政治里面的社会发展问题，这也是后现代里的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一个转折。用东亚四小龙的发展为例，也包括日本，原来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是跟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作者做了观察后认为不一定，因为亚洲这些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推动经济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指定哪些地方发展哪些地方不发展。那么现在最好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的模式，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市场规律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是非常大的。至少从现在来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走得比其他地方快。我这次来到飞机场的时候，碰到一个英国人，他就谈到中国。他要到威海去建厂，是医疗器械方面的企业，他就说真是非常非常敬佩中国能在威海投入这么多亿来发展，他也提到他们企业的领导人和当地政府有良好关系，山东省委亲自批准，所以要钱有钱。他还说一下拿这么多地建这么多厂房在英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自由，以前都认为民主制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好动力，西方各国就是这样。如果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教科书里就谈到了，法国、英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了能够发展而要求改变现状争取政治权力。这是经济先发展的西方模式，认为要适应经济发展必然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够突破旧有专制体制达到新的发展。但是现代化后来的发展就证明这种模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个比较专制、比较强权的政体下面，经济照样能够发展，而且人民也得到很多好处。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一个基本方面，他们看到西方现代化里边的很多问题，同时又提出了很多反省。在这之后有几次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从美国这方面来看，战争惨烈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认识的人死在越南战场上，不是小学同学，就是中学朋友，或说是亲戚的什么朋友，反正总有认识的人死在战场上。当时美国是编号抽签，不管什么学历，抽到谁谁就得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学生不想去打，因为人死得太多。再就是战争拖延了这么久，人们对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就产生怀疑，战争的正义性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要不要输出文明，西方的文明比其他地方的好多少？美国的反战运动正好跟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尽管《独立宣言》上说人人生而平等，但人们发现自己国家里还有不少人得不到应有的人权保障，怎么能用这种文明去塑造另外一种文明？这种怀疑反映在历史观念上，就是说西方文明不是唯一的衡量文明发展的尺度。那么大家就开始探索大写历史的问题了，开始总结为什么人们会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有人会说，有一批西方人带有侵略性，但另外一批西方人是非常虔诚的，想来帮助非西方人。英国有一个散文家兼诗人就写过一首诗，就说到白种人的负担，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如何解决白种人的负担，他们的负担就是要拯救全人类。在冷战背景下，西方人的教育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在美国跟他们说，我们当时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而他们就在宣传把共产主义击溃，其实这里的思维逻辑有很多地方非常相像。但是西方国家在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会发生改变。六十年代学生运动被发动起来了，有很多学校的学生占领了学校的办公楼，他们在美国大学的校长办公楼上树起越共的旗帜。这是在表态美国没有资格来教训越南人，从而把西方文明强加在他们头上，西方文明并不比其他文明好，越南人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这个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历史思想里的一个基本特质，源于人们对现代性的很多争议。

 当然在认识论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语言学的发展。这个我想大家比较熟悉，不在这里多说。语言是不是透明的？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像法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就经常说这个事情。他说历史是通过自己来说话的，里边没有个人，自己只是串串史料而已，后来很多人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海登·怀特有一个很重大的概念，就说从情节的设置这一点来讲，历史跟文学一样重要。一些人对他的观点有新的发展，说人们写历史的时候表示因果关系的词使用得特别多，尽管我们现在不大用“因为”，但“所以”还是经常用的。因为所以一个序列出来了，因果关系也就出来了。后现代主义最仇恨的就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看起来只要编排事件就可以，不像科学可以证伪。但是编排的问题就很复杂了，比如在讨论一次大战起源的时候，是先讲德国还是先讲法国，是先讲巴尔干地区还是先讲奥匈帝国，是先讲刺杀事件还是先讲外交里边的博弈。我最近学了很多新的字眼——博弈，非常漂亮的一个词，尽管古文里就有，但是现在突然变得非常流行。再如印度人以前要学自己的国史，就得看英国人写的书。大家知道印度原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有很多民族，地方语言有两百多种，哪里有人会写印度史。非洲也是这样，非洲本身就是强加给他们的，要写什么坦桑尼亚史、刚果史之类的，更荒谬。非洲很多国家地图都是直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怎么能有这么直的边界，完全是西方人强加的殖民地遗产。有一个英国人叫穆勒，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书成为关于印度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更雷人的地方，是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印度。他甚至说东印度公司搜集的材料比亲自去印度搜集那些所谓的口述史料要有价值得多，看一看东印度公司搜集的史料，就可以写一部印度史，你说雷人不雷人。

 这种观念使得历史变成启蒙运动或现代主义的大写历史观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正表现在历史叙述上面。历史叙述是要考虑到人和物当中一些复杂关系的，就是说历史学家在叙述中本身有一个求真的目的之外，还会遇到很多其他的困难。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兰克说只想如实直书，看起来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但背后想想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傲慢的。现在谁敢说能够如实直书？兰克有本事这样说，而且轻描淡写地说他只要如实直书，就是把它写出来。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博士生还是硕士生写论文的时候不要跟老师说材料都收集好了，还有一个月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现在历史叙述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大写历史本身的基础开始受到怀疑。历史认识（认知）论的问题又抬上来了，如果连一个小的问题写的时候都不能如实直书，那何况要勾勒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呢？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态度就是，根本不要谈什么历史规律。我认识一个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他是拉美史专家、纽约大学的教授。他就有一篇文章，我最近看了，写得还是很好的。作为一个历史学会主席，他观察到原来研究战争，战争起源是一个热点，但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这个现象已经没有了。因果律放弃后代替它的是对一个很小的文化现象的很漂亮的叙述，就是新文化史。

 明天我还要跟各位讨论这个问题，新文化史其实是历史叙述跟大写历史冲突之下的一个妥协物。因为西方人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会走向哪里，他们看到非西方地区的兴起对自己原来的历史观和历史本身的冲击。他们的历史将来会怎么样，如何跟非西方的历史汇合起来，还是不汇合永远冲突下去？所以亨廷顿的那本《文明的冲突》其实是很悲观的，他后来的一本书也是很悲观的。他讲到美国的政策，美国吸收那么多异类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他们进来以后对美国人的认同感造成威胁。这些书我认为都是对整个历史走向的一个非常大的思考，但是新文化史不考虑这个问题。很自然而然地，人们如果认为历史是有意义的，那即使讲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也能够像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光辉那样，把整个历史的意义显露出来。然而现在太阳的光辉已经没有了，就讲小问题，这个时候怎么评判研究做得好还是不好呢？原来以小见大，这是本事，现在大的理论不要了，就做小问题，甚至都不想以小见小。小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够使书写得好？这时文学性就进来了，历史写得漂亮了，可读性强了。后现代主义强调在理论上面历史学跟文学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实践层面，一旦把大写历史的根基摧毁之后，那故事情节就进来了。你想《奶酪和蛆虫》这本书，情节好，写得漂亮，否则谁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这个现象很有趣，主人公是一个受过一般教育的半开化的流放者，他竟然在外边宣传伽利略他们的新的宇宙观，后来被关进宗教裁判所，审判时还在那里辩论，用他那些可怜的浅薄的认知跟他们去辩。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卡洛·金斯伯格的文字写得很漂亮。还有一本新文化史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也一样，讲的是一个女的在她丈夫离开她参军之后居然接受了另一个冒充她丈夫的人，还跟他生活在一起，又卷入一场官司。有的村民说那个冒充的丈夫就是她原来的丈夫，有的说不是，然后大家听这个女的也就是他的妻子的说法。作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认为这个女的不可能不知道丈夫是假的，但她为什么会接受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这几本很有名的新文化史的书在出版时都是受到很多争议的，因为像《马丁·盖尔归来》的作者就承认其实档案没有揭示真相，她是根据审判记录来写，但审判记录里面那个女的不可能交待得特别详细，比如讲自己以为丈夫死了，想有个依靠，或者有性的需要，这种事情都不写。那么很多人就说，作者把这些猜测的东西都放进去了，这就不是历史了，历史不应该这么做。但作者说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观察，这个女的惟有如此，尽管她是一个中世纪妇女，但是跟我们现代妇女没什么两样。很多人又说这不对，这是以今度昔，用现在21世纪女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中世纪妇女，有很多争议的。但不管怎么样戴维斯最近好像要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她本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新文化史家之一。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研究的变化，我再讲讲这个变化的内在矛盾。有关大写历史的方面，那个艾克斯·蒙德其实现在可能比海登·怀特更有创意，他有一个比方我很喜欢用，在我的书里也提到过。说可以把西方的历史学比喻为一棵大树，原来研究的是树干，树干是观察的主要对象，树干的发展就是历史的走向，也就是以小见大。现在整个西方文化的秋风已经起来了，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树叶都凋零了。史家明明看出树干来了，却视而不见，只去研究一片片树叶，对树干没有兴趣了。这是关于西方历史学变化的一个很好的比方，说明人们的历史意识存有内在矛盾。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像孔子等都知道写出来的与自己最想表达的不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他说董狐是真正懂历史的人。因为当时特事特书，不能用很多字纸的，如果讲赵穿先杀人赵盾想包庇这话就太多了。编年史只写一两句话，而认为赵盾是幕后黑手至少是一家之言。这至少能看出孔子他们并不是那么天真，倒显得西方人天真。西方后现代史家想攻破的所谓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在中国古人眼里本来就是个稻草而已，它本来就是启蒙运动两百年来树立起的一个范式。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里边有很多个人主观想象的因素。那么人们就不写历史了，可能吗？我有个比方，各位知道新闻有一些是假的，但是一直喜欢看电视剧、根本就认为电视剧跟新闻是一模一样的人，在座的有吗？几乎没有吧，人们没有那么天真，虽然也知道新闻里边有虚假成分，但是跟看电视剧还是不一样。反过来说电视剧也反映了很多现实生活问题，但没有一个人说就是喜欢看电视剧，新闻从来不看，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全是通过电视剧得到的。这是一种内在矛盾，后现代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观点，似乎要把历史学整个退回去。海登·怀特有一个看法，他的看法其实有自身的背景，他认为西方近代历史学就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这种类型的历史学最好把它去掉，这也是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但是总体来说历史记忆还是需要的，就像美国CNN，它的创始人特纳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当他要推出CNN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疯了。人们认为没有一个电视频道只靠播新闻就能吸引观众的，但播出之后，CNN现在很成功。台湾有四个专播新闻的频道，大陆现在也有，CCTV专门有新闻台。这就说明人们对这种即使有点虚假的真实的感觉还是跟电视剧不一样，不是说不要电视剧，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规律论，后现代主义要摧毁这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历史规律论。这也有一个需求的问题，历史学本身在近代化、专业化之后已经跟社会公众有很多隔阂，但如果把历史学变成新文化史的研究，那等于是和看小说一样了。昨天已经讲过了，跟社会学、人类学相比本来历史学的特征正好是能提供一个长时段的观察和分析，甚至对未来做一些猜测，最好还是有点根据的猜测。现在这个工作被历史学家放弃了，但市场还有需要，所以改由其他领域的人来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生物学家都在做，如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未来学作为一个学科很发达，当年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很多著作，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一直有人在做，而且还能够吸引人，还有很多人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全球史的兴起其实也是迎合了这种趋向，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学家现在在整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始慢慢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全球化已经形成大趋势之后，他们的作用又开始突显出来。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要强调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很多观念都已经内化了，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一点。研究一次大战的起源、法国革命的起源、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等等，这种书现在越来越少，这是对因果律的放弃。但是还有很多历史学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查阅档案，而且如果一个人的文章都用档案史料的话，不管在中国的《历史研究》还是在美国或者西方的其他刊物上面，这篇文章的采用率要比不用档案的高得多，应该还是这样。只是现在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宣称自己就是如实直书，这一段的历史就在自己手里。而且大家都很愿意讲理论架构，自己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怎样来揭示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大家其实已经知道历史研究的限制，像2009年刚刚卸任的历史学会主席，是个女的，她就编了一本书叫《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语言不透明，但其实这个问题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一定的理论表述。语言不透明、不清楚以及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历史写作，但是不能不写，如果那样历史学又回到了过去。另外还有一个新的现象是历史学跟社会科学又重新结合了起来，原来是从社会科学、经济学转移到文学、人类学，现在返回来了，重新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历史进程。但这个还是刚刚起步，二十年之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有人还会进一步研究一些事件的起源、结果和意义的问题。尽管现在还没有，但是大家也都很明显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少人已经开始写书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现代性之后，有一个文化史和语言学的转向，转向之后人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就讲到这里，差不多从冲突到内在矛盾我基本上都讲了一下，接下来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学生提问：

 1、王老师，学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后在后现代领域听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学生关于后现代主义对意义的消解有一个想法，历史学有没有意义，它有一个基础，就是首先认为意义是客观的，但是晚辈现在看了一点小书有一个思考。我认为意义其实应当是主观的，它对人来说是认识到事物存在的一种标志。人认识到历史的时候，对自己来说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就会存在什么样的意义。比如您说一战的时候，说它失败，可对于一些东方民族来说这也代表着一种民族解放运动重新勃兴的意义。而且我们还重新去理解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对西方来说它就是一种没落、一种失败。所以学生现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像以往认识的那样把历史的事实与意义在客观性的层面上进行分离？学生不知道怎么表达好，这是第一个。再有学生总感觉您身上有伊格尔斯先生的风范，伊格尔斯先生的《全球史学史》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生认真读了，他大体上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的，存在精英主义成分以及他没有真正写一部下层人民史。学生很想了解您对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伊格尔斯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谢谢。

 王晴佳教授：也先谢谢你，因为我稍微能够得到伊格尔斯先生一点影响的话，那就是你对我的很大的一种恭维，非常感谢。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些，其实我跟赵老师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全球史学史》已经翻译出来了，伊格尔斯在这个书里边谈到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跟你刚才概括的也相近。我知道这样的看法在这里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这本书最后能不能出版还是一个问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它删掉，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这么做。我得跟伊格尔斯商量，而且我个人也不想删太多。你要我谈个人的看法，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分析跟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另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那种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犀利度和激烈度，可以说启发了后来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是说像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认为正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实践中遇到挫折就对其产生怀疑。我认为还是应该学的，而且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那种对整个现代性的批判的意识，同时期以及之后很多思想家都没有，所以马克思有他首创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对很多具体历史问题的阐发，当然有错误、教条的地方。

 意义的问题，我想就这么简单回答。很明显你是以当代人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意义本身是客观又是主观的，但是你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受到了后现代主义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在18、19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意义是客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受到毁灭性冲击的话，那对整个世界文明都是不好的。这其实也是启蒙运动思想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诟病的一个地方，西方的普遍主义观念现在已受人摒弃。从现状来看，启蒙运动对大写历史的勾画，基本上已经被人超越了。（学生：就是说历史已经走向了主观化的进程？）那要看怎么来界定主观了，你刚才就说了，非西方地区或说亚洲、非洲的人们在看某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有不同看法。原来这些不同看法当然也有，但西方人认为这些看法是异端，而现在用后现代思维来看的话这不是异端，而是平等的有价值的。

 2、王老师您好，我看过您的书和文章。西方史学史有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任何一种史学都没有地位，然后在19、20世纪之交，像克罗齐、柯林伍德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反对实证但是不反对史学的客观性，但到了后现代主义以后就从根本上对客观性提出挑战。像安克斯密特就公开地说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但是我发现，柯林伍德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历史应该怎样如实地传递，尽管不是很系统，但是他在行文中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我本人觉得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有一些很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我依然觉得如果历史学不提客观性的话，那历史就失去意义了。历史学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发现事实，这是历史学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它和文学创作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发现了一点什么会极其兴奋，所以我觉得读者对真实性的探索也就是他为什么要读历史书的原因。就我本人来讲，我不太喜欢文学但是特别喜欢史学，因为我相信是真实的东西才会去读它。如果历史学不讲客观性，那我觉得历史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我反对实证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解读。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可以去借鉴和参考19、20世纪之交的那批历史哲学家的思想来重新去对客观性做一个界定。

 王晴佳教授：很好，真的，你概括得非常对。柯林伍德尽管对19世纪兰克学派所谓的客观史学有很多批评，但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柯林伍德的思想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受人推崇的，我上个月刚看过一本书讲到彼得·伯克，他是英国剑桥很有名的文化史专家，写过《法国史学革命》，这书已经翻译出来了。他还有一本书是讲20世纪的史学与史家，其中就谈到了20世纪英国历史哲学的发展。我比较讶异的地方是，他提到柯林伍德，说柯林伍德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哲学家，所以他的观点最能够让人接受，我想你能够认可他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同时期像翦肯斯，英国很激烈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但是彼得·伯克提都不提他。这本书好像是2002年出版的，那时翦肯斯的《历史学再思考》、《论历史学是什么？》好几本书都明确阐述他的一个很极端的看法，就是说历史只是一个没有基点的世界里的一种没有基点的表述，是没有根基的，在无根无序的表述里边整个世界就是文本，就像德里达说的文本之外没有一切，这个确实是后现代的一个观点。柯林伍德有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历史学是有点想象的，他把历史学的工作看成像侦探的工作一样。侦探破案要搜集很多材料和各种线索，但是线索之中一定有空当，没有一条线索可以告诉人们一切，怎么样排列出来，然后推测这些线索能够提供什么。所以柯林伍德的思想到现在为止还是能够被常规的或说实践中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我感觉不奇怪。

 关于客观的问题，我是不大想还要单纯强调客观性。因为给自己贴上标签是不好的，尤其是对于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还用这些标签的话，有时会给你的著作、论文带来一种误解。你如果说一定要坚持客观的历史学，那至少在西方世界里边，可能就感觉你是一个老古董，那就没必要，其实你不是这样。（学生：可不可以对客观性有一个新的理解方式？）可以，你干脆就写一写有关对客观性的新认识这一方面的文章，但不要单纯提倡客观主义的治史方法。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信息时代，标签一贴别人就把你归入一个地方，就不看了，是这样的问题。

 学生：柯林伍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在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中想到等腰三角形，说自己如果一开始在思考等腰三角形这个问题，然后停了三秒钟再继续思考，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思想和原来的思想并不是不同的两个思想。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不要因为人们和以前的历史存在时间间隔，就认为两者之间的思想不是一个思想。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构成一定的抵抗，后现代主义就认为因为存在时间间隔，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还原过去、反映过去，但我觉得柯林伍德这样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有一种抵御作用。

 王晴佳教授：十分同意，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些积极意义。我也打一个比方，大家对三国时代历史的了解是通过《三国演义》还是通过《三国志》？当代中国人对乾隆皇帝的了解是读《清实录》出来的，还是看电影出来的？这是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当然有一点是后现代主义把传授历史知识的这么一批权威人士打落下来，历史学家被赶下神坛。有人说历史学家是自作自受，因为写的东西没人要看。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叙述大师，他讲话用东北话来说其实是非常磨叽的，所以没人要听他的，但是他的写作非常好，写得非常漂亮。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认为兰克就是一个干巴巴的用史料来说话的人。他的成功在于两方面：一个是讨论班，考证研究史料，这个影响非常大，带了很多学生；第二个是他的书有影响，多产且写得漂亮。有一个彼得·该，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有一本写得很漂亮的小书，叫做《历史的风格》，大家可以看看。他提到叙述，我喜欢用叙述这个词，不喜欢现在很多人用的叙事。我认为叙事把叙述这个字翻译得太狭隘了，本来可以叙述任何东西，叙事的话就变成光叙述事情。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应该写叙述史或者是叙述风格，不要说叙事风格，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翻译当然也是见仁见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叙事，这是另外一回事。好，我就说这个意思。

 3、王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考，这种思潮和史学联系在一起才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哲学、文学很多领域都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那么我想问的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考它是怎么样影响到历史学的，是如何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的？

 王晴佳教授：你的观察真的是非常对的，确实是这样。后现代这个词可能最早的时候还是历史学家先用的，汤因比就用得比较多，再往前好像也有其他人用过，但用的比较偶然。汤因比用的时候别人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汤因比本身的地位重要。有一本书好像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是一个女作家写的，关于后现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我认为写得不错。就讲历史学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想蔓延时候的最后一个堡垒，这是慢慢过来的，确实是慢慢过来的。我有时候跟学生也讲，中国人有那么一句话说是板凳甘坐十年冷，你们做学问有的时候不能这样，不然写的东西没人要看。别人一听你是学历史的，学历史干什么，都这样回应。海登·怀特现在是所有当代历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里边数得进去的人物，但要知道1973年他那本《元史学》出版之后，有20年没人理他。那就印证了刚才你说的话，后现代主义用文学的观念来讨论历史的深度意识，而历史学家根本就不看这种书。有一个人，他是历史学界很重要的一本杂志《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接受海登·怀特的现象》，就是讲海登·怀特是怎么样被接受的，他的分析其实也还是这样。如果大家看不到这本书可以看另一本盛宁写的《新历史主义》，他是一个做文学的。海登·怀特在加州大学退休之后，现在被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请去做教授，而不是历史学系。这就看出他本人对当代历史学界的有限影响，尽管他的很多观念为人乐道，引用率也非常高，可能只排在福柯、韦伯之后，但是同意他观点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后现代主义跟历史学怎么样结合起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怎么样对常规的历史学家开始产生影响。其实我的书稍微提到一点，但是现在我有的解答不一定很对。我慢慢讲，让我再考虑一下，先接另外一个问题，好不好？

 4、王老师您好，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有历史吗？》，介绍的是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西方最早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记述没有思辨所以称不上历史，到了后现代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观念才有所改变。但是我就在想他们怎么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是用一种微观史学的方式把中国解构掉，或者把中国打碎在细小的层面上做得非常非常细，那么这就算完事了吗？如果这样的话各个层面推到一起是否就变成资料库了？那么最后不要说是中国人就是西方人想再去了解历史的话，那谁来把这些资料总结在一起，总结在一起的话还是后现代吗？后现代把历史打碎了，但是人们还想了解历史。

 王晴佳教授：现在还在打碎的过程当中。我不大想用汉学家这个词，汉学家有一种特定的含义。汉学家一般是指通过研究中国文字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那么中国学家的称谓比较好一点，汉学家基本上研究的重点是古代中国，那现在有很多人研究的是现当代中国，他们应该称为中国学家。历史还在解构当中，这个解构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经常讲大一统，把大一统看成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但是像那个柯娇艳，当然她也是一个比较后现代的中国学家，她就提到其实历史上有将近一半时间中国是处于分裂状态。我认为这有点夸张，一半是到不了的，但至少中国三分之一的历史时期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通常认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是中国人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坦白地说这是有点神化性质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为什么有所谓一线贯之没有间断这种说法呢？我认为这跟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在这么写。而且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都感觉奇怪，就是像明朝兴起之后不久就编一部《元史》，明朝本来是在把蒙古人赶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编《元史》等于把元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文明线上，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清代也是这样，清代编《明史》还有点意义，因为要继承中国文明。但是明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宋代也是这样，很多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正史的编纂都是在统一的时候进行的，所以史家会强化大一统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读这样的书，就会自然地产生中国人喜欢大一统、中国文明跟欧洲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一直大一统的想法，这种观念到头来内化成文明的一个特性。

 我想了想现在回答后现代主义是怎样进入历史学领域的，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的背景其实已经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越战之后，西方人那种高人一头、高度自信的态度没有了。但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历史学的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六十年代变化就开始了。加加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给美国一个很大的冲击，感觉科技落后于人了。美国人原以为自己是领先苏联的，想不到他们把人送上太空了，比自己还早。所以政府一下子就投入很多钱来发展高等教育，所以有纽约州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的崛起，伯克莱等几所大学的崛起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办学规模很快就扩大了，而且越战结束之后当时为了吸引更多越战老兵回来，有点像现在这边扩招硕士生一样，尽量安排老兵们就业不然就延缓就业，给社会减轻压力。政府让他们上大学、上研究生，发给一笔钱，也算一种酬劳。士兵为国效劳，现在回来要继续深造的话只要有学校录取，学费全由政府负担。我认识一个日本人，当时他在哈佛毕业的时候有五六个地方要请他去。余英时先生毕业的时候，这一点余先生亲自告诉过我，他的工作也是别人送上来的。什么原因呢？这些人刚刚毕业的时候，正好是高等教育大幅度发展的时候，很需要老师。但也有一个饱和状态，到七十年代初，很多博士生毕业就没有工作了。那么这个队伍就改变了，如果研究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历史，会看到前边几代留学美国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到名牌大学，感觉他们很了不起，其实不然，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大学。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当时上大学的人要么是才学比较好的要么是家庭比较富裕的，甚至父母也是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但是办学规模扩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如果是精英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人，虽然也有例外，但基本上还是想研究精英，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主导社会历史的一种力量。但是那些从贫苦家庭走出来的便不如此，我不是说谎，是有根据的。很多历史学家就说自己之所以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就是因为自己是家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博士，去写精英干吗？那些精英人物的想法不能感同身受，但可以写自己乡村的父老兄弟。文化史的产生跟历史学家队伍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这正好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对精英人物和民族史学的批判。现在如果到美国去看历史博物馆，很明显那里不展出精英。中国的历史博物馆一定是清朝皇帝怎么腐败然后孙中山闹革命等等好坏都是精英人物，劳苦大众的声音很少。我真劝你们如果有机会到英国、美国，绝对要看历史博物馆，看他们是怎么陈列的，都陈列什么东西，女孩子发髻的变化，家具的变化，衣服的变化，鞋子的变化。这就是历史思维的很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原来六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历史文化也是讲华盛顿、弗兰克林、杰弗逊、汉弥尔顿什么的，也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一天到晚还学的这个美国史。那现在没有了，大家要写的是这个城市的第一家邮局是怎么开起来之类的问题，这个里边有一个对比变化。

 5、王先生您好，刚才您谈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前景是什么呢？您认为它在现代主义里是销声匿迹还是取代现代主义，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

 王晴佳教授：我刚才说过其实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和反省，它不是要表达一种因果模式。所以如果有人问后现代主义到底想做什么，那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表示认识上有极端性。因为一旦要建构什么，那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以前所谓近代科学思维的套路里，无法摆脱。原来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是后现代连立都不要，破破破，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6、老师刚才讲了后现代的历史是小写历史的问题，然后提到一个关于历史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每一个历史学家把所有事情写下来，不敢说这是如实直书，因为历史已经超过了人们的经验范围，人们无法观察到它。如果是这样，那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如何成为可能？17世纪英国的一位哲学家休罗提出一个观点，知识来自于经验，而在后来科学主义的时候认为知识是可以被证实的，像自然科学，在实验室里面进行观察、实验获得知识。那么历史学在不在这两种解释之内？如果不在，那是不是在这两种解释之外？如果它独立于这两种解释，那它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科？老师还提到认识历史时的两个设（摄）力，柯林伍德提出一个观点就说，人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第一个是批判，第二个是建构。建构就和老师所说的建设的设一样，然后他对于建构提到了三个观点。第一是需要先验的想象，历史需要想象，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侦探是一样的，他们在想象的时候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个内在必然性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人们看电视剧、听新闻的时候认为其中有真实性，是因为人们觉得它有真实的必然性，并不是纯粹虚构的。第二是证据，而且还要推理，要让历史成为历史，让历史在时间、空间上符合它原来的样子。第三就是历史在人们自己的思维当中创造。然后就回到了原来的那个问题，历史学如何成为可能？历史学是独立于传统的经验之史还是需要被重新建构，或者像柯林伍德所提出的在思索之中创造了历史？历史思维、历史精神创造了历史知识，它是一种合理的先验的体系吗？

 王晴佳教授：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你用非常哲学的语言来表述，比较困难。我可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实就是，其实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历史学的归属还是有争议的，至少在实践上面不同。如果申请去美国留学，就可以发现有的学校历史系是跟人文科学专业放在一起，但有的地方就把历史学跟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这就可以回答你的一个问题，其实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历史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另外一点，你问到有关历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的。其实生活当中除了科学方法之外，另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方法，用得还比较多。这个历史方法就是不精确的，但不精确并不是说没有用，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用。如果想做一只股票，这股票好还是不好，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只能研究它的历史，看它过去的状况怎么样，对整个股票市场的了解也是这样。人也是一样，又不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要决定跟他结婚还是不结婚，无论男女，唯一看的是他过去的行为怎么样。这就是一种历史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非常确定的，本来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的。在科学主义影响下人们的思维变得比较死板，认为这个事情一定要能够重复验证，但是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是无法验证的，而且不能说如果无法验证人们就不能生活下去。或者因为不知道这个男的以后会不会对你好所以你就不跟他结婚，就一辈子不结婚了，哪有这样的事情？个例存在，但基本上不这样，都还是想试一下。而且想想看，如果有一批人或一个人写出一部历史概述，能够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标志着什么？标志历史学科的死亡，从此就不用学历史了。历史成为可能只能是成为知识的可能，就像爱因斯坦说的追求真理比获得真理更有趣、更重要，因为不确定性，我们才研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