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兼翻译（赵轶峰教授）：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日知论坛”的第32次讲座，有幸请到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的Valery Timoshenko教授，给我们作题为《全球化与国际安全》的报告。Timoshenko教授是应东北师范大学的邀请，受远东国立大学委托，到我们学校来，探讨两校间的合作发展等有关事项。两个学校已经正式签署了关于双方教师、学生之间进行互访或学术交流，以及共同组织国际会议等方面的框架性协议，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态势。Timoshenko教授在他的学院里是讲授世界史课程的，他本人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亚洲，当然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历史在他们那里是世界史的内容。在讲授亚洲历史的时候，他用50%的时间来讲中国历史，可见，中国史在他们那里的教学中还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对俄国历史实际上讲述的不多，近些年尤其关注不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同学向这个方向发展，成为这一门类的人才。Timoshenko教授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外关系的，包括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他还研究过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政策等一些问题。今天他要讲的题目是《全球化与国际安全》，这也是大家长期以来普遍关注的话题。我们可以在报刊、网络等媒介上看到一些对全球化或国际安全的讨论，但是我想大家未必能够了解来自俄国的学者现在是用什么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全球化和国际安全这样的事情，我们最需要聆听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的声音。因为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家要互相交流看法，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所以，Timoshenko教授的报告对大家了解全球化问题，应是有益的。这可能和我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有一些距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对自己当下所处的社会缺乏了解，那么去反观人类过去的经历，是不会认识得很透彻的。这是一个持续的思想互动过程，知识就是这样增益的。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Timoshenko教授开始他的报告。

    报告人（Valery Timoshenko教授）：

  一、全球化的定义

 近10年，在金融、政治以及学术领域的讨论中，全球化不再是个新话题。实际上，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所发生的变化确实与全球化过程相关。这个变化如此强烈，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令人难以理解：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于何时开始，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但无人去尝试弄清它的影响范围。对全球化的多种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定义：首先，全球化已被看作是与诸如核战争、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全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它被定义为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多数分析认为，把全球化当成一个经济现象更为正确。他们把全球化描述成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市场参与增强，外加信息和传输技术飞速变革的结果。近来，有关全球化的定义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意识形态上来，包括完全承认市场经济价值，特别是西方政治民主和文化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互相依存等问题。

 对于全球化的历史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全球化植根于西方人在全球扩张和征服的500年历史当中。今天的跨国关系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东”、“西”方之间抗衡的历史决定的。另有许多分析认为，全球化只属于20世纪，甚至更多的科学家把全球化同冷战的结束联结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专家的观点是令人感兴趣的。首先，他们提议用一个新的“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概念来代替全球化。在他们的视野里，全球化只是世界一体化的一部分。他们进一步把“世界一体化发展”划分成三个主要阶段：国际化、跨国化和全球化。世界上各个社会群体彼此分离的国际化阶段因工业革命的养育，为迈入工业的和资本的跨国化阶段铺平了道路，而前两个过程都有助于促成全球化阶段。现在，文明向上述所有三个方向展开，这被称为“中心—边缘”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由最先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组成，而边缘由追随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伴随工业中心的进步建立起来的技术、社会以及经济的标准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普遍秩序与规则。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为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且除此之外，人类迄今还没有创造出其他的社会演进方式。同时，它并不意味着这种世界体系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与边缘（发展中国家）都在发生变化。这样的国家的例子，如中国，就证明了现在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通过归纳不同的概念和观点，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确定为下列问题的结合体。

 1、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全球化：

 如上所述，全球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冷战结束后开始被人们认识到。“两极格局冲突的冷战时代的经济与后二战时代、后殖民地发展规划时代所显示出的具有稳定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据此来讲，全球化的第一个主要受害者，大概就是苏联。

 2、作为经济现象的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市场的自由宽松、技术的传播、大批商品的跨国销售、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以及财产的私有化等等。国际贸易、投资、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地由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劳工部门内的技术转让、自由资本以及货币交易市场已经使得经济竞争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3、作为科学和技术现象的全球化：

 方兴未艾的“网络经济”毋庸置疑是由通讯技术革命引发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崭新的活动形式，在这种活动形式中，经济交往观念发生了从工业资本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决定性转变。这个转变为一场由技术产业精英们发动的变革所驱动，并最终把世界统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此外，它还带来了关于“我们如何沟通，如何投资，如何了解世界”的变化。

 4、作为西方化（美国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和平繁荣的西方（美国）霸权时代。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在世界所有地方击败了其历史宿敌社会主义。正如福山宣称的，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有文化上和制度上的原则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实践的时代，冷战的胜利者在这个时代向世界各地扩散”。这是盎格鲁—萨克逊古典主义、法国“大陆主义”以及美国自由主义联盟的胜利。

 这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论题。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把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看成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当代变体。他们强调这样一种观念，由跨国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跨国资产阶级是维护资本家精英们的利益的。许多分析坚持认为，跨国精英阶层输出的一套价值观同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式变体相一致。一部分学者还论定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与“儒家价值观”的结合。

 5、作为政治进程的全球化：

 全球化无疑是一个政治进程。在为世界市场、地方利益集团、世界精英的领导地位、新世界秩序、意识形态的破产、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其他许多问题进行的斗争中，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特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现象的全球化上来。

 二、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

 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以及其他论点的结合，那么显然，它已经严重触及到了当代国际关系。在理论层面，“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概念同70、80年代讨论的“国际关系中各个参与者的互相依存”的概念紧密相联。那个年代表明，“互相依存”在国际政治中引发了许多问题，因为人们认识到，在这个体系内一些成员的活动致使其他成员遭受了损失。在20世纪末，关于互相依存的讨论转移到全球化语境上来。苏联的解体在国际关系上打破了旧有的两极格局，这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里引出了关于国际关系未来走向的许多描述与概念。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反对福山的说法，他主张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至少由六个重要的参与者构成——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或许还包括印度，而且这个新体系中的三个成员（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将从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政策中独立出来。萨米尔·亨廷顿持有世界上存在七个对抗的文化宗教性文明体系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西方、拉丁美洲，或许还有非洲。

 另一个概念由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们提出，国际关系以最民主的社会诸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领导的“轴心国家”（基础国家）为中心构成。“轴心国家”必须捍卫人类共同的基本原则（西方的原则），并且援助阵营里的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公正”和“和平”的社会。这个理念由在“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克林顿政府付诸实施，突出的表现就是北约入侵塞尔维亚，这些老牌的基督教国家未经联合国准许残忍地持续轰炸了三个月。按照北约的观点，只是因为塞尔维亚军队违反人权同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者作战，此外其他的观点都没有被北约考虑进去。正如亨廷顿和其他一些人所担心的，这样的政策将导致西方从世界其余国家中孤立出来并引发许多国家和组织间的对抗。

 “国际警察”的政策在布什政府掌握权力的时候本应该结束，但是没有。布什政府继续执行美国“国际警察”的政策，未经联合国准许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

   2001年9·11事件最终显示出，“新世界秩序”的概念同国际安全体系一样需要彻底重建。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的演讲中指出的，“我们（国际社会）还未能适应过去10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在继续按照过时的价值体系生活，在没有学会彼此完全信任的时候去探讨伙伴关系。我们继续在秘而不宣的误解中互相反对。全世界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确实，因为新的威胁的出现，建立在两极世界观念上的旧有的安全体系不能满足更深层次的全球化的需要。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如果不同其他国家（包括非西方国家）密切合作，就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甚至连如何定义“安全”也是成问题的。于是像“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国际犯罪”等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基于这些，美国专家提出了一种类型学用于分析安全。他们根据参与者的等级划定安全的“垂直范围”（哪些成员安全受到威胁，哪些成员把威胁强加于他者，哪些成员又为他者提供了安全保障），而“水平范围”则根据安全问题的不同方面（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来划定。为此，他们强调作为安全基本参照对象的当代国家的作用。“个人有可能危害国家、政权或民族，民族有可能对个人、国家或政权是一个威胁，政权对个人和民族也常常构成威胁，国家也会威胁到个人甚至民族。”

 全球化对全球和国家的安全具有多重含义，一些是积极的，另一些是消极的。全球化的“黑暗面”是，全球需求特定的商品，如木材、钻石和毒品。互联网已成为宣扬偏执的渠道，为开发恐怖武器传递必要的情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人类安全”的概念来具体说明安全问题。他们主张关于安全的概念必须从“单单注重领土安全向广泛注重民众安全”转变，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隐私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等。

 9·11事件后的安全形势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引起了许多讨论。惹人注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的俄罗斯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俄罗斯专家主张，这些事件展示了把世界引入深层国际关系和安全危机的全球化过程。

 1、世界机构的危机：

“有着两极世界逻辑的当代机构，不能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因为否决权的贬值，联合国在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战争后丧失了先前的意义，不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冷战遗产的北约谋求保持预算，战略上因循‘美国留在欧洲，俄罗斯退出欧洲，限制德国’的逻辑，这在冷战结束后不能被证明是合法的。北约仍然制定‘双重标准’的政策，一方面庇护和欢迎一些违反人权的国家（土耳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另一方面却强烈抗议非北约国家的所谓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库尔德人的权利在土耳其比在科索沃受到更严重地侵害，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少数民族的处境比在马其顿更糟。北约是地缘政治扩张的好手，却不是加强世界安全的好手。

 2、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野心带来的危机：

 “当今世界，不存在任何超级大国成为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空间。”世界需要领导者，但不需要强悍的霸权。当代的危机表明，美国不能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导者。但不幸的是，美国继续推行“世界唯一领导者”的政策。美国的军事预算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我确信奥巴马政府不会改变目前这种局面。美国在伊拉克拥有多于10万的驻军，并计划把在阿富汗的士兵也增加到10万，他们说这是反恐战争的需要。好吧，但是美国为什么还要在日本维持着10万军队呢？谁在日本那边威胁美国了？美国人说，是朝鲜和中国。但是朝鲜过于贫弱，在没有外界的支持下几乎不能挑起战争。历史证明，中国这个国家不具有侵略性。中国保持着自身的地缘政治空间（包括西藏和台湾），从未尝试过进一步超出它历史上的边界。这就是美国坚持认为中国和朝鲜具有“侵略性”是错误的原因。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全世界，它已经在许多地方包括巴尔干和欧洲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且很难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当前的计划。

 3、保障和平与安全的知识体系的危机：

 “两极政治体系的瓦解没有导致当代新的基本原则的形成，恰恰相反，人们重又回到16世纪中叶的那种陈旧的地缘政治概念上来。”美国和欧洲都不能提出关于集体安全的引人瞩目的想法。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提议在欧洲建立新的集体安全时，美国却保持沉默。

 4、领导地位的危机：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领导者们没有能够用10年时间建立起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这显示出他们在自信力上的软弱和保守（《历史的终结》），他们不能认清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5、世界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危机：

 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根源是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与其说富有的国家促进了贫困国家的发展，还不如说妨碍了它们的发展（原材料的低回报和信息技术的高回报）。例如，非洲国家在过去30年间变得比以往更贫困了，而“轴心国家”却比以前更为富有。

 6、战略艺术的危机：

 对伊拉克的轰炸不能摧毁国际恐怖主义，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不能击败它的军队，对阿富汗的轰炸同样不能阻止塔利班的活动。新式战争需要新式战略，其主要目的不在物质实体上而是应符合大众的意识和心理。

 7、主权和国家体系的危机：

 新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不仅包括主权国家还应包括其他组织和机构，这些组织和机构手里集中的大量资金等，促使它们去操纵人民的政治意愿。通过控制大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得以引发巨大的政治变革。这些情况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期间就发生了。全世界都注视到了藏独势力如何试图阻挠奥运圣火传递，这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是由这种“非政府”组织给予资金支持的。谁站在幕后？我们只能去猜测。但是我们或许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不是为了西藏的自由而是向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施压。

 8、政治战略的危机：

 政治机构的无能预示着它们的行径的后果。例如，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组织和支持塔利班与科索沃自由军，并出面控制。由美国组织和支持的塔利班曾经在阿富汗同苏联军队作战，然而现在它开始反对美国。

 9、人权概念的危机：

 现在，在安全政策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对许多国家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也是这样。人权的概念是非常微妙的，对于什么是违反人权而什么不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在美国的同行经常批评中国违反人权及其他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不同的文明，它已经存在了2000年，而美国的历史才不过200年。中国人一定要教给你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如何生活和生存下来。如果你们说中国没有民主，那必须强调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如果你们说中国没有自由，那必须强调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自由”。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既不是乌克兰也不是格鲁吉亚。如果你们期望在中国发生像“橙色革命”那样的事情，打住吧。中国现在是稳定的和正在发展着的，而中国如果不稳定就会撼动整个世界。

 在全球化的层面重新思考安全问题，尽管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决策者们开始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合作模式的必要。

    曲晓范教授提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日本方面坚持说这些岛屿是属于日本的。1956年以后，日苏之间曾多次协商，但没有结果。将来日俄两国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您对日俄两国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Valery Timoshenko教授：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发动了战争，是侵略者，最后侵略者被击败了。根据战后国际协议，日本的领土要被缩小到它的四个主要岛屿上。1956年的时候，日本和苏联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行了双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苏联许诺归还四岛当中的两个。但是由于美国远东政策的干预，事情不了了之。当时已经讨论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但是没有签定条约，因为日本要求先还岛后签字。将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

   学生提问一：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有两个论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霸权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您同意这两个观点吗？第二个问题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可以说成是一部全球化的发展史，对吗？

    Valery Timoshenko教授：我同意邓小平的观点。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总过程大约从300到500年前就开始了。为什么当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后，中国没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发展起来呢？是因为中国当时富有，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资源。而当时的欧洲非常穷困，所以欧洲就富有侵略性，要向别的地方殖民。

    学生提问二：您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讲国际安全的，但是我想知道全球化和国际安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全球化越加强，国际关系会变得怎么样？

 Valery Timoshenko教授：比如说像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最发达的八个国家的首脑聚在一起去讨论如何解决国际化的金融危机，讨论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来克服危机。这是一种情况。但国际安全体系要由世界所有国家参与进来，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不能决定什么是国际安全，它们也不能确保其他国家的安全。国际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没有共同的尺度来衡量谁是安全的。比如说车臣，在俄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犯罪，但在伦敦那里，他们被当作自由而战的斗士。另一个例子就是北约，北约在向东欧推进，越来越多的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这在俄国看来，是对我们的近逼。但在北约那边，却被说成是自由国家范围的扩大。北约认为自由国家的范围越扩大就越安全，而俄国却不这样认为。

 学生提问三：您刚才提到，苏联是全球化的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我想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苏联不单单是受害者，如果它在二战之后不一直坚持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甚至也就不会最后走到解体的地步。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苏联政府的决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另外，面对现在的经济危机，请您对以梅德韦杰夫为首的俄罗斯政府的执政能力做一下评论。

    Valery Timoshenko教授：80年代后期，大量的信息涌进苏联，但是这个时候政府对于正在发生什么没有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制止能够导致苏联解体的信息的涌入。一般的百姓也都知道，政府当时实际上没有能力控制局面。现在的梅德韦杰夫是个很年轻的人，不太好评价，但是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好总统。

    学生提问四：刚才教授已提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需要领导，而美国不应该成为这个领导。那么什么样的力量能成为领导呢？

 Valery Timoshenko教授：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就不应该是一个领导。参与领导世界的力量，应该有欧洲，也应该有美国。虽然批评美国，但美国还有它的可取之处。应该有中国，很可能还有伊朗，当然还有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