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今天的日知论坛有幸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室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商传先生，作《晚明政治统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这样一个学术报告。商传先生是当代中国明史学界最主要的学者之一，我们在过去的学术会议上经常见面，平时也有来往。说来商先生和东北师大的明史学者大有渊源。大家都知道，商先生是谢国桢先生的嫡传弟子，当代中国的明史学受惠于谢先生良多，近年来自然受商先生的学术影响也很大。我们东北明清史的主要学者李洵先生早年也曾师从谢国桢先生学明清史料学，所以说我们和商先生在学术上是大有渊源的。李先生在世的时候，非常推崇商先生的父亲商鸿逵先生的学术，他曾经带我和赵毅老师到府上拜访过商先生。虽然我们已经读到了商先生的多部著作，像他关于永乐帝的研究，关于明代文化的研究，关于孟森先生学术的阐释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直接聆听商先生关于明史的高见。下面大家热烈欢迎商先生给我们作报告。（掌声）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室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商传先生）：谢谢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今天只能把我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留一点时间讨论。如果我回答不了，也希望回去以后能够参考大家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观点。今天向大家报告的内容是《晚明政治统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这是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但我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学界的同仁交流，通过大家的批评，来逐渐完善这样一个想法。

 作这个报告的动机之一是，我认为有一部分搞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对于“晚明”这个时段存在一些误读，理解得不是很准确。十多年前，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部分请王毓铨老师来主持。可是王先生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就让我来做这卷的具体工作。白先生跟我讲，这部分很难，编出新意来更难。因为我们明史研究多年以来都是重两头轻中间，探索了开国，然后就讲李自成，中间的事情比较淡化一些。白先生说，如果你能把中晚明的一个核心问题解决了，这部书就很有价值。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明朝到了中后期，它的政治那么腐败，社会问题那么多，可是它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却那么繁荣？把这个问题在这部书中解决了，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听了以后，按照白先生的指示开展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传统的政治腐败了，却给新生的各种因素——生产关系、生产力、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文化等提供了一个空间。当时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完成了通史里的这一部分。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怎样能够把它讲得清晰有理，使其自圆其说，我们觉得还真是颇费思量。过去文化大革命前，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全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只对生产关系进行讨论，而且这个问题文革以后就不谈了。葛兆光先生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给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讲资本主义萌芽了呢？因为我们不想搞“欧洲中心论”。那时我们简单地比照欧洲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找，这个跟它很像，就属于萌芽了，那个不像就不是。用排除法寻找这个东西，显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不用这种思维方式，文革以后把明代定位成一个社会转型期。它在什么时期发生了社会转型呢？是不是晚明出现了社会转型呢？或是有了社会转型的萌芽？那么就开始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前些年，台湾学者徐泓教授、林丽月教授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晚明社会追求纵欲的奢靡之风入手，分析这个时段的社会转型特征，比如对陆楫的《禁奢辩》这篇文章进行仔细的剖析等等。还有一些学者，像香港中文大学的朱鸿林教授，他是搞社会思想研究的，但也涉及到很多社会转型方面的内容，因为思想文化的变动本就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映。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晚明的研究，就不仅仅限于社会经济，应由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到思想文化。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生产关系上面，而要从生产关系扩展到其他各个方面。

   现在我想再推进一步，却恰恰回到一个老问题上，这个老问题就是晚明政治。政治史是个老话题，大家过去都在研究。在已经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仍然回到晚明政治这个老题目上来，是因为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其中之一，我把它叫做“政治统治的松动”，但没有称为“转型”。有这么多年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松动”的历史时段，我个人认为是很伟大的。正是从这个“松动”所显露出来的缝隙中，射入了让我们今天看来确乎夺目灿烂的阳光。可能今天的报告会有些评价过高的地方，但我觉得历史研究是要带点个人情感的。我对晚明时代政治的变化，是给比较高的评价的。

 谈四个问题：一是什么叫晚明；二是当前对晚明历史的误读，误读了哪些东西，为什么误读；三是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这是核心问题；四是早期人文主义，也是比较关键的。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晚明。一般来说，从万历以后，习惯上就叫晚明了。但有一点值得讨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只有晚明，还有晚唐、晚宋、晚清，别的历史时段似乎就没有这种叫法了。如果简单地想，因为前辈学者习惯上这么叫了，所以我们也就跟着这样表述，那问题倒很简单，可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对照之下，我们发现这几个时段都带有一些社会变化的特色。实际上都是社会传统政治比较颓败了，可是经济并没有颓败，甚至有的时候还很繁荣。晚唐的时候还不错，晚宋时南宋的经济也很发达。宋朝积贫积弱，国力不行，可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都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很多史学工作者称这个时代为理性化时代。晚清时更是，西方帝国主义已经来了，那时的思想发生了西方化的变化。只有这四个时段叫“晚”，因此“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段，不是随便叫来的。

 真正想把晚明这个时段搞清楚，是从我的老师谢刚主先生开始明确下来的。谢老二十多岁在清华，跟着老师梁启超先生学明清史。他三十岁就写了一部书，叫《晚明史籍考》，首先提到了“晚明”这个概念。这部书影响很大，柳亚子先生说，这是学习晚明史的一把钥匙。后来此书经修订成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已经出过几版了。可是，柳亚子先生并不明确什么是晚明。他在表扬谢老的这段话里，还说过刚主先生这部书上起于万历，不尽在晚明时代。这个很有意思，他理解的晚明时代是什么呢？是从弘光开始的，就是南明。南明算不算是晚明呢？我私下跟毛佩琦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和毛老师意见一致，就是不都算晚明，只有一个时代算，就是弘光朝。其他时段的政权偏居一隅，整天疲于交战，再没有什么国家的政治、文化推陈出新可言，就谈不上这个问题了。可是在弘光的时候复社还闹得很凶，江南四公子等也是这个时段的，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晚明特色在里边。因此如果按照当年谢老所创立的学术结论来认识的话，我认为晚明应该从万历朝开始，到弘光朝灭亡结束，是这样一个时段。

   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晚明是否不应从万历元年开始，是否可以从张居正死了以后算起，这都没关系。实际上晚明是一个时段，确定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天是很难说的。从万历开始，明朝人都说风气又为之一变。第一变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正德、嘉靖时期，还说“正嘉以前为之淳厚”。实际上明朝社会风气的第一变还要提前得多，成化的时候就是一变。今天读《明史》，看到原来到成化的时候传奉官就那么多了，传统的东西已经被打烂那么多了。宪宗死了以后，孝宗登基进行改革，这就是弘治中兴，要革除成化的弊病。可是我读这段历史，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倒退，不像想像的中兴盛世。这个时代已经乱得不知该如何治理了，就把太祖、太宗时代的典制搬出来救急，可结果却是一场悲剧。

 夜深人静，读史人不觉潸然泪下。你看孝宗多可怜，身体那么不好，还要考虑治理国家，用了那么多正人君子。他把刘大夏、戴珊叫到宫里，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没想到两个老臣进来以后第一句话就说，皇上我们两个要告老还乡了。孝宗说：“现在你们要舍我而去吗？”刘大夏说：“珊实有病。”然后，君臣三人很难过地度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刘大夏和戴珊出来后默默走了一段路，这时刘大夏突然说了一句：“死此任尔。”很悲壮。可是这样悲壮的付出是没有意义的，时代在前进，靠这几个正人君子的力量把它拉回来，怎么可能呢？孝宗死后，出现了正德皇帝，真是如同一个水坝的崩塌，顷刻之间洪水泛滥，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万历时期，这个变化彻底显露出来。所以从这一时段起叫晚明，我沿袭了我老师的旧说，但想更完善一些，更鲜明地做出划定。晚明这个时段好不好呢？从古人到今人都说不好。大清朝的嘉庆皇帝就说过，明亡不是亡于崇祯，是亡于万历、天启。史学泰斗孟森孟心史先生也说，明亡亡于万历。到今天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白寿彝先生说，晚明的政治那么腐败，但经济却好。可见，对晚明的研究，政治腐败这个定位，是早已公认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多多少少有对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的误读。第一个误读，就是对晚明发生的社会转型变化的历史过程不太了解。我们原来不把它当作社会转型期，但是现在明史界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这段历史已处在社会转型期了。我们编了一部《中国通史》，里面是不用五种社会形态来概括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的。十多年前，国家出版总署委托我们几个人来做这部书。那时白先生编《中国通史》正接近尾声，一天，白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我立即赶去，一进门，白先生就说：“商传，你搞的那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知道白先生为什么生气，因为我们做的通史不用五种社会形态来概括中国历史。我就跟白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五种社会形态不能够完全概括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全人类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就是五个社会形态，大家都按照这个五级跳来走，那也太可笑了。”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白先生说：“你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通史里写一部分，题目就叫做《明代的社会结构》。”后来，我就在白先生的通史里写了这一章。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自从阶级社会产生，这些阶级社会就是以等级的形式体现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等级的阶级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用这个理论来考察我们的研究。可以说如果在一个时段，社会旧的等级逐渐被打破、淡化，那它就是在向近代化变化，我就用这个理论写了这一章。让我感动的是，白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还在不断接受新事物。《中国通史》上古史部分，就是关于奴隶社会那部分，导言是这样写的：“这个时段就相当于我们过去所说的奴隶社会，但是经过研究证明，使用奴隶进行生产不是当时主导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不叫它奴隶社会。”前辈学者做到九十多岁，仍然不断地发展自己。

   最近，听了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那里边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和当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挪用到中国历史上来难道就是准确的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的发展到了晚明，开始了自身前近代的过程。是不是已经向近代转型，我们还不敢说，今天还没有研究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这种社会转型的痕迹。比如，有一位学者，许檀老师，经济所的，她做了鸦片战争前中国所有的市场网络研究，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做。之后，又做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市场网络研究，把这两个研究放在一起比照，情形基本一致。所以，许檀老师在报告上讲，中国没有自己的近代化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近代化，中国的市场网络怎么能够为近代市场服务呢，怎样来适应近代市场的需求呢？实际上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开始涉及到更深入地证明社会转型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编的书中，尝试把它叫做走向近代或者前近代时代。是否合适，还不知道。

   第二个误读就是沿袭传统认识。比如认为嘉庆皇帝说得很有道理，连孟森先生都听信了。是不是明亡就亡于万历呢？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有点清朝皇帝给自己取代旧朝找一个理论依据。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清朝一定要找到一个理由说晚明不好，还不能光说崇祯不好，得说早一点，因为万历的时候就已经打了萨尔浒战役了，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那么，万历那时是不是就完全糟糕呢？这待会儿再去讨论。

   第三个就不是出于清朝皇帝说，是明朝人自己说。明朝灭亡了，明朝的遗民自己批评起明朝的时候，是很深刻的。灭亡的朝代就一定不好吗？关于对明朝亡国的反思这个问题的研究，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两部书，一个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里边用了很长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另一个是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实际上，明朝遗民对于明朝灭亡的反思，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大家是否注意了，尽管给这样的遗民对亡国反思一个很高的评价，而且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么一点，就是明朝遗民特别感兴趣于别人的失误，唯独不反思他们自己。包括顾、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批评竟陵派，批评李贽，这是不对的。

   我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假如今天真的亡国了，于是有人站了出来，批评王朔和余秋雨，大家会觉得可笑。显然就是这样，竟陵派怎么会亡国呢？都去说别人，反思自己的东西没有。晚明和明朝初年相比，国力衰退，这是事实。任何一个朝代的前期都是强势的，后期是弱势的，和前期相比，国力不那么强大了，因此容易被认为不好。中国人比较喜欢大一统、强势，可往往忘了在强势底下也要做出许多牺牲的。比如国富民穷，觉得国家富很好，但要在那个时候，国家很富可是你很穷，缺吃少穿，你不会觉得很好的。所以，有些事情要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待。

   晚明虽然经济、社会、文化有所发展，但它政治腐败。晚明时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样呢？讲一个故事。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有一个大理寺的左评事，叫雒于仁，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份奏书。这份奏书叫《酒色财气四字箴》，孟心史先生说“自此奏章留中，遂成故事”。这就是留中制度的开始。留中就是下边上来的各种报告，不批复，不反馈，就放在那儿，理都不理。这个制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雒于仁的上书说的是：我入京已经一年多了，见你只不过几次。此外，就只知道你常年的心情不愉快，常年的身体多病。就是郊庙祭祀的时候，也派人代做。也不怎么临朝管事了，也没有日讲了，所以我才知道你病了。这种病太医治不了，因为吃药不管用，只有我的四箴可以治病，所以给你上了一份药方。药方上说，皇帝的病是“酒、色、财、气”这四个字闹的。喝酒溃胃，好色耗精，贪财乱神，尚气损肝，这四条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喝酒损害身体，好色不理国事，“得银则喜，无银则不喜”。你的病还在于尚气，本来皇帝是不怒而威，结果你不顾法律，随意打杀宫女宦官。皇帝是天下的表率，你必须调整自己。我给你“酒、色、财、气” 四句箴言，你拿着这四箴天天念。这就是雒于仁给皇帝的奏书。

 我觉得臣子给皇帝上这样的奏疏在历史上几乎是绝无而仅有。在雒于仁之前几十年，有过一位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皇帝的那些话是很简单的，只是因为朝政不好，老百姓贫穷了，因此海内的百姓以皇上改元嘉靖，皆曰“嘉靖者，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上了奏书后就买了棺材，等着死，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后来徐阶趁皇帝高兴的时候，说海瑞是忠心的，人不坏。嘉靖皇帝说，他是比干，可我不是商纣王啊。最后，幸亏嘉靖皇帝自己病死了，换了新朝，于是海瑞没有被杀。可是雒于仁就不一样了，上了这样一份骂皇帝的奏书，讲了这样露骨的东西，他还很得意。为什么呢？因为明神宗得到这份奏书后，大怒，就把内阁大学士叫来，想要好好治治雒于仁。大学士说，皇帝不能那么做，这事一旦传出去，天下的官员、百姓都认为你就是这样，影响太不好了！明神宗于是就把章奏留中，不批示，也不反馈了。这份奏疏后来传出朝外，《金瓶梅》的第一回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那里边讲对人生最容易造成伤害的就是酒、色、财、气四个字。当然这可能有不谋而和之处，但是里边的十兄弟与万历时的宦官十小人简直是太巧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段可能是开启了中国专制历史上空前宽松的时代。

 当然了，明朝的士大夫敢讲话是出名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北大研究所，胡适先生任所长，有一天他见到孟森孟心史先生。他问孟先生明朝的士大夫为什么这么敢讲话啊？明朝的制度也是很严厉的——廷杖，可是他们还是前仆后继地进谏。孟先生想了想，说这是太祖高皇帝的养士之风。后来，孟先生的那部《明史讲义》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可我总是想不通，哪有这样作养士气的？我和我的朋友、师兄弟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的一个大师兄说，我看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平反快。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明朝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朝代，换皇帝时必对前朝弊政拨乱反正，甚至有时候在本朝就进行平反。新继位的皇帝不拘泥于前朝的政策，这是明朝的一个特点。我们当时都觉得师兄说得很有道理。

 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研究》。做这个课题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习惯说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要打问号的。就社会主导群体来说，先秦是贵族，秦汉是军功地主，魏晋南北朝是士家大族。到隋唐有了科举制，才开始发生变化，但这时还有士族制。在宋朝，士大夫真的成了社会主导群体。但好景不长，蒙古人来了，实行四种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制，轻贱士人。明朝时，士大夫占社会主导地位，到清朝又变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真正作为历史主体的，只有两个时段——宋、明。葛兆光先生说，唐宋、明清的说法不准确，在中国历史上，最相似的时段应是宋明。宋明的理学联系起来，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的，但其他方面也应是这样的。做这个课题的时候，郭松义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士大夫为什么可以不顾廷杖，不怕入诏狱，还要起来前仆后继地讲话呢？因为他们有一种群体回归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主人翁的感觉。郭先生的这段话，有画龙点睛之妙，比我们原来所考虑的比较表面上的东西更深刻。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会明白，原来明朝的士大夫这样敢讲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政治平反的目的，另一个是有群体回归感。如果这样来回答胡适之先生那个问题的话，我想胡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说对。

   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说到晚明这个时段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内容——专制统治的逐渐松动，这种松动给士大夫表现自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政治松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一定的政治权威的丧失。这种说法不见得很准确，因为权威和专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二战的邱吉尔、罗斯福他们是权威，可他们不代表专制；希特勒是权威，他却代表专制政治。这里说的中国传统政治权威是代表了专制政治。第一个打破传统政治权威的人，我认为应该是武宗皇帝。明武宗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把蒙在皇帝身上神的幔布给拉开了。打破中国传统政治权威这件事情，说起来很轻松，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专制政治的传统精神延续千年，根深蒂固，你没法突破。

   到了神宗的时候，雒于仁能够这样骂皇帝，那皇帝的权威也已经丢得差不多了。张居正还是有权威的，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像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权威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他。但是从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这件事情看起来，张居正的权威也发生动摇了。万历元年正月的王大臣案，张居正就不能按自己意愿办案了，中下层官员不支持他，最终不了了之。张居正在案卷上批示“历历有据”四个字，别人拿这个东西给他看，说这四个字是你写的吧。张居正说我并不想害高阁老，非常尴尬。最终张居正一倒台，那么多阿附他的官员都跟着倒霉，可见他的社会基础也不是很牢的。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支持他的人不能保留下来，政治权威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许国，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讲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念：“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下级骂上级，不管骂成什么样，都可以认为是“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批评小臣，只要一批评就以为“不能容而阻言路”。社会风气不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了，而变成官小一级很神气。政治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实际上造成对权威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不光是小官对大官，而且直接针对皇上。王锡爵说，当今这时代真是怪事了，皇上以为是的，老百姓一定反对它，这是怎么回事？顾宪成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尔。”老百姓的核心价值观，皇上非要反着来。顾宪成的价值是非观立足于下层社会，不是皇帝说的是非大家反对，而是大家说的是非皇帝反对。这种高层政治领导的讨论，除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历史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讲完社会精英，看看下层老百姓是怎么做的。明朝人好贴大字报，有点什么事就到处贴，被指责的人很狼狈。明朝最有名的一份大字报叫《南都防乱公揭》。阮大铖到了南京，复社的年轻人说这个阉党到这儿来又想神气，给他贴大字报，到处都是他的大字报。阮大铖城里呆不住了，跑到郊区躲了起来。当时的大字报不是没有发言权的老百姓贴，内阁大学士也贴。沈一贯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说的都是政治的种种失败，可是没有人不爱听，这不是一个人就能煽动起来的，是因为有社会基础。再如，董其昌家被抄，就是因为家里的子弟做了坏事，欺负生员的家人，人家给编成评书《黑白子》，演唱得整个松江都知道了。编书人被董其昌逼迫发誓，被车撞死了，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发生了群体事件。

 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松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今天经常讲晚明的人有个性追求，张扬个性。从唐伯虎、祝枝山那个时候开始，叫做“明中叶以后，文人傲诞之习”。这些人很狂妄，一直到谢榛都是这样。这种个性张扬就给中国早期人文主义的产生带来了一些机会。人文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吸收了以前的人文主义传统发扬出来的一个东西。中国有没有呢？是不是我们就对比着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来进行研究呢？我觉得不是。西方有一位人文主义的学者叫布洛克，写过《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部书。书里就不讲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怎么回事，只讲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呢？晚明时代人文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尝试着讨论一下。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苏中立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把中国整个历史作为一个大时段来讲，说中国历史上是有以人为本的。只是中国的以人为本是教育君主的，西方的以人为本是老百姓自身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但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时段，虽然不长，出现了作为一个人展现自我的以人为本的追求，或者说一个机会。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对君主政治的批评和对个性的追求，人文思想之所以称为主义，一定是由精英的思想转变成了大众行为。这就是晚明和晚宋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晚宋的时候，有很多精华的东西仍然停留在精英范围，而到晚明则变成一种大众行为。另外，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一定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反传统的。这种反传统的精神不见得是对的，有的是过分的，为当时所不容。比如李贽的思想，很过激，可却真正是对传统的全面批判。

 西方学者怎么认识中国的思想遗产呢？他们谈明中叶后思想遗产的核心价值还是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思想是给予肯定的。其中还有人专门讲到倾向深遂的人文主义，强调物质世界、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以及对历史的重视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新的对个人思想的探索，是一种重新的认识。西方学者的概括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这是艾梅兰《竞争的话语》里的一段话，“从王阳明到李卓吾，为个性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明代中国有后王阳明（1472－1529）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日益对主体自我感兴趣的时期。这是一种对于自我认同的内在结构的兴趣，与经典儒家基于外在的、可见的行为模式而设立的典型不一样。”王阳明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把客观唯心主义过渡到主观唯心主义，把王学从哲学殿堂里推展下来，到泰州学派，到王学的左派，连贩夫走卒都去谈哲学，都有一个自我思想的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朝人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多，教育普及的程度很近代，只是教育方式不近代。徽州的方志记载，每有十户人家的村落，必有朗朗的读书声。张岱说夜航船上的打工者是最难对付的，他们肚子里的东西都是事先备办的，如两脚书橱，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刁难乘船的读书人。如果答不出来，他就嘲笑你。其实这些人都是小读书人，但是这些小读书人可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在明朝，你写的书再好，没人要，没人看，书店就不印。你把竟陵派的书说得再不好，可是大家都爱看。一时洛阳纸贵，每有识字人家，必办一部。所以说，小读书人、社会文化人决定了这种文化取向。竟陵的文学、公安的文学绝对是近代文学，晚明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鲁迅先生继承了公安派文学的战斗精神，写出了那么好的杂文。周作人先生、林语堂先生则继承了公安派、竟陵派灵性的特点，写出了那么好的小品文。他们都是要把自己当作晚明人。林语堂先生《言志篇》说，“我要一部好藏书，几本明人文集，一幅李香君的画像任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烟。”晚明这个时段出现了很多带有近代色彩的东西，这和晚明的政治松动提供的空间有一定的关系。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就得到了肯定，而且出现了王阳明入祀孔庙这样一个安排。

    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研究了王阳明入祀孔庙的过程，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过程呢？他在读书时发现王阳明入祀孔庙，接着又读实录。读到万历十年以后又看到王阳明入祀孔庙。觉得不对，之前入了，怎么又入了？于是把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发现第一次入祀孔庙没有入成，事情就搁置了。后来，大家又讨论入祀孔庙的事。他的研究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副产品。这件事情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中央所有的部门派代表记名投票，以多数票为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史上，很少能看到这种情况。我对朱鸿林教授说，这个过程真让我感到吃惊。他说这个不新鲜，在晚明是常有的事情。

   明朝的特点是皇帝不管事情，政事也可以运转。因为它有政府，这个政府就是以内阁为中枢的一个结构，能够让国家机器向前运行。而清朝回到了一个皇帝直接管理的制度下，内阁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了。尽管它吸取了前朝的一些失误，比如宦官问题处理得很好，但内阁简单化了。清朝每一位皇帝都很优秀，把军机处设在自己旁边，帮助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即使外出，营帐旁边也都设有军机处。是不是明朝就不好呢？这是历史造成的，今天不能说谁是谁非。晚明确实出现了一个相对统治宽松、能够给予人们更大自由空间的时段。这个时段，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社会转型，或者叫做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可以再讨论。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时段？关键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就是打破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称为“僭越”。穷人和富人斗富，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不按规矩走，私自扩大住房面积。明朝很多的社会风气，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外国人看得最清楚。《利玛窦日记》、《南部中国纪行》里边都有很多记载。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严世蕃在家里，喝完酒后和朋友们排列当时中国的十大首富。原来只会排十大功臣、十大亲王，只谈政治上的。这个时候已经变了，去谈首富。首富是有钱人，不见得有政治地位。旧有的政治地位被打破了，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敢讲话，清朝人说“有明横议最多，略无忌讳”，“尤今人所不敢言也”，“犹今人所不敢作也”。太祖杀徐达夫人，仁宗中毒而死，宣宗是惠帝的儿子，明朝人敢乱写。高拱的《病榻遗言》，直接讲他和张居正的政治矛盾。虽然不多，但都是内幕。这些虽然说的不见得对，但总比不敢讲话好。有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总归是让大家可以讲话的。我们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密室里议论魏忠贤，一个人大骂，另一个人吓得不敢说话。就在这时，特务进来把两个人抓走了。大骂魏忠贤的人被当场处死，不敢说话的那个人得了银子，却吓成了神经病。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晚明时代。但是专制一旦强化起来，独裁者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政治统治松动终究是个大趋势，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多的空间。

 明朝人喜欢演时装戏，演得很逼真。在肇庆的时候，桂王政权没服装，就直接穿着戏装上朝。演的都是当朝的东西，行头是一致的。侯方域写的《马伶传》很有意思。严嵩刚倒台，在南京街上，搭两个戏台，唱对台戏《打严嵩》，由徽商资助。一个台唱得不好，人都跑到另一个台那儿了。唱得不好的那个人后来就失踪了。三年以后，那个失踪的人回来，又找这个徽商赞助，还唱对台戏。唱着唱着，观众都跑到原来唱得不好的台前了。后来，那个原来唱得好的人就问他跟谁学的。那人说我到京城去了，找了现在的内阁大学士，给他当仆人，和他学的。明朝人的思想真是活跃到了让我们吃惊的程度，他们把文化事业、经济思想给结合起来。归根结底，都是出于社会商品经济的作用。

    我对明神宗还是抱有同情的。神宗万历六年时，太仓岁入四百五十万两。这四百五十万两是正统以后确立的金花银数额，多少增加了一点，但不多。可像神宗皇帝这样一位百万富翁，在国家是很差的了，那时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已大有人在，富可敌国的人很多。神宗皇帝不甘心自己只停留在百万富翁的基础上，于是就不断地要国家的钱。官员们给皇帝的钱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有一种钱可以要，就是军费。神宗皇帝没钱，只好利用矿监税使搜刮。矿监税使收税和以往完全不同，是面向发达地区，直接向富人伸手拿钱。虽然形成了一条贪污的利益链，但最终万历皇帝得到钱了。明神宗贪财好货，自然不是说他好。但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金花银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别人都过好日子了，江南、沿海地区都富裕起来了。当然，明朝很大的问题就是西部很穷，人们没饭吃，最后要起义。一切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社会经济把整个下层社会结合起来。

   民变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农民起义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没饭吃，要平均土地，要造反；群体事件不要造反，只要求少搜刮钱，适合他们的发展，改变政策，并不要推翻你。这是群体事件和农民战争完全不同的地方，过去把民变和农民起义混在一起，都是阶级斗争，其实不是这样。晚明很多这种群体事件是带有进步意义的，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动力。对晚明这段历史我了解得还比较粗浅，今天只是讲了我的几点体会，有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掌声）

 学生提问：中国的政治松动之后，它的走向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政治允不允许一直松动下去？比如说朝代变迁后，会不会出现专制的回归？

 商传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的同学会想，把晚明说得那么好，最后怎么还是灭亡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再说说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你们可能不知道，崇祯皇帝后来要改信天主教了。他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在宫里拉倒佛像，立天主像，但没有做到；还有一件事情是调葡萄牙的军队作为明朝的军队，参与辽东战争。这支军队到了天津，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返回了，没有进入到这场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洋枪队。这段历史实际上还有很多插曲在里边，希望我们以后能去讨论它。明朝灭亡了，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我们老讲明清更替，实际上是明顺更替。它被推翻了以后，清军为君父报仇，进入关内，开始了重新统一的过程。如果没有李自成，清会不会取代明呢？历史没有发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会很难说。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自己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中国还没有给它提供一个真正的政治变革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叫政治变革，叫政治松动。政治改革比任何改革来得都要难。在晚明曾经出现过《农政全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全面总结；出现过《本草纲目》，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全面总结；出现过《天工开物》，是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总结；出现过《徐霞客游记》，是对中国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的全面总结；甚至出现了《纪效新书》，军事的改革和总结也有。政治总结有没有？有。黄宗羲做了《明夷待访录》，但是明朝已经灭亡了。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就是没有可能给它提供一个政治改革的空间，因此今天就可以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中国真的要想发展成世界一流强国，必须改革政治，否则其他的一切改革都会付之东流。我觉得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教训。（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