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兼翻译（赵轶峰教授）：今天晚上是日知论坛的第30次讲座，我们邀请到欧洲人类语言学家Edith Sizoo教授。人类语言学是从人类学角度去研究语言的学科，Edith教授曾在巴黎几所大学讲授人类语言学，现在也在欧洲的其他几所大学开设语言学方面的讲座。近年来，Edith教授一直活跃在全球范围内关于《人类责任宪章》的研讨工作中。《人类责任宪章》是一个由国际公民社会起草的文本，这个文本大家可以在亚洲文明研究院的网站上看到，在我们编辑的几本书中也能看到，尤其是《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这本书收录了完整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这个文本所倡导的思想是，当代社会的人类需要比先前更多地正视责任这样一种观念，要担负起各方面的责任来。它包含着一种批评，在先前的人类普遍伦理意识当中，已经足够多地强调了“自由”、“权利”等等支撑这个社会的伦理概念，但是多少有些忽略了人类要承担的责任，包括对环境、对社会公平的责任等等。Edith教授是这个文本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Edith教授作题为《文化多元性与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掌声）

 Edith Sizoo教授：谢谢赵轶峰教授的邀请，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谈这个题目，我倍感荣幸。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属于一个由12人组成的小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正在这里举行两年一度的关于《人类责任宪章》的研讨会议。他们来自荷兰、格鲁吉亚、美国、新西兰、菲律宾、印度、巴西、希腊、哥伦比亚、法国、伊朗、阿根廷、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请接受所有来自这些国家的朋友对大家的问候。（掌声）

   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看就像一个指甲那么大，但有1500万人居住在那里，是西欧人口最密集的国家，这就是荷兰。我出生在一个有10个孩子的家庭，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只有1个孩子的家庭。这10个孩子当中有5个男孩、5个女孩，我的父母告诉我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礼物。但如果每个荷兰家庭都有10个孩子的话，那么荷兰的人口就会非常密集。所以很多荷兰人就迁移到荷兰以外的地方，因为荷兰很拥挤。我在大学学习的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毕业后，我结了婚。我的丈夫在结婚45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我的丈夫。婚后我们迁移到了香港，和其他一些移民在一起工作。这些移民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一些人来自当时正遭受自然灾害的广东地区。因为在香港没有人懂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学了广东话。最有趣的是，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另一种文化和了解了另一个民族的人民。当提到“家庭”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会想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我们没有其他的词汇能取代“家庭”这个词。但是，从广东人那里我们了解到，他们用不同的词汇来指称不同类别的亲属，每一个词都有特定的内涵。所以，我们知道“家庭”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其重要的。

   在香港居住5年后，我们迁移到了印度。在印度的城乡之间工作了5年，之后我们又到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也工作了很长时间。每到一处，我都开始学习那里的语言。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不仅期待着听懂他们所讲的话，同时也希望掌握他们的语言，希望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理解他们所说的类似“民主”、“发展”、“厨艺”等等到底都是什么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从学习语言学到进一步学习人类学的兴趣，因为，通过人类学可以实现对于其他人群及其文化的一种理解，可以深入地去体会他们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动作到底含有什么意义。在后来的跨文化工作中，我们发现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时候，其中蕴涵的理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假定他们在使用同一个词汇的时候，所指的就是同一种含义。在国际对话中，大家基本都在使用英语。但是，比如在说“民主”这个词的时候，甚至是在实践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所做的都是有差异的。所以，在最近由我和其他来自上述不同国家的11位学者共同写作的一本书中，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讨论同一个概念的时候，比如“责任”， 都各自赋予了不同含义。这本书名叫《世界的责任与文化——关于共同挑战的对话》，将来可能会翻译成中文，大家可以拿来读读。

 下面进入更核心的话题。我指出四个要点，第一，为什么要强调“责任”，而不是重复“人权”的话题；第二，为什么要采用文化的视角去研究“责任”这个话题；第三，为什么不同文化看待“责任”的视角有所不同；最后，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8个年头了，这个世纪人类面临着不同于20世纪的新挑战。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人类所创造的无数文明成果。战后，为了制止人类屠杀和文明毁灭的悲剧再度上演，产生了《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在1948年时发表宣言，支持、资助那些被战争毁坏的国家，推进这些国家的发展。这样，“发展”和“人权”成为最核心性的话题，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但是到了21世纪，在宣言发表的50年后，人类的处境发生了很多剧烈变化，对人类形成了强烈的挑战。这些挑战实际上已经使得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星球，在一些语言里把它叫做“地球母亲”，现在真的是处于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全球气候在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带来很多自然灾害，比如旱涝灾害等等。荷兰的科学家研究指出，作为一个低地国家，如果欧洲大陆的雪山全部融化，雪水经干流灌注到荷兰境内的支流中，那么荷兰地表的水位将会上升6米。在那种情况下，现有荷兰的一半将会沉入水底。同样，与荷兰处境相似的孟加拉国也会遭遇到来自喜马拉雅山积雪融化的威胁。但不同的是，荷兰是个富有的国家。现在荷兰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通过计划的实施，打算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来拯救即将失去的二分之一的国土。这个计划涉及到数千亿欧元的投资，现在的荷兰人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还能够生活在现有的这片土地上就要交更多的税。虽然耗资巨大，但人们还是期待这个计划最终能够实现，荷兰得到拯救。但是孟加拉国又如何呢？它是一个穷困的国家，不可能施行像荷兰已经制定的这样的计划。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最后可能的结果是，荷兰继续存在下去，而孟加拉国却消失一半。

 问题不仅仅在于气候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是资源与权力、经济与政治的高度集中。它们集中到哪里去了呢？已经不是集中在我们所说的各国政府，而是世界银行、跨国大公司、最发达的8个工业国家中的那些大集团。极少数的人在控制全世界的资源，决定全世界的命运，而却没有其他的力量来控制这些人。现在整个世界都在面临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先前建立起来的巨大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同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这种意识形态曾经告诉我们开放自由市场就会拯救人类社会，给人类带来福祉。但是实际上，现在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体系正陷入一种巨大的危机中。同时，开放的市场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差别。这场危机不是由那些倒闭的银行里的人来承受损失的，尽管失去了工作，但是实际上他们被解雇前早已把钱装满了腰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美国总统布什所提出的从联邦储备里拿出7000亿来挽救金融危机的方案，听起来好像是国家拿钱，可实际上是让那些对这场危机不负有责任的平民、纳税人把自己的钱交到政府去，再通过政府来解决这场危机。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是谁该对出现这样的境况负责？他们应该对谁负责？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谁能承担起这种责任，使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能够去信任现有的国际大机构吗？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我们能够信任现有的国家，依赖它们来解决问题吗？当然，很多国家是非常有力量的。问题是，全球化已经使得事关全球的许多事情的决策不是掌握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跨国机构的手里。这些超国家机构有更大的关于全球事务的决定力，先前的民族国家的决定力量已经从根本上受到侵损。我们能信任企业家和商人吗？他们的行为基本上被一种利益原则来驱动和主导。我们能信任宗教界人士吗？他们会讲道德，但是很难去实践。那么究竟谁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呢？问题累积起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能够单独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危机。实际上需要所有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责任”这个概念不同于“duty”。假设把“duty”翻译成的“任务”的话，它和“责任”的区别是什么呢？“任务”是强加给人的，是被要求完成的，而“责任”在英语里的基本定义是指对某种事情做出反应的能力。所以它不是去追问别人该对什么负责，而是要问自己有没有做出反应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定义，每一个人都能对现在的处境做出一些反应来。大的事情不能做，但比如日常生活中随意扔的塑料瓶，我们不等着将来会有哪一个管理者去解决它，或100年后终将有个人想出解决的办法，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想如何能把这些东西循环使用，给自己的孩子讲一讲不破坏环境的道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小的事情可以起到大的作用。荷兰有个大公司叫壳牌石油公司，公司的大部分股份（50%）上下是由荷兰人持有的，另外的49%由英国人持有。这个公司实际是造成全球污染的一个责任者，我们对它也可以做些事情。公司开大会，讲了很多荣耀的事情之后，我们站起来讲，“你知不知道你们是全球污染的一个责任者？你们的污染波及了很多的地区。”我们还写信给这个公司，说亲爱的壳牌石油公司的总裁先生，你的公司正在污染我们的地球。我们说的是一种真实的情况，这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如前所说，应当把责任选择为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来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这样，就有一群人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讨论关于人类如何承担起责任的问题。这个国际委员会与各个国家不同领域的人们合作，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社区的人们共同去考虑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承担起责任来。这里面包括科学家、记者、教育家、企业家、女性、青年等等，他们从不同的领域来思考如何承担责任。比如，教育家可以更多地谈论地球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很可能是不会持久的，使人们注意到人类已经在造成一些破坏，这样他们就已在承担起一些责任了。女性群体对责任问题响应积极，尤其在非洲，大约有75%的家庭由女性持家，而孩子的父亲四处流浪，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所以这些女性自然是希望责任能成为社会继续运转下去的一个动力。青年是一个更重要的群体，实际上所有的思考最关注的仍是青年，因为他们生活的路还很长。青年如果能去思考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有一种更加明确的关于责任的概念了。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责任”这个概念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吗？显然不是。在非洲的语言里，就没有“责任”这个词，尽管有些类似的词汇，但都不是和“responsibility”相对应的。但是，我们却能发现一些词汇表达出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有那么一些人需要去关怀，有一些事情和你有关联，只是没有“责任”这个词的准确表述。所以，“责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是有理解上的差异的。另一个词汇是“发展”，这个词在非洲的语言中基本上也是没有的，虽然他们通过参考外界的事物而建立起负责“发展”事务的机构，但是在自己的本土语言里却没有这样的词。像在喀麦隆的语言里，与“发展”这个词含义较近的是“创造混乱”，这是和其作为殖民地的经历连在一起的。白人过去要求他们改掉许多处理事情的方式，并且说改掉之后就是发展了。他们在改进的过程中，一定有从有秩序到进入混乱状态这样的体验，正是这种体验使他们赋予“发展”这个词含着一重“创造混乱”的意义。再如“计划”这个词，在喀麦隆的语言里本意是“白人的梦想”。人们做计划的原因是想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向前看”，希望“向前看”对解决困难有所帮助。可是“向前看”在喀麦隆人眼里是“看历史”、“看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意思。因为只有过去发生了的事实才能看到，而将来是看不到的，所谓“向前看”也就是“回头看”。所以，英语里“计划”这个词对喀麦隆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它基本上是白人才做的事情。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思考“责任”，实际上会涉及到许多人类思维的基本概念。比如说和“时间”这个概念相关的，西方人的时间概念基本上是线性的，从某处用一种直线或曲线的方式达到另一处。在这种时间概念下，就会导致计划意识，也就是几天以后、几年以后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在非洲人那里时间是循环的，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交替一样。既然计划的事情将来还是会转回原点的，就没有那种不断向前进展的感觉。这时候，“计划”对讲这种语言的人来说，意义就要小得多。另一个和文化相关的概念是“世界观”，在人们的意识中，“世界”指的是什么？ 我对几个国家的人进行了调查，问他们对于你来说，“世界”的含义是什么？欧洲人所说的“世界”是指面前可以看到感受到的真实世界，包括家人、环境、社会，甚至还有星空和宇宙。而对非洲人来说，最重要的“世界”指的是他们不可见的那一部分，比如祖先等过去的存在，这些都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所谓“未来”，实际上是受到那些不可见的存在的影响的，就像祖先有责任保护他，也有责任影响他所生存的世界。那么对于生存在这样的观念里的人来说，他们如何能去做肯定的计划呢？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计划”、“时间”、“世界”等等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大家对上述这些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取决于自身在文化意义上的归属。

 “文化”这个概念还涉及到价值系统，价值系统在实践当中可以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标准。举个例子，在非洲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对于非洲人来说家庭是高于一切的，甚至超过了国家，因为“家庭”这个概念的范畴包含了他们的祖先。有一次，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人没有来上班，还把办公室的车开走了。两天后才回来，我很生气，他解释说他的奶奶病得很严重，而且住在1500公里以外，必须开车去照看她。这时我想，在他的文化中这种做法可能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奶奶如果去世了就变成了祖先，而祖先要负责起居生活，那么她在阴间对他的影响肯定会比在我这儿工作更重要。

 “责任”这个概念在非洲语言里还包括其他含义，如“需求”、“蕴育”、“承担”等等。那么怎样使人们承担起责任来呢？“责任”和“duty ”的含义不同，必须出于“自觉意识”。即使在没有“责任”词汇的文化中，“责任”实际上仍然伴随着人们。因为人作为一个存在，和世界上所有活着的生命一样，彼此关联构成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体中必须对与人类关联着的“他者”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印度的时候，我学到了一种方式——静修。在静修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世界、宇宙、生命种种事物内在关联的整体性，所以责任是不可以推卸的。印度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没有一滴滴的水就汇聚不成大海，同样没有大海也就没有一滴滴的水。

 由于时间的原因，只能讲到这里了。我想大家已经懂得了我所说的基本意思，以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书。（掌声）

 学生提问：听了您的报告，很受启发。我有一个问题，您所说的多元文化追求和理论本身的抽象性，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的话，如何解决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