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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研究的视角 周颂伦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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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注意这种研究，最近，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关系上越来越主动地采取行动，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显然欢迎朝鲜半岛进一步地合作，最终统一也更加符合中国的长久利益。在南亚，中国广交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工作，亚洲这个区域性组合体（但还不能说亚洲文明已融聚成一个整体）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在向前迈进着，一但走到一定程度，全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文明走向都会有重要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时候，亚洲文明的深入研究显得特别重要。下面我们就欢迎周颂伦老师做这场报告。 报告人（周颂伦教授）：大家好，这是我们第三次讲座，第一次讲座里赵轶峰老师把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研讨会”上的一些情况做了非常扼要的介绍。这样的报告是高度理论概括性的，给人以启发。 今天我们要做的报告是“亚洲文明研究的视角”。本身来说，“亚洲文明”这种说法是随机性而且是宽泛性的，因为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没有“亚洲文明”这种说法，但这不妨碍我们进入具体的研究。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洲，它的面积是438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30%左右，在这样一个土地上，根据文明史学者的介绍从史前一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是各种文明萌芽和发生的时期，现在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对史前到公元前1600年之间的这一段具体形态并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考古资料、文字记载，还有其他东西来提供精确研究的可能性。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600年是亚洲大陆的西边主要是以亚利安人为首而活动的时代。他们从印度到小亚细亚再到希腊半岛的东边进行活动。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300年文明史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作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明显地爆炸式地成长的时代，是革命性的时代，为这种革命性做出贡献的主要是在亚洲的这几个文明。从500年到1500年是文明的成形、成熟、高度化以后各种各类的帝国在各个区域出现的时期， 500年到1500年有两次大规模的文明流动，在各地发生、遭遇。形成了汤因比所说的“挑战”与“应战”说。其中一次是伊斯兰往北和东部扩张，一次是蒙古国往西、南、东的扩张。在这一时间段里，可以看出亚洲最西端是非常混乱而每一个小秩序内部是井然有序的西欧的文明正在形成，在东边的中国国土上正在经营和修理着大一统的文明。在这一时间段里需要我们研究的文明很多。我对奥斯曼帝国以及所谓的鞑靼式和平了解得不多，可能一些文明史论者已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可我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我们今天讲座虽然起了《亚洲文明研究的视角》这个名字，可我想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交流中提示给大家一种切入文明的方法。 当蒙古人或伊斯兰教徒骑着马或骆驼进行大规模移动时，中国和日本进行的是所谓的“中华帝国的和平输出的方式”的交流。这种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中华帝国一直经营着的朝贡体系；二是中国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海外移民，这两种方式对日本文明的成长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从史书中得到确凿的记载。就大规模移民来说：从公元3世纪开始在日本形成了“部民制” 。这种体制就是中国的会生产水稻，打制武器的生产集团的移民，到了日本以后形成了一个一个的部。至于朝贡体制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是存在的。这可以从邪马台国和中国的交往中看到。后来到明朝仍然有这方面的交流。这些表明中国在日本文明成长过程中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在这样的交往方式中我们怎样找好我们的研究视角呢？现在我们举具体的事件来说明。 第一个事件是2001年发生在日本的事情。我在日本时，经常在报纸的第一版彩色照片中看到一个骨器的残件或一个旧瓷或打制的石器。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在各大著名的报纸上刊载呢？是因为这是“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藤井新一教授带领的课题组接连不断地发掘出来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小不等的发现，所以日本“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已经被考古学界命名为“日本考古学前进的火车头”。他们发掘的这些文物差不多已经推到了公元前50万年左右的考古年代了。像这类事情在日本学界是有议论的，当然不可否认日本东北部文物是比较容易发掘出来的地方。日本关西地区考古发掘的可能性不大，要么把几个天皇的坟打开，所以应该在那里出现。但是他们这样连续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议论。这样的疑问被每日新闻社的记者抓住了，他们就在几个地点用好几台远红外望远镜监控被誉为“聚宝盆”的日森高地，监控结果发现，是藤井新一首先派他的助手晚上先把骨器埋好，然后派出一个组，只告诉他们埋的大体方位，这样他们挖三两天就能挖出文物来。这一过程都被记者记录下来，在《每日新闻》上刊登出来。我们猜测日本学者这样主观地提前日本考古学年代主要是想拉近与中国考古学年代的差距，这只是猜测不能肯定，因为他们也不能说。从这样的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现在是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但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都怀着强烈的主观意志，这个意志反映在文明与文明、政体与政体、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面。中国学者并没有对此进行猛烈的批评，只在一些会谈上问过日本学者这个事情，他们承认这是“考古捏造事件”，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日本的考古学会会长贺川光夫为此事自杀，所以很多学者保持沉默。日本有一个叫《科学》的杂志，从2004年开始，对考古捏造“成果”进行整理，准备将这些“伪考古”列出清单。这些捏造“考古”将日本的文明年代向前“推进了”数万年。而现在成型的日本史知识，比如说日本人写的《日本史》，对明石原人、葛生人、圣岳人、三目人、滨北人、牛川人等的考古年代一直语焉不确，但认为只是在绳纹文化之前数万年，是大致的意见。这样一个事件提示我们文明的研究就要从文明和文明的关系入手。因此我们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迅速地将日本发表的考古成果进行整理，我们应该知道日本的考古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处于怎样的水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日本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是始自《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古事记》是712年成书，《日本书记》是720年成书，将二书对照，他们对地方神的职能的记载略有差异。两书成书仅相隔7、8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都是从中国回去的遣唐使或有了汉文功底写成的。那么在这两本书写成之前，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是否一无所知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三国志·魏书》、《晋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描述。但有些描述又非常清楚。他们自己是用什么方式传承历史的呢？在部落和聚落举行仪式上有祝词（就是他们唱诵东西，在一个鸟居下面，或者是面对着怪松、异石、一圈石中间的柱子唱诵。这些祝词东京大学有部分收集。我在东京大学图书馆查过这个祝词，这是非常难读的，它是用七百年以后的假名来记录的。）为什么不是用汉字来记而是运用假名呢？祝词和《古事记》、《日本书记》之间有什么差别？舍人亲王为什么将《古事记》进行一些修改呢？非常希望学日语的俊才能够以这种枯燥但是学问性很强的东西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研究，如果做成功，是会得“天皇奖”的！我在与现任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学会会长吉泽五郎谈话时曾经说起过，通过祝词、《古事记》、《日本书记》和《风土记》，对日本神话建国所表达文明状况、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清理，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是今天要重点讲的。就是日本神道，《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将神道在仪式上所说唱词记录下来整理成册。神道在公元前的绳紋时代、弥生时代日本人是都接受的。神道告诉日本人日本是不同凡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日本人还是八百万众神都是从天照大神和她的子孙们的身体各处慢慢生产出来的。当然里面也有黄泉国，也有苦乐观念。神道在日本普及后没有理论化，但现在神道也没有成文的东西，一直处于原始的神秘的状态之间。佛教进入了日本，日本人发现佛教是高级的宗教，圣德太子立佛教为治国的根本，大化改新就是受到了佛教的传入的影响。从中国回去的佛教徒，如空海、吉备真备等人是用“和光同尘”的方式传授佛教的。“和光同尘”的方式，也是各种文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佛教进入日本迅速改变了日本文化状态。贵族们若想在中央任职必须信佛。大化革新后借助佛教，神道教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其在思想界的地位。日本一亿人口两亿宗教人口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在日本传播的主要宗教是神道教、佛教、儒教以及基督教，其中基督教和固有信仰格格不入，而佛教和神道却相辅相成，神佛合一。这种情况始于平安时代，镰仓末期有人想从理论上进行说明，清原贞雄著《神道史》，试图从理论上对神佛关系进行调和。奈良时代佛教刚传入日本，神道教就有将天照大神和大日如来等同起来的说法。在民间将两者等同起来的思考非常普遍。 正好在《法华经》里有这么一段，如来在天上看到有一群人衣衫不整，身上也很脏，在街上玩把戏，还乐此不疲。如来认为这些人应超度， “德薄而垢重”者急需超度，决心去拯救。便化成不同僧侣下凡超度。 清原等人就把这一段经文和民间认为天照大神和大日如来一致的观念融合起来，创造了“本地垂迹”的说法。 神教没有具体形象，他只让人们在心里面去体会。佛教有很多形象，既然天照大神和大日如来对等起来，下面的神和佛的关系也可对等起来。就实现了所谓的“神佛习合”的目的。这种“神佛习合”的思想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五、六百年里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到现在它的痕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很多寺庙旁边是神社，外面是两个门面，而里面是相通的。他们种很多树，树上挂很多写了俳句的纸条。“神佛习合”思想有利于神道和佛教的共存和发展，在老百姓里面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有的日本人不干，因为要捍卫《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纯洁性，捍卫神化建国的纯洁性，捍卫日本众神的纯洁性，所以另外一种学说出现了。《释日本记》、《名法要集》、《神道五部书》这些著作表达了“根叶花实”的思想。所谓“根叶花实”就是认为日本有佛教的种子，根叶在中国，开花在印度。佛教和神道教要实现“神佛峻别”，要严密地把它们区别开来，这叫“唯一神道”。为什么要称为“唯一神道”呢？有这么一句话，“我国的神道要把世界上的万物归结在一个物体上，所谓风波、云雾、动静、进退、昼夜、冷寒、温热、善恶、邪正，难道一切不都是我们神明之所为吗？所以在天地上面，天和地是神道，诸佛的心也是神道，草木的心也是神道，何况是人伦呢？”所以就叫“唯一神道”。这种神道与其它神道的区别就在于要把佛教挤出去，还有“我日本是发种子的地方，正旦（中国）是出现枝叶的地方，天竺是开瓜实的地方”。所谓“唯一神道”就是神佛峻别，这并不意味着信神道的人就不喜欢佛教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种主张的确是体现了日本人构建自己中心的强烈意愿。日本的学者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 日本的所谓“比较文明学会”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有暇阶层。有驻法国大使、驻英国大使出席，都是所谓的“上层”。他们都认为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滋养实在是太大，太重要了。但他们的想法中现代中国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对二十一类文明划分时分了古代印度文明和印度文明一样。但汤因比对古代中国文明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 “唯一神道”就是要寻找源本纯洁性的神道。这就要在文化的意志上要和中华文明划清界线，从九世纪到十五、十六大航海之前，日本人实际上一直都是这么做。分析日本文明就知道它有国际主义的时候也有国粹主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画出意条变动的曲线来说明。一般来说讲国粹主义的时间大大长于国际主义的时间。现在的日本正在向国粹主义回归，当下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其要害是，当下日本社会的评价方法已经看轻了在国际上争取一个好的地位会给他带来的利益，更看重的是日本人的独立自主和为所欲为。很多麻烦就出在这里。以上这些事情体现出的是文明和文明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日本对自己文明的定位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单独讲一下“周边文明论”问题，还有倭寇、勘合贸易、“奉苏船”贸易、“朱印船”贸易等等问题也体现了文明与文明，政体与政体，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研究亚洲问题时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确立什么样的视角呢？ 通过对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日本文明的每一举动，每一研究的动态都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摆脱中华文明的倾向性来。所以亚洲文明的主要切入点应放在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我们要站在牢固的文明个案性研究上。其次，就要考察文明遭遇时的各种对应方式及其结果。比如，为什么在西部伊斯兰国家以及其它国家都是以民族为主导进行交流，而在东部的中国和在南部的印度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交流。某个文明体对 空间历史有扩张或收缩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顺着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势能差，文明发生了流动，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遭遇现象是最为精彩的。最后，是要迅速的给各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现在以不同方式仍然存在着的文明定位。是中心文明还是周边文明，在研究者的头脑里一定要牢记大文明和小文明的概念。大文明往往表现出的是霸气或木讷，而小文明总是存在被大文明淹没的危机感，促进它们滋长超越心。这种竞争心和超越心在时间和空间的延长线中引起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要摆正大文明和小文明的位置，要对他们的秉性用心地观察。这些不能光从书本里去看，二是要从心里去体会，这些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学生提问 ：关于亚洲文明研究，最近网上有个叫“苏三”的人，她主张“中华文明西来说”。为什么日本、韩国在努力摆脱中国文明的影响时，中国地区内最有市场最有影响力的既然是“中华文明西来说”，而不是中华文化本身发起的学说？我觉得苏三的观点是一个完全没有历史常识的人在胡说八道。这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问题。那么在历史研究时我们如何做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周颂伦教授：其实她的第二个问题回答了一些第一个问题，因为她认为这种说法是假设的。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不大会同意“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华夏大地本身就是华夏文明的滋养地。但你刚才提到朝鲜和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努力地摆脱中华文明的影响，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小文明对大文明心态的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需要一些假想，通过假想获得灵感，但是我的建议是不管你做什么假想，基本知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离开基本的立足点做假想就有可能得到“假相”。 学生提问：在近代以前，中国和周边国际确立的是朝贡体制，您刚才说其中日本也在这一体制之中。我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破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周颂伦教授：我想从大和小两方面来解释。从大的方面来说，朝贡体制也就是说“华夷秩序”本身是中国人在封建时代构筑起来的，这不完全是观念上的东西，他有实际的形态。但是主观的动机很强烈。比如说明朝最盛时郑和下西洋，他带出去的东西和带回来的东西，如果比较的话，拿出去的东西大大超过了带回的东西。这表明了非常强烈的主观动机。小的方面，这样主观意志里非常强的东西要接受客观的考验，这客观的考验被近代中国的发展所证实了，不仅西方人到中国来不肯行三拜九叩之礼，看日本的内藤湖南、福泽谕吉的东西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拼命否认这个关系，认为这个关系不现实。在《日本思想大系》里可以读到很多思想家在否认这种体制。中日甲午战争中这种体制彻底破碎，这个破碎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大家看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中日两国间的较量，中国惨败。为什么会败？请大家注意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它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问题，只是想在军事和经济上改变一下。从经济上在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的帐面上有李鸿章入的股，“官督商办”的原则就是他发明的。去查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样近代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查不到这种事情的。日本有个井上馨，按资格他是可以成为首相的，可为什么一直没当上呢？因为他在拍卖国有资产中间，把一个煤矿据为己有，事情败露后，在御前会议上连天皇的脸上都露出怒色，所以井上馨不管怎样都当不上首相。日本几乎没有政治要人会将公家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现象。所以华夷体制从小的方面来说也应该破碎。 学生提问 ：您讲的是文明，那文明应该怎样界定呢？ 周颂伦教授 ：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关于文明的定义上次赵老师也提到过，而陈启云先生非常推崇钱穆先生，钱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第一句话就对文化和文明作了界定，讲得很简单还很直白，我觉得挺好的。 学生提问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五.四”、“文化大革命”后似乎保留很少，而台湾留了一点，韩国留了很多，他们现在以“小中华”自居，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周颂伦教授 ：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但你的“中国传统文化消失”的命题我们认为是没有消失的。刚才我也提到了汤因比列21个文明时，把古代印度和印度分别列的，他一直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高，认为中国文明有特别的宽容精神，比充满竞争精神的西欧文明好很多，而且它发展的持续性无意识中间保持自然，不影响环境。我对现在中国的状况很乐观，文明这种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像万里长城永远存在在那里。文化会有一些改变，你不要太悲观，文明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崩溃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中华文化确定的说是没有消失的。 学生提问 ：现在说到亚洲文明主要是从地域文明的角度来说，那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讲，怎么把亚洲文明和别的文明，比如说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区别开来？内部也有这么多文明，像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中亚文明等等。 周颂伦教授 ：我在开头也说本身亚洲文明这种说法不是怎么严密的说法，美洲文明也没有，它也是各类的文明，西欧文明是一个类型，法国与德国之间、英国与大陆之间，以及它蔓延以后的美国文明之间也可以进一步细化。 主持人：我稍插几句，刚才这一问题涉及到亚洲文明研究院的用语问题。汉语的表达力没有复数和单数之分。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净月潭召开的会议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亚洲文明，并没有说把亚洲文明界定为一个文明。英文可以写成“Asian Civilizations”，但是汉语不可以。我们研究很多问题常常需要限定在某某区域范围内，不可能一研究就是面，像研究中国史，你也是把它限定在某个区域里，研究东北亚也一样，他们并不都是完整的、像单体的单细胞一样的东西，所以亚洲文明是以区域的视角研究今天地理意义上的某些文明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其他那些文明，比如说美洲文明、欧洲文明严格地来说也都不是单一的文明。 学生提问 ：我想问一下中国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有的话是什么？ 周颂伦教授 ：中国古代思想史学者可能都有体会，我对孔孟的书读得不多，为什么讲伦理和秩序的儒学会产生呢？可能是孔子生长的年代缺少伦理和秩序，因此有儒学这么大一个学问，儒学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想。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里讲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当感到耻辱时他有他的表达责任的方式，这是他的基准。日本武士的佩刀不能捍卫自己的主人和自己的利益、尊严时，他就应该感到耻辱，那么这个刀一定要把自己的肚子攮开，这是日本曾经有过的指导思想。那么在欧洲去教堂礼拜，必定有一个程序就是忏悔，因为他想摆脱罪恶感的压迫，摆脱罪恶感其实就是最高人性的体现。在别的部族可能有更加直率的表达。说中国没有一个主要思想也不对，中国人实际上在利益判断上特别敏感，有利益时如何确保利益最大化可能是中国人行为的准则，有些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但一般状况大体是这样。 主持人：刚才周老师向我们作了这个报告，他向我们显示出亚洲文明的研究者有很多课题可做，而作的思路，既在于文明之间相接触的那些部分，更在于那些具体的课题、具体的文献和现象。我们现在退一步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好，就是退到那些原本的文献去，退到那些基本的问题上去。以前我们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们重新审视，这样才能逐步构成亚洲文明的总体性。所以说这个报告恰好说明了我们亚洲文明研究院有关东亚问题研究方面的基本态度，这是以后还要与大家逐步探讨的。感谢周老师为我们作的这一场报告。（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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