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今天于老师所作的报告题目是“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汇。它的流行程度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性已经是一个研究思考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艺术等等所有知识领域的一个必须了解的话题，对于这样的话题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现在我们觉得很难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说“现代性”是一个事实还是基于事实上的一个合理概念，或者是有一定事实基础的不合理概念，或者纯粹是一种概念的虚构，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因而，我们都需要了解被概括在现代性概念之下的相关知识。关于现代性，当代思想家写了大量的著作，国内的研究也非常多。但在一般知识领域，对“现代性”的了解还是很模糊，我们今天期待于硕老师能够就这个问题提出他自己的精到见解。大家欢迎。（掌声） 

    报告人（于硕教授）：刚才赵院长谈到了现代性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很局促，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不深，而且我今天谈这个题目也不是从现代性本身的研究入手的，是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入手，其实是说后现代的一个思考问题，而不是现代性的研究问题。对现代性本身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我所跟踪的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反思。现代性是什么？我没有追究这个概念各种各样的界定，现代性是类似于文化的概念，其含义非常含混，每个学者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定义。现代性与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现代性是一个不可界说的存在，它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概念最早是在艺术领域由波德莱尔提出的：所有不同以往的就是现代，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界定。但是从那时到现在，任何一本字典对“现代”含义的界定除了时间意义上的界定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界定。整体上一般性的界定，通常是指一切跟当代有关的形成体系的价值观念、制度体系。我们学历史的同学都知道，近代史在英文中实际上是现代史“modern”，中文中“近代”一词在西文中是现代。现代是一个不可界定的时间概念，由于没有办法对一个历史现象和在时间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界定，所以才用一个时间概念权且描述。现代性是一个时间上的说法。16世纪，现代化的过程开始，这一过程开始以来形成了一个大概300年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有一些可以界定的历史现象，比如国家主义。社会学家吉登斯有一个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个理论打破了我们原有的思路，打破了左派右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条道路介于两者之间。我刚刚所作的描述是对现代性批判的描述，几乎是一个后现代性的描述。吉登斯本人在界定现代性时提出了一个现象，可以界定现代性的最核心标准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就是现代性的一个体现。我们还可以做出其他的定义。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是理性主义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代，现代是科学、技术、商业和理性成为四大动力的历史时代。现代化是在文明进程当中的一种说法，是技术性的表征，制度性的建构。现代性包括精神性。当我们批评现代性中的技术主义、商业主义、理性至上的时候，其中也包括非常重要的精神性因素，我们曾经跟随了300年的伟大理想，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个人主义，一些启蒙运动以来被人类认为非常重要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也被包容在现代性当中。

 下面我讲讲关于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是由于整个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重大危机。我不太清楚中国人目前具有的人类危机感是否与西方社会的危机感是同样程度的。欧洲人的人类危机感非常强，处于几乎如末日一般沉重的危机感状态。这些危机主要是指环境危机和伦理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欧洲人开始反思走过的道路，从反思自己本身开始，在二战以后，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两次世界大战丧失了无数生命，这使得西方社会对于生命、社会制度和国家等存在的意义开始强烈反思。在反思中，人们发现原来一直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或者是在人类史演进中发生了扭曲或偏移。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找到了种种原因。“postmodernity”是一个危机意识的表述。80年代以后，对于现代性的后现代反思越来越多，大家最熟悉的是萨义德，他的东方主义的反思都是对现代性的很有力的批评。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文明演进的全球化的过程。所以最早对于现代性反思的是类似于萨义德这类介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之间的学者。他们考虑全球大体系宏观演进问题。萨义德本人有特殊的背景，他是巴勒斯坦原籍，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他处于两种文化当中，因而具有双重文化尺度，以这种尺度对全球化、现代化过程进行反思。这涉及到几个概念：全球化、现代化、西化。熟悉当代中国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在30年代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五四”运动也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诉求。进化论、进步观都是现代性非常典型的一些特征。萨义德反思涉及：西方社会对于世界的霸权，西方现代价值对于全世界的扩张，理性的绝对统治，殖民主义和种族屠杀，还有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文化保护、社区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思既包含有“正义”的潮流，也包括极端的潮流。反思殖民主义，寻求民族尊严，保护文化多元性的时候，也会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社区主义。比如一些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所宣称的就是伊斯兰文化保护、伊斯兰宗教的纯粹性，由这种完全合法的自我保护走到了对全人类的恐怖。现在我们也遇到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除了萨义德，还有许多学者，比如利奥塔、德里达和福柯等等。福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首先对历史的线性规律性描述进行批判，他用非连续性、偶然性、断裂性分析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批判已经是一种后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批判是与现代性相关的，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是对20世纪以来的那种宏观叙事感到厌倦和失望，因为历史实际上与现代性话语有距离。比如，理性并没有让人类走向所描述的最美好的状态，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理性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和古希腊都讲求与万物和谐，生生不息。但理性并没有让我们遵循这样天然的智慧，而是走向了反面。我们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灾难：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资源枯竭等等。西方思想家很早就开始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18世纪，西方有一次古今之争，这次争论仍然是古代的一方占了上风。现代化于16世纪开始，到这次争论，已发生200年，但争论的结果仍然认为最近的不如古代的，“现代”这一概念没有得到价值上的认同和肯定。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没有中断，我们在反思当中有新的发掘，比如将卢梭发掘出来——卢梭是一个反现代化的人，成了德国浪漫运动的一个榜样，因为德国人认同浪漫自然主义哲学。卢梭完全不能接受理性至上、上帝死了的理论。他代表着反对现代性的潮流，但是很快就变成少数。技术和正在建立的主权国家占据了上风，西方开始从整体上支配全球。西方现代性是在其批判中成为时髦的；而在中国，现代性是一个榜样。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大差距。在反思现代性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和现代化概念，成为中国很多学者参照的标准。从国家政策到学者的思考都认为中国需要理性和科学至上，发展就是硬道理，现代化还是好的。反思现代性，对进步观、发展主义和国家主权的批判，是因为有别的标准。对主权国家的反思是因为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却屠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二战造成了几千万人类的死亡。当时日本和德国的另一个伟大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是种族的纯粹和种族的振兴。所以，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只要有毫厘之差就会偏离成为人类巨大的悲剧。这些都是在后现代反思当中，西方人对自己的批判。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感谢这些具有深度的思考，可以避免人类新的悲剧的发生，我们每个人可以一种更宏大的人类性来设计每个人的未来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另一种是相反的态度，一个悖论是我们现在对于西方后现代批判的运用。很多著名的学者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但恰恰西方的话语霸权对世界的整个统治是在西方反思现代化当中出现的，我们实际上是用着西方的话语批判西方的话语。这是因为后现代反思不是一个学派，而是在危机状态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是一个时间概念。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最核心支柱是主权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统一市场造成的跨国公司及其老板在处理某些事务上的权力常常大于各个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力量显得有些薄弱。法语能够清晰地区别开“全球化”和“世界化”。“全球化”通常是指从16世纪以来的经济、技术、市场等等的全球化。埃德加•莫兰称其为猎取的、奴役的和殖民的全球化。这也正是后现代所批判的全球化。“世界化”则来的很迟，甚至才刚刚开始，它被莫兰称为是在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之上的，民主理念、国民生存权和国际主义在全球弘扬的过程。这也是对“世界化”的一个现代性界定。“世界化”开始得很晚，但却是一个全球的张扬。“五四”运动就是汲取了“世界化”这一部分的内容，它所发扬的启蒙精神可以被列入到“世界化”的内容当中。人文启蒙运动的世界化在二战以后发生了很多问题，因而产生现在的后现代反思。这种反思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世界化需要有新的理论模式。先前启蒙运动的思想不能够再成为标尺。所以我们要做历史价值的考古，卢梭因此被再次发现，为的是把浪漫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和现在后现代思想中相一致的思想发掘出来。在后现代的反思中，有几个大的批判。其中有对发展主义和进步观的批判。卢梭的思想不是进步观，但是到19世纪时，法国进入了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调理性的进步。理性的进步指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理性的指引下，人类一定向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是理性主义带给我们一个美好期待，让我们觉得欢欣鼓舞。后来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诗人，比如维克多雨果，融入到进步主义的大潮当中。但是艺术家所具有的进步观有新的尺度，比如，反对殖民主义。在火烧圆明园之后，雨果写的那篇文章，今天的法国孩子都很了解。他们的进步观是人类的进步，它意味着对于受压抑的人民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当我们谈到受压迫的民族的解放的时候，具有一个巨大的人类的正义性。这种进步是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不同于我们现在被量化的进步。雨果的进步观是以人类为尺度，即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都有着基本存在的权利和个性的解放。理性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思考过程，个性解放则包括无意识的冲动、欲望和情感的抒发，是理性之外的定位。19世纪的进步观因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发现而被进一步支持和强化。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对于达尔文是歪曲的。达尔文从来就没有做过从猴子到人的线性进化的简单描述。他的学说完全被社会进化主义者所歪曲。人类的演进不是线性的，社会更不是。一个法国思想家说过历史是不能预测的，人类对自己是非常不清楚的。我们的此在定位完全是在对未来的预设和对过去的了解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我们的此在是不存在的。这种现象学的进入，也是对现代化的一个反思。它是一种充分的、更加合理的非理性主义。对于发展观的批判，埃德加·莫兰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与发展决裂》。进化主义和技术统治的发展观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类判断的偏移，那些不能被量化的东西被忽视了。现代化造成我们的社会成为了一个量化的社会，为了达到量的标准，只有不断发展。包括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概念也被莫兰解构掉，可持续性发展不过是在自杀的路途上延缓了速度而已。为了改变单纯发展的疯狂机器运作，需要有一些其它的价值尺度。量化的标准包括产品、劳动生产率、货币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量化的尺度包括生命、痛苦、欢乐、爱情，这些没有办法进行计算。举个例子，汶川发生了大灾难，据说现在风风火火进入灾区的是开发商，这很让人担忧灾后重建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对于发展模式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进行灾区重建。西欧在1999年发生了艾瑞卡沉船事件，油洒在大海里。1999年还爆发了大风暴。关于这两个事件的统计都是积极的，认为通过救灾赢得了很多利益。但是这两次事件中有很多不能计算且不能弥补的损失。责任、人道精神、互助和民主意识等等都是发展所不能计量的。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时，都不以此为尺度。所以有人提出，将来要加入伦理的尺度。大国却不一定是伟大的国家，关键在于它能够向人类提供的宏大价值和榜样是什么。比如我们可以说法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提出了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这些概念曾经具有着伟大的价值。而今天西方处于危机当中，这些概念受到经济潮流的冲击。由于追逐发展，造成了整个人类道德和心理的迟钝。在现代性中，分门别类的技术专业化造就出了对整体茫然无知没有价值的人。高度的专业化普及使得各个领域隔绝，造成我们对整体把握能力的减弱、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欲熏心、团结互助精神的迷失、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低下。专家面对治水问题都束手无策，治水涉及到国家主权、民众生存、自然水利、环境污染、古代遗产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面对这种宏观复杂的问题，任何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能力都显薄弱。所以，现代性反思出的结论是必须有跨学科的专业，有跨国界、跨领域的共同治理方案。后现代反思走向了人类社会“社会世界”的对话方案。莫兰先生认为人类历史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就是发明了核武器，这使得人类社会与以往的历史隔离开来，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社会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能够消灭人自身，但是核武器却使得人类在弹指之间将自己毁灭。面对这些危机，莫兰提出“人类政治”的方案，人类政治与人类共同体概念相关。后现代的现象已经存在，后现代的理论和机制却不存在。在处理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时，要认同人类政治，这意味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主权国家，所以后现代的最大反思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去设计治理方案。莫兰没有提出世界政府，提出的是世界公民参与政治，即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内设计一些跨国、跨地区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是自然的、人本主义的地球祖国，这个定位有其历史性的关照。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神圣”社会，当时的人都是“神圣人”。现代以来的社会是“英雄人”的社会，是力量的较量。冷战以后的人是发展主义的“经济人”，人们处于一个纯粹的经济时代。后现代反思指引的出路是“生态人”，“生态人”是人类要回归到大自然，从原教旨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回到人本的自然和谐状态。“生态人”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主权国家而形成的新文化。只有在这个“新文化”中多元文化才能发挥它最光辉的一面，才能启发人类智慧，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

   赵轶峰教授提问：刚才于硕老师从现代性破题，然后讲到了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等等概念及相关的研究，并介绍了一些由此演生出来的关于当下世界的看法。我首先问几个问题。现代性肯定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话题。现代社会从16世纪开始已有四五百年时间，它经过这么长时间逐渐显现出其性征。这些性征被定义为现代性，但这些定义始终不能非常清晰，原因在于现代是一个进行中的状态，包含着种种可能性，有可能它会解决自身的问题。过去的很多历史大问题都是在其逐步演进中被化解，因为知识在积累，人在不断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和非后现代主义者对其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自己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些被他们指出的问题，是不是非拿出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不可能一一化解？我对此不觉得很肯定。我这些年都回避一种全盘解决方案，而是谋求局部和渐进的方案。如果有渐近的可能，就不去做突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现代社会肯定有好多问题，这是否是所有社会的本质？将来我们再走1000年，社会会是圆满的吗？所以社会应该是包含着种种差异的存在，现代社会有问题并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类的竞争合理性是否还在存在？在日常生活经验当中，随时可以受到竞争的启发。当下世界最大的不合理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在这个差异中，恰好哲学家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所享受的资源最丰富。而非洲等等区域里面的人们能够享用的资源却特别贫乏，他们需要改变，而进行改变的唯一能够走的道路就是发展。我不是一个发展主义者，发展作为绝对的价值有很多问题。但对于这些世界的人，他们就得发展，如果不发展，他们连平等地位都没有。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对全人类的关怀与对自我存在的关怀，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以下的人来说，程度不可能一样。跟哲学家谈后现代反思比较容易，却不能想象与落后地区的下层人去谈后现代理想时，这些人会怎样考虑这些事情。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竞争的逻辑还现实存在，它不完全合理，但也绕不过去。所以，全人类的关怀变成生态人的理想是个很美妙的东西，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却不大现实。 

   于硕教授：后现代就是要颠覆一元化解释历史的方案。莫兰有一本书——《走向深渊》，对竞争做了分析。竞争，一是指人们将强有力的和美的部分展示出来，另一种是生存竞争。当生存竞争处于一个你死我活的前提之下，所有人都会说那套“生态人”的理论没有用。后现代在批评进步观的时候指出，人类有趋向恶的倾向，而进步观认为人类一定走向美好的未来。莫兰的另一本书《伦理》分疏了人的两种属性：利他与利己。我们永远在利他与利己两个向度上寻找平衡或者不平衡。因为有利他和利己，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很尊重竞争，而且他们的设计也不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设计，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设计。关于发展，后现代主义者并非完全否定，而是要找到另一种不同于三百年以来的发展模式。 

   赵轶峰教授提问：你所了解的任何可以被归入后现代思想或者与后现代思想相近的人，他们关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构想，是否有既超越市场经济又具有实践性？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任何不用市场经济的尝试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不能避免，这是一种两难。后现代已经全面思考过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它是不是曾经尝试提出一个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任何后现代主义思考者有没有尝试过如何解决核扩散问题？除了谴责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防止核扩散。 

   于硕教授：唯一的办法就是人的自身信念，人也是后现代主义提供的唯一资源。人性本真中善的一面如果能发扬起来，经济和核扩散都能控制。恶的一面张扬起来，什么方案都无济于事。莫兰以核武器发明将人类属性划出一条分界，使得他陷入一个相对的悲观主义，问题就在于人性善的力量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战胜恶。具体而言，有很多人在思考市场经济问题。现在世贸组织的秘书长拉米的人文思考非常深厚，其基本判断是：经济不是我们理解的纯粹金融物质交流，而是一个“治家”的方法。用治家的方式来管理经济行动，所以必须要把人的因素加入其中。其办法，一是把跨国公司的老板变成有良知的人，发扬道德伦理；二是组织公民社会，缩小消费链，去掉从中牟利的环节。经济思想家和关注经济的人对世界做了一个新的判断：从1990年开始，世界发生了第二次质的变化。其不同表现在——从这时起人类社会发生了三个断裂：一是金融与其实际含金量的断裂；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现实空间的断裂；三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具体空间的断裂。这三种断裂使得现在的社会成为无责任的社会，资本主义第一次抛弃了它的责任。无责任的资本主义与有技术无眼界的官僚、有权力无心肝的政治官僚结合起来造成了从1990年至今的世界现状。在这种状况下，要解决经济和核扩散问题都需要“善”的发扬。 

   学生提问一：后现代的设计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性之上？人类理性到底有没有可能脱离出它产生的环境而对自觉理性进行重新设定的能力？

   学生提问二：今天我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基于两种可能，一是现代性的观念本身导致了今天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另一个可能是人们对于现代性的不恰当驾驭导致了今天的社会问题，你认为主要是哪一种可能？

   学生提问三：西方世界与中国发展程度不一样，为什么要承担的责任却是一样的，在后现代理论中是否有这种区分？

   学生提问四：关于现代性问题是否有具体的操作方案？ 

   于硕教授：关于生态人的回归有具体操作，比如：骑自行车，野性生活等等。以“人类”为单位，在某种意义上是抽空的，关怀人类的人可能不关怀身边具体的人。但它又不是抽象的，它是双向定位，人类面临的危机也是实实在在的。今天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现代性概念本身和不恰当驾驭两者兼有。概念本身有问题，比如理性至上。理性可以让人类设计，设计是人的本能，后现代理论仅仅是说不要那么相信你的设计。人无法超越自己的理性设计，但人不是单纯的理性人，还是一个情感人，所以不能绝对相信理性。不恰当驾驭的问题非常多，我们毁掉了理性主义中的很多宝贵价值。所以，现代以来很多有价值的体系需要重新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符合人性，而不是符合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