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之首节就集中讲这种“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还讲到“安国全军之道”，“自保而全胜”、“知天知敌，胜乃可全”等。这些论点可称之为“全胜”的计、谋，“全胜”的战略。其基本思想就是要使敌人的军队、城池、国家完整的屈服，自己以最小的代价，乃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的完满的理想的境界。

  战场上的“全胜”，《孙子兵法》在有关篇节中，分别对不同情况论述了一些原则和方法。如“十则围之”等用兵六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知胜”五个条件：“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古代全胜谋略的核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不战”绝不是说不要武力、放弃武力。《孙子兵法》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理想目标，“全胜”之要，但不是唯一目标，“破国”、“破军”、“伐兵”等直接交战的方式、手段，也是要用的。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有条件的，关键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慑服对方，舍此而言，只能是有害无益的空想。孙武在“全胜”思想的基础上，从战略上把进行战争的基本手段分为“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认为用兵的上策应该是打破敌人战略企图，揭露、破坏敌人的计谋，打乱其战争的计划；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拆散敌人的同盟，孤立和削弱敌人的力量，同时扩大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战胜敌人。全胜思想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1、国力储备

    “不战而屈人之兵”，本义是以实力为后盾，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按照孙子的主张，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伍，都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换言之，它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把他这一主张称为上策，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胜敌人。可以认为，这是孙子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必须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力量处于优势，形势非常有利，并且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主观指导，才有可能不经流血牺牲而达成“全胜”这一理想目标。如果忽视客观条件，片面强调“谋战”而否定“兵战”的必要性，则势必陷入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泥淖之中，而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战争指导者不可不加注意的问题。

   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论，是有其基本条件和实际内容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实行的条件而言，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力量对比上，要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居于绝对优势；从实行的手段而言，孙子提出了两条，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实行的范围而言，孙子是指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许多诸侯国中，有些实力不强的小国，易因大国威慑而被迫屈服。归结起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要义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的斗争，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

   汉初韩信遣使奉书收降燕国的事例，是古代战争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突出一例。汉高帝三年(前204）十月，韩信奉刘邦之命率领号称的二十万大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东南）击败赵国军队之后，打算乘战胜之威继续北进攻取燕国。为此，向原赵国谋臣李左车征求破燕之策。李左车认为，汉军经过数战已经“众劳卒罢(疲）”单凭军事力量攻燕坚城，“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对汉军十分不利；不如“按甲休兵”，养精蓄锐，安抚赵国，争取民心，摆出北攻燕国的态势，尔后派一辩士“奉咫尺之书”前往燕国宣扬汉军声威，并晓之以利害，迫使其不战而归降。韩信采纳并实施这一建议后，燕国果然投降了。韩信之所以未经交战而降服了燕国，主要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成功地开展政治攻心的结果。

    后世的兵家继承孙子这一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阐发，如《六韬》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2、伐交制胜

   “伐交制胜”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结合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作战谋划。“伐交制胜”思想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雄并立，大国称霸，纵横捭合，朝秦暮楚，伐谋伐交的斗争异彩纷呈，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得到了深化和升华。例如，《管子》提出“善用国者，因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再如，《六韬》把“文伐”又具体归纳为“十二节”。而《韩非子》则从反面论证：“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自此之后，兵书战策多有反复强调这一策略思想的。《武经总要》说：“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兵法百言》则说：“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

   中国传统兵法在论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问题时，往往强调“伐谋”与“伐交”要相互结合，以“伐谋”为根本，以“伐交”为辅助，二者只有紧密相联，交替运用，才能相得益彰，取得预期效果。

 春秋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晋、秦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夹攻弱小的郑国。晋军屯驻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进逼汜水(今河南汜水），眼看郑国危在旦夕。这时，郑国派使臣烛之武夜见秦穆公。烛之武凭着他多年的外交斗争经验，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秦国联合晋国攻打郑国的失策：首先，路途遥远，不易成功；其次，灭郑实际上扩大了晋国的疆域，秦的邻国晋的实力强了，也就等于秦国的势力削弱了；再次，假如保全了郑国，秦国的使者来往经过这里，郑国可提供食宿，解忧排难，这对秦国有利而无害；第四，您秦穆公曾对晋惠公有过好处，他答应用焦、瑕两城作为酬谢，可是，他并没有兑现承诺，反倒曾修筑工事防备您； 第五，晋国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待它在东边把疆土扩大到郑国，就会再到西边去侵害秦国。总之，损害秦国来增强晋国，利害得失，您秦穆公权衡一下轻重吧!烛之武一席话，动摇了秦穆公的决心，立刻同郑国订立了盟约，率领大军回国了。晋国见秦军撤退，也放弃了攻郑计划，撤退了。这个史例说明，所谓伐交，就是‘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它还说明，战争虽然是力量的竞赛，但在一定条件下，开展正确有力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斗争也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在多国接壤的地区作战，要开展外交活动，结交盟友以为已援。世间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以内因为根据、以外因为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进行的。作为事物的特殊运动形态的战争也不例外。一个国家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固然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的物质力量和全民的团结奋战，但是，来自国际间的外部援助（包括人力物力的支援），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能够认识到外援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斗争，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东汉末曹操联合孙权以解樊城被困之危，就是运用外交手段达到军事目的的成功一例。当时，曹操面对关羽围困樊城的不利态势，曾一度产生迁都河北的想法。后来，由于司马懿等人的及时建议，而采取了“联孙破刘”的正确方针。他根据司马懿所分析指出的：“刘备、孙权，外亲内疏”的实际情况，派人去吴，以“许割江南以封权”（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为诱饵，破坏了孙、刘联盟。此后，孙权正是在曹操的诱使下，适时出兵袭占了关羽后方荆州，迫使关羽弃樊而去，樊城被困之危乃解。

 另外，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离散楚国联盟，西汉时期郦食其下赵七十城、三国时期诸葛亮游说东吴而孙刘联盟等都是通过伐交来制胜的优秀战例。毛泽东也是运用“伐交制胜”的高手，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方的实力，从而为作战指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伐交制胜”时，一要“慎谋”，即筹策运谋必须慎重，务求正确。这就是所谓“谋当底于善”、“谋及其善而止”、“凡谋之道，周密为宝”；也就是《管子》所说的“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二要“善变”，就是不仅要根据当时情况而制定谋略，还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修正原定的谋略。即所谓“因敌制变”，“计谋百变”。三要“贵密”。如《淮南子》指出：“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因此，古人要求所制定的谋略要“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主人”。惟其如此，伐交才能制胜。

 3、明于形势

 用兵之道，贵在明于形势。在开战之前，先要判明将帅是贤明还是愚钝，敌人力量是强大还是弱小，兵员数量是众多还是寡少，战区地形是险峻还是平坦，粮草供应是困乏还是充足。把敌我双方这些情况都判断清楚了，然后再出兵攻战，便没有不胜利的。

 通过双方军事形势的比较，以智用兵，欺骗、调动敌人，造成敌人判断失误、心理失衡、行动失当，陷入不利境地。借以隐蔽己方作战企图，创造战机，争取主动，从而达成己方作战目的。谋略艺术贵在懂成谋之道，行谋之法。

   东汉末年，刘备驻兵于新野时，曾三次亲往诸葛亮处，请教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大计。诸葛亮对他说：“从董卓专权乱政以来，豪杰之士纷纷乘机起兵称雄一方，而地跨州郡的割据者多得数不胜数。曹操同袁绍相比，则是名望低微，兵力弱小，然而曹操终能战胜袁绍，由弱者变为强者，这不只是天时有利，也是人的谋划正确。如今曹操已经拥兵百万，并且挟制皇帝而向诸侯发号施令，这实在是不可同他直接较量的。孙权占有江东地区，其统治已历三世，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人都愿意辅佐他，这可以结为盟援，而不可以图谋他。荆州北有汉水、淝水作屏障，南至海边有丰富资源可供利用，东连吴郡、会稽郡，西通巴郡、蜀郡。这里是用兵的战略要地，但其统治者刘表却无力守住它。这大概是上天资助给将军的吧，将军可有意于此吗？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广大，是天然富饶之地，汉高祖（刘邦）就是靠这里而成就了帝业。现在，益州牧刘璋昏暗无能，张鲁又在北边与之作对，尽管这里人口众多、资源富庶，但因其不知爱抚民众，致使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英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室的后代，且又信义显扬四海，广交天下英雄，求贤如饥似渴，倘若占领荆、益二州，控扼险要，西与诸族和睦为邻，南面抚绥夷越人民，对外结盟孙权，对内修明政治；天下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就伺机派遣一员大将率领荆州部队向南阳、洛阳地区进军，而将军则亲率益州之兵北出秦川，所过地区的百姓谁还不担着丰盛酒食来迎接将军呢！确实能做到这样，那么，统一大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统治就可以复兴了。”后来的实践，果然是按照诸葛亮的谋划进行的。 

   4、善于谋划

 “伐谋”，即指敌我双方在施谋用计上的智斗；“伐兵”即两军、两国之间在外交谋略和手段上的较量；“伐交”即两军之间的军争战斗。“上兵伐谋”，即主张当敌方正在策划或即将行其计谋时，我方能及时窥破其谋，用相应的计谋、对策待之，这样可不经过战争，便能达到我军事目的。伐谋之道，是军事上的上策。

 因敌用谋。善用谋者，总能针对敌人的特点运用谋略。刘邦建立西汉卫朝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借口清除叛乱，于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正、三月分别诛杀了诸侯王韩信和彭越。这时与韩、彭二王“同功一体”的淮南(治今安徽寿县）王英布，“自疑祸及身”，遂于同年七月，起兵反汉。刘邦为应付这一突然事变，召集诸将讨论对策。经汝阴侯滕公推荐，刘邦召见了故楚令尹薛公，请他出谋划策。薛公根据彼己双方情况认为，英布起兵反叛，可能采取上、中、下三计。所谓上计，东取吴(今江苏苏州市），西取楚(今江苏邳县南之古邳），并齐严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所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即成皋，今河南巩县东北），塞成皋之险，所谓下计，东取臭，西取下蔡(今窆徽凤台），归辎重于越(古国名，都今浙江绍兴），身归长沙(今湖南长沙市）。薛公还预言，英布如出于上计，则“山东非汉之有”；出于中计，“胜负之数奉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指太平无事）”。同时，薛公鉴于英布曾在秦二世时到骊山服过刑，后来又娶长沙王女儿为妻这些情况，判断英布“虑不及远”，肯定要采取下计。据此，刘邦遂将兵东出，讨伐英申。英布果然采取的是“下计”，在投奔江南时，被长沙王诱杀。此例充分说明，预知胜负对于正确定谋是至关重要的，而“预知”的基础又是对彼己情况的深切了解，由此产生的正确的预测，那么所定谋略就会符合战争发展的情势，也就胜券在握了。

 因势用谋。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势图谋，如敌集中，我用分散敌人之谋；敌处锐势，我用疲敌之谋；敌点多线长，我用分割歼敌之谋等。二是顺势行谋，如运动战中要灵活地运用进攻法则，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进攻方式。太平洋战争的岛屿争夺战中，美军根据日军逐岛防御的方针，改“逐岛进攻”为“越岛进攻”的方式，即越过中间岛屿，攻击敌人主要岛屿的侧翼和后方交通线，对必攻不可的坚固点实施垂直包围，海陆空军密切协同，大步跨越，翼侧突击，垂直包围的新型立体岛屿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从而加快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因时用谋。作战时机，特别是战略决战时机，选择得是否恰当有利，将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正确选择战机问题，历来是为兵家所极其重视和把握的问题。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晋灭吴，就是充分利用有利态势，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而取得决战胜利的。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以后，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十余年后使西晋国富兵强。而处于江东的吴国这时在孙皓的残暴统治下，离心离德。“吴之将亡，贤愚所知”。晋武帝司马炎及时采纳了镇南大将军杜预、中书令张华等人建议，派遣大军对吴国发动战略进攻。由于晋军能从敌我双方情况和地理条件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战略，充分利用吴国日趋衰败的有利态势和长江顺流而下的有利条件，以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齐进，势如破竹，仅四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吴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北周灭亡北齐的战争，也是由于周武帝能够正确选择进攻时机的结果。当时，北齐后主高纬十分昏庸腐败，致使奸佞擅权，贤相受诛，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国家已呈“土崩之势”。周武帝宇文邕及时把握此种有利时机，于建德五年十月，亲率大军东征，也以“破竹之势”，迅猛进攻，于次年正月攻占齐都邺城，一举而灭亡了北齐。

 5、长于用兵

   “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选将为用兵之本，选好用好一个指挥员，就等于用好一支部队。这就要做到：第一，把好选将关。要惟才是举，惟贤是用，严格按照规定的德才标准，挑选指挥人员，特别是部队主官。第二，量才器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第三，用将不疑，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第四，优化组合，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使之优势互补，关系和谐，整体效能最佳。汉高祖刘邦就善于任用将帅。例如，谋土陈平，先事魏，后事楚，皆不为重用，后“闻汉王能用人”，乃投奔刘邦。刘邦根据周勃、灌婴、魏无知事先了解的情况，知道此人虽有小节不检点，但确为国家有用之材，于是拜为都尉，后为护军中尉，屡立奇功。其他汉初大将韩信、英布等，都是由于刘邦善于用将而叛楚归汉的。刘邦正是依靠这许许多多的名将取天下建立汉王朝封建政权的。他在战后和群臣总结成败得失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正是刘邦善于用将的总结。他也凭借这些战将谋士最终得到了天下。

    由于谋略很重要，而定谋又非易事，所以古人强调“集众智”，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他们提出，“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指出“无谋夫策士合奇集知，以更转其不迨”，即使英雄豪杰也不可能建功立业。这也就是所谓“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计任谋之为上矣。” 谋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谋略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进而影响着作战指挥的效能，历来的军事家都认为作战首先要谋划在先。   

   6、先计后战

   “以计代战”是作战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此语源出自《晋书·杜预传》：“以计代战一当万”。意思是说用计谋来代替战斗，一人就可以顶万人用。毛泽东就是以计代战的高手。由于始终面对强敌作战，要想以劣胜优，他不主张乞丐与龙王比宝，而强调以智取胜，以计代战。总之，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谋的较量，我国兵法历来强调“贵谋而贱战”，指出“勇怯在谋”，认为“兵不在多少，能以计取尔”，“用兵之道，以计为首。”  各国兵法历来重视谋略的作用，古人指出：“以计代战一当万”，“谋定事举，敌无不克”，认为高明的谋略可以“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这表明，历代兵家不仅看到了谋略的精神作用，而且看到了高明的谋略可以产生出物质力量。

 古代兵家对“先计”的要求主要有三：一是要万全。所谓万全，就是“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也就是说，要做好胜败两手准备，要作好两套，乃至几套计划，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要周密。所谓周密，就是“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就是如许洞所说的；“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迩。”总之，要把与战争胜负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可能做到算奉遗策。三是要深计远虑。即是说，计划要符合战争运动的可能发展，要关照到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因此，善计必须是“谋所以始吾战也，战所以终吾谋也”。做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十月，北魏将拓拔章进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后燕范阳王慕容德派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魏军，魏军败走，退屯新城(邺城附近）。这时，慕容青等要求乘胜继续进攻，而别驾韩谆则认为不可。他指出，“古人先决胜庙堂，然后攻战。今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 他建议“不如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所掠，久则三军靡资，攻则众旅多毙，’师老衅生，详而图之，可以捷矣。”慕容德采纳了韩谆的意见。后来，魏军拓拔章部与前来增援的贺赖卢部，果然因师老兵疲，发生了“内相乖争”的矛盾，魏军司马丁建还率众投降了后燕。就在拓拔章“师老，可以败之”的情况下，慕容德适时遣将追击，一举大败拓拔章军。这个战例生动地说明了“先谋而后战，其战可胜”的道理。如果相反，“先战而后谋”，后燕军的失败当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