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今晚的第二十六次“日知论坛”由日本国立岩手大学教授宇佐美公生先生为我们做题为“历史教育的一个视点——以‘抚顺的奇迹’为线索”的报告。宇佐美公生先生是日本知名的哲学伦理学家，近年尤其关注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的传播 ，以及亚洲历史书写与理解当中涉及历史教育与传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报告一定是我们十分感兴趣并且十分期待的。宇佐美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是受历史文化学院、亚洲文明研究院、文学院共同邀请，来商讨将来合作研究、交流等事宜 的。此前几天，我们的交流非常融洽，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在今天的报告之后，宇佐美先生将来还会经常和大家见面、交流。下面就请宇佐美公生先生开始今天的报告。 

   报告人（宇佐美公生教授）：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我是岩手大学的宇佐美公生，今天能够得到在大家面前发表看法的机会，我要向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先生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从1990年以来在日本快速兴起的重新评价日本战后历史观的思潮——这种思潮把以反省日本侵略战争为基础的历史观称为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 ，在此基础上，批判日本二战以后的历史教育，主张恢复让日本人自豪的历史观。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动的潮流。这种潮流是以所谓编纂新的教科书的会议为代表的 。由于小泉纯一郎当时担任日本首相，这种潮流就更为高涨。大家都知道，小泉纯一郎曾经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受到了海外和东亚各国的批判。这种令人感到很悲痛的现象实际上是和日本的历史教育密切相关的。二战结束已经62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也距今70年 了，对过去的战争还抱有记忆的人越来越少，能够讲述这种体验的人也明显地减少。特别是，日本关于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没有充分地进行。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明显地影响到了当前出现的反动潮流。刚才讲到的所谓编纂新的教科书会议所代表的反动潮流，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当时日本是为了亚洲的独立，为了使亚洲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进行战争。这样的一种欺骗性的历史观当然是很成问题的。

 大家请注意，有一个叫清泽洌的日本人，他有一本《暗黑日记》，这本日记在1945年1月1日记下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是日本国民最初体验的战争”。由此，大家可以知道，很多日本国民直接体验到自己是战争受害者是从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空袭开始的。实际上，日本战后所谓基于和平思想的历史教育所讲述的也主要是战争快结束时美国空袭日本所留有的被害的记忆，是基于被害的经验开始讲述和平的思想。但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早在这以前就开始了。比如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日本军队在战斗中杀害了很多人，并且在战斗以外对老百姓进行掠夺、拷问等等。特别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 使中国人留下了十分残酷的记忆。在这些地区，日本兵对非战斗人员、俘虏进行杀害，在农村抢劫、强奸、强制中国人劳动、进行细菌实验等等。这些行径也被日本在1907年参与批准的一个战争条约认定为战争犯罪 ，战争失败后的日本兵受到了战后的裁判，裁判审理的类似事件共有2244件，大概有1000左右的人被判死刑。在中国共设置了两个战犯管理所，一个在抚顺，一个在太原。抚顺收容了969名战犯，这些战犯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后被收容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收容了140人，这些人主要是当时留在山西帮助阎锡山的军队与共产党作对的人。这些人毫无疑问是加害者。但是我需要先介绍一个情况，就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战犯当时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回到日本了。在欧洲，包括接受德国刑法审判在内的B、C级战犯是9万人，与此相比， 在日本接受审判的B、C级战犯不足9千人。

 大家一定知道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与平顶山事件，可惜的是这两个地方在日本都不被了解。在日本，抚顺是作为大的露天煤矿而有名，关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日本的教科书完全没有记载。在中国，作为被害的记忆象征，平顶山是很有名的，那里设立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纪念馆。我现在给大家看一本杂志《中归联》，杂志上写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本杂志是中国归回者联络会创办的。“中归联”的主要组成人员是从1950年开始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日本军人。2002年4月 ，中国归回者联络会已经解散，但是《中归联》杂志还在继续。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了曾经侵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士兵，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被苏联作为俘虏押送到西伯利亚，经过5年的强制劳动之后，剩下的969人在1950年作为战犯被引 渡到中国。这个收容所就是战犯管理所。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收容到这里之后，不是被作为俘虏，而是被作为战犯看待的。所以，他们开始时非常愤怒。他们说他们是军人，是按照所接受的命令进行战斗，为什么现在居然成了战争罪犯？尽管他们在管理所享受到较好的待遇，但他们还是认为这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报复性审讯和拷问之前的一种举动。所以，他们存在着很严重的猜疑心。事实上，他们被收容到管理所之后，一直没有受到拷问和刑罚。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不是很充足，中国人还吃着粗粮，被收容到抚顺管理所的战犯却可以吃到大米，而且他们还有专门建立的浴室。他们也没有被强制劳动，甚至 还慢慢地提出比较过分的物质要求。可以说，抚顺管理所对战犯的待遇是人类历史上最人道与宽容的。这个管理所，非常彻底地执行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就是一个死者都不要出现，并且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能虐待。中国方面期待他们能够承认并且认识到他们过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通过深刻的反省真正在他们的身心中产生反战、和平的思想，成为新人。一方面，日本兵在抚顺管理所态度比较傲慢；另一方面，管理所中的中国管理人员，包括管理所所长，他们的很多亲人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仇恨对象——“日本鬼子”。对于这些日本人，是不是宽大得太过分了？他们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并直接向周总理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但是，周总理的回答是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侵略罪行，宣誓绝不再向中国挥动屠刀，这些人回到日本，向他们的同胞讲述他们的体验，肯定比我们中国人说的更有效。未来将证明宽大政策是正确的。管理所的一位管理人员发现战犯中的一个正是杀死他父亲的人，为此，他向管理所提出调转工作。所长说：“如果你现在把这些日本人放弃不管，那么在他们当中就可能产生新一代的侵略者，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父亲也就可能因此而失去性命。我想你在天国的父亲也不会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在战犯管理所，当战犯生病了，管理所会给予很好的药品。刚才说到的要调换工作的管理所成员曾经背着一个生病的战犯到医务所去救治，救了这名生病战犯的性命。还有一位管理所成员，他发现一名战犯因为反省到罪行的沉重想要自杀的时候，他及时救活了这名自杀的战犯。

 这些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相信天皇是神，把亚洲的其他民族都看成是劣等民族的“鬼子”们，经过学习渐渐恢复了人的良心，也开始承认、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当然，其中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按照长官的指令行事的，自己没有直接的责任。通过在战犯管理所的学习，他们渐渐明白了被害者的愤怒，同时也体悟到如果当时没有自己直接的行动，很多被害者是不可能死的。他们感到自己罪行的沉重，慢慢 地被收容的所有战犯都有了这种承认自己罪行的自觉。他们原以为，自己如此重的罪孽，即使最严厉的审判也是罪有应得。就在他们有了这种觉悟的时候，1956年 ，中国开始了军事审判。这些人都认为自己会判死刑，但结果是只有其中的36人被起诉，其他人都免于起诉或者立刻释放。被起诉的36人当中也没有一人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长的也只判了20年，而且包含他们在西伯利亚的那5年。到1964年，除了病死的几个人之外，其他的全部回到了日本。回国之后，他们被国人认为是被共产党洗脑之后的红色分子，他们因而在找工作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监视。他们看到很多曾经参加过战争、犯下罪行的士兵对于战争的经历缄口不言，社会中普遍蔓延的不是和平思想，而是被美国空袭的受害者意识和金钱至上的大众意识。这些从抚顺回国的“归国者”决心把战争的历史真实讲述给人们 。于是，1957年 ，他们成立了中国归回者联络会，此会在日本各地呼吁反战、和平，并向人们讲述他们在战争中犯罪的经历，开展向战争被害者支援的活动，参与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最近这些年，在日本出现了所谓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声称慰安妇的事情也并非国家所为。针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从抚顺归国的这些人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抗击。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证明日本的军人曾经在战争中犯下了很多很重的罪行，在1997年发行了《中归联》杂志。但是，进入21世纪，原来参加过侵略的日本兵多数都过了80多岁，至今还活着的只剩下了20%左右。中归联因为会员年龄太大，也不得不在2002年4月20日解散。想把他们的思想继承下去的他们的子孙在2002年4月21日又成立了另一个新的组织——继承抚顺奇迹之会。这个组织继续延续着中归联老人们的活动，并且还参与支持战争受害者的辩护活动等等，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我把这个现象称为一个“奇迹”，这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奇迹，是没有通过宗教做中介的一个奇迹。我所说的“奇迹”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是指对本来被视为“鬼子”的日本兵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以非常坚韧的耐性等待他们的良心发现。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的决断和行为，我认为完全可以称为一个奇迹。另外，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种发自内心的 对良知的呼吁，在抚顺管理所内的所有战犯最终都给予回答，并且他们把自己感谢和认罪的情绪和思考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奇迹。

 “9·11”事件以后，一直到伊拉克战争发生，在美国 ，人们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先发制人的防卫论。在同一个时期，政治哲学领域成为话题的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的理论，即把康德的欧洲与霍普斯的美国作一个对比。康德的永远的和平论认为，所谓欧洲的乐园实际上只有在欧洲内部才能够成立，现在欧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乐园，是由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更赞赏霍普斯的主张。霍普斯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他主张以力量对力量来解决问题。在欧洲，非常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有这样的主张，他认为 ：只要有充分的时间，依据人的普遍理性，即康德提出的理念或者西方近代的启蒙主义理念，进行理想的对话是可能的，并且一定能够达到大家共同的了解，普遍的正义是存在的。在欧洲这个文化同质性非常强的地区，这样的理念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在当今现实世界确实 在很多地方碰壁。按照这个逻辑，只是在欧洲的意义上，在理性共有的人当中才可以进行对话，而欧洲以外的他者也就成了理性之外的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办？按照这个逻辑，比如侯赛因、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等人显然就是对话以外的人，不能成为对话的对象。但正是在超越理性的理解的地方才存在他者，对于欧洲理性之外的他者怎样理解和接受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前两年刚刚去世的德里达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他者，我们是否有交流与应对的可能性？德里达提出的对“他者”超越理性的态度就是“欢待”。德里达的“欢待”概念中的“主人”与“客人”是多义的，二者有互相反转的可能性。我现在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德里达在他的理论中提出的“主人”与“客人”、“自我”和“他者”的反转运动问题，即对于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他者”和无论怎样对话都不能达到理解的“他者”，也要改变自己，同时引导他者变化。这样的一种理论实际上在5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进行了实践。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理论当然也是合理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看成是正义的原则。受到损害的一方要求赔偿当然是正义的，而支持这个正义的逻辑的正是自我的认同。为了使自我的认同能够持续下去，人们一般都要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当然，这也是平常人非常合理的行动。也是在这个逻辑上，一些战争罪犯会认为自己当初是执行长官的命令，因而他本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受害者完全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加害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国却采取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对待加害者，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将他们作为“他者”存在而接受，又使得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发生戏剧化的改变。中国用这样的方式给予这些完全不能原谅的日本兵以原谅，从而创造出了奇迹。

 最后谈一下关于历史教育和历史认识的问题。从去年开始，中日组织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下周，中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在宁波召开第三次会议。本来，关于历史的问题，如历史事实如何确认、检证、评价，我们讨论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等等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需要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在历史事实检证或者哲学讨论的层面，而且是在非常有意义的实践层面 。比如，历史教育究竟应该记住怎样的过去？究竟怎样面向未来？在我看来，抚顺的奇迹就是在历史教育的实践性层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但同时非常遗憾的是，在日本的教育领域内关于抚顺的奇迹几乎无人说起。而且人们也不肯去聆听曾经作为加害者的同胞所讲述的过去的罪行，不仅不肯去听，而且还力图封杀掉这些证言。结果，日本实行了把自己正当化的历史教育。抚顺的这个现象可能不太容易单纯地还原到历史的大潮流中去，也不太容易归纳到类似“中国人如何如何”、“日本人如何如何”这样的一般化的概括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说，抚顺的现象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比如，战犯管理人员面对着曾经杀害过自己亲人的加害者时，不能对他打骂，还要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作为受害者，内心拥有非常剧烈的创痛和悲伤；另一方面，战犯面对着控制着愤怒并且采取人道方式对待自己的中国管理人员时，内心会产生极大的困惑与羞愧。还有，战犯坦白罪行时的犹豫和苦恼；战犯意识到自己罪行的残酷和被害者的创痛时产生的认同混乱；战犯谢罪时羞愧的心情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总之，在我看来，抚顺的现象真的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奇迹。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抚顺战犯每个人的证言去认真地听取，对被害者的创痛、加害者的悔改所包含的重要意义给予认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但没有记载加害者的证词，甚至关于被害者的记录也寥寥无几。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除了一些政治家和军人的名字之外，其他都是类似日本、关东军、满洲、南京、中国、共产党等等这些非常大的概括性词汇。在我看来，在历史教育的现场 ，更为重要的是诸如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的行为、加害者每个人的证言等等，应当把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愿意与中国和日本的朋友一同去认真思考我刚才讲到的不能被普遍化的、特别的奇迹——抚顺的奇迹，通过这些始终带有个别名词的记忆——加害者的记忆、加害者与受害者相互交流的记忆，来探讨历史教育的可能性。谢谢大家！（掌声） 

 （其间放映一段曾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改悔后提供坦白证词 和向被害中国人当面谢罪的录像）

 主持人（赵轶峰教授）：十分感谢宇佐美先生的讲演，也十分感谢王中忱教授所作的翻译。刚才宇佐美先生讲述了过去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事情，这段往事不停地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变化，将来也会继续变化下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研究历史的人懂得怎样保持一种公正、合理 而且符合事实的记忆。这是一个与能力、知识、观念等等各方面相关的问题。从宇佐美先生的报告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学者所具有的真诚、执着、探索的精神，同时也看到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尽可以使得人们聪明的头脑在其中施展。像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样的话题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但却涉及到关于人类本质、知识 传播、历史知识如何是可能的等等许多重要问题，也关系到现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走向。我们不仅学到历史知识，也学到审查历史的方法。下面请同学们提出问题。

 听众提问一：首先，中国政府对抚顺战犯所采取的人道和宽大政策肯定有其长远的考虑，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对于日本战犯就应当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策，他们应当受到正当和应当的惩罚。第二，战犯作为日本士兵确实有 其自己的罪行，但是如果把这些罪行完全让个人来承担也是不公平的。日本国家有国家本身的罪行，也应当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如果让个人将国家的罪行承担下来，这对个人是不公平的。

 宇佐美公生教授：刚才这位同学对周总理的决断既敬佩却又不能够很赞同，我完全能够理解。抚顺的现象能不能够普遍化，我也觉得是一个疑问。不只是宽待战犯问题，还包括战争赔偿的问题。据我现在手上具有的材料记载，有63件要求赔偿的诉讼都被日本的最高法院驳回。在日本，支持这些诉讼并且帮助中国受害者进行诉讼的相当多的人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过改造的那些人。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受害者提起的这些诉讼很少有胜诉的。除极个别的事情，比如在我的家乡发生的花冈矿山事件，中国劳工被抓去强制劳动受到虐待，围绕这个事情提起的诉讼最后以庭外调解的形式达成了赔偿，并且在花冈建立了纪念馆。这件事算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即使有个别的胜诉案件，也基本是民间赔偿的。以日本国家为对象要求赔偿的诉讼至今为止没有一例胜诉。当年被伤害的中国人都渐渐地死去，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内心就非常痛苦。作为日本的一个国民，我也愿意为中国受害者的诉讼提供自己的力量。第二点就是你说的日本战犯有责任但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这个问题该如何考虑呢？当年周总理讲到中日间的赔偿问题时，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当时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发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加害者，日本的一般国民是受害者。我认为周总理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外交的说辞，作为日本的国民是不应当这样想的，不应当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刚才播放的录像当中的土屋芳雄开始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长官的命令他就不会杀害中国人民。但是后来他终于认识到即使有长官的命令，可自己还有不服从的选择，而自己没有选择。实际上，有很多日本兵如果不去打杀中国人，那么那些中国人就不会死。我刚才也介绍了，在欧洲，德国A级以外的B、C级战犯受到审判的是9万人，日本则只有9千人。在德国，审判是按照自然法“杀人是有罪的”来进行的。“杀人是有罪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是人应该有的良心。所以即使长官有命令，作为个人他们也不能逃脱责任。在德国，对罪犯是一个一个地追究，一个一个地审判。而在日本，这种一个一个地追究和审判被看成是“可怜的”。这反映出欧洲的个人主义与日本集团主义的差别。我们不能因为日本有这种集团主义的传统就不反省每个人的战争责任。（掌声）

 听众提问二：宇佐美先生，请问在日本 ，持有像您这样的历史观的人大概有多少？在日本能够认识到真实历史的主要有哪些人？是不是日本的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的人比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能够更正确地看待历史 吗？

 宇佐美公生教授：首先，我要说明在日本获得关于日本加害他国历史的信息的途径非常少。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正确 地认识历史，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把这样的历史事实向我的学生和周围的人传达。我不是想把德国理想化，但德国对于战争的历史，特别是德国对于加害别国的历史的教育应该说进行 得比较好。我高中的时候恰好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我从那时开始对中日的历史问题感兴趣，但实际上我还做得很不够。我这是第一次来长春，即原来所谓的“满洲”，其他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要继续学习。昨天我和赵轶峰老师、周颂伦老师和王中忱老师就历史教育问题进行了交流，比如“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等问题。我昨天也正好听到为纪念“九·一八”事变 而鸣响的笛声，我感觉非常的沉重。（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