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今天是第二十三次日知论坛，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鹤泉教授，由 张教授为大家做题为“北魏行台僚佐”的报告。张教授是现在国内主要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他的研究扎实稳健，重文献，经考据。希望通过这场报告，大家能够领略 张 教授的学术精神。（掌声）

   报告人（张鹤泉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成立，我就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汇报给在座的各位，亦算是我献给亚洲文明研究院的一份礼物。我今天所讲的就是我最近刚完成的一篇文章。

   关于行台，前人已经有过一些研究，北魏行台尤其是北魏后期行台，在当时无论是对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还是地方制度都有很大影响。前辈学者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制度史》中用大量篇幅专门考证了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制度，其中便提到了行台制度，但还有许多之得深入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90年代初，武汉大学牟发松教授曾经做过关于北魏行台的较深入研究，牟教授是被魏晋南北朝史学界评价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自陈寅恪以后的第一人的唐长孺先生的学生和助手，牟教授的研究较深入，但仍然有广阔的研究余地。一位九州大学的日本学者也对行台做过一翻考证，但他的考证同样存在不深入之处。以上就是“行台”问题研究的大致状况。要想了解北魏后期行台僚佐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北魏行台，下面我就做一点简单介绍。

   行台大量出现于北魏后期，但“行台”名称的出现却早在三国时期，曹魏之时就有行台之称。北魏前期，拓跋鲜卑在平城即现今的大同建都时，为了控制东部而在邺建立行台，但是这个行台建立时间短，而且与北魏后期行台的性质也有差别。行台大量出现是在北魏后期，特别是从孝明帝开始。到东魏北齐时，依然有行台设置。而且行台已经地方化，发展为一个行台区。所以对于此时期地方制度、军事制度或者职编职官演化的研究都离不开行台。谈到行台，离不开尚台。尚台在北魏时期又被称为尚书省，自三国以来，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强，到两晋南北朝时，尚书省实际上成为国家的中枢机构。北魏是由拓跋鲜卑建立，其早期也有尚书台设置，关于这一时期的尚书台严耕望先生曾做过细致的考证。从北魏建国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尚书台的机构设置随之越来越完善，其职能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到北魏后期，尚书台开始设置派出机构，这派出机构就被称为“行台”。 严耕望先生讲行台之所以为“行”，是由于鲜卑原是少数民族游牧部族，游行不定，后来虽因孝文帝改革而汉化，但“行”的意思还是保存下来，意味着派出机构可以移动。牟发松教授曾对行台做过细致考证，但关于行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先来讲一讲北魏行台长官和僚佐。经过孝文帝官制改革之后，尚书省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其机构仿照南朝。尚书省长官有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六部尚书和三十六曹郎中。尚书台严密的职官构成使尚书台处理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北魏尚书台的职官设置也就成为行台长官和僚佐官设置的基础。但北魏行台毕竟是尚台的外派机构，因此根据所需，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都可以作为行台长官。对于此， 严耕望先生在研究北齐行台制度时提出东魏北齐的行台长官不是由尚书令担任，而主要是尚书仆射。但他这一看法还值得商榷。实际上，自北魏后期设置行台之初，行台长官就可以由尚书令担任。例如：《魏书·杨播传》提到“以津为都督并肆燕恒云朔显汾蔚九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在所有的文献记载中，凡是行台都用“兼”的字样进行表述，这体现出《魏书》有意将尚台和行台区别开来，行台由于是外派机构，所以其职务用“兼”来表述。又如：《魏书·安乐王长乐传》讲安乐王子鉴“兼尚书右仆射、北道行台、尚书令，与都督裴衍共救信都”，其兼任尚书仆射和北道行台，并在行台任上升为尚书令。从这两条例子，可以看出北魏尚书令是可以担任行台长官的，事实上，东魏北齐依然如此。关于尚书仆射担任行台长官的问题，我做过一个统计，该统计表明由尚书仆射担任行台长官的情况共有32例，是北魏后期担任行台长官最多的。可见，行台长官既可以由尚书令担任也可以由尚书仆射直接担任，如：齐王萧宝夤原任尚书左仆射，后就直接以尚书左仆射身份担任行台长官。此外，中台六部尚书也出任行台长官，出任后从原来的僚佐官提升为尚书仆射，如：李平原为吏部尚书，在担任镇军大将军后提升为兼尚书右仆射。地方刺史担任行台长官以行台仆射为多。我们知道加军号的地方刺史既有军事权力又有行政权力，其地位非常重要。如：殷州刺史邸珍在永兴二年担任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由刺史身份任行台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加将军号的刺史称作“单车刺史”，其只有行政权而不能领兵。刺史只要加军号就可以领兵，地位大大提高。由此，在研究刺史时，“单车刺史”数量的多少成为被关注的问题，而北魏时期绝大部分的刺史都不是单车刺史而加将军号。从上述分析看，不论从任职人数还是从任职途径看，尚书仆射都是行台长官的主要来源。当然，在北魏后期担任行台长官的并不限于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在国家任命的行台长官中还有各部尚书，如：崔士和经萧宝夤上表以度支尚书身份出任陇右行台。很多文献把由各部尚书出任的行台长官简称为“尚书”，如《魏书·毕众敬传》讲毕众敬“除前将军、太尉长史、兼尚书北道行台”，其中“兼尚书北道行台”意味着北道行台长官就是六部尚书之一，文中省略了六部尚书的名号，表明尚书可以担任行台长官。不仅尚书可以担任行台长官，尚书仆射的僚佐官尚书左右丞亦可担任。甚至连尚书台中职官最低的三十六曹郎中也能担任行台长官，但这样的例子很少，应视为特殊情况。这些都说明行台长官在设置上与尚书台长官设置存在着差别，尚书台长官只能由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行台根据需要是可以变动的。在明确行台长官的设置之后，可以对其僚佐官的特点进行如下归纳：

   第一，行台僚佐的设置没有固定规律。由于北魏后期可以担任行台长官的情况不同，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各部尚书以及仆射的佐官尚书左右丞都可以担任，因此行台僚佐的设置情况也就不同。行台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都有僚佐，行台尚书也有僚佐。如：郦晖在裴延俊做讨胡行台尚书后，被引为行台郎，成为裴延俊的僚佐。尚书左右丞出任行台长官期间却没有关于僚佐的记载，说明行台左右丞因为官位低而不能设置僚佐官。行台僚佐的设置没有固定规律还表现在同一品级的行台长官所设置的僚佐数量并不相同。行台长官大多数由尚书左右仆射担任，但行台仆射拥有僚佐的数量却有明显差别。前面提到的萧宝夤，其僚佐多达9人，且各自名称和职能也不一样。相比之下，行台尚书李平有2名僚佐官，行台仆射邸珍却只有僚佐1人，差别很大。

   第二，行台僚佐的官职不一样。行台僚佐设有郎中、大行台督令史、铠曹参军事、常留参军、行台参军等等职务。在行台僚佐官中，级别较高的是尚书左右丞，占居绝大多数的是行台郎，级别最高的是行台尚书。行台僚佐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行台尚书、行台左右丞、行台郎中；另一类是行台从事、铠曹参军事、常留参军。前者是尚书省派出机构的僚佐官，其中最高级别的官是行台尚书，数量最多的是行台郎中，据我统计，这第一类官员共有 47 名， 其中 33 名皆为行台郎中，所以北魏后期行台僚佐官的主体是行台郎中。行台尚书、行台左右丞亦可以担任行台僚佐，其所担任的僚佐官级别完全由行台长官本身的地位决定，因而行台长官的设置与中台几乎一样，行台尚书令与行台左右丞的从属关系也与中台完全一致。此外，僚佐官的设置还取决于行台长官的特殊地位。首先是在出任行台长官之前在中央担任很高的官职，比如《辛庆之传》中讲辛庆之本为秘书郎，后“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典参谋议”。杨津本人担任司空，品级一品，地位最高，因而可以让辛庆之担任行台左丞，作其僚佐。其次是指有特殊情况，北魏末年皇权衰微，特殊地位的大行台出现。大行台通常是军事集团的最高长官，比如东魏的高欢，大行台地位特殊，其所选的僚佐官地位很高。北魏后期，行台僚佐官中出现了行台从事、铠曹参军事、常留参军，这些官与尚书台官完全不一样，是将军都督府的属官。如：《魏书·董绍传》提到“启绍为大行台从事”；《周书·于谨传》提到“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宿闻谨名，辟为铠曹参军事”。这些官都不是尚台僚佐，而是都督府的属官。因为行台僚佐的组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所以职官选拔也有两种，将军府的属官由将军自己选拔，前者则是国家直接任命。

   第三，一些行台僚佐官是仿照尚台职官的从属关系而设置。行台是尚台的派出机构，故而按照尚台职官设置情况来进行职官设置。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北魏后期行台僚佐官选任的问题。北魏后期行台僚佐官的选任与中台僚佐官选任大体一致，皆由国家直接任命。但是国家设置行台的目的是担任军事征讨、驻戍地方和进行出使，故对僚佐的选任还要适应情况的特殊需要。因此，北魏后期行台僚佐的选任要体现行台长官的意志，进而就出现行台长官举荐的情况。如：《魏书·郑羲传》“安丰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为行台郎中”；《魏书·辛雄传》“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府主魏子建为山南行台，以为郎中”。表面上看来，僚佐官是由行台长官直接任命，但实际上是行台长官举荐信任者由朝廷任命。《周书·赵善传》中有“天光为关右行台，表善为行台左丞，加都督、征虏将军”，一个“表”字指出行台长官可以举荐人选，通过上表朝廷由国家直接任命。行台长管所举荐人选可以是多样的，前面我们讲到，由于行台是尚台的派出机构，所以行台长官可以举荐中央职官中的尚台官担任僚佐。这些尚台官担任僚佐官后，一般都可以保持原官职，保持在尚台时的官位品级。除尚台官之外，中央的其他职官也可以被举荐为僚佐，如：敕御史、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和太尉铠曹参军事和等等。这些官员品级从五品到八品不等，除特殊情况外，大多数僚佐的品级相当于或者低于行台长官的品级。领有军职的行台长官还可以举荐军府属吏为行台僚佐，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领征虏将军，其属官辛俊任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可见，北魏对行台举荐军府属官为僚佐是不加限制的。综上，行台长官举荐僚佐以中央官居多，中央职官是行台僚佐的主要担当者。在任命中央职官担任行台僚佐时，其品级与原职官品级大体一致。行台长官还可以举荐军府属官为僚佐，这就使长官和僚佐可以保持较好的信任关系。行台长官也可以举荐社会上无官位者担任僚佐，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是选拔行台僚佐的特殊方式。

   最后，我想讲一下北魏后期行台僚佐与行台长官的关系问题。在职官演化过程中，选举方式亦不断变化。在汉代，郡太守的属官皆通过“辟”的方式来任命，也就是说汉代国家只任命中央和地方长官，而这些长官的属吏都是由其辟举产生。这使得东汉产生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君臣之义”。“君臣之义”最早出现于《汉书》，大概是汉武帝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到“君臣之义”在东汉为最盛。由于辟举制度盛行，出现了属吏只知道长吏是君而不知道皇帝是君的现象，即所谓“君臣之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两种选吏方式并行，一方面是国家直接任命属吏，另一方面军府属官由行台长官辟举。北魏后期，特别到北周和北齐时，国家逐步收回僚佐官任命的权力。到隋唐时，所有僚佐官都由国家任命。行台设置以后，行台僚佐一般是由行台长官举荐下属而来，因而行台长关与行台僚佐具有一定的上下从属的亲善关系。行台僚佐可以参与行台长官的机密事宜，协助其处理公务，为其起草文书。在特殊需要时，还可代替行台长官主持日常行动。然而，二者这样的关系只是在行台设置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当行台不再设置后，行台僚佐就由国家任命新的官职。僚佐和长官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道德意志上，都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在行台设置时，僚佐官也把朝廷的意志置于首位，不会参与行台长官参与反叛朝廷的行动。由于北魏控制着行台僚佐的任命权，所以行台长官与僚佐官的依从关系很难形成。

   听众提问一： 北魏后期僚佐既可以是军府内的僚佐，又可以是行台长官僚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张鹤泉教授：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北魏的许多制度都是仿照南朝，而南朝又来源于两晋。北魏前期地方制度分刺史府和军府两大府，到北魏后期则出现军府、刺史府和当州都督府三府。到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军府明显受到削弱，地方长官很少领有将军职。这样一来，原来僚佐官选任的两种方式改变为只能由国家任命一种方式。所以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虽然是两个分裂的不同政权，但在僚佐官与军府、行政府设置过程中走着同样的一条简化削弱将军府的道路。

   听众提问二： 北魏根据军事征讨、驻戍地方和进行出使的需要设立行台作为尚书台的派出机构，而元朝也设立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能否说行台、尚台的之间关系与行省、中书省之间的关系有相似性？

   张鹤泉教授：行台作为尚书台的派出机构，其设置的时间较短。北魏前期行台很少，后期为作战目的而大量设置起来。战争瞬息万变，为了根据形势相宜处置，行台就相应而生，最早的行台就是征讨行台。一旦打完仗，行台也就随之撤掉。但打仗还需驻军，故产生了驻戍行台。出使行台亦然。行台地方化主要集中体现于东魏北齐时期，当时，行台作为地方最高军政机构而存在，出临时行台区外，全国共设有8大固定行台区。北周灭北齐后，将8大行台区一律改为总管区，隋唐即承袭总管区。所以行台地方化的时间很短。而元代行省是现在我国省的基础，二者有相似之处，但行台存在时间很短。

   听众提问三： 唐朝后期设立节度使，而行台是为地方作战设置，行台对唐朝节度使的设置有无影响？

   张鹤泉教授：学术界对节度使来源较为普遍的说法是都督诸州军事。都督诸州军事是在曹魏时期开始设立，西晋时得以完善，北魏与南朝都实行了这一制度。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都督诸州军事在东魏北齐时逐渐被行台所取代，在西魏北周被总管取代。隋唐承袭了西魏北周的制度，因而，通常说节度使来源于都督诸州军事，是忽略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行台和总管制度，实际上行台区和总管区都承袭都督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