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启能教授， 陈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东北师大的同学对陈先生都比较熟悉， 陈先生的大作一直以来就是同学们学习史学理论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同学们了解史学理论和世界史的重要途径。所以， 陈先生今天能够亲临亚洲文明研究院向大家讲述“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转折”，在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

   报告人（陈启能教授）：今天我主要讲“西方历史学的新转折”。我今天主要讲一讲历史学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在二战以后有一次重大的转折，90年代时又有一次转折，我这里所讲的新转折就是指90年代的这次转折。首先，我先简单讲一讲第一次转折。20世纪，西方历史学总体上发生一次巨大变化，即指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20世纪以后被所谓的新史学所代替。这次转折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19世纪的史学总体来说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兰克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已经逐步兴起，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二战以后，新史学才开始取得确立地位，巴勒克拉夫提出“1955年”为新史学正式确立的年代。新史学发展的阵地主要是在西欧和后来的美国。新史学最为主要和突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当中的许多理论和概念就是由年鉴派所提出的。德国的新史学兴起较晚，名叫“社会科学的史学”，英国则表现为“新社会史”。20世纪6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代表人物就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提出了关于时段的概念，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反映自然变化的时间，自然变化需要很长时间，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自然背景之下发生的，所以是在长时段下，100年或者200年来考察历史事件的变化。中时段，50年左右，又叫社会时间，反映社会的变化，如：人口的变化、物价变化、社会变迁等等都是在中时段下进行考察。短时段，叫事件的时间或个人的时间，诸如革命和战争等历史事件的时间都是短时段的时间。新史学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由年鉴派第一代史家提出的“总体史”，指不能单纯从一个角度看社会历史，而是要把历史当成一个整体，对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布罗代尔不仅继承了“总体史”的概念，而且通过自己的著作将“总体史”具体体现出来，如他的博士论文《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写具体的西班牙王国，而是以“地中海”本身为主题，考察了地中海的气候、人口、城市和各种历史变化，整体上反映出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的历史。他另一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讲到了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等非常具体的问题。“总体史”的观念通过他的作品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以布罗代尔的影响非常大，开创了一代新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专门建立了一个“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可见布罗代尔影响之大。研究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也就成为一种风气，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历史结构和规律。在年鉴学派于60、7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意见。总之，年鉴学派作为一种思潮影响十分巨大。新史学的一些内容与历史发展观相混合，如，认为历史由低向高一线发展或按照一定规律发展，后来便受到了批评。最具代表性的是1979年劳伦斯·斯通发表《叙事史的复兴》。按照布罗代尔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中不需要人物和故事，因而也不需要叙述和描写。从西罗多德开始，历史是讲究叙述的，但在新史学这里历史主要在于分析结构。在新史学看来，叙述史虽然很生动，但却居于表面，不能接触实质。仿佛流淌的河水，叙述的事情就是河面的波浪，然而决定河水的却是下面的河床，历史学家应该挖掘深层的东西，去考察历史怎么发展，而不应该看重表面。但新史学的这种强调一旦过度，就会导致完全忽视和否定表面，立时就会变得干巴枯燥，变成没有人物的历史。所以，劳伦斯·斯通认为叙事史要复兴，断言新的“叙事史”将会诞生来代替年鉴派的史学。总而言之，90年代以前年鉴学派达到顶峰时，已经有不同意见产生出来，与之进行辩论。在此之后，80、90年代史学真正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这次转变并不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孤立现象，而是西方思潮在进入70年代以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等领域。这次转变的背景主要是搞科技的发展，原来的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社会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上的转变。这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我主要讲一讲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一词在19世纪时就已经出现，20世纪以后汤因比也用过这个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大体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个思潮并没有很明确的代表人物和著作，而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应，其内部也存在很多矛盾而难以统一起来，但其发展趋向却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初出现于建筑、艺术、哲学等领域，最后才影响到历史学。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和美国的詹姆逊等等。他们彼此间也存在很多分歧，比如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争论。过去我们的历史讲究宏大的叙述，西方宏大叙述有两种类型，一是哈特的思辨的宏大叙述，整个世界历史都有一种框架；另一个就是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宏大叙述。利奥塔反对宏大叙述，而且如同许多思想家认为的那样，对西方过去的被认为不可动摇的概念，如“上帝”、“理性”、“本质”、“存在”等等，也就是将“逻各斯中心主义”否认掉，不承认任何不需要去怀疑和证明的东西，强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强调主张的多样性。利奥塔认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某一个问题达成一致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而哈贝马斯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就是“公共领域中的交换”，认为通过公共领域中的交换，人们可以达到共识。二者因此而争论激烈，可见后现代思潮中异议和矛盾很多。福柯大家很熟悉，他讲“话语”背后反映着“权力”。另外，他还写关于疯人院和监狱的历史著作。他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以反对结构主义分析的方法和历史上的解释学方法。他研究题目的材料在一般史料中很难找到，他的史料主要来源于类似于病例等等历史上留下来的材料。这些材料往往并不是作为史料留存下来，因而需要就像考古发掘一样发掘隐藏于其中的与研究题目有关的历史知识，然后按照想法用话语组织起来。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后现代”思潮呢？后现代的一些观点当然是很激进的，特别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到历史学以后。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1975年写了《元史学》一书，成为最典型的代表。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分析了析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奇4位历史学家的文本和话语结构，得出结论认为所有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所有分析都离不开想象，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本质上与文学创作没有区别。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研究必然经过历史学家自身的加工和组织，因此历史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反对。海登·怀特所谓的“客观性并不存在”并不是指客观的东西一定就没有了，对于历史学家来讲没有必要去考虑客观是否存在，因为历史已经过去，无法完全恢复它的全貌。历史学家关键所在是怎样通过史料恢复历史，发挥主观性。这种强调主观性的观点也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很重要的一条。我个人认为应该肯定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因为它是对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整个社会所暴露的问题的一种全方位而且很深刻的反思。当然后现代有些观点是正确的，有些则是错误的，也是激进的，但并不影响后现代本质上的反思作用。有人批评后现代“只破不立”，建设性的东西很少，我们也许不能要求它既要破坏又要建设，也许它的作用就在于反思，只要它能起到批判的作用，就应该是肯定的。当然，后现代有许多过头的地方，不过在其内部也在不断地纠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潮中 ，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过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结构、历史意义以及其它历史本质性的东西都否认掉，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意义和历史结构等问题还不能完全抛掉，应当纳入后现代话语体系中重新进行解释，这当然是在纠正后现代主义的偏激之处。

   在此之前，受年鉴学派新史学的影响，历史研究强调宏观的、规律性的、结构性的研究，强调历史研究的一致性、普遍性、普世性和共同性。转折之后，历史研究重点从宏观领域转移到研究微观领域，从强调规律而转为强调例外，不再强调一致性而是强调多样性，不再强调确定性而是强调不确定性，不仅强调自我还强调他者，强调细节、断裂、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70年代微观史学的兴起，微观史学通过研究很小的题目来尽量反映出大的问题。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最为著名，影响最大。意大利金茨伯格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奶酪与蛆虫》，讲述了16世纪意大利南部一个小磨坊主的宇宙观。当时意大利是天主教十分发达的国家，思想控制严厉，但这个磨坊主对于宇宙却有一套与当时天主教极为不同的看法。作者力图研究这个磨坊主的宇宙思想从何而来，金茨伯格便根据16世纪宗教裁判所和乡村中留下的一批史料进行研究。这部书十分生动，由此可以了解到16世纪意大利南部老百姓的世界观。90年代以后微观史的研究更为得到学者的关注。现在很热门的一个题目是“自我和他者”，过去的研究比较注重研究人自我本身，然而自我和他者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自我需要通过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有一个理论叫做“镜像”理论，其形象的说法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照镜子时，发现镜子中有一个自己，但他并不明白。这时，镜子中的镜像就是所谓的他者。当小孩子不断地观看镜子，就会逐渐明白镜像中的人是自己，正是“他者”帮小孩子形成了这样的意识。“镜像”理论所谓的他者并不是指与自己无关系的，而是与本身有着互动关系，所以要研究本身就要关注他者及他者的影响。

   另外一个转变是注重个人、个人的情感世界和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过去长时段的研究注重体系和规律，对人的注意较少，因而更不可能关注人的生活甚至情感。所以转变为关注个人和个人的情感世界。有一个流派叫“心智史学”，此时则发展出“新心智史学”，其重点就是研究人的心智活动，包括人的情感。还有对“记忆”的研究，包括历史记忆和人的记忆。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诺拉编了一套7卷本的《记忆的地点》，前面几卷就讲历史上对咖啡馆的记忆，比如：历史上如何记忆咖啡馆，后来的人又是怎样记忆等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鼎盛时期的观点的反思和批判，是9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明显转折，研究方向转为关注细微的、断裂的、变化的内容。比如对中世纪史的研究，过去一般研究中世纪史怎样发展到近代史，研究中比较注意从先前的古代接受了什么或者哪些内容传到了近代。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注重断裂和差异，研究中世纪与古代或者近代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断裂出这样一段而成为中世纪，断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方法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突出了断裂的一面。

   综上，可以看出，这次转变是史学所关注的重点和发展的趋势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逐渐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这种变化，也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去研究历史。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在一个思潮方兴未艾时看到它的变化、跟踪它的变化，研究它的理论、方法、思想和各个流派，这样才能对它有正确的了解。

   主持人：陈先生高瞻远瞩，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中两次重大的理论转折作了范围宏大的评论。其中涉及到了一些精微的话题，富有启发性。究竟如何看待史学的这次新转折，还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下面请同学们提出问题，以便向陈先生更好地请教。

   听众提问一：中国新史学在面临史学的困惑，如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时对历史学自身的自省是否存在动力，如果存在的话，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陈启能教授：史学的科学化这个问题本身即存在争论，它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人文科学。年鉴派实际上不主张理论化，希望避免将史学自然科学化，布罗代尔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承认历史不是自然科学，又注意到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但对历史的人文性强调不足。中国清末的新史学主要是兰克史学，此时年鉴学派还未出现，这对中国传统史学有一定裨益。建国后、80年代之前，由于同西方史学隔离太久，通过苏联的了解有所偏颇。我们要吸收中国史学深远的传统，又要吸取西方史学的优点，来探索国内史学的前进道路。

   听众提问二：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方面，我国相比日本、韩国等地，具有怎样的特点，掌握多大的话语权？

   陈启能教授：翻译和交流具有一定的区别。在西方史学界，除了汉学家，一般历史学家对中国了解不多。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史学家即使不了解中国，也越来越尊重中国，重视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我们应加强同西方交流，把国内研究成果翻译成外语。话语权问题不能讲得太绝对，西方文化自然还是强势文化，但许多概念无论哪里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交流，可以为双方所用。我们应该扩大中国的声音。

   主持人：由于陈先生时间紧迫，下面由同学提出两至三个问题，请陈先生酌情回答。

   听众提问三：您怎样看待评价新史学时的立场、观念问题，即如何看待它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听众提问四：青年学生应该怎样把史学理论学习同自身的史学学习及研究结合起来？

   听众提问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新史学中是怎样操作的，在后现代思潮中是如何起到其作用的？

   陈启能教授：哈贝·马斯的理论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而社会史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包括很多方面，在新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许多误读，我们对它要认真学习，用它的理论、方法等来指导我们。西方新史学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英国的汤普孙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本人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提出阶级意识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听众提问 六（接上述“学生提问四”）：怎样看待俄国、苏联史学发展？

   陈启能教授：史学理论范围很广，对于史学中其它方向来讲，都不需要对史学理论有全面研究，只是作为指导自己的方法论学习即可；另一个方面，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要有所了解。俄国、苏联史学理论发展比我 们早，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历史研究方法论”，80年代时历史人类学一派兴起，解体之后又有许多史学思想迅速发展。对于新的理论、思想要有所了解。

   主持人：问题就到这里。我们还会有机会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2001年曾到东北师范大学来做过报告，后被历史文化学院聘为兼职教授。昨天亚洲文明研究院成立，我们请陈先生来，希望在亚洲研究方面获得陈先生指点，同时从理论思考方面能获得更多信息，所以我们特别聘请了陈先生为亚洲文明研究院的学术顾问。（掌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