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赵轶峰教授）：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日知论坛的第二十次讲座，我们请到了法国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主席皮埃尔·卡蓝默先生。由他给我们讲题为“《破碎的民主》与‘世界社会'治理”的报告。

   卡蓝默先生著有《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该书于200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为《法国思想新论》丛书中的一本。该书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本人也读过这本书，感觉其中包含很多值得深思的讨论。卡蓝默先生自20世界90年代以来，就一直领导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工作，该基金会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追求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和谐共处和公共关系的改善。卡蓝默先生是一个思想家，他关于公共社会治理的思想，在欧洲和国际学术界都受到关注。今天我们请卡蓝默先生讲这样一个题目，是想进一步探讨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具有怎样的一些内涵。

   下面我先提出几个问题，然后请卡蓝默先生结合总主题和我的问题展开他的讨论。

   第一，您是否可以用最简短的话来指出以《破碎的民主》为题的这样一本书，其主旨究竟是要说什么？

   第二，您所说的“民主”究竟是一种永恒的价值，还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民主是一种价值，那价值破碎的含义是什么。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命运？若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历史形成的特定组织形式，那么如果民主破碎了，人类社会组织的前景何在？还有比民主更高更为理想的组织方式吗？还是说民主破碎之后，会被重新塑造起来？您所说的“破碎的民主”与中国过去、现在是否有关联，即参照系是什么？是基于欧洲的经验，还是全球性问题，还是特指另外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纯粹的抽象概念本身？

    报告人（卡蓝默博士）： 非常感谢到长春以来对我的盛情接待。刚才赵轶峰教授已经介绍过了，我本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教授，我将要与大家讨论的问题来自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实践经验。我出身工程师，毕业于法国高等理工学院。我有两个20年的经验，第一个20年使我获得的经验基本在两个方向，一方面是作为高级行政官员，对政府机构运作机制的了解；另一方面是作为民族主义者对于现有政治制度体系的思考。我看到在我们传统的公共机构、政治机制中所存在的危机，而我所工作的机构——法国政府，被全世界认为是民主制度最健全、最完善的。第二个20年，是我作为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至今的20年。在这段时间中，我从不同角度、范围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从最低的基层到全球层面，从欧洲本身到非洲一直到中国这些多元的不同文化之间，了解各个社会独特的管理机制。我发现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概念处于混杂的状态，什么内涵都有。就赵轶峰教授提出的“什么是民主”，我认为有四个概念需要去理解。

   第一，治理；第二，理想的民主；第三，民主的形式，它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形成的与某种历史、文化相联系的形式；第四，民主的形式具体化在不同的组织机构、某一历史时间段和某种文化形式当中。在其他地方人们会看到另外的定义，当你们去读世界银行关于治理概念的定义的时候，会看到它指的是良性治理，这意味着代议民主形式。

   第一，关于治理的概念。“治理”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规范化的视野。也就是说，治理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全部人类社会、所有时代都会面临和思考的管理社会的方式，涉及到诸如怎样自我组织、怎样使社会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怎样抵制外部的入侵、怎样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等等问题。于是，对于世界银行提出的“良性治理”要有一个警觉的认识，它不是我们要讲的治理。我们所讲的治理是基于社会本身内在的机制，保证其内在和谐，符合一个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一种管理智慧。中国今天的“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与我们讲的治理概念相吻合，即外部自然、其他社会与本社会内部平衡和谐状态相吻合的管理方式。

    第二，关于理想民主，这也是一个非时间化的概念，是指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有的最合理、最理想的治理方式。西方理想民主是从古希腊民主思想继承而来的。其特点：首先是自由，人拥有作为权利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言论自由、组织结社的自由等等，即自由公民拥有自由意志。这个理想状态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社会一直都有一个理想的价值定位，这个价值定位与自由、权利、责任 三个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分离。在古希腊的公民社会，公民只占城邦人口的10%，在那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下，90%的人没有权利讨论国家事务，包括女人、奴隶和外国人，他们承担劳动。而自由公民是不工作的，所以他们有时间去讨论民主的问题。我们今天社会继承下来的一个理想就是“公民性”。其次，我们从西方民主制的理想状态中能够提炼的要素是“尊严”。所谓尊严，就是有尊严地活着，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在有尊严的劳动条件下工作，还包括在民主的城市中，人们能够为了寻求自我尊严而尊重他者的尊严这样一种责任。再次，我们已经提到了，理想民主的特点是，由于需要一种尊严，人们必然要有尊重他者的责任。第4个特点是，参与对于未来的界定，参与对于共同命运的思考，参与对未来共同命运的解决方案。根据以上4点的提炼，我们发现在理想民主的形式下，我们有一种成为行动者的可能性，我们不仅仅有生存的权利，私人生活受保护的权利，确定共同命运的权利，还有主动参与、主动行动的权利，从而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对自己有一个判定——“我有能力能够理解我所生存的社会，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个体，从我个人的实践出发，我能够影响我所生活的空间”。第5个特点是社会契约。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都熟悉契约论，关于社会契约的概念，在我的年轻时代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大家都知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一种过时了的思路。最近20年以来，契约的概念逐渐又成为人们关注的要点。去年在中国南沙我们组织了一次中欧论坛，中国朋友非常想了解在整个欧盟的建设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到明年初，欧盟的成员将有2个国家，在欧盟初始的时候，《罗马条约》签订以后，其第一批创建国只有6个。在27个成员国当中有十几个在不过十几年以前，是苏维 埃统治下的一些国家。来参加中欧论坛的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向中国朋友说，斯洛文尼亚是整个东欧共产主义体系当中第一个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当斯洛文尼亚被接收为新的成员国的时候，这意味着我的国家经济的繁荣，并且在民主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了根。这些欧盟国家曾经有过共同的历史，比如：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历史，和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使得我们能够走向一起，具备形成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基础。离法国很远的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将成为欧盟成员。一位中国朋友问一位欧洲的高级官员，欧盟这些国家在社会模式、社会形态方面有哪些共同之处呢？他回答说其实各个国家的社会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在多元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模式下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契约社会。这些国家契约社会的特点是国家不是受制于某个国王或者某个皇帝，而是以公民的身份承担各自应有的责任，共同去建设这个社会，包括企业、市政府以及其他个体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很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以上五点：自由、尊严、责任、参与、契约组成了理想民主社会的主要因素。

   有很多社会持续了几千年，却没有产生我刚才所谈到的理想民主制，所以我们应该区分治理和理想民主制形式下的管理是两回事。即便是在西方社会，我们也会做很细致的分梳，在某些时候，诸如尊严、契约的概念比其他“自由”等概念更为重要。在另外一些社会，其他概念比以上概念对社会的治理更为重要。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我并没有提出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包含在民主内的概念，比如“选举”，“权力平衡机制”，因为这些并不是理想民主中必要的因素。事实上，在实践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警觉，必须认真避免民主的自我消失。也就是说，在一种具有理想状态建构起来的民主当中，一部分拥有公民赋予公共权力的人会慢慢以现有的优势将公民的权利剥夺。

   现在我要谈的第三点是，一个具体的民主形式作为治理的方式与某一个社会、某一种时代相关联。治理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在不同时代、文化、社会空间所要采取的治理形式。这是任何社会遇到的首要挑战，即要创新某种民主形式，这种形式能够使得这个社会适应它所处的人与自然的环境，适应社会内部的各种机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有无数的形式已经被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发明出来，把这些不同的治理方式加以比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不只是制度层面的建设，还包括文化方面制度体系的建设。比方说种姓制度，这种社会治理形式实际上是将社会内在的不同组成部分，诸如打仗的、祈祷的、劳作的等等不同的人群，通过种姓制度组织起来，保持一种相对和谐、稳定的状态。那些古代的各种文本都是关于“治理”的文本。由于治理范围大小不同，治理的方式也非常不同。我们不能用远古治理采集狩猎社会的方法来治理现今网络化社会，也不能用原有的现在还存在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思路来治理我们今天全球化相互依赖的世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技术系统的本质。以水利系统为例，埃及有治理尼罗河的必要，由于治水形成了整个埃及社会制度的建构。因此，治理要考虑时间和距离的技术问题。马车时代与现在的电脑网络时代相比距离很不同，所以完全不可能用马车时代产生的民主制来治理今天的网络时代。我们熟悉的古罗马帝国，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庞大无边的。当时治理这样一个宏大的帝国，修路费用和边境设置等治理费用十分昂贵，也正是由于昂贵的治理费，罗马帝国不断地发动向外扩张的战争。今天，一些学者的“动力”理论也是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所以，治理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适应，一是要适应不同的文化社会区域所具有的特点，另一方面是要适应属于技术工具方面所遇到的问题。面对技术飞速发展，民主不能再保持它产生之初的原始形式，因为它已经远远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我们应该把民主治理看成动态社会中的一个思考空间。

   我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是具体的治理形式”？具体的治理形式应当与我们一开始所描述的理想民主制相一致。一个具体的治理方式也同样具有多种形式，而且也是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权力关系、治理范围大小具有不同的方式，需要演变和革新。从我的书（《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的副标题可以看到，我要说的是治理革命，要找到一种具体合适的治理形式，就需要我们进行从现在往前推的所有治理方式的革命，当然也包括民主制这种治理方式的革命。我这本书初衷不是写给中国朋友看的，很荣幸它被翻译成中文。我写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读者，针对他们生存中所经历的一种悖论，虽然这种悖论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这个悖论在于，民主的思想日益被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即我所讲到的理想民主的那五个特点，报纸、杂志、电视都把民主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来宣传；但另一方面，民主的治理方式是欧洲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它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参加选举的人很少，人们对民主的概念越来越冷漠等等，无论从其形式还是范围，民主的危机都很深重。但在西方民主本身处于危急之时，全世界却都在全面接受这样一种价值。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悖论，正是我这本书的出发点，也许书的副标题更能说明我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即需要一次治理的革命。我们现在的世界组织方式、思考方式、国家组织方式、国家机构建制、各种各样的关系模式、各领域间的区分划界等等，都显示出它把自身固定在过去了的时间里。这些机构和运作形式之所以凝结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是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都需要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各样的机构设置，都是为了保证一个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社会的本质属性，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外部的生存环境，社会间的关系等等却是飞速发展变化着。所以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张力，一方面要保证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应正在飞速变化着的上述事实。由于人类社会经常缺少清晰的视野，经常亡羊补牢，所以人们就把稳定看得比适应变化更为重要。事实上，人们也只是在保持稳定上更有能力，适应能力相对要差一些。从世界相互依赖性逐渐变强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的全球范围的共同挑战是越来越严峻，比如：水的治理，不同知识间的交流等问题，相互依赖性不可逆转，而这些不可逆转的事实由于范围的广泛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属性。现实的状况是，整个人类社会还停留在 17 世纪发明的一种治理模式当中，即维斯特法利亚式的主权国家模式的治理下，这种治理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合现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世界。唯一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例子，目前为止只有欧盟。联合国在世界治理当中从来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形式，使用的还是维斯特法利亚主权国家间相互谈判、利益调整的治理方式。关于“代议制民主”，它像一个整体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皲裂。我们可以从一些征兆上看其皲裂破碎的状态：第一是政治家们、代议民主的被选举人越来越失去可信性；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有过关于公民们对于哪一种机构最有信心的统计，最后发现人们最没有信心的是政府机构，是政府的官员们。这就遇到一个几乎是哲学性的困境，这些被选举人是人民根据自身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的，但随后人民对自己选出来的代议人却非常不信任。第二个征兆是人民对于选举权本身的冷漠。东欧一些国家刚刚开始实行民主制的时候，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参加选举，可是10年以后，他们认为是否去参加选举基本是没有意义的。人们本来期待着通过民主去解决一些问题，但选举之后反而不知该做些什么。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在选举时对于执政党的态度是永远不满意，让其下台。美国的选举，佛罗里达州重新查选票，这种查选票的民主小把戏几乎是把民主当作放在口袋里的小手帕一般的游戏。这样，出现的问题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人们认为这个社会没有左派、右派之分，参加选举的各个党派其骨子里思路、想法是一样的，无论选谁都没有分别；第二是，即使党派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可是由于战胜者和失败者的选票差距是非常悬殊的，类似于人们玩的掷骰子的游戏，那这样的选举同样没有什么意义。如此被简化了代议民主制将会导致人们目光短浅。像我们这些十分关注21世纪出现的重大变迁的行动者，会对上面这个问题很敏感，由于各级政府为了在政党选举的过程中获得选票，政策设计当中就会表现出许多短见，这使得人们越来越没有意愿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代议制的方式实际是17世纪维斯特法利亚主权国家治理的方式，那个时候，人们要赶着马车到首都众议院或上议院参加会议，以各省人民的名义参加选举，由于这一过程的花销很昂贵，只有富人才可以代表人民参加这样的会议。这样的治理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了。总的来说，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是主权国家的一种制度，远远不是我们所要谈的理想民主，代议制民主在世界化的现状下当然不会有效。由于代议制民主已经不适应社会，其结果就是在类似科学、技术的重大决策当中技术官僚、技术专家获得了很大的发言权，他们会逐渐剥夺人民的权利，并且在剥夺人民权利的同时大声宣扬其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代议的民主。我谈到理想民主这个主题的时候，不是因为民主在西方已经破碎了，而在这里传播理想民主，并企图在这里实践。我要说的是由于我们的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不再是各个主权国家独立存在的世界，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一定是包含全球公民在内的参与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能我们一起去发明和探索。这个治理问题涉及到各个层面，从区域范围到全球范围的整体思考，美国人称之为“glocal”，即“global”和“local”的综合，所有问题都是全球 - 地方问题。把所有问题当作全球 - 地方问题对待，需要我们在思维模式上发生变革。而传统的治理模式，与主权国家的分离一样，是以分门别类、割裂式的状态存在，无法适应于现在的世界。是否能够做到以理想民主的形式进行治理，是我们尤其是你们大家的使命。我们至少拥有一些条件，比如，关于理想民主的原则，基于对各种各样不同文明、不同社会治理形式的研究考察，人们已经提炼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和行动方案。其实治理方式的创新并不比任何一种生存方式更高尚，它仅仅是人类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无论如何现有的治理方式和运作机制完全不能适应我们未来的世界。

   主持人：刚才卡蓝默先生实际上非常细致入微地解释了理想民主这个概念。下面我想再提问几个问题，并请同学们也开始提问。我的问题是：“世界社会治理”是世界范围内的治理，那么是指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治理吗？如是，那么治理的主体是什么，是否类似国家这样的世界政府 ? 用何种方式组织，是否也是民主这样的一种方式？应该怎样来看待“世界治理”的内涵？与此相关，世界治理需要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包括方方面面，是否包含共同的价值认同，这必然触及到文化多元性问题，那么如何看待价值认同与文化多元性的关系？下面请同学提问。

   听众提问：您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否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过于遥远，在没有达到代议制民主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对代议制民主抱有极大的渴望，现在要谈论世界治理了，这些国家如何适应这种局面？ 

   卡蓝默博士：以上问题都很深刻，我试着尽力做出清楚的回答。赵轶峰教授对“世界社会治理”提出了3种分疏，第一，世界社会是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第二，是否是共同体；第三，是否是一个政府。首先，我认为“世界社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因为现在社会与社会间的相互依赖，人与生态圈的依赖，以及人类间的依赖关系都十分紧密。用数字来表述，这一问题将会更清楚。例如：目前占人类总数20%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所有人都渴望达到的，但地球却完全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可能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过去的命运是可以分疏的，但今天人们彼此紧密相连，并且慢慢处于自我摧毁的状态下，真正对慢性自杀这个现实有意识的人并不多，有了意识认真对待的人更不多。如此一个相互依赖、命运相关的人类共同体，面临着无数重大的挑战，但人类却没有一种必须共同去应对这些挑战的意识和决心。因此，我们不应该轻视我们已经拥有了的相关意识。现在一些人对这些问题已经逐渐有了认识和共识，这些认识也比过去逐渐清晰很多。“humanity”在西方语言当中，被很抽象地界定在地球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humanity”这个词都是以哲学、宗教的取向存在着，即人类这种抽象的生命存在是有善良的心和相互协助的人群。如果说二战之前人类是以哲学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之后，人类第一次以法律的形象出现，《联合国人权宣言》正是法律的概念。今天的人类是一个生存的概念，第一次作为整体真实地实践着、生存着。过去的二十年，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比如：对于权利、尊严等基本权利的求诉；要求共同管理我们的地球；对大气污染、大洋整治等问题共同承担责任；不同文明社会间吸收彼此智慧的对话，以各自文化载体的身份参与世界治理的思考过程等等。赵轶峰教授就曾经参与过《人类责任宪章》的起草。这个时代不再仅仅是通过主权国家的高峰会议来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大家知道达沃斯高峰论坛召开同时，旁边就是世界社会论坛。世界社会论坛第一次把达沃斯的八国高峰会议搅乱了而使之没有办法进行，达沃斯高峰会议是以经济的尺度在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意识慢慢在增强。对于人的意识的呼唤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诸如新的培训形式、新的信息资源等等。虽然面对强大的技术机器和金融现实，这些方式都很微不足道。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历史的意义上看它们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当务之急，需要努力让每一个普通个人拥有一种“我是一个有能力的行动者，我是人类社会一员”的意识。15天前，我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讨论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很相像，比如主权国家的能力、世界依赖化增强等等问题。讨论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当前世界存在的一个最大悖论就是：在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最不全球化、最不世界化的是各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急切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治理的机制。世界治理的机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政府，因为世界治理不可能把国家政府的模式变成世界政府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治理世界化的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像国家治理一般。而且各个地区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所以“世界治理”并不是整体化的，恰恰是需要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权力的来源也逐渐多元化，我们完全不可能以政府的方式对不同地区进行所谓的平等、法制的治理。

   关于如何建构共识，并且在共识中依据哪些共同的价值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形成共识的最佳例子就是欧盟，欧盟能够成功地在多元文化、多元国家前提下建立很多方面的共识，就在于过程性民主。过程民主就是不再追究谁决策的问题，而是要更多地去追究如何将不同的诸如国家、企业、知识分子、市民等的行动者组织起来，集体参与共同决策。我领导的基金会负责的“协力尽责多元联盟”其实是一种组织全世界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一起来参与对世界社会治理思考的实践。在联盟中，如何组织多元行动者共同讨论、提出决策的努力，需要的是寻找是否有共同伦理存在的可能。并不是让不同文化区域的人聚到一起尝试寻找共同的视野、宗教信仰，而是是否能共同治理唯一的地球。讨论的结果是《人类责任宪章》，这个文本经过讨论产生了深刻的价值共识、新的责任观。这种新的责任观缘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说：责任就是相互依赖对应的意识。这就是说在相互依赖的现实当中，为了自我的尊严和存在，我们只能够为他者承担责任，承担是相互的。《人类责任宪章》中对于“责任”的定义是与《人权宣言》对于“责任”法律的定义非常不同的。赵轶峰教授还提出多元和统一关系的问题，即在统一的世界治理中如何尊重各个文化的多元性，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认为真正的治理艺术、好的治理模式，一定最充分地给予多元文化以独自存在的权力，同时又能够达到最高度的统一。这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操作、人们对多元和统一不同层次的认识、责任与权力自由的关系及其实践等概念。

   关于公民参与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首先，我认为不需要用相加的方式去数参加世界治理的公民人数，不是所有的人直接去参加治理。古希腊的参与比例非常少，现在民主制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因为在一些公共职能部门，民主选举出的决策人很快被技术专家所取代。但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两个维度，一是普通公民如何去积极参与、准备，为决策机构做出前期的准备；二是参与决策的多元性，包括不同角度、职能部门的社会行动者的参与。法语中公民“对于政治”与“对于政治事务”是否感兴趣有细微的区别，由于这种差别，二者的属性就有很大不同，后者指的是对于我们生存的城市空间有关系的一切事务都感兴趣。事实上，现在的政党中充斥着“战士”，政党由本来的思考空间变为权力、政党政治的载体。社会民间组织也逐渐被付会费的人所取代，真正的组织本是将会员聚合在一起，但现在人们都只是将会费邮寄过去而已。如此，民主国家政党权力制衡的机制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而民间团体的制衡力量也没有了真正的行动者。所以，社会追求的民主理想也不能够得以实践。

   关于一位学生提到的民主不是价值而是一种组织方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我认为民主是一种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仅仅是因为在西方历史过程当中出现了破碎，但民主仍然是一种价值系统，这个真正的理想民主价值系统应该具有在演进当中不断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能力，而且民主在实践中会慢慢被司法人员、政治思想家放到一个有限的空间去理解。当然人类社会正在创新许多不同有价值的治理方式。代议制民主是一个在国家范围内可以运作的制度，五六个月之后，你们就会见到去年中欧论坛的中文论文集，就会知道尽管欧盟建设非常困难，但它确实超越了现在还在很多国家运行着的主权国家形式。这个文集当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前法国总理罗卡尔对中国朋友提的“欧洲经验是否有向其它国家转移的可能性”的回答，他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主权国家行使的代议制民主制是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我现在的批判是否走得太远，那我要反问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期待这样的线性发展过程？我想你当然认为中国也是一个需要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如果举中国的例子，我认为以中国现有的高速发展经济状态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创新一种我所讲的理想民主制下的治理模式。中国面临着扫盲、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资源极为短缺的问题，你认为中国需要先回到欧洲的18世纪，实行了代议民主制，然后再回头处理21世纪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没有权利代你回答。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把“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这个概念应用于我们认为属于这个范畴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中国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它拥有着悠久历史，是一块几千年来在国家框架下治理的大陆。非洲并不缺乏代议制民主的实践，由于殖民地的原因，非洲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实行代议制民主，但在相当意义上，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对于非洲是灾难性的。从非洲的地图看到，非洲被人为地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国家的板块，整个代议制民主的推展是被一些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向其殖民地国家输出的过程。总而言之，18世纪以后以国际法、国家主权等这样的概念原则建立起的国际机构，对非洲的发展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非洲现在正在建立一个跨非洲的联盟，试图去思考代议制民主的种种弊病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崩离析、自我文化的隔离。他们成立了一个网站，有很多关于民主的思考，要点在于要把整个非洲治理作为一个有其相对独特文化特色的多元的大陆板块，在非洲文化本根的基础上来思考如何把来自于西方民主实践提炼出的理想民主制的五项原则运用到非洲治理当中，这是人类根本价值的认同，这又回到民主代表了一种价值的问题。

   最后，我用一句话结束我的报告，我向大家表述我的心愿，就是你们大家将成为未来世界的行动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