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夏教授：今天所讲的题目不完全是我的专业，正如赵轶峰教授所说，我的专业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但在对这个领域研究的同时我也受到法国历史经验和传统的影响，所以今天就想谈谈法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看看是否和中国有异同之处。

  对于“知识分子”一词是如何出现的问题，英文词典中“intellectual”这一词条会解释说它是从法文“intellectuel”而来，其与英文的差别就在一个字母。所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可能是在法国出现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怎样出现的。如果考虑“知识分子”一词本身的话，它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在这之前也有过这一社会现象，其中能够象征这一社会作用出现的代表性事件是1762年在法国发生一个影响较大的案件：一个姓Calas（卡拉斯）的年轻人被人发现在家中去世，他的家人原来是信新教的，而法国的国家宗教是天主教。所以很快就有谣言说Calas是被他的父亲杀害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绝对信新教的，所以儿子要变成天主教徒令父亲非常发火，于是就杀了自己的儿子。事实上，当警察破案时很快就认定是父亲杀害了儿子，所以Calas在1762年2月份被判死刑并被处决了。当时Calas的亲戚们都很气愤，认为Calas被判死刑是没有根据的。大家知道，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法国有非常严重的宗教冲突，死了很多人。所以，Calas的妻子到处上诉，希望平反。当时，伏尔泰（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倡理性，写过小说、话剧）听说了这件事情。伏尔泰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希望以理性办事，他认为理性是最重要的。因此对于Calas事件，他认为完全是由于狂热的宗教信仰引发的一大冤案。伏尔泰决定自己研究这个案件，他同Calas的妻子及周围的人谈话，做了非常仔细的工作之后，他肯定Calas没有犯杀人罪，肯定是宗教狂热的原因才导致Calas被暗杀。那时候他就觉得应该按照原则办事，要为这一冤案平反。于是他就到处写信，最后给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写信，解释他对Calas事件的了解。他说：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怎么能够按照中世纪黑暗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给Calas事件平反。后来经过讨论，1763年，Calas被平反了。尽管Calas已经死了，但是这次事件却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历史上发现一个作家离开自己的写作去进入社会，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伏尔泰不是法官，也不是警察，但是他为了维护、保持自己的原则，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进入社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改造这个世界。他不仅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写了很多东西，特别是 1763 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论宽容》就是关于Calas事件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的评论。当时大多数法国人都会读书，并且识字的人在这次事件中作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这次事件就说明了一个哲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原则而离家进入社会。伏尔泰是知识分子的先驱。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法国军官。当时（1894年）法国民族主义非常发达，由于1870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学校等地方到处都说：我们的眼光应该望向蓝色的地平线。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极端的。1894年，在法国部队里发现一封给德国驻法使馆的电报，这封电报披露了很多法国的军事秘密。通过侦查，发现德雷福斯的字迹同电报上的字迹一模一样，于是部队马上就抓了德雷福斯，认定德雷福斯是叛徒。因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不会爱国的，因为犹太人不是真正的法国人，那么认定他是叛徒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很快德雷福斯就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并被流放到了拉美东北部的圭岛，而德雷福斯却没有辩解。当时的“伏尔泰”——爱弥尔·左拉出面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名字就叫“我控诉”：“我控诉法国部队为什么没有做真正的调查就对德雷福斯判刑；我控诉在法国对犹太人的偏见；我控诉法国国家怎么会保护那么反动的军队……”这封信在1898年1月13日报纸上作为头条发表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左派支持左拉，尤其是那些积极党派；很多作家也支持左拉，他们写联名信要求释放德雷福斯。但是右派却非常生气，开始在右派的报纸骂左拉不是真正的法国人。因为左拉的祖父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们不叫他“爱弥尔·左拉”（典型的法文名字），而叫他“Italy·左拉”，他们说左拉保护德雷福斯的原因在于二人一个是犹太人，不爱法国；一个是外国人，想谋害法国。他们破坏法国的利益，他们是敌人、叛徒，是知识分子。当时有一个最厉害的民族主义者诗人，“intellectuel”就是他创造的。他说左拉是外国人，接近犹太人，骂左拉是“intellectuel”。左拉说：“对，我们就是‘intellectual'，是知识分子。我们凭原则来维护正义，所以我们现在是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要按照最基本的原则——人权来维护正义，反对冤案。”左拉和大多数当时社会党的领袖如Rolays都支持德雷福斯。在整个法国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支持德雷福斯，一派反对德雷福斯。一般来讲，天主教会是反对德雷福斯的，因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另外天主教会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应该维持部队的威信。所以，大多数天主教势力反对德雷福斯，支持冤案。但是也有一些天主教知识分子是支持德雷福斯的，他们坚持真理，声称不要考虑德雷福斯是否为犹太人，而是考虑德雷福斯是不是叛徒，事实上德雷福斯不是叛徒。1899年，法国总统又开庭将德雷福斯改为有期徒刑，在圭岛的普通监狱服刑五年。从一个角度上看，法国政府是已经承认错误了，但仍然还是认定德雷福斯有罪。这次事件将法国整个分成两派。那时候大多数作家、诗人都选择了支持或反对德雷福斯。可以说德雷福斯事件是知识分子进入政治舞台的一个象征，它变成一个事例，而这个事例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发挥作用的。左拉在报纸上发表那封信，表面上是写给总统的，但事实上却是要动员整个舆论来改变这个案子。支持法国部队的人也是通过报纸和媒体来骂德雷福斯和犹太人，以此来维护法国部队的威信。所以这就变成整个舆论的斗争。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左派，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就是凭原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斗争的。基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法兰西共和国不可以背叛这些理想，它应该追求正义，它不可以为了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来牺牲正义。如果要在民族的利益和正义之中作选择的话，必须选择正义，这是左拉明显的特点，这也要变成“知识分子”的根据和基础。一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支持德雷福斯的人都很高兴，他们觉得这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胜利，也是一次知识分子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事例。这与Calas事件不同，因为Calas事件是私人的事， 尽管它也涉及到很多原则，但毕竟也只是几个人的事。我们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发生在那个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时期的，这也就能进一步说明知识分子变成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支力量在整个20世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法文只要说“事件”，大家就会知道是“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整个20世纪。到了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大多数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开始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觉得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只在家里写作，还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当然，20年代又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即共产党的出现。法国共产党是1921年12月25日建立的。那时法共对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也需要吸引很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由于法国共产党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所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为党而说话的，那么，是否知识分子还要根据原则来干预社会事务，或者因为是党员，所以才要参与政治或者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社会统一？由此，在整个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开始有一些分裂。有的说，我们要继续按照知识分子维护正义和原则去揭发不公平、不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听取某一政治 领导的命令。所以当法西斯主义在整个欧洲包括法国开始发展的时候，尽管在左派知识分子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此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西班牙内战。在西班牙内战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国家都给佛朗哥提供了飞机、武器，但法国没有给他提供帮助。此时法国是由人民阵线政府领导的，这是一个由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组成的左派政府，当时知识分子非常欢迎这个政府，他们觉得这个政府能够改善并提高法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他们也认为一个左派政府必须依照原则来活动，所以当法国内战爆发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写信要求法国政府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惧怕希特勒的势力，法国政府不敢公开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于是法国政府就宣布中立。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是背叛原则的行为，于是他们觉得应该进一步干预社会问题，许多作家、小说家、诗人决定到西班牙参加内战。当然，其中不乏共产党派到西班牙的，也有很多参加国际队伍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是无党派人士。西班牙内战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类似“德雷福斯事件”的象征，在知识界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的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有的支持佛朗哥势力。一般来说，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会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当时在法国所有的报刊上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我们怎样才能救法国？”当时（30年代末），战争要爆发的感觉是非常激烈的，谁都知道纳粹党开始侵略整个欧洲，但是当时怎样才能够维护民族国家？有的说应该巩固部队，但也应该防范社会主义，防范社会党、共产党当选。当时，右派非常憎恨法国的人民阵线，他们说人民阵线是犹太人的政府，是叛徒的政府，西班牙战争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出现了类似左拉时期的模式：知识分子利用媒体动员公众舆论来实现原则，而其根据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

   第四个事件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年，在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起义，当时法国是左派当权。法国政府派出军队来镇压起义，部队表现得非常强硬，抓了很多人，有的是参加革命运动的人，但也有一些是普通阿拉伯人。为了得到关于革命的信息，部队利用了酷刑，当时从极左派到极右派都没有人来揭发这件事。那时候有一些作家 , 比较重要的是Jean Paul Santore，联合121人写了一份宣言来揭发法国部队用不人道的方式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以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他们认为法国部队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我们控诉这种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些方式来实现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那就不如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了。因为，共和国在这个战争中失去它的灵魂，也就背叛了它的精神。”这个121人宣言是在周刊《新观察》上发表的。这个知识分子的宣言迫使很多政党来表态，而且使每个党派内部开始有了新的辩论。当时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是普通的义务兵，也就是普通人。这份宣言同左拉的信一样，告发了法国军队的领导。作为普通公民的那些士兵开始考虑：“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阿尔及利亚要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是否也背叛了我们的理想？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对待要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慢慢地，这份小小的宣言开始改变舆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揭发酷刑，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合法性变成了一个争论非常大的话题。毋庸置疑，121人宣言是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的重要因素，因为从那以后，法国舆论开始怀疑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合法性，而且觉得这次战争以失去理想和原则为代价是不值得的，因此，后来才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德雷福斯事件、西班牙内战说明知识分子凭原则，通过报纸、周刊动员群众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模式，但是也可能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时这个模式基本上结束了。

   到了1968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很多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把社会良心当大原则？事实上，哪有社会的良心，没有不分阶级的良心？你或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不需要什么知识分子凭原则来当社会的良心，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谁能最明显地支持这一立场？还是我们的老朋友——Jean Paul Santore。”Jean Paul Santore在68年以后就变成了毛派，他是《人民事业报》的主编，他说：“我必须反省，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还信奉什么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完全是错误的，应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不需要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要救自己了，我们当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就够了”。很多法国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认为自身应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批判过去的知识分子概念。所以，7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再写联名信，联名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风格，他们认为不应该用资产阶级的媒体来动员群众。于是，他们到工厂门前散发由“人民事业”派写的文句不通的传单。1975年，在法国发生一件重要的事件：《固拉科群岛》（法文）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发表了。很多参加毛派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斯大林主义，他们开始思考斯大林经验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认为可能是斯大林主义引发了那么大的灾难，于是他们觉得还不如回到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为基本原则来平衡社会的阶段。1975年正是越南战争结束的时候。越战在60年代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知识分子关注并支持越战。到了1978年，在越南南方和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化中，红色政权当权，很多难民跑到法国。1975年到1978年间，从越南和柬埔寨移出了20多万难民，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愿敞开国门接受他们。到了1979年，还是Jean Paul Santore找了自己一辈子的敌人——Raymongd Aazon(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一起找到法国总统，要求法国接受越南难民合法来到法国，这个要求得到法国总统的承认。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他们凭什么要求法国开门的？就是凭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法国是自由之地。1793年的法国宪章说：谁因为追求自己的自由而在本国遭到迫害，谁就可以到法国安全地住下来。尽管，Jean Paul Santore和Raymongd Aazon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在这些基本的原则上他们是可以统一的。所以人权论就变成知识分子的基本原则。福柯和萨特以后，社会良心的作用就没有人真正发挥了。那么，到了现在，不是说知识分子对那些大的社会问题不再感兴趣了，而是大多数作家、小说家、哲学家又回到了象牙塔之中。现在，再发生一些问题的话，一般是由一些作家写联名信来揭发真相，比如说南斯拉夫崩溃所引发的内战中，在波斯尼亚杀了很多伊斯兰教人，那时是谁出来揭发这件事的呢?不是像萨特那样的小说家和哲学家，而是一个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专家，他凭自己的专业揭发了这件事。所以，可以说，可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我们经历了从知识分子的时代到专家的时代。现在，在媒体里当然还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否还是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这仍然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

   赵轶峰教授：刚才白夏教授作了这样一段历史性的回顾，回顾了法国自法国大革命以后一直到不远的过去这段时间里，法国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角色是如何扮演的。在聆听您的报告过程中，我想“知识分子”如果被定义成那些关注公共生活，坚持某种理想原则的一类有知识的人的话，那么，对于余下的其他那些掌握知识的人是否有其他的定义？这一部分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就您所举的例子来说，应该说是显示出了一种“社会良心”，但似乎听出一点精英主义的味道，似乎是说，“社会良心”是刚才所讲的那部分人所独有的。那么您如何看待那些只能写出文句不通传单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我想，您应该会承认他们是具有某种良心的，是不同类型的良心，还是不同纯度的良心？您认为知识分子是法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带有普世色彩的历史现象？

   白夏教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您所说的，我用的“知识分子”就是骂左拉的字，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指离开自己的专业来对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和意见的人，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我不同意社会学关于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差别的界定，我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所以我谈到的知识分子就是指历史上的这部分人，而不是说一般的博士不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不敢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用的是比较狭义的定义。所以其他掌握知识的人我们给他其他的概念，比如叫有知识的阶层或学者。可能在中国会有这样的色彩，比如有人在说“我们知识分子”的时候却不一定就是说自己是有博士学位的人，像左拉和伏尔泰这样的人就没有博士学位。有时候一个小学的教师也可以当知识分子，只要他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完全可以理解社会学“知识分子”的概念。1898年时，左拉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作家，尽管只是一名作家，但他却真正的说出了整个社会的心声，所以他被公认为社会的良心。因此，“知识分子”若被取消应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够鲜明地讨论问题，那就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只能说知识分子会慢慢被取消。但是，社会良心的问题当然是精英主义的问题。“知识分子”当然是法国历史上的现象，但我认为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不过我不敢说它在全世界都是普世的。我相信中国和法国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共同点。我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两国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但是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也一定存在。“社会良心”、“使命感”等等很多概念在法文与中文中是类似的。至于说是否是普世的就很难说。一般在拉丁文化的国家，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普及一些，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知识分子，但是整个社会良心表现得不一样。60年代批判越南战争的时候，很多作家、艺术家也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如你所说，我应该考虑到这里面有历史和地域条件的双重影响，不能太简单化。

   听众提问：法国人类学家基佐在其书《欧洲文明史》中将法国的民族个性归纳为敏锐、好交际、富有同情心。这3种指法将法国的民族个性格归纳出来了，请问这种民族个性对法国当今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影响？

   白夏教授：我很难接受所谓的“民族性”和“国民性”观点，我还不知道法国有3个特点，我也没法对历史定性。当然，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的人是受当地历史发展方向影响的，但是否就能说那是法国的国民性？如果有法国国民性，而且又不符合这3个特点的话，我难道就不是法国人吗？因此，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使用。

   听众提问：请问白夏教授，对于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您是怎样评定的?对于良心道德，其实每个人在公众生活中也能体现，但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获得一种道德，建立一种权威？如您所说，197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公众生活中逐渐消失而被专家代替，那么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获得转化的？又是怎样重建在公众生活中的话语权的？社会良心现在在公众领域受到冲击，真正发挥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回到了象牙塔，而那些公共媒体知识分子是受到市场的逻辑支配而非真正关注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如何重新获得在这一领域的发言权？

   听众教授：一个作家或哲学家探讨的是比较广泛的问题，他们通过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和情节来表达自己信奉的原则，因此，一般是在这种基础上来评定知识分子的良心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了解法律而有发言权，而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考虑了很多人与人的关系，也深入考虑了人物中的历史原则是怎样出现的，因此他们到了公共场合就能要求正义了。他们所凭借的原则通过作品表达了出来，同时也是继承了整个启蒙传统的结果。因此，他们可以说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们写的作品表达出了别人所没有表达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想法或价值，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原则是社会良心。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定论。他们的合法性是不同的，也是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但这不是合法性所在，它们的合法性在于他们研究过这一问题域。

   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但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我们在说媒体知识分子时多少有点看不起的意味。因为有的媒体知识分子因为长相帅气、穿着入时而受到公众的欢迎。当然，刚开始他们受到欢迎跟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但也不一定完全如此，所以我无法做出定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碰到一位深刻的、可以发挥社会良心作用的知识分子，但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有。

   听众提问：请问现在是否因为“读图时代”的来临，就使以文字为生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减少的趋势？是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冲击，我们都讲究视觉效应，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字越来越陌生化了，所谓的那些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再以时代号角手的角色出现，因此，不得不回到象牙塔中来保护这片净土？有人说文字是人类退回到软弱的一种表现，而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相对较强，在现实生活中又相对较弱，那么是否因这样的原因使知识分子很难成为主流？

   白夏教授: 你所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由于电视和媒体的冲击，文字的作用相对变小，但也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严肃地说，过去的那些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有一个评价社会问题的思想系统。比如说，萨特在50年代写了很多赞扬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大多赞扬文化大革命，后来大家发现所谓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我们还可以信他吗？理想的时期可能过去了，但只是暂时的。所以，一个专家应该了解它所研究的领域，那么他所说的话也就有一定的合法性。萨特只在中国呆了3个星期就写了那样厚的一本书，是不能让人信服的。相反，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更有发言权。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的消失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它是被一个同样维持原则的势力所代替。专家分两种：一种根本不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只专心写研究论文；一种专家觉得还是应该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反原则的。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些在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的人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所以真正能发挥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人是少数。但是，你所提及的那些因素也是发挥作用的。我所指的良心是公共社会的良心，而不是个人的良心。

   听众提问：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想就在阅读中法两国历史时所注意到的两个现象向您请教。在阅读法国大革命历史时我注意到“网球场宣誓”，其中参加者大都是像您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完成革命之后，他们起草了法国第一部宪法，但他们却没有进入政府任职。而中国的文人信仰的是“学而优则仕”，他们也关注社会、关注国家，但他们是通过后来的科举考试成为职业官僚来参与中国的政治，为权力主体服务。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怎么看待这两种现象？

   白夏教授：法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参与政权，有的可能会加入政党，但肯定不会加入政府，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中，知识分子是为社会说话的人，是舆论的代表。舆论是一个压力集团，迫使政府改进，是知识分子起巩固、监督舆论的作用。参与政府政治只是另外一种功能，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功能。所以这只是分工的问题，但不是正式的三权分立。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舆论来给政府压力，法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完全同法国一样，所以士人是那样参与政治的。但是中国传统和现世的现象也有些不同。

   听众提问：您在报告中特别强调社会的良心，但我却感受不到掌握知识的程度与您所界定的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像您所说，小学教师也可以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那么贩夫走卒也就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还用“知识分子”来界定您所说的这个群体，而不是用其他的概念？

   白夏教授： 这跟我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看一个人的毕业文凭、教育程度。有时候，一个小学教师不一定写过很多东西变成名人，可能某时他写的一篇文章就抓住了社会的一种心态，把这个心态同原则联系在一起了，那时他所写的东西就变成社会的良心了，他本人也变成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可能明天就不是了，但他当时发挥的作用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涉及毕业文凭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作品如何受欢迎的问题，而是一个功能与作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