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梁茂信教授）：今天我们邀请了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女性史、医疗史和法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Patricia Prestwich为我们讲学。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和分析该专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等。下面我们就欢迎帕特里夏?普雷斯特维奇教授为我们演讲。

    报告人（Patricia Prestwich）：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能来参加我的报告，我是一个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在法国历史中，酗酒这类问题是很严重的，它不仅涉及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行为会导致一些心理疾病。我在历史研究中也同时研究一战之后的士兵是如何在战后陷入精神上的一种病态。类似这样的题目看上去很特殊，你们可能会因此推测我是个很无聊的人，事实上不是如此。我一直在思考，了解一个社会如何去解决棘手的问题会帮助我产理解这个社会本身。健康与疾病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中心性问题，近年以来关于健康、疾病问题的研究虽然不少，但都集中于医学界的研究，特别是西医界。常常是退休人士在退休后研究健康和医疗问题。他们也会研究医院是如何建立、疾病是如何治愈、医生和医疗设施在殖民地时期将“文明”向非“文明”地区延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很多这类研究著作作为历史学研究著作很不错，但是这些研究是非常狭隘的，在这些研究中都认同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唯一手段的观点。他们实际上在这种研究视野下留下了很多医疗史尚待研究的问题，他们从不研究科学和医疗手段失败的相关问题，也没有在研究医疗史时质疑殖民史本身的问题，也很少过问病人本身及其家属在医疗过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们坚持认为医生是解决所有健康问题的唯一可依赖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医疗健康问题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者具有了社会史专业训练的背景，这些学者是以英国的历史学家为主导的，经过年鉴学派历史学的训练。年鉴学派历史学注重研究人的态度、意识倾向、普通人的生活和劳动阶层的生活状况。疾病问题这时已被看成是全社会的历史学的重要问题来进行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医生们失去了过去享有的许多尊重，在北美的发达国家，医生们曾经一再举行集体罢工，拒绝帮助有病的人。此时北美国家也开始发展出全民性的健康保障政策系统，这种政策系统当然是依靠纳税人自己所交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享受医疗靠的是由国家管理的自己所缴纳的钱，病人们感觉到自己可以过问医疗究竟是如何提供的。医生的权威和尊严也随之下降，他们的工作开始受到公民的质疑。

   近年以来，一些医生具有了对于历史，主要是医疗史的兴趣。这种兴趣不仅是对其职业和其职业如何逐渐失去荣耀和地位的关注，也包括对其职业本身如何演变的关注。因为，这些年间，普通的人们一直试图采用另类的医疗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针灸、草药、吃各类维生素等等。这些做法使得职业医生们很不解，人们为何不相信医生的诊断而要去自己尝试？医疗史对此是有答案的，过去人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一直在采用多种医疗手段，所以医疗和健康保障的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行为。

   今天加拿大关于医生职业组织机构，已经改变了原来只需要依赖医生的看法，认为现在必须要和病人以至于和社会建立一种更直接、经常的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病人要严格执行医生的话，医生现在已被认为是富有社会责任的人。因此，医生需要在公共场合将自身的看法加以说明。这时人们越来越关注病人获得医疗的权利。在加拿大，虽然有全国性的医疗保障系统，但人一旦得病则需要在一个排满病人的等待名单上长时间地等候，病情就此拖延，即使是癌症病人也如此。这便成了一种政治问题。所以医生现在的角色有很大改变，从过去纯粹提供医疗服务转向肩负社会责任。这就使得医生意识到必须学习历史，学习关于社会的知识，并且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角色的改变。对于这一转变，历史学家是非常高兴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埃尔伯塔大学已经建立了院系合作，这就是历史系和医学院一起组成一个合作团体共同研究。

   现在研究医疗史的历史学家认为，正像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它取决于它的功能和主张，取决于什么人来界定科学、科学是如何形成的，医疗也是如此。医疗的功能、角色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它。比如生病这样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人得病就可以被认为是得病了的。美国一位医疗史家说：直到每个人都认为某人得了某种病之前，实际上这个人还没有得病。这表明是否有病常常是社会性的，是需要社会性确认。因此确认过程涉及到医生、国家、保险公司、家属分别是怎样认为的。当他们都认为确实是得病了，病人才能得到相关的医疗救护和措施。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疗史家认为医生并不能垄断对疾病的诊断，常常对于疾病的诊断是由社区、家人、工作同事一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的。法国历史上战后时期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士兵战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小小的村庄，他得了一种精神疾病，故申请退休补偿。于是法国政府派人到这个小村庄向村民询问核实，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承认村民有诊断疾病的能力，将是否患病的标准交给并不懂医疗的人们。而村民们也确有其自己的标准，在回答警察的讯问时，他们充分表明士兵的哪些症状是他们认为有病的，比如：他不能正常工作，人们都无法信赖他让他将牛带回家，不能做一个儿童都能胜任的工作；他不和人谈话。医疗史研究人们关于疾病的态度，即人们对于疾病所持的不同标准。医生通常不承认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对疾病所持的态度和定义。但事实上，历史研究提醒人们应当注意病人自己对疾病到底是怎样看待的。通过这样做，考察医疗的历史时就可以扩展到病人的角度，而不再仅仅是从医生的角度。

   在19世纪的时候，医生与病人看待疾病的态度是完全冲突的。比如肺结核这种疾病，在19世纪时，一旦病人被诊断为此病，医生就不能再实行任何治疗了。但病人和其家人并不放弃。这其中的一些病人留下了长长的日记，记下了自己心理和生活上的经历，这过程中医生也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使得病人避免遭受如此多的痛苦。可事实是医疗过程放在了病人手里，而不是医生的肩上。直到今天，也仍然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比如，癌症病人在医生眼中只能等待着死亡，但很多人还是挣扎着活下来。心肌梗塞病人发作后，生命标记只有眼睛还在眨动，医生眼中他已经死去，但其家属却认为他还活着。这些都反映出医生和病人对疾病的标准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疾病的标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通常大多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标准，如果想了解一般的下层人如何看待疾病是很困难的。一个好的办法是去医院查看病人的病历，由此了解哪些人接受过治疗，有多少等等。在检查医疗记录的时候，可以发现病人的家属一直和医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常常是向医生提出劝告，并要医生解释如何确认生病等等。我在巴黎研究精神病和心理疾病，在一个精神病院查看病历时，发现医生常常需要解释在何种意义上确认病人患了精神疾病。通常的解释是病人精神上或心理上受到了重大创伤。所以医疗档案是一个非常庞大丰富的史料来源。医疗史可以扩大关于医疗的视野。医疗史中一些旧的观念都集中在医生、护士等人群身上。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排除了参与到医疗过程中的其他社会成分，包括教会组织、产婆等。新的医疗史研究发现一个更大的医疗保障社会系统，这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修女在医疗保健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医学界一直在批评教会和修女，认为他们的医疗方法是不科学的，他们实际上只能为将死去的人做灵魂祈祷，不可能做真正的医疗工作。但是医疗史的研究证明教会所从事的事情是包含科学性的医疗工作的，不仅仅是祈祷。而且接生婆是很重要的，在二战以前，接生婆一直是妇女生产最主要的救助者。到二战以后，大多数区域的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由医院来从事接生工作。但在乡村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接生婆依然存在。有一本研究美国的日本接生婆的书，其中描述了二战时在美国的日本人被隔离，受到歧视，生产小孩不得不找接生婆的状况。其他受到歧视的群体，比如黑人，他们建立自己的医院，运用自身的医疗办法。总之，过去医疗史的范围定义是相当狭窄的，而新的医疗史的研究使之大大扩展。

   家庭在医疗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单位，如果去查看医生对病人的记录，就会发现医生对病人家庭的描述几乎都是用一种负面的方式。医生在记录中讲家庭在病人病况还尚未严重时就放弃和背叛病人。但从医疗史考察，相当多的病人在医疗上主要是依靠家庭。病人在医院一段时间后，通常都会返回家庭，通过家人与医院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关系。通过这种以家人为纽带的联系，病人继续开展治疗。

   医疗史关注的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环节是关于死亡的历史，即人研究如何达到无可挽救的地步的历史。在18、19世纪时，医院一般都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医院内死亡过很多人，因为承认意味着医疗技术和设备的落后。故很多医院将无法医治即将垂死的病人及早遣回家去。垂死的人大多数被遣回家，但教会和慈善机构仍然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和医治。由此可见，医院曾经拒绝了大量需要救治的病人。还有一些情况表明，医生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要提供服务的对象。因此，医生手中拥有着对病人的权力。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疾病被看成是患者个人的事情。患者到医生那里去接受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至于患者是否能够去看病则是另外一回事。那时没有全国性的医疗保障系统，激烈的竞争也随之而存在。比如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民间医生实际上比所谓正规的医生更成功，因为民间医生讲求的是治不好病则不收钱的原则。而正规医生则是有选择地为病人看病，将自己不能治愈的病人推到民间医生中去。

   在过去的三十到四十年间，西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医生不再去聆听病人的陈述，而是通过仪器检查来查看结果。这样原来医疗传统中的病人陈述、医生聆听的关系被取消了。现在医生常常一边敲着计算机一边听病人陈述病情，即使这是一位很好的医生，但如此的会晤仍不能让人满意。如果医生不能聆听病人陈述，就意味着医生不能够获取有意义的内容。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不看医生，转而寻找另类医疗者的原因之一。那些另类的医疗者往往都会倾听病人的陈述。

   另一个观察视角是社会性别的视角。在中世纪，即现代医疗发展之前，在西方从事医疗的人群实际上主要是女人。现代医疗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女人离开医疗实施者的主体位置。直到十五到二十年前，医生的职业主要是由男人占据着。当时医学院的男女比例大约为7：3，并且这一数字是有规定而不能改变的。到晚近，性别上的歧视问题才得到重视和解决。与大多数医生为男性这个现象相关照的另一个现象是，大多数病人都是女性。女性往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经常看医生，虽然女性的平均寿命是长于男性的。男性与女性很不同，他们只有在确定身体很不适时才去看医生。但现在如何让年轻女性明白医疗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是很困难的。现代医疗在造成女性软弱、被动、神经质、缺乏理性等形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关于一般女性特征的描写，若置于男性身上，则该男性就被认为是病了，对于女性则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个角度是医疗曾扮演排斥女性参与政治的一个角色。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没有普通选举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来自医疗界的理论是：如果女人参与政治，那她在怀孕期间还能像没有怀孕一样思考问题吗？这些类似的言论很正式、严肃地提出来，并被许多人认可和接受。除少数思想家提出这样的质疑：女人会怀孕，但男人也会感冒。既然男人可以在感冒时正常思考，那女人亦可在怀孕时做到。这种争论一直都存在。即使如此，现在仍然在个别地方存在着以健康和医疗为理由的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歧视。

   还需关注的问题是研究中查看究竟是何人做出医疗诊断，诊断的具体结果是什么。在西方普遍的诊断结果中，可以发现男性被诊断为酗酒的远远多于女性，而女性精神压抑、沉闷的诊断则远远多于男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为什么如此”。是生活的压力总是让女人承担？是酒只提供给男性，或者男女在同等有酒的情况下男性喝得更多？总之，诊断的统计结果显示出社会性别上的不同情况。而这些不同情况的背后恰恰提供了关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信息。

   从医疗史的角度看殖民地和殖民化的历史也是我们开辟的另一个领域。在十九世纪西方向亚洲、非洲扩张的过程中，医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医生成了文明的承载者，每到一个地方，医生就将文明介绍到此地。目前新的研究认为，这中间有很复杂的互动。西医每到达一个地方，就意味着西医进入另一个不同的文明区域。当地人对于西医的接受有很大的选择性。因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接触到西医，而且这些极少数人在与西医的交往过程中，往往会区别西医和当地人所采取的办法哪种更为有效。所以，西医与殖民地人的接触是很复杂的。当然，当西医进入另一个文化区域时，也会对当地人的医疗办法、技术、手段产生很大兴趣，从而将其介绍到欧洲。有一位进入印度支那的医疗者就曾经详细了解当地的医疗手段，并将这些手段介绍到欧洲。

   在我刚才的讲述中，我似乎一直是用负面的方式来谈论医生。事实当然并不完全如此。作为病人或者作为医疗史的研究者，和医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医生和病人间的交流却过分短暂。当今有一位医生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即医生关于病人的任何实质方案都必须获得病人的全部授权，方才可以实施。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对将来的医者和受医疗者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实施公共医疗的方式产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谢谢。

   听众提问：在中国，“心理压力”并未被医疗机构认定为一种疾病，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Patricia Prestwich：这恰好证明了我前面的那句话，当一个人的疾病没有被社会其他成员认定时，他就没有得这种病。疾病常常是社会性的定义，而不完全是客观的身体上的标准。对于中国的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追寻现象后面的原因。心理压力和酗酒、烟瘾、药瘾等相近似，很难被治愈，在西医中这些是经常被回避的问题。因此，医生们对这些问题也很不感兴趣，回避就成为最简洁的方式。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直到大约二十年前，医学课本将同性恋看成一种疾病。在最近这二十年，这一看法才最终改变，而被认为是人类性功能和性需求的一个部分，一种方式。这一事例再次证明疾病的认定常常取决于社会的观念。

   听众提问：请问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对于中草药看法的分歧？

   Patricia Prestwich：中国的中草药之所以能被介绍输入到欧洲，正是由于欧洲有大量的需求。但欧洲也有一些机构对中草药采取消极的态度，其中包括要求中草药需要经过一种科学手段的测试。对中草药的科学测试虽然在中国已经进行过。但输入欧洲后还得再次进行。我需说明的是，针灸在加拿大已经成为国家支付的一种医疗手段。这就意味着中草药、中医医疗手段已经逐步在西医世界开展。

   听众提问：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大规模流行性疫病问题的？

   Patricia Prestwich：这是一个在医疗史上非常重要的课题。疫病流行实际上是一场爆发式危机，是冲击性很强的一种事情。无论是医生还是政府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发生，政府就会陷入某种意义上的混乱。普通人在疫病爆发时通常倾向于找一个归咎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常常就是政府。法国人曾一度认为流行某种疫病是政府反对人民的阴谋。最近几年流行的疫病，例如非典和爱滋病，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瘟疫一样，都是同一属性的医疗史上的现象。透视这些大的事件，可以看到很多方面的事情。对社会史研究而言，是研究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发生出来的细小问题，进而发现更普遍的状况，这对疫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