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轶峰教授）：今天我们邀请了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教授Brain Evans为大家作报告。报告题目是“加拿大——中国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Brain Evans教授是埃尔伯塔大学历史系的创建者，第一任系主任，曾任加拿大政府第二任驻华文化参赞。在我于埃尔伯塔大学学习期间，Brain Evans教授是负责国际交流事务和学术研究的副校长，是我攻读博士的指导教师，也是我十年加拿大生活中最重要的朋友。下面就请Brain Evans 给我们作报告。

   报告人（Brain Evans）：你们好！在过去的14年间，我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最初的第一位和最后的一位，这最后一位就是赵轶峰。

   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在深刻意义上拟定的题目，因为中国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而加拿大的历史只有四百年上下，两者的历史是不能够完全对比的。加拿大的生成和存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中国。西方殖民者到达北美的时候，为了生存，开始建立北美铁路系统。17世纪，一位法国人来到加拿大的劳伦斯河一带，却以为是到了中国。通过向当地土著人了解，他才知道一直向西走下去，仍然离中国很远很远。对此，他很不甘心，故将自己到达的地方起名叫做“中国”，以满足自己辛苦追求但又未能达成的愿望。所以，今天我们到蒙特利尔郊区，仍然能找到一个叫做“中国”的地方。

   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是1867年在英法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世纪初期，加拿大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殖民地，但却与中国有着直接贸易，它从西海岸向清朝出口海豹皮，法国控制下的殖民地向中国出口人参。17世纪早期，北京的耶稣会士受中国皇帝的委托到中国东北进行资源考察。其中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在东北发现人参，而且这些人参是可以被提供到市场上去的。这个耶稣会士写了一篇文章，并将文章提交到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科学院。文章中提出，如果人参可以在中国东北发现，那么也会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于是，加拿大法属殖民地的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在当地与土著民共同寻找，终于找到了野生人参。人参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地的农民纷纷放弃其他农业作物的种植，转而挖掘人参。被挖掘出来的人参出口到广州，使得加拿大的人参贸易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大约后来2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加拿大采集、经营人参贸易者将其他植物的根茎混同于人参之中出口到广州，这使得加拿大人参在广州的声誉大跌，加拿大的人参生意也迅速衰落下来。

   大约一百年之后，即1860年，加拿大的法国殖民地由于英法之间的一场战争而成为英属殖民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总督 额尔金 ，于1860年率领英法联军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正是这场侵略摧毁了圆明园。加拿大的一些士兵也参与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那些条款使英国实现了在华的诸多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借权和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一些权利。由于加拿大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传教士在英国的保护下也可以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在必要情况下要求英国炮舰的保护。鉴于当时加拿大仍与中国有直接的贸易，加拿大组成了贸易委员会来专门指导对中国的贸易，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都设立了有关的机构。这个时期加拿大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也很多，最兴盛的是1880年到1925年期间，当时加拿大来华传教士人数与本国人口的人均传教士人数之比应是世界上最大的。加拿大的传教士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湖北等地区。

   加拿大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很迅速地建立了交通体系，英国人称之为“全红色道路”，当时英国人把其殖民地和占领区都标志成红色，凡是红色的区域都是英帝国畅通无阻的地方。如此而建立起来的加拿大从东到西的铁路，运输速度要比其他地方的快，目的是要使从加拿大东部温哥华，到横滨，再到中国的交通运输比任何地方都要快。这条横贯东西大铁路的建设却成为一个充满腐败的巨大工程。当时修筑铁路的主持者雇用了16000名华工来承担工程中最艰苦的工作，修筑从落基山到温哥华山地崎岖的路程。铁路修成后，按照合同，华工应当被送回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再加上铁路修筑完成的前三年，即1882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使得这些华工被禁止转到美国，故修完铁路的华工不得不聚集在加拿大最西部的BC省一个地狭窄地区，其数目占当地人口的10%。在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下，当地人想方设法颁布使华人遭到多方面排斥的新立法，华人处境很困难。许多人都支持了排斥华工的主张。1885年，加拿大通过了一个新的移民法案，该法案规定新到来的华人要交50加元的人头税。50加元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但加拿大的一些生意人、资本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华工的工资，这使得华工得以支付人头税。人头税并没有阻止华人进入北美，后来华人进入加拿大增多。作为一种对策形成的局面就是人头税涨到100加元。100加元仍然无法限制华人的流入，继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长到500加元。1923年，有关排斥华工的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该法律的一项规定是禁止中国的女性到加拿大，这使得在加拿大的男性华工无法与家人团聚，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生活。该法律在颁布约25年之后才得到修改。其中还有一项禁止加拿大华工的女儿回到中国后再重新返回加拿大的法令，即使可以返回，手续也是非常繁杂的。例外的是，中国商人可以豁免人头税，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加拿大政府动员并运送很多华工到中国参战，但大量的华工到加拿大以后通过穿越北美的大铁路被从西部运到东部，最后被运送到古巴、加勒比地区；另外，主要来自山东的华工被运送到法国，在法国前线从事劳工。大量华人死在战场上，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当时法国的前沿战场看到很多中国人的坟墓。这时期，还存在另一种贸易活动，就是中国的丝绸运送到西部加拿大以后，再转运到东部，最后到达纽约纺织品市场。1930年前后，这种丝绸贸易最为发达。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建立共和制之前，虽然中国在加拿大设立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中国政府对华工极少保护。所以当孙中山到北美的时候，得到当地华人非常热烈的支持，希望清朝政府早日被推翻。很多华人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并且建立起了加拿大华人支持革命的关系网络，他们贡献出自己的血汗钱，帮助革命，或者救助中国灾害地区。1915年，华人还到马来西亚去募捐。还有一些在加拿大长大的华人成为了飞行员，后来工作于蒋介石政府。此外，在1923年前后，加拿大华人联合抵制加拿大国庆节，拒绝参加庆祝。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但却没有引起加拿大对华关系的改善，加拿大传教士督促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仍然未果。与此相对的是，1927年，加拿大与日本建立了很正规的国家间关系。加拿大在中国的事务也由加拿大驻日本领事馆来处理。当时加拿大政府的观点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将来的中国需要日本人来管理。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加中关系达到了一个低谷。唯一的例外是诺尔曼?白求恩参加了八路军，并且为之献出了生命。

   这之后不久发生了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加拿大实际上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于美国之前就对日宣战了。与此同时，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派遣第一位大使——一位将军，到重庆与当时的中国政府交往，这位将军与蒋介石本人相处极好。这之后，加拿大向中国输出了许多救济物，还设计一些庞大的计划，如：战后人员培训、相互交流等等；并且准备在战后修改排斥华工的相关法案。后来加拿大驻中国使馆跟随蒋介石政府从重庆转到南京，当蒋介石政府转移到台北时，许多国家的大使馆纷纷跟随转移，但加拿大大使馆留在了南京。直到1951年，新的加拿大政府还不可能承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故加拿大大使馆离开了中国，即使如此，也仍然没有在台湾建立大使馆。台湾虽然在加拿大有大使馆，但同一时期加拿大却没有将大使馆设立在台北。

   在1951年以后直到1970年的这20年中，加拿大多次试图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每次都受到美国的压力，美国利用其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力来迫使加拿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加拿大修改了限制华人的移民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家人团聚，但对于年事已高的华人来说，这到来的太晚了。50到60年代，加中关系主要表现为规模不小的加拿大向中国出口小麦的贸易活动。加拿大西部生产的小麦当时很难卖掉，所以小麦贸易使得许多加拿大农场主大为受益，有些变得非常富裕。但美国仍然向加拿大施加压力来干涉加、中贸易活动。六十年代，加拿大对于中国的看法有了分歧。西部的人们，尤其是经营小麦的人们认为：既然可以与中国贸易，那么就可以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国家间关系；但是东部与中部的人，尤其是蒙特利尔地区信仰天主教的人群发出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声音。其中一些天主教牧师、神父的看法是：既然教皇不喜欢中国，所以我们也不能承认它。1968年，加拿大最著名的首相特鲁多在竞选时曾说，如果他本人能当选首相，他就承认现在的中国是合法政府。他曾在五十年代到中国去访问、旅游，非常喜爱中国。虽然是一名天主教徒，但在对华的观点上他却是亲华的。1970年，加中双方互换大使。在互换大使的事务上，台湾问题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加拿大承认一个中国，但也要保持和台湾一定的纽带关系。所以在两国拟定协议时，加拿大提出“加拿大充分关注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的提法，这样一种注释使得加拿大和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障碍得以解除。1971年，两国互换大使。加拿大第一任驻中国大使是一个当年在华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云南，汉语非常流利。而中国派到加拿大的第一任大使就是黄华。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早于尼克松访华16个月，这成为加拿大人颇可以称道的谈资，因为加拿大终于在某一件事上超过了美国人。特鲁多1973年访问中国，这期间恰恰我本人是加拿大驻中国的文化参赞，因此我的很多说法和观察是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当时周恩来总理工作的目标是使中国开放并走向现代化，但在特鲁多访华的前三个月，中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这使加中双方的对话变得十分艰难，因为无法确定这些谈判内容由于中国的政治尤其是江青的干涉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如此，加中双方仍然签订了很多的协议，这些协议涉及到贸易、艺术，并且正式开始互换留学生。当年11月，有大批加拿大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在特鲁多访问期间，周恩来的准备显然要比特鲁多充分得多。周恩来与特鲁多对话期间，周恩来问特鲁多加拿大的石油产量，特鲁多与他的助手都不能回答，反而是周恩来说出了具体的数字。当时到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都期待能和毛泽东主席见一面，但是特鲁多有他自己的风格。在会谈期间，王海蓉多次到周恩来身边耳语，加拿大代表猜想他们是在谈论是否能与毛泽东见面的事情。随后，周恩来与特鲁多单独到会场外边谈话。特鲁多回来对他的助手们说，周恩来要他见毛泽东，但他却以新闻发布会为由推辞掉了。而实际上可能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邀请特鲁多，因为特鲁多从不喜欢新闻发布会。但过一会儿，周恩来却又带特鲁多去见毛泽东了。有趣的是，这时特鲁多就把他刚才所谓的新闻发布会抛在脑后了。特鲁多访华，其妻子怀孕但也仍然陪同。周恩来对此说：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当中国的妇女看到时，以后就不会再认为怀孕时不能到公众目光下走动了。就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乔冠华。乔冠华很喜欢喝茅台，谈话过程中他会喝很多的茅台酒。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与乔冠华喝酒一样令人愉悦，有时话题不得不转到其它的方面，谈论诺尔曼?白求恩，谈论毛泽东。

   当时许多加拿大官员都希望能步特鲁多的脚步到中国，所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借口用纳税人的钱到中国来。许多加拿大公司被鼓励到中国做生意，但有些生意并没有做成。因为原本打算出口到中国的设备中的一些重要部件是来自美国的。其中一个商业使团的负责人为了将生意做成，在中国等待六个月之久，但终因美国的阻止而未成功，甚至他本人也丢了工作。

   70年代中期，周恩来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加拿大政府非常担忧这种局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此种情况下加拿大开始更注重与日本的关系，而逐渐疏远与中国的关系。直到邓小平复出，加拿大仍然不能决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到80年代，加中关系在周恩来时代所创立的全面发展基调下又呈现出新的姿态。一些在华的加拿大机构被允许开始执行研究项目和进行科学研究。加中双方还鼓励建立城市间的友好关系。我所在的埃尔伯塔省就与黑龙江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吉林省应是和萨斯喀彻温省是姐妹省份。这一时期，加拿大、中国都有大量学者到对方国家去学习研究，双方关系非常亲密。加拿大认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这就是白求恩，加拿大应与中国有特别好的关系。1989年，加拿大甚至期待在中国有加拿大年这样的事情，但最后没有发生。1989年中期，加拿大和中国的官方关系略有冷却，但民间往来还是很活跃的。

   当克雷蒂安当选之后，在他的重新推动下，加拿大和中国的官方关系又开始热起来。他曾多次携访问团到中国来，以至于加拿大人议论说他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加拿大的时间还多。加拿大的企业被推动参加中国的大规模项目，其中包括北京到拉萨的铁路建设，三峡的建设等等。加拿大和中国省市之间的交流大规模普遍展开，包括文化方面的交流。过去中国人谈起加拿大，首先想到的是白求恩，但现在则是大山。加拿大政府鼓励在华的关于加拿大的研究工作，中国现有30多个加拿大研究中心，每年都举行年会。克雷蒂安作首相的大约十年间，是加中关系良好的时期，中国成为移民加拿大人数最多的国家。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过去三年间，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又有一些微弱化，原因是加拿大此时的政府是少数党执政的政府。此期间加拿大很多人对加中关系现状表示不满，对政府表示抗议。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也许现在已经实质上超过日本，所以必须改善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目前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加拿大现任政府是保守的少数党政府，他们在做一些颇令人担忧的事情，包括给予达赖喇嘛加拿大公民身份。直到现在，新选举出来的现任加拿大最高领导人还没有会见中国大使，可能与现任加拿大外交部长有关。因为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论 文指导 老师是一位台湾人。加拿大的企业界人士却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关系，他们正在给现任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善这一状况。至于加中关系的未来，在新的选举产生之前是很难预料的。当然，保守党政府也做出一些好的事情。现任政府对于当年专门向华工征收人头税的事情做了一些改正，第一次以政府身份公开向当时被征收人头税的华工道歉，给现在还活着的200多名华工以补偿，数额大约为25000加元。这些虽然不能真正补偿华工，但却表现出政府的态度。这是我今天演讲的结束点，我已经讲到了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关于将来，我们还不得不画个大的问号。谢谢！

   听众提问：现在人们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褒贬不一，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Brain Evans：多元文化政策是源于加拿大这个国家包含众多的民族。最初加拿大将英语和法语定为官方语言，这却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出运用本民族语言的要求，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允许人们承认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只要与自由、人权等原则问题不相冲突。这一政策也被加拿大一些人认为是使加拿大分为不同群体、彼此相互敌视的政策。但我本人却不认为如此。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同事中有很多非欧洲裔者，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为耻，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但如今，许多其他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人以本民族文化为荣，并把自己原来文化中的要素带到加拿大来。即使是后来出生在加拿大的年轻人，虽然已经加拿大化，但也仍然承认自己父母的原来的文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反对多元文化政策的人主要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他们常常以文化优越者自居，认为应当管理其他非欧洲裔者。因此，在他们的意见改变之前，这种对于多元文化政策的批评、意见还会继续出现。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可能对多元文化主义存在偏爱，因为这一政策是由在埃尔伯塔大学的乌克兰群体发起的，当时我支持了他们。

   听众提问：刚才您讲到中国与加拿大关系的未来还是一个问号，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两国学术、学者间的交流？

   Brain Evans：应该是不会的。现在两国间遇到的是最高权力之间的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不会对两国间的学术、学者交流产生大的影响。加拿大现在正处于经济腾飞的时期，所以加拿大的外国学者和学生被大量需求。外国学者和留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禁止打工，而可以自由地工作。加拿大很多商业、企业的倒闭是由于人手的不足，所以外国学者和学生在加拿大民间是非常受欢迎的。

   听众提问：请问加拿大的国旗上的红枫叶有什么含意？

   Brain Evans：关于加拿大国旗的争论直到40年前才发生，国旗的设计样式完全是由被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士选择的。由于秋季渥太华的枫叶转红，因此枫叶被认为可以代表加拿大的风景、地貌、自然景观。问题是西部并没有枫树，更不能看到红枫叶。西部人如何认同红枫叶成了关于国旗图案的争论，目前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