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纲（由报告人提供）

    一、关于当前的国学研究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学研究的贡献

 国学乃一国学术之根基，人文学者若不研究本国之历史、文学、哲学、思想，即便精通于西方理论，只能向壁空谈，一无所本。故虽以西学为号召，实乃以西学之方法、理论，辅以研究中国学术。
一、确立了现代学术分类，将传统经、史、子、集分为语言、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
二、打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诸多学问。
三、开辟了新研究领域如边疆史地、考古学、风俗调查、方言研究、音韵分析等；
四、革新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文史互证法、调查比较等。故传统学术之现代转型，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学研究之一大贡献也。

（二）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学研究的特点

   国学研究分途发展，早年开辟之路，径归于港台，于学术之流源，版本之考订，辨析较广。   大陆因思想、方法之故，另辟蹊径，于思想之判断，着力甚多。    然顾颉刚、冯友兰、王力、张荫麟、陆侃如等人之历史、哲学、语言、文献、文学等研究，亦深得传统学术之旨要，于各自畛域培养后学，为二十一世纪两岸三地国学研究之汇流融合奠以基础。

（三）当前国学研究的走向

    二十世纪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术等研究，分途发展，愈来愈细深。当代提倡国学，与二十世纪不同者在于：彼时重在“分”，将传统学术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分门别类，以建立学科体系。此时重在“合”，将诸学科通，聚拢不同学科的方法与知识，将中国传统学术之内核、之外延一一剖析，总结其特质，建立中华传统学术之理论体系，以参与到世界人文学术体系的建构中，使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成果，卓立于世。

   今日提倡国学研究，断非重复二十世纪研究之路。一则二十世纪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术等研究，分途发展，愈来愈细深。文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史学、哲学根基，考订文学史实，判断文学题材，非能得心应手。历代辞赋述礼仪、写都城、言地理、摹歌舞，常需有史学、哲学、艺术学的知识才能理顺；而郊庙、大典、出行等，总序入诗赋，史学研究需加以重视，才能裨补阙遗，完善史实。诗赋中所言“气”、 “道”、“心”、“性”者，不绝如缕，通而识之，与哲学著作相对应，可明脉息。此皆须打通学科之界限，以国学之大视野审视之。故当代提倡国学，与二十世纪不同者在于：彼时重在“分”，将传统学术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分门别类，以建立学科体系。此时重在“合”，将上述诸学科通，聚拢不同学科的方法与知识，将中国传统学术之内核、之外延剖析清楚，总其特质，建立中华学术之理论体系，以参与世界人文学术体系的建构中，使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成果，卓立于世。而非以中国之历史、文学、哲学、艺术来诠释西方学说，成为西方学术体系之附庸。此，为今日国学努力之方向，亦振兴中华学术之必需者也。
    今日重提国学研究，时势不同于二十世纪。彼时国家积弱、天下待变，欲救中国存亡者，思考传统思想文化之得失，必痛恨于君主专制，必泄愤于传统文化。故其时所谓国学研究，乃以思想运动为号召，非仅为学术研究也。故研究者或敝帚自珍，以固有学术为精粹；或妄自菲薄，以传统思想为糟粕。有此先入之见，岂可心平气和研究之？故今日之研究，须先抛弃成见，深入至学术内部，窥其门径，一一理清。先以史学判断故说、以审美领悟文学、以逻辑明辨哲学、以考据审定是非，尔后方成价值判断。若先有价值判断，必先误导自我，再误导学生，进而误导读者及天下人。此入门之学者，必当暗自警戒，不为前代学者之价值判断误导，常需保持独立思考，自行翻检比勘。吾国学术源流绵长，典籍溢室，且历代思想、政治、文化错综复杂，断然定语者，若非卓然学者之狱断，便为懵懂学者之独断。而卓立一代之学者，非千古之学者，历代而下，有千古不易之论乎？何况今日之学者，其论皆为天下服膺者，何其寥寥？故新入门者可于文献、史实、考据、艺术等方面虚心师传，而于价值判断保持独立，既不可盲从师说，亦须考定成说。

    二、研究的热点

1、何为国学？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进程中形成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总结。

2、国学研究有无必要？

   一个民族没有历史，会失去前行的路。

   一个国家失去思考，必将在盲从中跌倒。

   一个社会缺乏诗意，怎能品味优雅与和谐？

   一个人没有人文情怀，那只是科技制造的工具！

3、谁来研究？

    学问之事，本非利禄之学，乃清心寡欲之业，本三五世外人，素心以求，方能洞悉真知，窥于天机。凡为利禄之学者，必丛添流弊，环生枝节，沿津溯源，不知归途。学问之初，多宗道而行，及其嚣嚣，人人自矜，高下难辨，长短非一，常流于繁琐无聊。

 学术非一人之专利，必待百家争鸣方可知其深；学问非一时之喧嚣，必待千载沉淀方能辨其高。中华学术源远流长，乃我华夏人文之传统，岂为一人之专利？一家之独享？一时之操持？故凡有志者，皆可立言，无论门户，不分类别，能持论中肯者，虽非流波所喜，必能烛照后学。

4、国学热点问题
1、哲学研究：儒学的现代化、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思想史
2、文学研究：文体学、文论的中国化、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3、文献整理：简帛、儒藏、中华善本再造工程、方志
4、史学： 清史、朝代之际、史学理论

    三、当前国学研究的思路：

1、跨学科

     交叉学科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综合意识是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

2、兼容意识

    尊重相邻学科，取长补短

    多角度审视能够解决单一学科研究长期存在的盲点

3、创新意识

           时有因革，代有转移。学问因时而变，学术因人而异。故今日之学问，非可蹈袭，非可因循，非可自封，非可固守。能预流者，方能成其格局，若因感而续叶，则易成流绪。今日之研究，须先抛弃成见，深入至学术内部，窥其门径，一一理清。先以史学判断故说、以审美领悟文学、以逻辑明辨哲学、以考据审定是非，尔后方成价值判断。若先有价值判断，必先误导自我，再误导学生，进而误导读者及天下人。

4、材料意识：

 运用材料，一要还原，传世史料，或有差异，此须辨作者行文之藻饰，以察其虚实；勘于新订志传杂史，以证其详略；校简帛金石之发现，以求其真伪，剖其虚构，去其夸饰，以还原所记材料之原始形态。二要审察，凡用一段材料，先作铺排，数见者则采用；再与史料记载相对应，两合者则引用。三要验证于新出土之考古资料，若寝陵、都城、乘舆、服饰及名物等制度，需借鉴考古发掘，相应者方可确定。四要比较，一种现象，前后必有相似之性质，必有变迁之痕迹，若能循其脉络，则巨牛可解。

    四、国学研究的态度：

     今日之国学，需正方法与态度，惟深入传统文化之本根，有鞭辟入里之见解，有深沉剀切之态度，有稳重中和之结论，方得国学研究之门径。而向壁空凿，临风长谈者，以洋名词迷惑国人，以假传统取悦西方者，虽能滔滔，恐非国学研究之正途。 

    五、国学研究的途径

   国学研究之内容，通而视之，乃为历史研究。传统之历史、文学、思想、哲学乃至艺术，皆为历史存在而无法变更，所可增加者，乃上述领域之知识，乃于上述领域之新认识。前人所谓一代又一代之文学，今可语为一代又一代之学术。先秦诸子，至两汉而为儒学，至魏晋而成玄学，至隋唐而为禅宗，至宋明乃成理学，至乾嘉又重朴学，此时代不同所致。儒学之变迁者，一在思想系统，不同时代因时而化，引情而变；二在研究方法，汉学重训诂，宋学中阐释。学术之因时代而变，皆因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
         所谓新问题，为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对传统思想意识、文化形态与历史史实之认知。今日中国，卓然自立，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之源远流长，已为世界所认同，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特质，亦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然由于近两百年来，中国贫弱，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之成立，并非全面吸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语言、文学等知识经验而创立，以西方理论学说观照中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非能尽善，而多有隔阂。此与自然科学不同也。今日学术全球化，一则注重理论体系的普遍适用性，原本以欧洲、美洲经验建设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亟需吸纳中国之政治形态、经济经验、文化模式，方可完善。二则中国传统学术，自有逻辑系统与语汇体系，若历史之“礼”、“乐”典制、若哲学之“道”、“性”观念，若文学之“意”、“韵”说法、若艺术之“味”、“趣”追求等，须做系统梳理，非西方语汇所可概括者也。我等既要借鉴西方方法，更要立足自身传统，形成中国学术之现代表述体系。欲达此目的，一要深入研究，必须熟读历代典籍，才能自成见解；二须形成自有理论话语，才能表述清楚。故今日之学者，当立足传统文化，内窥前代家业，明了中华文明之流变及特质，传世典籍及档案，各地方言及文化。或各自前行，异途同归；或提纲挈领，理清头绪，方能以馈赠之姿态，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参与到全球化理论体系的重新建构中。此当前学者之使命，亦为今代学者所必须解决之新问题。
      所谓新材料，为一个时代所新见之考古发掘、档案资料。新材料一为前世所未见，如敦煌遗书、甲骨金文、出土简帛等，一旦出土，常能补缺前代史实，而成新学问。今之出土简、帛、木牍、墓志、钟铭，其所载文字皆可以补充以往典籍记载之不足，以为研究之参考者。衍而广之，则考古所见之遗址、墓葬，出土之器皿、图画，虽无文字，多摹乃时之形制、风俗，亦可窥习以往故事，对应文字记载，则能发明部分未详之事实。典籍之流传，愈传愈少，而考古材料，则愈来愈多，故未来之学术，必以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二为前代所未能重视之材料，如家谱、档案、民谣、民俗等，此类材料可比照文献，有所广益，一旦为学术界所认可，多成一代风气，若谱牒研究、民俗研究等。故今日之研究，须时时留意新材料，以求补充传统文献之缺漏。此乃新材料之优势也，新入门者需充分注意。
   新材料之弊端，新入门者亦需明白。一则新材料之出土，多零散分布，且损益严重，所同于传世典籍者众，迥异于传世典籍者寡。所不同者，或为前世未见，或为记载有出入。前世未见者，多可补充学术之流变，明晰学术之变迁。记载有出入者，则须谨慎：一代学术，必有主次之流，必有成说与否，若传世典籍皆云如何，偶见一记载言之不同，若无充分证据，则须循从旧说。传统说法即便引申，亦影响深远，为此后学者之共识，因而于可左可右之见，须顺从成说为稳妥。而某些谱牒，列历代名人为祖，以盛化家族，且其纪事，常多溢美处，用之需剔虚妄。故运用新材料，必须谨慎，若一味求新求异，则易长浮躁之心，久之则易轻薄。此为新入门者须明白者。
        所言新方法，需先明训诂、校勘、编年、注疏等传统方法，此为新方法之根基。二十世纪新方法众多，如比较、统计、归纳等，而最有影响者则为“以诗证史”与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如陈寅恪笺证元白诗，撰柳如是别传，已经纯熟。今日仍可以赋证史、以词证史、文史互证，以为拓展。以考古资料考订史实，晋之荀勖、杜预，北朝颜之推宋之黄伯思，明之方以智，清之顾炎武、王夫之、庄祖述、刘心源、孙诒让、王筠皆有创见，阮元以汉唐石碑校订群经，取舍讹误，至王国维而大成，其出入文史，而成规模，为二重证据法。今可验之以出土之器皿、建筑等，为三重证据，乃是拓展。
     国学研究运用材料，一要还原，传世史料，或有差异，此须辨作者行文之藻饰，以察其虚实；勘于新订志传杂史，以证其详略；校简帛金石之发现，以求其真伪，剖其虚构，去其夸饰，以还原所记材料之原始形态。二要审察，凡用一段材料，先作铺排，数见者则采用；再与史料记载相对应，两合者则引用。三要验证于新出土之考古资料，若寝陵、都城、乘舆、服饰及名物等制度，需借鉴考古发掘，相应者方可确定。四要比较，一种现象，前后必有相似之性质，必有变迁之痕迹，若能循其脉络，则巨牛可解。
     若须提供必要途径，则须从读原著入手。古之学者，先以诵经，待其成年，早熟识三五经传，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版本、目录等渐次熟识，后循门而入，乃窥其大。今日之国学，非仅为儒学，乃囊括史学、哲学、语言、文学、思想、艺术等中国传统学术之总括，故入门者不必奉儒经为圭臬，而可因兴趣而择之。善思考者可读诸子，喜渊博者可读类书，欲明历代制度者可读“三通”，欲赏古人趣事者可读诗话、笔记等。凡能取三五典籍深入阅读，必有心得，或见他人所论之偏颇，或见今人之注释有误，如能以古汉语、古文献知识考证辨析一两处，则可入其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