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周颂伦教授）：亚洲文明院经过一年左右的筹备已经开始为研究预修班开课了。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国家培养新型的学术人才，不管是做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国学，还是文学，我们都要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发表有独创性的看法，我们追求的是纯粹的学问精神。今天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报告，说明大家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今天就由亚洲文明研究院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赵轶峰教授来为大家做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的报告。（掌声） 

   报告人（赵轶峰教授）：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同学来听这个报告。这个系列报告的名字，大家都看到了，叫做“日知论坛”。起这个名字有两重主要用意加一重次要的用意：第一重意思，为了追慕我们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最初的创建者之一林志纯先生，也就是日知先生，他是我们一直景仰并且受其恩泽的一位前辈。建国以后，林先生和其他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那以后，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才真正成体系地发展起来。林先生在他年事较高以后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了历史文化学院，建立了“日知书屋”，供大家来阅读。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所以用日知先生的名字做这个论坛称谓，以示我们不忘前贤的心思。说到这里，我想应该向日知先生致敬，祝他健康长寿。（掌声）

 第二重意思是，顾炎武先生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日知录》，这本著作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世，岂不两失之乎？”明朝铸钱有很多复杂的现象，我曾对此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明中期后私铸钱很多，粗制滥造，其中做得最脆弱的像树叶一样。人们用前代的旧钱或本朝官铸的质量较好的钱加上铅锡之类改铸成薄钱。顾炎武所说的“传世之宝”中的“宝”指的是品质好的制钱。古钱被今人改铸之后，旧钱少了，新钱恶劣，结果新旧两失。顾炎武写这个序的时候又兼回答了朋友的一个问题：“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一年苦读，只成十余条的心得，《日知录》的传世，却也正在于此。现在提起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的话，是表示我们研究的一个旨趣：要采铜于山，不改铸旧钱。如果太随时潮，难免就会沾染流弊。现在的技术又实非顾炎武那个时候可比。网络技术给我们以便利，但也普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一些成名的学者也不能免俗。钱造出来了，却是改铸的。前不久去澳门参加一个关于世界文明的会议，我读博士时候的导师Evans教授在会上说了一段话，是针对另一个学者的所谓新说的。我的老师说：实际上现在人们自己标榜的一些所谓新说在二三十年前就被人提出来了，奇怪的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旧说又变成了新说。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多年前提出的一些看法不知不觉地在某些人的著述中成了新说。这种袭剿旧说以为新论的事情我们是不要做的，我们希望亚洲文明研究院培养的学生也是不做的。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原序中讲：“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词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深浅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所以治学不能单靠文词上的工夫，不能发没有根基的空论。我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觉得时弊已深。我们建立这个“日知论坛”，是要和大家共勉，学习日知先生那种博大和纯粹，学习顾炎武先生那种严谨，希望它能成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个传统。

 比较次要一点的那层用意是，今日之学术并非一人面壁可以成就的，不能靠佛家禅宗那种顿悟来实现，而是需要下切实行动的功夫，要读书、思考、交流，要反复切磋然后达到融会贯通，融通而后才能有独创。这个论坛就是要造成一个环境、一个园地，让大家来经常地讨究学问。

 这是关于“日知论坛”旨趣的简要说明，希望与大家一起共勉。 

 下面我就来讲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的概况，以及有关的评论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年10月15、16日，《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在天津召开“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以及天津地区的代表约30人在两天时间中就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全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5个部分：1，历史观与历史研究；2，中国历史分期问题；3，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变革；4，传统中国思想的若干问题；5，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这些话题，并没有覆盖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问题，会议也没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问题”做出界定，而是由与会者自由选题来发言。所以，学者们的发言与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的相关性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会议也没有试图就所涉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做出定论。所以，这次会议的主要意义是交流。对我来说，它展示了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一些受到关注的学者们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取向。 

   1，  历史观与历史研究。

 第一个发言的是《历史研究》的副主编王和先生。他讲的是“唯物史观是发展的理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唯物史观是发展的理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道理。中国的历史研究与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是不对应的。因为，尽管中国学者在各个实证的领域一直取得进展，有很多是重大的进展，但中国人在国际史坛上的声音仍然极其微弱。我们提不出大问题，总在取用西方学者的概念，搬用他们的话语，借鉴他们的方法，常常是在为西方学者的声音做出微弱的回响。所以，我们的唯物史观要与时俱进。王和先生认为，我们需要对历史规律、偶然与必然、社会形态、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历史发展进程等问题重新加以探讨。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第二，如何从中国历史研究中提炼自己的理论。他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已经形成，中国学者在话语权这个角度是在亦步亦趋地追随学习西方，其中受益不少，但这毕竟不是一个了结。中国人应该能够发出自己的强音。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有独特性，任何单纯的西方理论都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如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统一体问题，只能靠中国学者来解释。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就此评论说：1，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学的专门理论；2，唯物史观不是直接用于历史研究的话语、概念体系；3，不能把所有具体的研究简单地归结为是唯物主义的或者是唯心主义的；4，把高深的哲学大众化就无法进行学术对话；5，历史哲学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这五点的大致意思应该是说，唯物史观是个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是高深的学问，是一种信仰层面的体系，这种体系不是具体的工作方法，所以不要把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拿来衡量一遍，也不宜把哲学层面的词语直接用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中去。历史哲学的问题是国际化的，全人类的，在历史哲学的层面没有必要去追求民族化。

 长期在美国加州大学执教的陈启云教授讲了“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西方学术理念”，介绍了历史主义、年鉴学派、文化和人类文化学、价值理念与理想等西方学术概念与思潮。

 接下来陈春声谈了“‘文化史观’与文化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史观”是中国现代史学回顾中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从来没有用过“文化史观”这个词，所以用“文化史观”来评定别人的史学，最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事实上，被归结为“文化史观”论的那些学者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文化史观”，毋宁说是“文化解释”。这种文化解释是有意义的，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主流走科学主义的路子，历史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在这种演进的路程上，历史学中的人文性质越来越淡化，因此忽略了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人的精神和各种文化中的差异。取“文化解释”这一角度来进行历史研究，就是要注重各种文化的独特精神，并尽量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确认各个文化的位置。与科学主义所提倡的经验实证不同，文化解释过程主要是体验和理解性质的。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题为“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发言，回顾了该问题研究的历史，主张劳动是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

 来自香港的学者邹重华先生对此评论说，香港的学者并不研究这样的问题，而其历史研究仍有大的成绩。所以这类问题对于历史研究实际的具体意义如何是应该重新思考的。王和则评论说：考虑历史发展动力时是否需要考虑不同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动力的差异，而且，动力论的研究也要关照到对历史上的倒退现象如何解释。

 以色列学者尤锐发言题为“矛盾中的历史延续性：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辩证法”。他认为，中国大陆历史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具有延续性的说法缺乏实证意义上的证据，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人的自主选择性。他集中讨论了“大一统”问题，认为这种观念不像一般学者认为的那样起源很早，春秋末以后才开始形成大一统的思想。

 其他学者对尤锐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史实方面的质疑。不过，尤锐的发言还是提醒我们去思索，有时我们认为古今一以贯之的某些东西其实是变动的，其最初的发源常常是被前溯了，很少是被后溯了。

 2，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的发言重申他5年前发表的用上古、中古、近古等中心概念标识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概念的大好处是它们是中性的，没有社会性质的内涵。他具体谈论了唐宋变革问题，认为汉唐为中古，宋以后为近古。

 厦门大学的陈明光教授在评论中指出，这是回避了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而又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学说的处理法。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本人，则评论说：五种生产方式依次递进的模式作为社会形态理论不需要回避，那是斯大林提出的说法，与马克思的方法论和模式表述方式都不同，中国学者在80年代就已经将这个问题考察清楚了。赞成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做彻底的再思考，但是觉得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过于普遍适用，因而缺乏内涵。

 赵轶峰的发言，“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分期”，提出：做历史分期时要先思考一下历史分期本身的性质。历史分期包括事实性分期和理论性分期。历史学家主要做的应该是理论性分期，这是历史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框架和视野下对历史阶段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解释性的和编纂学性质的。中国古史分期争论多年而莫衷一是，原因之一就是在方法论上没有讨究历史分期的含义，没有注意到两种分期的差别。事实性分期有较明确的标志，历史学的分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与解释的取向以及编纂学的目的。历史学分期只要符合事实和逻辑就有提出的理由，因而可以是多种并存的，并不一定非要归于一说。

 张国刚就赵轶峰的发言评论说：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是可以脱钩的，我们过去分期的方式是演绎式的，现在则是归纳式的。

 湖北大学葛金芳教授提交的“同质社会论”长文提出：中国先秦至明清的历史可以按经济形态划分为4种前后相续的同质社会。1，先秦族群社会；2，汉唐吏民社会；3，宋明租佃社会；4，辽金元西夏带游牧文明色彩的社会。他按照“同质”的尺度来做社会的类型区分，在方法论意义上看有些新意。同时，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普适的规律，因而是就中国具体历史经验提出的一种解释。 

    3，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变革

 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的“谈谈‘唐宋变革期’问题”介绍了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唐宋变革期”说法的由来及其启发意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评论说，应该探讨究竟如何对待唐宋变革期说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讲清是要直接应战，还是接过这个话题往下说。

 西北大学陈峰教授的“中国古代士人地位的转变”，以唐宋变革期说为基础，讨论了唐宋时期士人地位发生的变化，认为唐末武人政治使得士人在百年间地位下降，宋朝恢复士人主导地位，但士人也完全服从了皇权。

 吉林大学和《史学集刊》的程妮娜教授在题为“10—13世纪中华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分析了北方少数民族王朝民族意识强化、多制度并存的地方行政建制与中华多元一体国家结构的关系问题。

 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在唐宋变革说的观念基础上提出，宋代人口流动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并认为这种流动改变了社会结构，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并使社会矛盾更为复杂。

 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的“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认为，元及明初存在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其中包括南北经济反差加大、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新格局、推行纸钞、官工业和海外贸易规模扩张、全民服役、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实行更直接的边疆治理政策、形成文化多元复合建构，以及儒家学说边缘化等。所以元及明初中国出现了“变态发展”。

 陈春声教授则评论说：用不同的时间尺度去看，就会看到不同的变动。

 刘志伟“白银流通与明代社会转型”认为：明中叶以后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进入中国，并大量进入财政领域，导致一条鞭法，改变了政府运作模式，商业繁荣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运作的货币化派生出来的。所以，要研究随着国家财政的货币化而发生的政府运作模式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国家转型问题。

 南炳文教授在“明清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终结及其教训”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徘徊，到明朝中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充分发展，由于外国的侵略而被打乱的过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过程中包含许多历史的教训。

 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命题给研究明清农业经济史的学者造成了无法逾越的困难。根据唯物史观，经济水平决定社会进步，但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又要证明资本主义萌芽，造成理论与史实脱节。因此需要对明清农业生产力水平有客观的基本估计。 

   4，  传统中国思想的若干问题

 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的“经学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主要讲了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过限制皇权、包含民本思想、维护统一、包含革命与改良观念、构成制度建设基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应只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待经学。 

   5，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南开大学常建华的“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分析了农村公社论、宗法封建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等旧的宗族研究理论说，并对近年学者采用的一些新的方法、理论与视角做了介绍和分析。这些新的理论包括宗族民众化论、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说、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三化说（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共有化）等。这些新的理论不强调宗族与社会的固定特征，而是看重变化，把阶级分析转变为士绅与民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把宗族制度与经济的对立转换为两者的一致性探讨，把利用宗法思想的问题转换为意识形态本身发生变化的问题，把基层社会被动接受宗族制转换为探讨基层社会在这方面的能动性的探讨。他认为，近年以来，学术界在把新的宗族形态作为社会转型或者政体转型问题来处理的。他的这个发言的确体现出了近年宗族研究方法论与过去的不同。

 除了以上发言与评论以外，会议中的其他发言尚有：北京大学张希清“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南开大学王利华“关于生态环境在古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问题”；厦门大学陈明光“汉代的‘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兰州大学王希隆“清代伊斯兰教与西部社会”；北京大学邓小楠“关于中国古代的‘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例”（主要讨论国家政治中的信息流通）；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王安石变法与北宋士大夫的隆兴”；武汉大学杨果“宋代历史演进中的文武关系”；武汉大学张建民“贫富关系与保富救荒”；南开大学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南开大学余新中“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立足近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思考”；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邹重华“香港的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南开大学张荣明“让材料说话还是让理论说话”；南开大学张分田“关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几个主要特点”等。

 以上是两天会议中提出的主要议题和有关的看法。我先说这么多，稍后结合同学们的问题来对大家关心的要点进行解释。（掌声） 

   学生提问 ：你怎样看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性的文明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能站住脚吗？

   赵轶峰教授 ：如果我们不过分咬文嚼字的话，我认为这个说法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所说的四大文明中，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后来基本上都中断了。这种所谓中断是指建立该文明的人类群体丧失了政权，并且，原文明的主导特征也消失，由另外的人类群体移居到那些地方，没有明显继承先前的文明传统，而是逐渐形成基本特征与前有重大差异的另一种文明。不过我们不能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说到就是一成不变的程度，只是说其继承性相当的强。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华夏文明形成以后的文明演进历程中前后继承的线索。无论是和印度哈拉巴文明还是和古巴比伦、埃及古王朝时代的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特征都可以凸显出来。但我们不要把这种继承性说成是完全同质的。 

   学生提问 ：文化解释强调体验，而实证方法强调史料的功夫。请问文化解释中体验的来源是什么呢？

   赵轶峰教授 ：文化解释是一种研究的角度或者方法。做文化上解释的根据仍然是材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你要搜集到这些信息供你去解释。不能解释“无”，要解释某种“有”。所以还是要有史料，所以文化解释一点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文献的、考古的，地上的、地下的材料。当然文化解释需要把握比一般实证研究更精细的思想方法。 

   学生提问 ：明清五六百年中，文人地位很高，基本上是文人把持政纲，为什么？

   赵轶峰教授 ：你所用的基本事实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明朝前期重武臣，中期以后重文轻武，不是明朝一建立，文臣地位就高得很。朱元璋时代功臣的地位很高，尤其是淮西军事集团，文臣常常是被摧折着用的。文臣地位逐步发展，中间包括建文帝、仁宗都有提高文臣地位的趋向，内阁确立后更逐步向这一方面演化。清朝也要两看。文臣比武臣到底高多少？最初有诸王议政的制度，这些人都是带贵族色彩的武臣。这里也有一些通理，一般建国时武臣地位较高，以后，“天下只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文臣的地位就会提升，这是自然的逻辑过程。但是刚才提到的一篇论文里也讲到，唐宋之际显然有另一种变化，唐后期武臣地位很高。其实，唐前期文臣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那时有士族制度，一般的士大夫地位是在游离中的。宋以后，充分意义上的士大夫文人地位才越来越巩固，这个传统影响到了明清。文武轻重的问题事实上比我现在所说的还要更复杂一些。 

   学生提问 ：历史研究中，除唯物史观外还有什么史观？我们要不要摆脱唯物史观，应该怎么做？

   赵轶峰教授 ：唯物史观以外被引用到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观不计其数，实际上是人们提出几种历史观就会有几种历史观影响到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常常要了解哲学界提出的各种思想。历史研究者的职业素养使他们不是最擅长研究最抽象层次的观念的，他们有时需要借鉴。任何能叫做历史观的东西可能都曾影响到历史研究。后一个问题不应是这样提法，并不是我们要摆脱唯物史观才能有发展。但我主张重新思考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呢？这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被我们在常识意义上看做唯物史观的一些概念、思想、理论、说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而是后来的人增加进去的。这一过程其实很清楚。建国初期，我们把苏联流行的经过苏联的一些人改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系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其实我们观念里被叫做唯物史观的某些东西跟马克思一点不搭界，有相当一部分是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真正将唯物史观阐述得值得信仰的是马克思本人，恩格斯在其次，列宁的说法则要多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就多得很了。我们过去习惯上把他们混淆到一起，误解就来了。唯物史观是高深的学问，学得好，极有好处，学得不好，问题也极大。王阳明的心学，在他那里，足以治国、安抚一方、足以立身。他的学生学不到好处，就成了束书不读、空谈性命，造出种种时弊来。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亲自读原著，读得多了，有了自己的心得，然后可以言唯物史观如何。 

   学生提问 ： 怎样看唐宋变革说？明朝比宋朝农业水平低吗？

   赵轶峰教授 ：明朝至少东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比宋时高。看生产力水平要从生产总量和人均生产价值水平等多种经济学尺度来看。明代的农业生产总起来说还是比前代有些提高。不过，黄宗智对这种提高另有说法，叫做“内卷”的理论，说明代只有量的增长，有单位产量的提高，没有人均生产水平上的进步，所以叫“没有发展的增长”。明代有增长是肯定的。但仍没有达到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变成为一种近代经济结构的水平。我不是研究唐宋史的，所以不能对唐宋变革期理论提出很有把握的看法。但是我在这次会议中就提出，我对这个理论觉得是不得要领。因为无世无变革，无代无变革。唐宋时期毫无疑问有变革，但何以这种变革重要到了构成划分中国历史段落尺度的程度？这还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用宋元之间、元明之间、甚至是明清之间，都有大的变革，相比之下，更甚于唐宋之间的变化。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宋元变革说、元明变革说、明清变革说？ 

   学生提问 ：我们很多同学将来想要做学问，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给我们提一点建议。 

   赵轶峰教授：面对这样的问题，觉得有无数的话想说，却有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建议总是要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就说不好。如果简单回答，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学生还是要从一本一本地读书做起，扎扎实实地读书，不要过早地形成一些成见。我觉得有一些同学，才能高、好学，但是过早地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看法。我们当年曾经被一些固化的思路束缚了很久，后来经过很苦恼的追索才豁然开朗。一个学者的思想永远要保持弹性，然后才能吸附进新的东西来。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体系，尽量使自己的思想中容纳一些彼此有矛盾的东西。让它们先存在着，不要追求像学数学一样，把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把答案当作牢不可破的基础来解决后面的问题。一环一环地套起来，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些环不是钢铁的，是塑料的，一受热就变形。另外，不要崇拜时潮中最活跃的人，不管他是谁。真学者是不会去弄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