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的实证考察方面，与会学者回顾了以往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对基督宗教在这一地区传播的历史做了考察，对日伪统治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了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高乐才与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合作的《百余年来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回顾百余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研究情况。文章指出，1949年以前的成果多是资料整理性的，20世纪后半期进入专题研究，近10年来学者们在教会的医疗、教育事业和反教会斗争等方面，以及综合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大连民族学院黑龙的《近三十年来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对近30年中国与海外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和文献资料出版状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两篇文章都认为，未来的研究既需要挖掘、利用更多的中西文史料，亦需注意在东北社会史视野下，考查基督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加深专题研究。

关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时间、途径、教派、适应或变异方式，东北师范大学闫瑞的《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禁教案分析》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目前所见之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的首次禁教案。文章认为，此时奉天府天主堂与教民均数量微小，散于各地，且多有隐藏。文章判断，天主教最早进入奉天府的时间当是康熙三年大批钦天监官员及其家眷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时候。鞍山师范学院张士尊的《从牛庄“还堂案”看基督教传入东北》一文，详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牛庄城强行要求归还“教会财产”所导致的教案。当时地方官员、驻军、北洋通政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及法国总领事等无不牵涉其中，最终以中国政府妥协以满足法国传教士的无理要求而告终。香港大学李纪的《视野、角度、材料与方法：以十九世纪东北天主教研究为例》报告，通过整理和解读巴黎外方传教会满洲教区法文材料，展示了天主教在东北地方社会的早期发展过程。报告指出，十九世纪到达东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并不认同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他们致力于建立一套严格有序的教会制度，刻意强调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的严谨，以地方天主教移民家庭为中心建立天主教村落，广泛建立要理学房与天主教学校，关注女信徒，这些举措与许多天主教村落延续至今有一定关联。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初探》一文，关注清末民初传教士在东北地区创办教会医院并开办医学教育的情况，认为这些举措都与基督教传教目的有关，同时有利于赢得地方官绅和民众的认可，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周喜峰的《基督教在近代黑龙江地区的传播》一文，利用地方志资料，介绍了清末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基督教各派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状况，由最初的小规模、单一方法传教，发展至以哈尔滨为中心、用治病办学方式传教，再至不同宗派培养中国本土教职人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刘春子的《天主教东蒙古教区初探》一文，梳理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前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在蒙古东部开展教务的史实，并考察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后所辖地域的变化与教务发展状况。山东大学狄德满以“中国天主教会管辖区简史”为题，介绍了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教区的历史过程，辨析了“教区”、“宗座代牧区”、“自治区”、“宗座监牧区”等概念的不同，并重点介绍了1838年满洲宗座代牧区成立至1946年盛京成为总主教区期间，中国东北地区的教区划分状况。

 关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期伪满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控制，以及教会与教会学校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反应举措，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太平洋爆发后伪满对基督教的控制》一文，利用日伪官方文档及教会资料，展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以日本教会人士为骨干推动满洲基督教会对东北教会进行整合，使之与日本国内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行为相配合的史实。文章将日伪在东北地区的宗教政策与其在其他沦陷区的政策进行对比，认为沦陷区的宗教组织幕后均有“日本军方操纵的黑手”，都被迫成为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山东大学陈静的《近代东北基督教教育研究——以日方调查资料为中心》一文，整理了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20世纪20—40年代三次调查东北教会学校所留下的报告。文章指出，这三次调查是日本为了权衡教会学校所牵扯的各项利害关系以制定应对政策、服务于侵华目的而进行的，故较多关注教会学校产生的世俗影响、所隶属的传教差会及国家的状况。北京大学张德明的《国难下的十字架：教会学校与东北九一八事变——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利用当时的各类报刊资料，介绍“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师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对以往认为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师生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观点提出质疑。

 此外，上海大学舒健的《东北与近代朝鲜的基督教传入》一文，梳理了燕行使中有人自行将天主教引入朝鲜半岛的史实，并指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基督教传教朝鲜半岛的重要枢纽地带，传教士在中朝边境的活动有效地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河南大学柳岳武的《晚清蒙部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一文，利用官方档案史料，梳理了光绪年间山西靖安县与内蒙古西南部交界处的宁条梁所爆发的教案及教案处理的史实，指出清廷在西方各国压力下，自行破坏对蒙部牧地不准买卖的禁令，又命令蒙部废除对西方宗教的禁令，支配蒙部与教会签订议赔条约和保护教堂的条规，使得蒙部与清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河北师范大学李晓晨的《近代中国天主教徒皈依动机研究——以直隶乡村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借助具体案例将直隶乡村教徒的皈依动机归为8种类型，并指出，近代直隶乡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条件下，以宗教信仰为生活目的的纯宗教式皈依在教徒中并不占多数，准宗教式和世俗式皈依是其皈依的主要形式。

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与拓展

 参会论文展现出拓展的多元化、综合性运用资料的取向。多位学者在研究中利用了官方档案、国内地方志、伪满时期调查资料、海外教会档案等多种资料。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运用了图像资料、教会报刊资料、人类学调查报告等资料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对一些文献的不同版本之史料价值进行分析。

 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与会学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儒教是否为宗教以及具有何等意义上的宗教性，以及西方人关于中国本土信仰的“宗教性”判断对其对华传教方略的影响问题。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Paul A. Rule的《对儒学与基督宗教的再思考》（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Revisited）指出，儒教与基督宗教都是多元的，晚明到现在，有过不同的论题与解读。儒教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传教士如何看待对华传教方略有很大关系。想要融合儒教与天主教的人将儒学误读为单纯的哲学，把儒家礼仪看做没有宗教含义的社会仪式；后来的传教者强调儒教具有宗教性，却又对其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差异有所夸大。文章主张弱化对儒教是否为宗教的抽象判断，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层面理解宗教关系。Paul还指出，儒教因其具有“超验”的思想而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种宗教，但它是不狂热的、理性的“准宗教”或“低温宗教”（low temperature religion），主要在道德意义上暗含宗教式的承诺。东北师范大学李媛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对道教信仰的认知》一文，关注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文章指出，由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等原因，明末清初在华的数千名传教士中，只有少数人对道教的教义和经典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传教士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排佛、斥老、抑儒”的方针，其对道教的斥责多在于认为它是明显的“偶像崇拜”，具有浓重的迷信和巫术色彩。

 二是如何扩展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问题。复旦大学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的报告，运用大量明清天主教汉语文献与西文文献指出，需要将“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从历史学领域扩展到宗教学领域，“中国礼仪之争”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或一种文化模式，应当关注其中的宗教取向与个人的信仰问题。文章提议关注耶稣会士内部龙华民等人与利玛窦等人不同的意见，并强调方济各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非耶稣会团史料的重要性，多侧面地考察“中国礼仪之争”与“明清天主教史”。肇庆学院赵克生的《明清时期天主教中国教区的“祭礼之争”：一种礼仪视角的考察》一文，从礼学和明清中国祭祀文化生态两方面来剖析祭礼之争。文章关注天主教内部在“天主教本位主义”的“底色”下衡量中国文化优劣的做法，指出，利玛窦以及支持中国礼仪的继承者采用了掩饰性的技巧，传给欧洲许多不真实的关于中国礼仪的知识，其反对者经调查从社会现状出发所做出的中国祭礼违反天主教教义的判断则比较符合实际。

 三是如何把握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前述张士尊、徐炳三、张德明等人的研究，都生动展现出，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利益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抽象地单独存在，因而相关的研究必须置于具体历史和社会实况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