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以后，东欧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农业经济的进步使这1地区在整个欧洲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13世纪前后，东亚蒙古人的入侵、西欧封建势力的东扩,以及14--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等外部冲击，使东欧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分裂割据与蒙古的征服】 11世纪中叶，基辅罗斯开始陷入兄弟阋墙、内讧残杀、兵祸不断、民不聊生的混乱之中，分裂割据的局面延续了300多年。11世纪中叶，东方游牧民族突厥人的一支波洛伏齐人开始入侵南俄草原。1061-1210年间，波洛伏齐人进犯罗斯达50余次，大大加剧了基辅罗斯国家的混乱和罗斯人民的痛苦。11、12世纪之交，在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大公时代，罗斯诸国曾一度遏制了波洛伏齐人的侵扰。然而好景不长，外患频仍，内乱依旧。 1223年，蒙古成吉思汗在征服花刺子模、击溃波洛伏齐人的抗击之后，率数万铁骑逼近罗斯南部，给罗斯军队以重创。1237年，蒙军攻入罗斯东北，先陷里亚赞公国，而后势如破竹，连克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特维尔和莫斯科等公国。1240年12月6日，蒙军占领基辅。1241年，蒙军又兵分两路攻入波兰和匈牙利。其中1支在利格尼兹战役大胜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但在攻打捷克时失利。另1支主力攻陷佩斯等城，横扫匈牙利，并直逼奥地利维也纳城下，连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也遭到蒙古骑兵的侵袭。1243年，蒙古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莱建立了金帐汗国。蒙古的西征给包括基辅罗斯在内的东欧各国以猛烈冲击。

【西方欧洲封建主的入侵】 就在遭受东方帝国蹂躏的同时，罗斯西北烽烟又起。1240年，早已垂诞罗斯西北芬兰湾一带的瑞典封建主，在毕尔格公爵率领下，以传布“真正基督教”为名在涅瓦河登陆，攻入罗斯。同年，由德意志两大封建宗教武装团体圣剑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合并而成的立沃尼亚骑士团占领了罗斯商业重镇罗斯科夫，并继续向东推进。罗斯人民奋起反抗，在这场斗争中，诺夫哥罗德公国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率领民众集中力量抵御瑞典入侵者。7月，他在涅瓦河口大胜瑞典军队，被人民称誉为“涅夫斯基”。而后，在各地援军支持下，亚历山大乘胜收复了普斯科夫，1242年4月，他率军与立沃尼亚骑士团在封冻的楚德湖上进行决战，再获大捷，将德国人逐出罗斯土地。但西方战线的胜利并未使罗斯免遭东方金帐汗国的统治。

【蒙古人的统治】 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结束之后，金帐汗国建立了对罗斯的统治体制，即利用罗斯王公来压榨和控制罗斯人民。13世纪后半叶，蒙古贵族试图以“八思哈”（突厥语，镇守官之意）制度模式，直接控制罗斯人民，即在镇守官之下逐级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构成1个负责征缴税赋、监管民众的严密组织。但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遭到罗斯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金帐汗遂废弃八思哈制，仍以罗斯王公作为统治工具。在驾驭、控制罗期王公方面，蒙古贵族得心应手，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技巧。金帐汗以册封所谓的“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为诱洱，挑拨罗斯王公相互争斗，从而达到分化反蒙力量、监控罗斯政局、榨取罗斯财富的多重目的。

【钱袋伊凡与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在罗斯诸国王公倾轧、争斗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悄然崛起。13世纪，莫斯科渐露头角，取得王公头衔，开始活跃在罗斯政治舞台上。莫斯科公伊凡一世（1325-1340年）略高一筹。1327年，他自告奋勇，在1年之内先后两次镇压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反蒙暴动，深得金帐汗欢心。1328年，受宠于金帐汗的伊凡终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头衔争到了自已头上。 伊凡一世充分运用“大公”名衔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凭借替金帐汗向罗斯人征赋税的特权，大肆敛收民财，并把所得财富作为1种特殊手段，上贿蒙古王公，以邀宠信，下买人心，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因贪婪无度，伊凡一世被时人称为“伊凡?卡里达”（卡里达意为钱袋）。伊凡还大力扩展领地，增强国力。他把隶属于“大公”名下的弗拉基米尔、佩雷雅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尼什哥罗德、戈罗杰茨等地纳入莫斯科公国版图，又以兼并、购买等方式取得马格利奇、加里奇和白湖等地。他还通过种种手段，动员罗斯大主教彼得，把主教驻节地由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从而使莫斯科具备了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这两大优势。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

【摆脱蒙古人的斗争】 莫斯科公国的发展与强大，引起金帐汗国的警觉。1341年，金帐汗国把隶属于大公名下的尼什哥罗德和戈罗杰茨收回，与苏兹达尔合并，另立1个公国。1359年，金帐汗国又把大公名衔转封给苏兹达尔公。莫斯科公底米德里在大主教阿列克赛的支持下，动用大量教会财产，重金贿买新上台的缪里德汗，又把大公名衔夺回。此后，金帐汗国内乱，实力骤减。底米德里大公乘机以联姻和战争方式，大肆兼并罗斯东北的小公国，甚至开始夺占蒙古人的领地。1378年，金帐汗国的马麦汗在暂时平息内乱后，便派王公别吉乞率军讨伐莫斯科，不料为底米德里大败。莫斯科赢得了首次反蒙战争的胜利。1380年，金帐汗国与立陶宛联盟，议定从东西两面夹击莫斯科。马麦汗亲率蒙军5、6万，进逼顿河。底米德里审时度势，决定先集中兵力与蒙军决战。9月6日，双方在顿河西岸里科沃平原展开厮杀，蒙军惨败，马麦汗只身逃走。库里克沃战役对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战役的胜利，底米德里被人民誉为“顿斯科伊”（意即顿河英雄）。但1382年，蒙古军队偷袭莫斯科，底米德里粹不及防，被打败，不得不再次臣服干金帐汗。此后蒙古统治日趋松驰，罗斯人民已经看到独立的曙光。

【伊凡三世与莫斯科公国的独立】 从15世纪始，由于经济发展，地区联系加强，以及反抗外族斗争的需要，罗斯各公国逐渐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了1个统一的国家。这1进程在15世纪下半叶进入高潮，16世纪上半叶基本完成。 1462-1505年，底米德里之孙伊凡三世在位。他不惜一切手段来加强莫斯科的地位。他首先把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特维尔公国作为主要敌人，采取军事进攻和外交计谋并举的两手策略，终于在1478年和1485年先后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其他小国也陆续被并入莫斯科版图。与此同时，伊凡三世也在不断地谋求最后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他与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克里米亚汗国结盟，而金帐汗国则同位于罗斯西方的立陶宛国王相约，联合进兵莫斯科。伊凡三世一面顽强抵御，一面策动盟友克里米亚汗分兵进击波兰和金帐汗国的后方。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伊凡三世却突然丧失取胜的信心，逃离前线。在受到各方责备的压力下，才战战兢兢返回前线。由于克里米亚汗进兵波兰南部，牵制住了波兰立陶宛军队，使金帐汗国的阿合马汗慌忙撤师回防，这样伊凡三世才侥幸不战而胜。罗斯从此摆脱了长达200余年的蒙古统治。 伊凡三世转过身来，集中精力对付波兰立陶宛。他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除巩固与克里米亚汗的盟友关系外，又先后同奥地利、匈牙利、摩尔多瓦结成新友，形成对波兰立陶宛的外交包围，同时不断制造事端，削弱对手实力。最后通过1487年和1500年两次战争，彻底击败了波兰立陶宛，夺得德斯纳河流域的广阔土地。执政33年的伊凡三世为莫斯科的独立与统一奠定了坚实基业。他死后，其子瓦西里三世先后于1510年和1521年把普斯科夫和里西赞并入莫斯科，最终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大业。

【俄罗斯封建体制的变革】 在逐步走向统一、独立的同时，莫斯科国家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这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一是封建土地制度内，传统的世袭领地制逐渐转变为新兴的、以服役为条件的分封采邑制；二是封建主们逐步放弃了以往剥削依附农民的生产组织方式，实行以农奴制劳动为主的生产形式；三是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货币经济、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等新兴君主，已不再依赖封邑王公和波雅尔贵族，转而以新兴贵族---服役贵族作为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这些新人从大公政权领受土地封赐，忠心耿耿为大公效命。此外，莫斯科等重要都市的富商阶层也是支持大公政权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以所拥有的雄厚资财资助大公，而且凭借博见多识及善于理财的能力出任国家官僚，成为新兴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支柱。 统一国家的形成，使莫斯科政权成为全国性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了有效地管理广袤的疆土和繁杂的事务，15世纪晚期，伊凡三世开始着手进行国家机器的建设工作。中央政府组建了负责特定行政事务的“政厅”，每个政厅都由大贵族任主管，辖有人数不等的技术官吏。地方上出现了由大公任命的总督，他们通过下属官吏，把持着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权力。原来那种以亲兵为核心的旧式武装体系亦渐被废止。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直接听命于大公的常备军体制开始形成，成为大公政权的坚强基石。为保障国家和封建阶级利益，1497年伊凡三世组织编制了第一部全俄法典，对司法组织、内容和运行程序都作了规定，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自由作出了种种严格限定。此外，伊凡三世与已亡国的拜占廷公主结婚，以此表明自己是承继古代罗马法统的君主；采用豪华繁复的宫廷礼仪、使用“全俄罗斯君主”的称谓，以及与欧洲、东方诸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来抬高身价，加固君权。这一系列措施表明，莫斯科公国正在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方向迈进。但这1进程尚刚刚开始，旧的传统积弊深厚，距真正的专制帝王统治尚有1段不小的距离。

二、波兰与立陶宛

【早期波兰国家】 自古就居住在东欧平原西部的波兰人，是古斯拉夫人的西支。从6世纪起，波兰人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但其速度甚为缓慢。9世纪中叶前后，古波兰人各部落才开始形成地域性联合，出现一些“部落公国”式的早期国家。其中在小波兰地区的称“维斯拉公国”，不久便为大摩拉维亚所灭；在大波兰地区的称“波兰公国”。10世纪后半叶，波兰公国统一其他各部，形成波兰国家。966年，波兰接受了罗马天主教，这对波兰封建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1世纪之后，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迅速，王公贵族，军事首领，教会僧侣以各种方式兼并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构成封建主阶级。而日渐贫困破败的自由农民则逐步沦为依附农民，同被虏获的战俘一起，成为主要的直接生产者---依附农民。

【波兰封建社会的发展】 12世纪中叶，封建关系的确定和地方势力的强大使波兰进入了封建割据时代。1138年，波兰大公波雅列斯拉夫临终时，虽将大公衔位传给长子，但却将国土分为4份，交由4个儿子分别治理。结果，各诸侯国名义上奉新大公为宗主，实际上却根本不受其节制，成为独霸1方的割据势力。1146年，内讧爆发，新大公被逐，四处流亡，其权位由3个弟弟轮流担任，形同虚设。各地大封建主相继获得特恩权、免税权，拥有各自领地上的行政司法大权。波兰王权的软弱、国家的分裂，为西方德意志人的“东进运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12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大批德国人的迁入对波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部分德国手工业者和农民，应斯拉夫封建主的召募，和平地进入波兰，使波兰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较为先进的生产技艺，有利于波兰经济的发展。而德国封建主的东进，则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抢占斯拉夫人的土地，实行日耳曼化，从而对波兰的独立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一些波兰统治者如马索维亚王公主动把条顿骑士团引进波兰，企图以此来遏制普鲁士人的东侵，实为引狼入室的误国之策。酿成严重的后患。 1320年，王公凯提克经过近20载的艰苦斗争，终于统一了大、小波兰地区，重建波兰统一国家，加冕称王，立都克拉科夫。其子卡西米尔三世在位（1333-1370年）时，王权进一步发展，国内秩序相当稳固，社会经济取得显著进步，地区分工日益明确，因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过境贸易也相当发达，出现了克拉科夫、波兹南、格旦斯克等工商业城市。在对外关系上，卡西米尔三世改善了与捷克的关系，收复了被骑士团占领的库雅维亚等地，并集中力量向南扩张。1340年，波兰出兵西南罗斯，吞并加利支公国，后又与立陶宛一道瓜分了基辅公国。波、立两国之间的接触、联系愈发密切。

【卢布林合并】 立陶宛人也是东欧地区古老民族之一，但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3世纪上半叶，在与入侵的条顿骑士团的斗争中，立陶宛诸部落联盟才逐渐联合，形成国家。因受周边先进文明的影响，立陶宛迅速封建化，社会生产也有较大提高。大公盖迪明（1316-1341年）以维尔纳为都，向东南方扩展，开始侵占罗斯土地。其子奥里格尔德（1345-1377年）先后将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等地并入立陶宛版图，占据了整个第聂波河流域，势力延至黑海，成为波兰与罗斯之间的1大强国。 1370年，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三世去世，身后无嗣，王位由其外甥、匈牙利国王路易兼任。路易死后，其女雅德维佳继位。1385年，波兰权贵与立陶宛国王亚盖洛缔结协议，雅德维佳嫁给亚盖洛，并由亚盖洛出任波兰国王，波、立两国联合。1410年，波、立两国联手在坦能堡战役中大胜条顿骑士团，显示出联合的巨大威力。随着莫斯科公国的不断强大，构成了对波、立两国愈来愈大的威胁。1569年，波兰国会在卢布林会议上宣布：波、立两国正式合并，组成1个国家、成立1个国会、使用1种货币、共戴1个君主；对内波、立各自保持自治，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财税权力；国都由波兰西部迁至东部华沙，以靠近立陶宛。卢布林合并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东欧的封建大国。由于贵族势力强大，合并后的波兰实行贵族共和政体：国王由选举产生；任何当选国王都必须尊重贵族、特别是中小贵族的特权；国王无权逮捕贵族或没收其财产；国王无军权、财权；对外不能宣战媾和；对内任命官员，只能在贵族提出的3个人选中取其一。17世纪中叶以后，波兰国会又确立起“自由否决制”，即国会决议必须一致通过，任何1个代表都有权行使否决权，致使波兰国家机器运转不灵，陷于瘫痪状态。

【封建农奴制的发展】 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讲是波兰贵族、特别是中小贵族实力过于强大的产物。它虽对波兰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但却适应了封建贵族对广大农奴进行残酷剥削的需要。15、16世纪，因受西欧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影响，波兰与其他东欧国家日益变成西欧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者，为了攫取最大利润，波兰封建贵族不断侵占农民土地，扩大庄园规模，强制农民固着在庄园内，以皮鞭逼迫农民劳动。结果，在西欧农奴制已基本解体之际，波兰的农奴制却得到强化。据统计，16世纪初，波兰的农奴占农民人口的比例已达到75%以上，成为1个完全农奴化的国度。广大农奴劳作艰辛、生活悲惨，而封建领主可以任意增加农奴的劳役地租、决定农奴的宗教信仰，拥有对农奴的司法审判权力，甚至只需交付少量偿金，便可任意杀戮农奴。

三、捷克国家与胡司战争

【早期捷克国家】 6世纪左右，属于西斯拉夫人1支的捷克人便聚居在易北河上游流域。7世纪早期，在与多瑙河中游的阿瓦尔人的对抗中，捷克诸部落结成联盟，史称“萨莫公国”，但不久，便自行瓦解。9世纪初，捷克人在易北河上游与多瑙中游一带建立起最早的封建国家---大摩拉维亚王国（830-906年），首任王公为莫伊米尔，立都维列格勒，国土大体包括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斯洛伐克等地。863年，大摩拉维亚从拜占廷接受了东派基督教。拜占廷教士西里尔、美多德兄弟根据希腊字母创制出最早的斯拉夫字母体系，史称“格拉果尔文字”，即古斯拉夫文字，并以斯拉夫语传教布道。870年，大摩拉维亚政权更迭，新王公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迫害拜占廷教士，并于885年将其悉数逐出，罗马天主教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德国籍教士大批涌入，控制了大摩拉维亚教会组织。9世纪末，由于封建内讧，大摩拉维亚国势衰微。895年，波西米亚地区形成捷克国家。906年，大摩拉维亚为匈牙利所灭，捷克逐步形成独立国家。

【封建化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 波列斯拉夫一世时代（935-967年），捷克封建化进程加快，培植起新的封建贵族。教会也因王公贵族的大量馈赠而成为大封建主。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捷克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11世纪后，大量自由农民由于沉重的租税和徭役纷纷破产，依附农民的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农奴化倾向。不断发展起来的封建主阶级，内部分为大小两个阶层，前者是史称“潘”的大贵族集团，后者是中小骑士贵族集团。封建新秩序的确立促进了捷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三圃制的推广、铁犁的普及、耕地的扩大使整个社会的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手工业方面，不仅麻、毛纺织业相当兴隆，而且因境内矿藏丰富，铁、铅、锡、金、银等金属的开采和冶炼也相当发达，尤以白银业驰名全欧。捷克铸造的银币格罗希通行东西欧各地，国内外商贸兴旺，城市繁荣。捷克出产的马牛、皮革、亚麻布等商品大量输往多瑙河流域、匈牙利和威尼斯等地，粮食与白银输往德国和西欧。布拉格、布尔诺和奥洛摩茨等城市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中心。

【德国对捷克的渗透】 中世纪的捷克与德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罗马教会及西欧各封建国家有着密切的往来。9世纪晚期，天主教的传入，使捷克逐步进入了西欧罗马天主教文化圈。此后，德国封建政治势力开始向捷克渗透。108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捷克王公弗拉提斯拉夫二世以捷克国王的称号，捷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1个组成部分。12世纪后，捷克国王又成为帝国7大选侯之一。 与此同时，在垦荒运动推动下，大批德国人也以移民的方式不断涌入捷克境内。13世纪，德国向捷克的移民运动达到高峰。从成分上看，德国移民可分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教士和贵族等类型。当时捷克国王、教会组织和一些封建主常常召募德国移民，目的在于招徕劳动力和吸收先进技艺。这种政策对捷克的荒地开垦、工商业发展、城市兴建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久，移民运动就成为德国教俗封建主控制捷克的1种手段。到14世纪，捷克乡村中有相当1部分土地掌握在德国贵族手中，致使多数捷克农民的份地数量明显减少，许多人被迫成为农奴。捷克的城市基本上被德国城市贵族所把持，广大的捷克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利益得不到维护。据统计1374---1384年间，布拉格城520位富裕市民中，德国人为324人，占总数的62%，而捷克人只有110人，占21%。14世纪后期，捷克的铜、铁产量都有所增加，白银产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年产值竟达10万马克，但重要的矿山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尤其是遍布城乡的基督教会亦被德国籍教士把持着。教会、修道院及各种托钵僧团广占土地，富埒王候，成为捷克境内最大的封建主。如布拉格大主教就拥有900个村庄、14座城市和5座城堡。在捷克广大下层民众生计艰难、中小贵族纷纷破产、落入德国商人债网之时，捷克上层社会在文化和精神上却日趋日耳曼化，政治上更加频繁地介入德意志的内部纠纷，导致捷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捷克人民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有两大特征，一是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与反德国贵族压迫的民族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二是反封建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教会。

【伟大的民族英雄---胡司】 为压制捷克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布拉格大主教区设立了宗教法庭，以清肃异端为名来镇压人民反抗。捷克人民和教会下层教士掀起1场教会改革运动予以回击。15世纪初，捷克的教会改革运动达到高潮，其领导者就是爱国者、宗教改革家约翰·胡司（1369-1415年）。胡司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教授，同时兼任伯利恒教堂神父和捷克王后的解罪神父。由于出身贫寒，胡司对捷克民众的苦痛有深刻的了解，而对教会中德籍教士的奢侈腐化极为憎恨。在伯利恒教堂的讲坛上，胡司多次抨击高级教士的贪婪邪恶，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教会应放弃所有财产；教权应服从王权，教会须服从国家；革除高级教士的特权；废弃奢华的宗教仪式；建立民族的廉俭教会。他的思想与主张深得捷克人民的支持，自然也遭到教会当局的忌恨。1412年，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筹措与那不勒斯王国作战的经费，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券。对教廷这1恶行，胡司甚为愤怒，大声疾呼予以抵制，并公开抨击教皇，斥其为反基督的犹大。布拉格市民起而响应，举行游行抗议。恼羞成怒的布拉格大主教下令革除胡司的一切教职，逼迫他离开布拉格。此后，胡司巡游捷克南部乡村，直接向广大农民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以捷克语讲经祈祷，把圣经译成捷克文。由于深入民间，胡司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从抨击教会腐败发展为揭露社会的不平等。虽然他尚未形成彻底否定封建制度的思想，但他在演讲和说教中增添了许多对贵族残酷剥削的声讨和改善劳苦民众境遇的要求。在民众中，胡司的声望愈来愈高，追随者愈聚愈众，俨然成为捷克民族的化身。 1414年，康士坦茨宗教会议召开。这是罗马教会和西欧各国封建君主力图结束“阿维农之囚”以来罗马教会分裂局面的重要会议。但会议仍将解决胡司异端问题列入议程，并通知胡司赴会受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作出了保障其人身安全的允诺。胡司清楚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可为了捍卫自己的学说，证明真理的伟大和揭露罗马教廷的伪善，他毅然踏上行程。临行前，他立下遗嘱，号召信徒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仰。然而，康士坦茨会议根本不给胡司以申辩的机会，把他逮捕，并投入地牢。1415年7月，宗教会议判处胡司为异端，剥夺教职，交付德皇处置。德皇西斯吉孟背信弃义，于7月6日把胡司活活烧死。火刑场上，胡司最后1次拒绝了“悔罪即可免死”的诱劝，英勇就义。

【胡司战争的爆发】 熊熊烈火虽将胡司的躯体化为灰烬，可他那不死的灵魂却把罗马教会推入燃遍整个捷克大地的万丈烈焰之中。捷克人民得知胡司殉难的消息后，立即掀起反抗教会统治和外族压迫的浪潮。首都布拉格市民捣毁教堂，驱逐德国教士；乡村农民奋起夺取教会地产，各地接连出现暴动、起义。许多捷克贵族、特别是小贵族也对罗马教皇和德皇的行径表示不满，组成抗议同盟，并乘民众反抗之机夺取教会土地。至1419年，捷克人民反封建教会的烈火愈燃愈烈，终于汇合成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战争。 7月30日，传教士约翰·哲里夫组织布拉格市民发动起义。起义迅即扩大，除大贵族外，捷克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加进来，使其具有了民族战争的性质。由于各自利益不同，目的各异，起义队伍不久就形成两个基本派别，即温和的圣杯派和激进的塔波尔派。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圣杯派主要是由市民阶级、小贵族和富裕农民组成。他们提出“布拉格4条款”作为行动纲领，要求摆脱德国人的控制，没收教会财产，宗教平等，传教自由，以捷克民族语言传教布道，俗人亦可用酒杯领圣餐，以胡司派教会取代罗马教会。而以南部山城塔波尔为中心的塔波尔派的基本成员为农民、矿工和城市平民。他们没有提出统一的纲领，但普遍要求消除等级特权、废黜国王，取消租税和封建义务，没收地主土地，分土地给农民，建立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平等互爱的共和国。

【英勇奋战，悲壮失败】 1420年春，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纠集10万人马，穷凶极恶地扑向捷克，企图一举扑灭起义的烈火。以塔波尔派为主力的捷克军民在军事统帅约翰·杰式卡的指挥下，于布拉格附近的维特科夫山迎战来犯之敌。他运用链环战车战术大胜十字军骑士，取得辉煌战绩。此后，他又分别于1421和1422年连续粉碎第二、第三次十字军的讨伐。然而，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胡司运动内部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在运动中获取大量教产，把持城市政权的圣杯派认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了基本满足，开始对坚持反封建斗争的塔波尔派持极大的戒备心理，惟恐塔波尔派的发展会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竭力遏制胡司运动的发展。两派之间分歧日深，摩擦不断，终致分道扬镳。 1427年，普罗可比兄弟接替阵亡的约翰·杰式卡，率领民众大败第四次十字军进攻，并主动出击，进至匈牙利、萨克森、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地。罗马教皇与德国皇帝孤注一掷，公开叫嚣要“洗劫、焚烧乃至彻底摧毁捷克”，并发动了第五次十字军进攻，结果仍遭惨败。他们不得不采用招抚诱降之策，行离间分化之计，与圣杯派达成妥协，同意已被没收的教产不必归还，俗人领圣餐时可与教士一样用圣杯饮酒。圣怀派投靠了罗马教会，向同胞塔波尔派举起了屠刀。1434年，里旁战役中，寡不敌众的塔波尔派遭到失败，普罗可比兄弟英勇战死，万余战士壮烈牺牲。至此，胡司战争基本结束，少数塔波尔残部仍在各地坚持战斗。

胡司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战争之一。这场战争在时间之长、斗争规模之大、军事组织之完善和斗争精神之顽强等方面，都是以前欧洲任何农民战争所不具备的。它给以教皇、德皇为首的教俗封建阶级以沉重打击，保证了捷克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独立，促进了捷克民族文化的发展及民族精神的弘扬。胡司的先进思想和塔波尔派的伟大实践对欧洲各国，特别是百年之后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及德国农民战争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