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辉煌灿烂的东亚文明


公元7世纪前后，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由中国、朝鲜、日本等国构成的东亚封建文明进入了1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时代的中国大陆文明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在中国先进文明的带动下，此时的朝鲜、日本分别通过统一战争和政治改革的途径进入封建时代。东亚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儒学和佛教的昌隆与流传更构成文化上的共同特征。

中国封建文明的顶峰时代

【隋唐大帝国的兴起】 6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中国南北统一趋势逐渐凸现。北周勋臣杨坚于581年篡权灭周，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581-604年）。文帝次子杨广阴险狡诈，杀兄弑父，篡得帝位，是为隋炀帝（608-618年）。他荒淫无度，暴政天下，征徭役，凿运河，筑宫殿，修长城，三伐辽东，祸国殃民。617年，唐国公李渊起兵太原。618年，隋炀帝杨广毙命扬州。李渊自立为帝，是为唐高祖（618-627年），建都长安，开始李唐王朝统治。在次子李世民的辅助之下，唐高祖迅即平定四方。627年，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登基为帝，是为唐太宗（627-649年）。他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 。而后又有武则天（690-705年）、唐玄宗（712-756年）等有为君主治世，使得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扩展，社会繁荣。从而将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文明推向顶峰。 中唐以后，帝王昏愦，奸贼当道，藩将造反，唐朝陷入“安史之乱”，并迅即结束了繁荣时代。唐王朝逐渐衰败。最终在黄巢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走向灭亡。在隋唐两大帝国统一时代之后，中国又经历了五代十国50余年的短暂分裂局面。960年，赵宋王朝建立，中国再次进入统一时代。

【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就封建经济的本质特征而言，已达至顶点。唐王朝在北魏、隋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施行既保证了农民有一定的耕地，又限定了租税额度，从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工商业繁盛、城市不断兴起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又一特征。唐代水路以大运河为纽带，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江，南北纵横，东西沟通，全国各大水系联结为一体。

【强固而规范的政治体制】 唐承隋制，又不断完善。唐朝中央政府机关的主体构架为3省6部制，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改变秦汉时代1人为相，权势过重的局面；且3省6部的职权及运作复杂精密，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制约。此外，中央还专设御史台，专司检举弹劾百官的失职不当行为。地方行政框架主体为州、县两级，县下再设乡、里。为了监督地方，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10道。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修订律法，建成较完备的封建法制体系。唐太宗时，颁行由房玄龄等修成的《唐律》、《唐令》，高宗年间又令长孙无忌诠释《唐律》，撰成《唐律疏议》30卷。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为重要、最为完整的律书。唐代的法律以其成熟的模式和规范，奠定了后世历代封建法律的基础。被世界所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在唐代时期形成的。 科举制的施行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要通过考试，择取较有才能的文人为官的国家。它一改秦汉乡举选官制和魏晋九品中正制所形成的以门第身份为任官重要依倨的弊政，削弱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破除各种社会限制，拓宽选拔官吏的途径，建成一种相对合理的人才网罗渠道，为庶族中小地主参政掌权提供了机遇，从而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

【博大而绚丽的文化】 唐代是中国文化辉煌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的时代。 唐朝的思想界相对活跃，儒学、佛学和道学3家并立，皆有发展。唐朝儒学的发展以经学为主。在政府的倡导组织下，先后有《五经正义》、《九经正义》刊行，流传全国，并成为科举考试的课本依据。在唐朝前后，源自西土印度的佛学完成了与中国魏晋玄学融合的过程，出现了佛教中的中国流派—禅宗。源于中国本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教也十分兴盛。在相互取资的情况下，构建起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 唐朝史学成就巨大，一是先后编成前朝8部正史，占中国24史的1/3；二是开创了传世典制史书的3种体式，丰富了中国史学著述的体例；三是出现了刘知几这样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其著述《史通》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唐代文学绚丽多彩，成就斐然，其中尤以诗歌最为光彩夺目，其成就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皆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著名诗家如璀璨群星光耀千秋，其中有悠然恬美的田园诗人，如王维、孟浩然；有以雄壮豪迈的边塞诗而著称的高适、岑参；有构思奇特，别树一帜的才子李贺；有表意婉曲、诗文并茂的李商隐；更有名冠诗坛的天才大师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李白诗歌内容宏富，气魄豪迈，形象雄伟；杜甫和白居易则忧国忧民，哀黎民苦难，叹朝政黑暗。除诗歌外，唐朝还形成了词、传奇小说等新的文学体裁。特别是中唐后，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发起的提倡古文（即新散文体）运动，摈弃六朝以来讲求声韵、词藻、内容空洞、形式僵硬的骈体文，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宛如一座巨大宝藏的唐朝艺术，令人目不暇接。唐朝乐舞高贵典雅，雄壮威武。乐分坐、立两部；舞分健、软两种。梨园的开创，使中国有了第一座专业的艺术学苑。唐朝绘画流派各异，画风创新。人物画，初唐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2人比肩而立，中唐有吴道子异军突起。山水画，北有李思训，南有王维，其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开创文人画派。敦煌壁画泥塑、龙门石雕皆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艺术的珍品。欧阳洵、颜真卿为两大书圣，各成一体，为后世宗师。 科学技术的发达是唐朝文化昌盛的又一体现。天文、数学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一行和尚，其成就众多，恒星移动现象的发现、子午线长度的测定、《大衍历》的编成对中国天文历法水平的提高有重要贡献。“药王”孙思邈著有《千金方》，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规模宏大的唐长安城、巍然壮观的大雁塔是唐朝建筑艺术的杰出典范，也是古代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白洁精美的邢州白瓷、晶莹光泽的越州青瓷及色彩鲜活艳丽的唐三彩，代表着唐朝制瓷的高超技艺。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人类印刷史上的伟大创举。

二、朝鲜半岛的统一与封建社会的开始

位于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北面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南面与日本隔海相望，是东亚中古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

【古代朝鲜】 自远古旧石器以来，朝鲜半岛与大陆就有密切的联系。半岛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巨石文化与大陆辽东、山东等地同类文化基本一致。北部因受大陆文明影响较深，最早出现国家雏形“古朝鲜”。西汉初年（公元前195年），中国燕人卫满率部属千余人徙至古朝鲜。 公元前后，在三韩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分别兴起百济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原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丽部落联盟也由辽东迁徙到鸭绿江两岸，以今吉林集安为都城，形成高句丽政权。公元4世纪左右，中国大陆政局动荡，战乱不止，高句丽广开土王便大力向南扩张，攻占乐浪郡属地，进至大同江一带，迁都平壤。朝鲜半岛遂形成西南部汉江下游的百济、南部庆州一带的新罗和北部高句丽3国鼎立对峙角逐的局面。3国之中，新罗发展较快，国势渐强，660年，唐军与新罗军联手作战，一举攻灭百济。667年，联军又乘高句丽内乱南北夹击，次年灭高句丽。唐帝国随即在朝鲜半岛设置安东都护府。676年，唐朝政府被迫迁走安东都护府。新罗遂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

【封建文明的建立】 统一整个半岛之后，新罗王朝大规模引进、吸收中国大陆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使封建制度在朝鲜全面确立。687年，新罗王朝实行禄邑制，722年，又实行丁田制。确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基本框架。而后新罗统治者参照中国隋唐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于8世纪中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官僚统治体制。9世纪末年，新罗王朝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10世纪初，弓裔借农民起义之势，自立为王，在半岛北部建后高句丽政权。西南戎将甄萱割据自雄，建后百济国。新罗王朝龟缩于东南一隅之地。3国鼎立的局面重新复现，史称后三国。

【高丽王朝的建立】 918年，弓裔部将王建发动政变，篡权自立，国号高丽，立都松岳（今开城）。不久，王氏高丽便举兵南下，除灭新罗和后百济，重新统一朝鲜半岛，再建封建王朝统治。976年，高丽王朝颁行“田柴科”制，确保了国家根基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都有新发展。12世纪初，田柴科已无法维持，公地良民大批大批地沦为与奴隶无异的部曲贱民。农民、贱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南有亡伊、亡所伊大起义，北有妙香山起义。高丽王朝的统治基业开始动摇。 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动荡，是制约朝鲜半岛封建统治稳固与否的又一重要因素。10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中国东北地区契丹、女真、蒙古政权相继崛起隆替，每每给高丽造成巨大冲击。面对这些北方游牧民族铁蹄的不断践踏，高丽王朝怯弱无能，一一议和，称臣纳贡，苟安求存。但英勇的朝鲜人民不甘屈辱，奋起反抗，先有10世纪爱国将领徐熙率军民奋起抗击辽军，后有13世纪“三别抄军”据险抗战，破坏蒙元帝国利用朝鲜为根据地、实现东侵日本的战略意图。1274年，高丽王朝竟与蒙元大军联手，进剿义军，残酷镇压民众武装。

三、大化革新与日本封建文明的建成

日本是位于东北亚的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座大岛及附近数百座小岛组成。西及西北，分别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虽弧悬海外，但日本自古以来与中国、朝鲜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往来，正是在大量吸取大陆文化的基础上，日本古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前封建时代的日本】 早在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就有原始人类生存。距今1万年左右，日本开始进入以绳纹式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日本列岛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弥生式文化时代。2、3世纪之交，女王卑弥乎统治的邪马台国逐渐强盛，统属着2、30个部落和7万居民。3世纪中叶，大和国家兴起于本州中部，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大王（天皇）为日本大和国家首脑，依赖中央、地方的氏姓贵族统治全国。大和统治阶级将被征服的部落居民，按照“部”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部民制”遂成为日本奴隶社会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中央朝廷与地方豪强、中央大贵族各个集团间的纷争也愈演愈烈。6世纪前期，先有筑紫国造盘井掀起的大规模地方叛乱，史称“盘井之乱”；后有苏我氏与物部氏两大家族为控制朝政而展开的火拼。由于各种危机的迫使，大和国家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变革。

【大化改新】 593年，圣德太子出任推古朝摄政（593-621年），积极推动社会变革。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圣德太子又揉杂儒、佛、法诸家要旨颁行“宪法十七条”；以“笃敬三宝”倡导佛教来醇化社会宗教生活，补充、完善传统宗教“神道教”的功能。607年，他又遣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出使大陆。其目的，一是建立起与中国直接交通的新格局，改变以往主要通过朝鲜半岛的旧体制；二是谋求建立与隋朝地位对等的外交关系，改变传统的单方朝贡、请求册封的藩属地位；三是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随使团前往大陆学习，以期全面系统地摄取大陆先进的文物、制度、技术。日后陆续归来的赴中国留学人员，如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等，设帐讲学授业，培养出一批眼界开阔、志向高远的人才。然而圣德太子的所作所为主要着眼于文化观念的层面，未能触及部民制度，对消除当时各种社会积弊并无多大促进作用。当时日本氏姓贵族豪强“各置已民，咨意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已财”，且相互“争战不已”。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以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为首的一批年青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矢志以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为典范，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于645年发动政变，一举翦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大化2年（646年）元旦，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不断向前发展。652年，大规模的班田工作基本完成，实行“班田收授法”。668年，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672年，天武天皇继位，亲临朝政，万事独断，将天皇专制集权政治推至顶峰。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将取得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68年，中臣镰足奉命将大化以来天皇之诏令编纂成日本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81年，天武天皇下令编纂成《飞鸟净御原朝廷令》；701年，又制成《大宝律令》，凡律6卷，令11卷；718年，修改增删《大宝律令》，制成《养老律令》，律、令各10卷。至此，日本已成封建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从而使日本社会迈入了封建文明的发展时代。

【奈良、平安时代】 710年,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始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奈良时代”（710-794）。此期间，日本与大陆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新罗、渤海尤其是大唐帝国的外交往来。特别是鉴真和尚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律宗，日本佛教更见兴隆。此时的日本社会，俨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之中。8世纪初，日本政府手中未班土地的数量日蹙，为了增加耕地，723年，天皇颁布“三世一身法”，743年，天皇又颁“垦田永代私有法”，承认垦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同时，中央集权体制因日甚一日的内讧而逐渐被削弱。中央有藤原氏家族擅国政，世代外戚，权倾朝野，屡乱国政。8、9世纪之交，虽有桓武天皇大行改革，重振朝纲，但已无法恢复往昔之盛况。 794年，天皇由奈良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史称“平安时代”（794-1192年）。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班田制度逐渐废止不行，土地私有制阔步向前，庄园制度方兴未艾，发展迅猛。大量小庄园主为避国家干预，纷纷将自己土地悉数寄进给权门势家或寺院、神社，形成“寄进系庄园”。11世纪时，作为天皇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的班田制度彻底崩溃。伴随经济体制的变化，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天皇国家的政治体制也都逐步发生变革，寻找新的存在形式。朝廷内部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外戚与历代天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先后出现“摄关政治”和“院厅政治”两种变异形态。中央渐失对地方的控制，国郡地方的统治体制也被个别皇族、公卿和寺社执掌的“知行国制”所取代。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扩大实力，地方豪强将家族仆从男丁武装起来，组成血缘关系和主从制度相结合的军事集团，其成员为武士。这些新兴的武士集团不仅是豪族统治地方的武装力量，也逐渐介入中央朝廷和摄关家之间的争斗，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取依靠的重要力量。

【公武政治与幕府体制】 11世纪初，日本地方武士逐渐形成两大集团。一为关西平氏，一为关东源氏。11世纪下半叶，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集团势力强劲，一度控制朝政。1181年，平清盛死，关西平氏集团势力骤衰。1185年，以源赖朝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击垮平氏集团，控制中央政权。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设将军幕府于镰仓，史称“镰仓幕府”（1192-1333年），开始了武家政权的统治时代。日本由此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公武”并立、将军专权的二元政权体制。镰仓幕府设政所、侍所和问注所3大机构，各置长官，辅佐将军执掌全国的政治，军事和司法大权。幕府派遣守护和地头进驻地方，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掌管庄园事务。将军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将军和武士所结成的主从关系，称为“御家人制度”。1232年，幕府制定有关武士的成文法规《贞永式目》，不仅是幕府统治御家人的基本法则，也是广泛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施政大纲。由于统治阶级各个集团、阶层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日本社会的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也获得一定的发展。 14世纪初，镰仓幕府的统治体制出现危机。1333年，心怀大志的后醍醐天皇乘幕府内乱势衰之际，联合部分不满武士，起兵讨伐幕府，以图恢复天皇权力。经一番争战，镰仓幕府垮台，天皇政权恢复，年号建武，史称“建武中兴”。但不久，实力强大的武士贵族足利尊氏崛起，废黜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政权，入主京都，自立为征夷大将军，设置幕府，开始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时代（1336-1573年）。后醍醐天皇不甘失败，逃至吉野，另立朝廷，与北方京都室町幕府及所挟持的天皇相对峙，史称“南北朝”（1336-1392年）。室町幕府以同族和亲信为各国守护大名，赋其极大权限，使之成为执掌一方军政、司法、财税的大封建主。幕府政权只是一个各地守护大名组织松散的联合体。1467年（应仁元年），围绕第八代将军的继嗣人选，各地守护大名分裂为两大阵营，展开激战达10年之久，京都被夷为一片焦土，史称“应仁之乱”。此后，日本社会进入“战国时代”。

四、儒学的弘杨与佛教的流传

中古时代的东亚文明，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发展起博大精深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文化系统。构成这1系统的两大支柱是儒家学说和佛教信仰。它们二者的演化流变，使东亚地区形成了相对一体化的封建文化风格。

【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化】 儒学是中国春秋时代哲人孔子所创建的政治伦理学说，战国时代经孟子继承、发展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始，儒学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体系，并随之发展成各种流派。如汉朝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经学以及谶纬之学；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阐释儒经的玄学；唐朝有韩愈的“道统”学说；及至宋、明又出现了兼取佛、道观念的程朱派与陆王派的理学，终将儒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大为巩固；清代仍有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以韩愈、朱熹为代表的唐宋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韩愈对只讲个人修养身心，不管社稷天下的佛教出世观念大加鞭笞，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韩愈的“道统”学说被宋代儒学继承发展，形成“理学”。宋理学始创于周敦颐和程颢，由朱熹集大成。宋朝理学是孔孟思想在封建经济充分展开条件下的演变与发展，更符合地主阶级在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形势下，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思想，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学的意义也不仅局限于中国，而且也越出国境，传至周边地区，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社会生活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儒学在朝鲜、日本的传播】 据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诗经》、《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便已传入朝鲜。3国时代，儒学被各国视为维护加强王权的思想工具。4世纪，高句丽和百济分别设立太学，传播儒家学说，建立儒学教育制度。约6世纪，新罗统一半岛后，出现了学习儒学的热潮。682年，新罗设国学，置博士、助教传授儒经，培养贵族子弟，甚至国王也“亲幸国学听讲”。788年，仿唐朝科举，新罗设读书三品科，试以儒经，合格者分3等授官。8、9世纪之交，大批朝鲜留学生赴唐研习儒学，其中佼佼者还考中唐的进士或状元，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鸿儒。高丽王朝对儒学的尊崇甚于前朝。李朝建成之初,专制皇权空前加强，在文化上，李朝取抑佛拨儒，积极提倡程朱理学的政策。开国元勋郑道传早在高丽末年就倡导斥佛扬儒之说，著有《佛氏杂辨》1书，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传布朱子学原理。15-16世纪，又有权近、郑汝昌、李 等朱子学大家，更将程朱理学奉为至美学说，成为李滉朝维护天下的精神支柱和统治思想。 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据日本《古事记》载，公元284年，百济王子阿直岐来到日本，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次年,阿直歧荐王仁来日，献《论语》、《千字文》等籍。6世纪初，继体天皇渴求儒学心切，曾要求百济王定期向日本遣派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儒学入日本后，迅速被日本统治集团所接受，日益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施政育才和陶冶醇化民俗的基本文化规范。676年,日本政府设大学寮，“凡博士、助教皆取明经堪为师者”，以儒经为教学之本。710年，《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1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9世纪晚期，摄政藤原基经“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幕府时代初，新兴武士阶层为适应政治需要，将儒学思想、伦理规范与将军同御家人的关系紧联结为1体。《贞永式目》规定武士必须“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南北朝时代，日本接受程朱理学，并开始逐步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家学说，及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宋儒理学发展到极盛。最早用日文宣讲宋儒理学的是藤原惺窝，其著作《四书五经倭训》便以朱注作为依据，被誉为“日本朱子学之祖”。他有门徒百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都是名冠一时的朱子学家。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将思想控制作为维持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聘用鸿儒藤原惺窝讲解《贞观政要》，录用林罗山为将军侍讲，参与政要。5代将军德川纲吉亲自向大名讲授儒经200余次，并建孔子圣堂。6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儒学家新井白石，结成君臣鱼水之交。各地藩主也都大兴儒学，聘学者，刊儒籍，设藩校。日本朱子学派之所以受到江户幕府的重视，就在于它竭力宣扬的“大义名分”理论与幕藩体制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极为吻合。日本学者鼓吹“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分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人有4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在幕府强制推崇下，日本朱子儒学广泛而深刻地渗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幕府官方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佛教的流传及中国化】 佛教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其历史命运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颇为相似，虽未能在原初诞生之地得以长久存在，却在其他地区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佛教的流传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方向。南传佛教是以坚持原初教义，主张自我修度的小乘佛教为主，主要是先流传至斯里兰卡，后传布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塞等东南亚各国，其佛教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坚持自我修行的自利与普渡众生的利他相并重，主要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及越南，其经典属汉文系统与藏文系统。 大约公元前后，佛教由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此后中国遂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地区。2世纪中叶，东汉一些王公贵族认为佛教与黄老之术相近，都主张清虚，乃将两者结合起来，如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恒帝刘志也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民众苦难，期望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加之统治者倡，佛学遂得以广兴。当时佛经汉泽兴盛，寺院修建普遍，信徒增加，名僧辈出。也正在此时，佛教教义与儒、道观念在相斥相融、交错互动的复杂关系中相互取资、相互浸染。一方面佛教的传入和普及，对中国以儒、道为主的本土文化产生极大触动，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佛教吸取儒、道某些观念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如著名佛僧道安、慧远等就是用魏晋玄学大师王弼、何晏所创立的“贵无学派”的思想体系来阐释佛学中的般若经典。而一般民众则将佛教宣扬的人生无常、无我、皆苦与儒学宣扬的贫而无怨、富而不骄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加以沟通。 隋唐时期，在中原流传广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等，同时在西藏地区有喇嘛教。其中以禅宗、净土宗和喇嘛教最为畅行。禅宗，因主张禅定，概括了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相传其创始人为菩提达摩。该宗后分成两派，北派宗师神秀，南派宗师慧能。禅宗北派持渐悟说，主张通过长期苦修逐渐觉悟成佛；禅宗南派持顿悟说，认为佛在心中，觉悟不假外来，净心自悟就可成佛。禅宗南派这种简明直接的得道理论是对以往佛教繁琐教义的重要革新，又因其提倡修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故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中唐以后，禅宗南派不仅成为禅宗正统派别，而且几乎取代佛教所有教派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净土宗创立于唐朝，宣称众生信仰阿弥陀佛，并一心专念此佛名号，死后即可升往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因该宗修行方法简单易行，普通百姓都可接受，故在民间广为流行，后与禅宗合流。喇嘛教，是流传于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大乘密宗与当地苯教长期相互影响的产物。它是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重要支派。今主要流传于藏、蒙、土、裕固、纳西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共和国和西伯利亚等地。 作为一种外来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佛教所秉持的那种寄期望于来世的出世思想，“万物皆空”、“众生平等”的观念与儒学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和重人伦的纲常观念相悖，二者间自然产生种种矛盾、抵触和抗衡；但佛教不介入政治、不觊觎政权的倾向和因果报应、忍耐、顺从、寡欲、善行的主张却为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佛教不断吸收儒学因素，倡行戒孝合一，鼓吹心性之学；吸收道教中的老庄自然主义和仙家方术。这无害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又有利于专制秩序的强化和巩固。佛教在中国的长期传播发展，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外在面貌和内在机制，又使自身中国化，因此，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佛教在朝鲜、日本的传布】 三国时期的朝鲜从中国输入佛教，高句丽为372年，百济为384年，新罗为518年。新罗统一朝鲜后，佛教隆升为国教。650年，新罗僧人义湘赴唐学求《华严经》，归国后奉旨在太白山建浮石寺，成为朝鲜华严祖师，后又被高丽王朝谥为“国教国师”。740年，新罗僧人审祥赴日宣讲华严宗教义，开创日本的华严宗。大陆的佛教流派对半岛影响甚巨，7世纪时，新罗佛教有5个教派---5教；8世纪后，又形成禅宗系统的九派----九山。 高丽王朝时期，宣扬护国护王思想的佛教更得君王青睐。高丽王朝始祖曾在其施政纲领《十训要》中明申：“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甚至在未立宗庙之前，就先建造了法王寺等10座寺院。王都开京一度有佛寺70座，几成为1座佛都。高丽国家设僧科，由国家授予僧侣不同级别的宗教职称，赐给田柴科。获得王师的高僧常常直接参与政事。历代君王不仅常至寺院作佛事，且派王子或至戚出家为僧，任僧科要职。高丽王朝常斥巨资，召集精工巧匠雕刻佛经，为镇护国家社稷之宝。这种行为虽近痴迷，但推动了朝鲜雕板印刷业的发展。 李朝建立后，扬儒斥佛，程朱理学超越佛教，成为朝鲜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佛教日趋衰落，但影响并未消失，它已渗透到古代朝鲜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 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经大陆传入日本民间社会。552年，百济使节又将佛像、佛经带入日本。6世纪晚期，大和国家上层集团就出现崇佛、反佛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物部守屋为首的反佛派，佛教遂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传播。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诏书，后在“宪法17条”中明令“笃敬三宝”，佛教信仰由个人私事转化为国家公务。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加速引进大陆文化，在遣唐使的队列中常常可见求法僧的身影。中国佛教各宗也纷纷传及日本。日渐昌隆的佛教与日本国家政权的结合愈发紧密，“护寺镇国，平安圣朝，以此功德永为恒例”的佛教宣传深得统治者的赞赏，“诚欲赖三宝之威灵，乾坤相泰，修万代之福业”。奈良时代，法相宗十分流行，其代表行基和尚周游城乡，教化众生。信从者“动以千数”，“争来礼拜”。后行基任全国大僧正。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唐朝中国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 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天台宗秘传而归日本，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盛极一时。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为日僧空海求法长安时由中国高僧惠果所传授。密宗主张“三密加持”即身成佛，即口诵真言（咒语），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一心向佛，认认真真，即可得道。13世纪后，日本佛教本土化倾向加强。亲鸾将早已传入的净土宗改造成为净土真宗（也称一向宗），该派强调内心的坚定信仰，戒律比较宽松，允许僧侣娶妻食肉，主张不分老少贵贱，皆可进入极乐世界。这种包含相互平等观念的宗派在民间甚为流行，却遭到官方的压抑。此外，僧人日莲革新天台宗，创立日莲宗，主张返补归真，恢复佛经本原精神，方可“立正安国”。该宗对其他各宗持斥责态度，视禅宗为天魔、真言宗亡国、律宗为国贼，并以“两目并现，薄蚀无恒；黑白二虹，表不祥相”的说教指责幕府政权，为历代将军所恶，并予以严加控制。佛教在日本化的过程中，与豪族关系密切，许多贵族子弟进出寺院，出现“权门座主”的现象，使佛教贵族化倾向加剧。同时，佛教与日本传统神道信仰的交融日甚，宣扬天照大神乃大日如来之化身。佛、神二教趋向合流。 镰仓幕府时代，融合了儒道两家某些思想，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的禅宗在日本成为主流宗派。12-13世纪之交，日僧荣西和道元先后将中国禅宗南派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深得幕府和武士阶层欢迎，成为官方教派。特别是禅宗传入日本后，实行严酷的坐禅纪律，对于日本人恭顺、服从、自律和肉体忍受精神，以及武士道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佛教也深深契入日本社会结构之中，成为日本人的生活信仰，并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