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思想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从事这项科研工作的,是历史系吴乃恭(1925-)教授。1952年8月-1953年1月,吴乃恭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前苏联专家进修哲学课程;1956年8月-1958年2月,又赴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谦之、周辅成、梁启雄诸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先秦诸子。返校后至今,一直为历史系、政治系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等课程。
  吴乃恭以儒家学说为研究重点,范围所及,包括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直至清季、近代。对于儒家的每个重要人物,他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独到的视角和见解。人性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派言必及之的根本理论问题之一。在《荀子性恶论新议》一文中,针对我国学术界流行的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天生性恶的看法,吴乃恭根据荀子的"顺是"这一关键用语,提出了荀子性恶论的真实主张乃"后天性恶"的新观点(《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与此同时,关于儒家道德的现代转换问题,他也发表了自己的重要看法。在由国际儒家学术联合会举办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和"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上,吴乃恭宣读的《略论孔子仁学》和《儒家道德与21世纪育人》两篇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并分别被收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编辑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儒学与廿一世纪》这两部大型文集中。
  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新儒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影响堪称巨大。随着清代实学派的登场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关朱子学的评价问题,哲学思想史界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歧见当中的两大基本对立,表现为对朱子学的或否定或肯定的两种极端舆论中。在《评朱熹理学的社会作用》一文中,吴乃恭并没有回护朱熹理学中所表现出的迂腐和残忍。但是,他同时也主张要对朱熹理学维护经济制度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反对给朱熹理学带上"反动"的帽子,而主张对朱熹理学中的理性和精华,如反佛、自然科学成果、一分为二的自然之理、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等,均应给予同情的理解并批判地继承之。他的观点,公正而客观,论文则被收入《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
  吴乃恭教授的研究,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梳理钩沉和对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该学术风格,几乎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始终。多年的刻苦积累和笔耕不辍,使吴乃恭教授在晚年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辉煌期。除了颇具影响的数十篇论文外,他还先后出版了《儒家思想研究》(40万字,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宋明理学》(39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孟子》(25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几部重要著作,甚至在77岁高龄时,还推出了一部力作--《船山理论范畴》(44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部耗时五年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手工劳作,除了其本身会产生可以预想的学术影响外,也给晚生后学,作出了很好的垂训和示范。
  1989年-2000年间,吴乃恭一直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1992年1月又被"国际中国哲学会"聘为中国大陆东北资讯中心学术顾问,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思想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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