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3日，应历史文化学院邀请，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刘建辉教授、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王中忱教授来我院作学术交流，并作为嘉宾参加东亚史学团队的学术对谈。两位教授分别为团队成员及与会师生作了题为《东亚二百年—重构近代文化史的必要与可能》、《民族意识与知识产生：<禹贡>学人的疆域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韩东育教授主持。报告会开始前，校长刘益春为刘建辉教授颁发了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聘书。
        刘建辉教授在报告中，阐述了“近代东亚文化史”的意涵，并首先提出其“200年史观”，即，时间上为19世纪初至今，空间上包括由儒学、汉字、道教所构成完整的东亚文化圈。他认为，近代东亚乃接受西方文化的共同体，东亚四国在相互支撑、相互借鉴的状态中，完成了文化的转型。在200年中，如果将东亚切割成各国的国别史，就无法再现真实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方法应从比较研究转换为综合研究。接着，他从概念、语言、自我认同、文学、文化、旅行六个方面，论述了东亚文化构筑的必要性。最后他指出，东亚文化史构筑的必要性在于，近代东亚似乎拥有一个共同的他者——西方。但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东西方对立，却在东亚内部被转换为缩微式“东-西”对立；而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启蒙与侵略之二重属性，也在东亚地区被翻版为日本与邻国间的关系特征。这意味着，跨越国家史学的地域史学与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使近代东亚文化史的重构成为可能。
        王中忱教授在报告中，以《禹贡》杂志为中心，以顾颉刚、冯家昇两位《禹贡》主编为代表  ，探讨了其“疆域”史观的形成动因、具体方法及《禹贡》学人对日本“满蒙”言说的应对与处理。顾颉刚提倡研究“地理沿革”，既是其考辨中国古史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也是对中国遭受外敌凌辱后的反应结果。即：在创建“地理沿革”学科的同时，也对日本东洋学著述中有关中国地理概念的侵略性政治解读进行了坚决抵抗。至于贯穿《禹贡》杂志始终的“疑古”色彩与日本东洋学之关联，王教授认为，顾颉刚是在没有接触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富永仲基‘加上原则’”的情况下提出自己论点的，且三者的学术渊源均与《崔东壁遗书》的再解读有关。当“疑古”逻辑与本民族历史建构发生矛盾时，顾颉刚便与白鸟库吉将中国上古史和日本上古史进行“差别对待”等做法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而顾颉刚强调“真史实”的学术坚持，才构成了《禹贡》和他本人的一贯学术立场。王教授最后指出，学术生产是否应该具备学术自律性，学术评判标准是否包含权力关系，处于反殖民主义立场的学者是否应当参与到生产学术标准的实践中，从而创造一种能够和良性的民族意识互动的学术标准等问题，应该是中外学者需要认真思索的新领域。
        报告结束后，两位教授同团队成员及与会师生就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疆域”概念的演变、和制汉语等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并就师生们的提问进行了现场解答。

相关新闻：